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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静悄悄处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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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7 16:22:5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于静悄悄处抓新闻

作者:郭光华
 

  范敬宜在新闻领域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在发现新闻、捕捉新闻方面的能力,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他说,“我一直主张,写经济建设、经济生活的变化,一定要着眼于那种静悄悄发生的、不为人们注意的,但一经点破之后会使人恍然大。
  从理论上来说,新闻是到处存在的,只是需要一双慧眼去发现之。正如罗丹一句名言: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按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事实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按事物的变化形态,可将其分为“突变型”、“速变型”和“渐变型”几种。一般来说,突变型、速变型的事物,因其变化幅度之烈之大,比较容易被发现,但对于渐变型的事物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梁衡先生说,“新东西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它好比春风吹过田野时,这里那里悄悄拱出的几点草芽……假如朋友们在早春的黄土地上散步,谁要先发现一棵破土的草芽,那必定能给大家带来一阵由衷的喜悦。” 由此可见,新闻的发现力,更多地表现在对那些“悄悄拱出的几点草芽”的发现上。这与范敬宜所说的“静悄悄发生的变化”是不谋而合的。
  可以说,对于生活中那种“静悄悄发生的变化”的发现,范敬宜先生不仅独具慧眼,而且特有招数。首先,他能从大处着眼,于细微处发现变化。范敬宜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说,搞新闻报道,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了解大局,不了解大局,只是一个文字匠。我们倡导“政治家办报”,政治家的特点就是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举其得奖作品《田野静悄悄,地静苗情好》为例。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范敬宜去农村了解“夏锄”情况,采访中发现,上午10点钟的时候,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为什么现在地里没有人了呢?原来,在承包以前,人们都是八九点才出工,而现在包产到户,人们早上四点就出工,等天大亮时已经收工回家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了。所以,范敬宜说,如果不了解大局,不了解以前的状况,就抓不住这个有时代特点的好新闻。可见,能从细微处发现新闻,得益于对大局的了解。同样,《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也是通过将一个公社办公室发生的事,与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局联系起来才发现的。人家说他这篇新闻是睡出来的,范敬宜说,“为什么能‘睡’出来,就因为脑子里有农村的大局。”
  当细微处与整个大局联系起来后,它就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和象征性意味,就能产生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效果。这样,“静悄悄的变化”就巧妙地体现出了时代的巨变。例如关于上海的变化,一些报道的着眼点无非是楼高了,地绿了,天蓝了,车快了等等。但《新民晚报》一位记者向范敬宜讲了三件没有上过报纸和荧屏的事:第一,公共汽车在马路上转弯时不再“敲帮”了;第二,公共汽车司乘人员不再推乘客的腰背了;第三,商店里不再喊话,提醒顾客“注意钱包”了。范敬宜说,这三件事虽小,且不易为外地人觉察,其实反映的却是大问题,即上海市的党政领导,确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这样的新闻完全可以作为报纸和荧屏的头条,很有可能被评为中国好新闻一等奖。当年新闻佳作《上海把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博物馆》即是如此,“最后两辆人力车进博物馆”对于时代而言就极具象征意义。 如果说这些身边的小事对于时代的巨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找出象征物与象征义之间的联系,就是新闻的发现力所在。有学者谈到象征有“传统象征”与“个人象征”两种情况。所谓传统象征,就是在长期的使用中,某一象征物与象征义之间已经构成了稳固的联系,如前面所说的,谈到城市变化就是楼高了、路宽了之类。个人象征则不然,象征物与象征义之间的联系,是个人发现的,是全新的。借用这一说法,那么,范敬宜从“静悄悄处”所发现的新闻,其视角完全是独特的;其事实与意义的联系,是个人的用心发见。
  其次,他善于纵向联系,从比较中发现变化。如果说联系大局,是将新闻事实放到现实的横向坐标上来考察其价值的话,那么,与过去作比较则是从历史的纵向坐标上来确定事物的变动量。渐变型的事实,人们之所以难以发现,就在于没有找到一个参照物。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非事件性新闻的把握上。非事件性的内容,通常是一种大面积的变动,不以突变和速变的形态出现。并且,它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形成的变化。对这样的内容,范敬宜一般是以事物的过去态为参照系。还是以《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为例。据范敬宜回忆,那一年他去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在公社办公室住了两天未发现什么新闻线索,到了第三天睡觉起来,他灵感一来,对陪同的宣传干事说:“我可发现大新闻了。这三天,我们接过一个电话没有?有一个来上访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大新闻。”显然,这又是一典型的从“静悄悄处”发现的新闻。其发现力,除来自前面的具有“大局”意识外,还有就是来自他对农村过去情况的了解。范敬宜说:“我知道,像这样的贫困乡,在过去晚上电话很忙,不是搞形式主义,催进度、要报表,就是上访、吵架。越穷的地方越出问题,邻里之间为了一个鸡蛋也会打起来。”他找到公社老秘书进一步证实:以前在办公室根本睡不了觉,电话不断,老百姓一大早就来“堵被窝”哪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安稳稳。承包以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少了。
  通过与过去情况的比较来确定事物变动的量,这成了范敬宜发现新闻的重要方法。如《夜半钟声送穷神》。这条新闻是这样发现的:范敬宜到这个村子采访,夜晚在村头散步,突然前后农家传来了清脆悦耳的挂钟打点声,钟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山村的寂静。他联想到这个村长期贫困,温饱都没有解决,哪有钱买挂钟?实行包产到户后,家家响起了钟声,这是多大的变化!他马上以此为题材,传达出农村在新形势下“送穷神”的新信息。又如《过去统计“有”,现在统计“无”》。这是他在1995年国庆前夕写的一篇体现祖国巨变的报道。他与来自辽宁贫困山区的建昌县委宣传部长相遇,问全县农村拥有多少台电视机,不料对方回答说这种提法过时了,过去是统计多少人家有电视机,现在生活富裕了购买电视机的人家多了,未买电视机的只是少数了,统计没有电视机的户反而容易了。这项指标统计方法的变化,就让范敬宜感到了农村的巨变。
  最后,范敬宜很善于选择一个好的比较点。如果说从横向的把握与从纵向的比较,是确立了事物变动的质和量的话,那么选择到一个好的比较点,就是找到了对这种变动的解读方式。犹如找到了一个能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能从身边小事体现出社会的巨变。清人刘熙载说过:“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社会的变化,只要用心,可以在很多细小之处感受得到,正如梁衡所比喻的,就像刚刚破土的草芽之于春风。从新与旧、今与昔的对比中见出变化,固然是新闻发现力的体现,但找到好的比较点,更能见出新闻发现的功力。如关于农村的变化,“睡了个安稳觉”、“夜半钟声”、“统计方法的变化”等等,又如关于上海的变化,“不再敲帮”、“不再推背”、“不再喊话”等等,都是很好的比较点。这都是我们身边普遍存在的变化,往往因为太为人们所熟悉而令人熟视无睹,难以察觉。一些人谈起变化,很习惯地陷入思维定势。如谈上海的变化,无非就是楼高了,路宽了,地绿了,天蓝了,车快了等等。这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很容易禁锢人们思想,局限人们的视野,影响人们的新闻发现力。
  范敬宜的新闻发现力,得力于他对基层生活的深切了解。他说过,作为记者,要抓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深入基层,就只会说些套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此言也可用来概括范敬宜的新闻发现力:入乎其内,他对事物的变化了解细致入微;出乎其外,他又能放眼全局,联系时代,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事物变化的本质。这样,即使是静悄悄的变化,同样也关连着时代的巨变。
  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梁衡:《在春风中寻找破土的草芽》,《传媒》2001年第1期。
  刘鉴强:《如果有来世,还是做记者》,《新闻记者》2002年第6期。
  范敬宜:《人到晚年学说话》,《中华新闻报》200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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