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颂》诗扇亲见记

管季超0712

《人生颂》诗扇亲见记

贺卫方

一九八二年，钱锺书先生以他的一篇英文旧作为依据，重写并以汉语发表了那篇论述晚清中西文学因缘的论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改定本载《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初版，一九九四年修订本，页一三七 －一六七）。文章对于美国诗人郎费罗（HenryW. Longfellow）的诗作《人生颂》经由英使威妥玛译为“有章无韵”的汉语，又经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当家副部长”的董恂剪裁为七言诗的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了精湛的解说和分析。从文章中，我们得知，这篇“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的译文被写在一把扇子上，似乎是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赠送给了作者本人。郎费罗在日记中记此扇系一位“中华达官”所送。钱先生判断这位官员应为董恂本人，有关文献中所谓“Jung Tagen”（容大人）或为“Tung Tajen”（董大人）之误。钱先生说：“……《人生颂》译文和那把‘官老爷扇子’（mandarin fan）上面写的是一是二，有机会访问美国而又有兴趣去察看郎费罗的遗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      钱先生的文章发表已近十五年。管见所及，似乎尚没有人去实地察看过那把扇子，至少未见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容大人”究竟是否系“董大人”之误？扇上的文字与中国文献上的记载是否一致？甚至，那把扇子是否还存世？这些小悬念都很有必要去解开，虽然它们算不上是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课题。      今年（一九九六）七月，承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哈佛大学的资助，我有机会来哈佛法学院作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偶翻地图，发现郎费罗故居正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此间华人通译为剑桥）市。心中忽然想起那桩“诗扇疑案”，何不利用这大好的机会去看个究竟呢？           见到了诗扇            郎费罗故居距哈佛广场约一公里，在著名的布拉托街（Brattle Street）105号，是一座具有殖民地时代早期风格的建筑。在二楼临窗南眺，隔着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查尔斯河款款东去，风景颇佳。此房建于一七五九年，第一个主人是一位效忠于英国王室的富有军官。美国革命时期，华盛顿曾将此房作为司令部兼住宅。至于郎费罗，则先是从一八三七年起，在此房中赁屋而居。那时，他受哈佛大学之聘担任语言学教职。一八四三年，诗人与阿波顿小姐结婚，岳父索性将此房买下作为给这对新婚夫妇的礼物。诗人居于此，直到去世。现在，此房已列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室中各种物品悉照主人生前情景布置，向公众开放。      本来以为，那把扇子肯定还像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福开森来访时看到的那样，放置在诗人的书桌上。不料，书房看过了，其他各个房间也都看了一圈，扇子却缘吝一面。我不免有些不安，担心那把扇子已经失落。若是那样就太令人失望了，须知我此行仿佛孙行者上翠云山，念兹在兹的就是那把扇子啊。赶忙问那位谈起跟郎费罗有关的掌故来如数家珍的导游。他略有些惊奇，说故居藏品中确有一把来自中国的扇子，但并非寻常陈列品。要看此物，须与馆长联系，择日再来。于是，又与馆长谢伊（James Shea）先生电话联系，确定日期，再次来到故居——这一次是直接来到存放档案的地下室，从藏品架底层一个大抽屉中一堆各式各样的扇子里翻检查看，终于，那把扇子由谢伊先生展示在我的面前。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把扇子居然是该故居的新发现。馆长告诉我，多年来，他们会偶尔接到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有关此扇的询问，但馆中人员惟知曾有此物，其究竟在何处，是否已经灭失，则茫然无所知。三年前，他们在清理地下室时，在一个柜子中偶然发现。他还称我是三年来第一个获见此扇的中国人，令我颇感欣庆。      这是一把竹骨折扇。与人们今天常用的那种相比较稍大些，但比我此前想象者要小。（董恂译文七言三十六行计二百五十二字，篇幅不小，我以为总需要一个较大的空间。）扇骨上有极精致的雕刻，其中一支靠近骨脚处已经折断。扇面为黄底纸饰以冷金。《人生颂》诗文不著标题，楷体书录。上款处盖一闲章，印文难以辨认。下款所署时间为“同治乙丑仲春之月”，署名“扬州董恂”。名下有印章二，白文印“董”，朱文印为“恂”。据钱先生文章，福开森对译诗赠扇的“华国诗人”的书法很表赞赏，说“假如他的译文能和他的书法一样好，那就真是佳作了。”的确，扇面上的书法法度精严，极具功力，那样如同雕版刻印似的小楷实在不多见。以前未曾见识过董恂的书法，因署名下未加“译并书”一类字样，我略有些疑心，这幅扇面是否系“专业”人士代笔写就。           文字出入            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出了钱先生的《七缀集》，以便以其中所引董恂译文与扇面文字相对照。结果发现四处出入，一是“扰扰红尘听鼓鼙”，扇面作“扰攘红尘……”。二是“已去冥鸿亦有迹”，扇面作“……犹有迹”。三是“欲问失帆谁挽救”，扇面作“欲问失风……”。最后是紧接着的一句，“沙洲遗迹可追求”，扇面则为“……可探求”。当时心想，这些出入大概是方jun师著《蕉轩随录》时将其上司的译文随手录来，出现笔误；或者相反，是董恂（或那位代笔人）书写诗扇时的随机改动。虽然这些均属于那类“可以引起猜测而也许不值得考究”的问题，但还是忍不住找来《蕉轩随录》加以核对。出人意料的是，方jun师书中诗文与扇面文字完全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特别对上述第二处出入的“亦”字作出纠正：“‘已去冥鸿亦有迹’的‘亦’字多分是‘犹’字之误”。可是，这个误植无论是在扇面上，还是在《蕉轩随录》中都不存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意识到有必要追根溯源，找到钱先生文章英文底本里的引文加以核对。多亏是在哈佛大学，这里的各个图书馆资料搜集既齐全，检索与借阅又极其方便。我找到了一九四八年由设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的外文期刊Philobilon第二卷第二期，复制了钱先生的英文论文“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对照之下，发现上述四处出入中的后两处在英文论文的引文中尚不存在。那么，“失风”变为“失帆”，“探求”变为“追求”分明是中文论文发表时的改动或笔误。但前两处出入却是在英文论文中已经存在。另外，钱先生在英文论文中更明确地表面他所依据的是《蕉轩随录》的初刊本(“Ithe first edition of 1872.”) 。看来，诗文的出入应当来自辗转抄录中的笔误。           “容大人”或“董大人”            “容大人”之迷在翻看扇子背面时揭开。在扇子背面扇骨处，有一行铅笔书写的英文字： The Psalm of Life”in Chinese by Tung Tajen。馆长以肯定的语气告诉我，此乃郎费罗本人的笔迹。字迹相当清晰，人名第一个字母分明是“T”“T”，与“Tajen”中的“T”的写法完全一致。 “Tajen”中的 “j”也很清楚，并非“g”。钱先生的判断果然极为精当，诗扇的来头就是董恂“董大人”而不是另一位“容大人”。根据我后来陆续收集的有关文献推测，第一次将“Tung Tajen”误写为“Jung Tagen”的，或许是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诗人去世于下个月的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Literary World 中对郎费罗作品的各种外文译本的列举。      要弄清楚的问题大体上都有些眉目了。但是，当我将诗扇时款的中国纪年转换为西历纪年时，又发现了另一处疑问。如前所述，此扇书于同治乙丑仲春之月，乙丑是同治四年，西历一八六五年。奇怪的是，根据钱先生文章里的引述，福开森回忆他一八六四年九月访问郎费罗时见过诗扇。福氏对于诗扇书法的评价表明他确实亲眼见过扇子，绝非无中生有，信口开河。但是，一八六四年时，诗扇尚未题写，福氏又何从得见呢？           权威传记里的史料安排失当      看来问题有点像吾乡谚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也索性“打破沙锅问到底”。跑到哈佛图书馆总馆——就是那所著名的威登纳图书馆 ( Widener Library)，抱回一大堆与郎费罗有关的书（只有福开森的那本回忆录被某课题组长期调用，无从查考），传记、书信集等应有尽有。      那本由诗人的弟弟塞缪尔 郎费罗编辑的《郎费罗传》(Life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向有权威传记(official biography)之誉。这本传记最早于一八八六年以两卷本出版，五年后增补许多资料出版三卷本。各种资料的编辑采取了类似我们这里的“年谱长编”的形式，按年份先后将传主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加以编录。钱先生文章的注释使我们很容易找到福开森访问郎费罗的那段史料。结果，白纸黑字，福氏来访的相关史料确实是在一八八四年项下。先是诗人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福开森先生带了一封介绍信来访。我邀他来舍小住。”紧接着是编者节录自福氏《战时与战后的美国》中关于郎费罗的长达四页半的记述，在书房里看到诗扇云云均在其中。福氏回忆与董恂赠扇之间一年左右的“时差”迫使我推测，福氏对郎费罗的访问不止一次；在郎费罗获赠诗扇与福氏书一八六六年出版之间，一定又来访过。有必要再查福氏第二年尤其是下半年的行踪。按照书后索引提供的线索，果然发现了福氏第二年的又一次来访。（我想起钱先生散文里的话：“好象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不禁莞尔。）      一八六五年项下，十月十二日诗人日记：“福开森先生来访。晚上，我们一起到沽尔德博士酒店去吃饭……”我又取希伦（Andrew Hilen）编辑的六卷本《郎费罗书信集》（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对照，找到了相关信函。福氏首次来访时，郎费罗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著名政治家萨姆纳（Charles Sumner）：     英格兰北方人，也可以说是我们这边北方人的朋友福开森先生正在寒舍做客。明天（星期四下午两点半）你能赏光和我们一起吃饭么？……（日期：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显然，那一次萨姆纳与福开森见过面。因此，当福氏次年再次来访时，诗人又给萨姆纳写了信：     我希望你明天能够到外边来出席一场饭局。来自英格兰卡里斯勒的福开森先生正在我这里，并且急于再见到你。想必你还记得，他一年前曾来过我国。（日期：一八六五年十月十四日）     十天之后，郎费罗又有一信致萨姆纳，这一次提到那把扇子了：     我发现明天（星期一）在我们的朋友史密斯及其伙计们（引按：这大约是一家餐馆的名号）那里吃饭的计划无法如期实现；所以我们只好把庆贺中华达官扇的宴会推迟到星期五。我希望这个变化不会给你带来不便……      实际上，这次宴会直到十月三十日方举行，郎费罗当日（钱先生文章中误为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对庆扇宴会的记载便是钱先生文章译出的那句话：“邀蒲安臣夫妇饭；得中国扇，志喜也。”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大致上可以推测导致差错的过程。蒲安臣回国后，先是将董大人的那份赠礼送达受赠人；后者为庆贺得扇并答谢蒲氏，专门约期邀宴。此时恰好福氏来访，在书房里见到诗扇，留下深刻印象。但后来福氏在写那本书时，并没有把两次访问的印象作明显的区分，只是愉快地却又是笼统地谈他的观感，导致后来为兄作传的弟弟郎费罗把那段材料一股脑地放到了一八六四年项下。《蕉轩随录》这本中国文献中对于此次译诗唯一有所记载的书却只字不提赠扇这回事，更不必说赠扇的时间。幸赖钱先生博采西方文献，人们方知道有这样一桩“扇为媒”的雅事；又靠着那把扇子上的时款，我们才得以揭示那本郎费罗传在安排史料上的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疏忽。           来哈佛本为研究中西法律交流的早期历史，却颇有兴致地去寻找并目睹了董恂赠郎费罗的那把诗扇——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件重要物证，不免有偏离正业之嫌。不过，“诗扇疑案”的若干情节得以“侦破”，并且这些发现于钱先生再次修订文章或许不无小用，对于最喜读钱著的我而言，却实在是一件特别快意的事情。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初稿于坎布里奇     一九九七年元月三十一日改定于燕北园            附记：在见到诗扇之后和查考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我曾两次写信给钱锺书先生，报告有关情况。钱先生患病住院，海外报章亦有报导。自己深恐太多打扰，不过还是很想让钱先生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在修订《七缀集》时有所参考。让我意外的是，钱先生和杨绛先生专门请栾贵明先生写来了回信，对于我的这点小成绩颇多过誉。我愿意借发表这篇小文的机会，表达一个读者对于钱、杨两先生衷心的祝福。同时，我也感谢郎费罗国家历史名胜（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National Historic Site）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馆长谢伊先生（Mr. James Shea）提供的帮助和便利。

【出处】 　　原载《光明日报》1997年2月5日，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增补本文收入作者随笔集《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002-2-25 1:46:38 发表于[绿竹幽径]

【写作年份】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