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硬笔书法史的真实——从庞中华、姜东舒、王正良看当代硬笔书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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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硬笔书法史的真实——从庞中华、姜东舒、王正良看当代硬笔书法运动 2007-11-22   作者：◎刘志




    任何一种事物的运动，都必须有发生要件以及助推者。当代硬笔书法运动的兴起，起源于西方硬质书写工具的输入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热潮。硬笔协会的引导以及书法教育、硬笔字帖、硬笔书赛对硬笔艺术的普及与书写技能的提高，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当代中国兴起了一股强劲的“硬笔热”。但是，只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硬笔书法却经历着一个命运多桀的过程。一是硬笔在实用层面占据的主导地位只经过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就受到来自网络化、无纸化办公的挑战，而毛笔则经历了二千多年。二是硬笔书法的发展振幅太大，在无序与有序的更替间隔时间而又太短，造成震荡过于激烈。任何一种秩序的打破，无论是“从有序到无序”，还是“从无序到有序”，都要以矛盾冲突的产生为代价。三是在现有思维模式难以构建硬笔书法艺术的标准化体系。当前，硬笔书法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是非成败，功过得失。要解剖和分析当代硬笔书法运动，要想全方位去阐释它，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程。我这里只想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通过对庞中华、姜东舒和王正良三个关键人物的分析，厘清他们在硬笔书法运动中的功过得失，分析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他们在其中的消极影响。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庞中华先生无疑是硬笔书坛标志性人物，是硬笔书法一张极具含量的“文化品牌”。
    纵观庞中华先生的人生历程，与其说是时代造就了他，倒不如说是他充分地把握了这个时代。与卓有建树的艺术家一样，庞先生走过了一条坎坷、艰难而又曲折的创业之路。他在地质队工作期间煅练出来的吃苦耐劳的毅力，以及他对硬笔书法事业的执着追求。这是它得以成才的关键因素。但是，只有这个内因在一个大浪淘沙式的中国文化大潮中是远远不够的，促使他脱颖而出的一个外因，就是他的“伯乐”——当代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在庞先生的初稿《谈谈学写钢笔字》出版几经碰壁之后，1979年，他毅然选择去找“文革”结束后刚出狱的文老。或许是庞先生身居深山依然求知若渴的精神感染了他，或许是文老“文革”期间所遭受的苦难更加激发了他的人文关切。《谈谈学写钢笔字》终于出版，本书的出版及年销量逾百万册的销售纪录，使庞中华一举成名。
    此后，庞先生开始把视角集中在开拓硬笔书法的发展空间上。文革之后，“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书写技能明显退化。为了唤起国人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关注，1982年，浙江青年杂志社首开全国举办书法赛事的先河，组织了“青年钢笔字书法比赛”，并邀请庞中华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和评审工作。参赛人数突破了2万人。1984年，杂志社受团中央宣传部委托，举办了“全国首届青年钢笔字书法大赛”，参赛人数突破30万人，并收到了来自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参赛作品。群众的广泛参与昭示了硬笔书法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在本年11月，在杨建新、陶松锐、倪建中以及庞中华等人的倡议和组织下，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硬笔组织——中华青年钢笔书法协会，并于次年创办《中国钢笔书法》杂志。鉴于庞中华先生在组织和策划工作的出色表现，浙江省团委决定调庞中华到《中国钢笔书法》杂志社工作，并派何幼慕等同志到庞中华原单位考察，鉴于一些不便说明的原因，未能调动。
    庞先生在杭州的硬笔书法活动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1983年他在中央电视台所作的钢笔书法系列讲座，对于普及硬笔书法艺术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硬笔书法家，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硬笔书法界的地位。当看到硬笔书法艺术普及庞大的需求空间后，他离开了杭州，在河南创办了“中华钢笔书法函授中心”。这次人生的转折点，为他今后的硬笔书法事业了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大大扩展了硬笔书法的人才队伍。1989年，国家院颁布新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后，1993年，他占得先机，在北京注册并登记了“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成为第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全国性硬笔书法群众组织。
    庞中华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洞察硬笔书法发展态势，在硬笔书法运动中成为“敢当第一”的先行者。纵观他的人生足迹，我们能从中感受他的许许多多的“第一”。在硬笔书法发展初期，用自己的胆识和智慧搅活了硬笔书坛的“一池春水”，用自己的执着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与品格谱写了一篇硬笔书法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的书法热潮，没有哪一个书法家能像启功和庞先生那样在广大人群众中耳熟能详，能享有如此高的知名度。    但庞先生又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在组织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的优势与他在领导能力、管理策略方面的偏颇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大潮中的金钱观和名利观与忽视文化艺术积淀导致书法艺术停滞不前的矛盾；他在开拓硬笔书法事业的民族意识与过度的权力斗争、名利之争表现出来的私利性和狭隘思想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庞中华先生的双重性格。尤其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成立之后，这些矛盾进一步泛化，使庞先生成为硬笔书坛评论的焦点，褒贬损益，集其一身。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成立后，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不作为，特别是由他私自策划的第二届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成为排斥异己的“权力大洗盘”。（参见内刊《硬笔艺苑》1995年七月三日第五期）一些曾经在硬笔书法作出较大贡献的精英被除名或被排斥，使协会权力中心集于一人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协会做出了一些偏离书法艺术标准的举动，制定了“一次性资助协会的个人享受待遇及标准”、“发展会员分级制”等有悖于艺术评判标准的措施。当艺术屈从于金钱、评判标准在金钱的挤压下退席，艺术注定会染上强烈的功利色彩，协会成了硬笔书法爱好者的“名利场”，最终失却的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的权威和地位，导致协会难有作为。
    庞先生没有深刻分析这些措施带来的消极效应，相反，他把协会难以开展工作的一大部分原因归咎于杭州“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以下简称“南协”）的存在和干扰。“南协”连续开展的“中国钢笔书法大赛”和“中国钢笔理论研讨会”的轰动效应，一步步证明了它的艺术权威和学术立场，一步步夯实了它的权威地位，使“北协”遭受了极大的挑战，“南协”的成功也进一步衬托或放大了“北协”不作为的镜像。在这种形势下，“南北协之争”破土而出，庞先生凭借“北协”合法地位不断打压“南协”的生存空间。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任何权力之争、名誉之争都是一把“双刃剑”，都有可能在击垮对手的同时也击垮了自己。于是，庞中华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从庞先生的艺术水平、艺术素养和道德人格等方面进行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矛盾的单一双方演化为群体的派系争斗，双方各执一词，谁是谁非，争得面红耳赤，这使得庞先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人格的指控。
    不管硬笔书坛中人怎样的态度和立场，我现在仍抱有这样一种观点：在当代中国，庞先生是最有条件成就一代“硬笔书法大家”荣誉的。他的硬笔书法产业化和国际化的思路也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决策，如果他执着于这一目标的推进，“北协”一样大有可为，也会赢得广大硬笔书家和爱好者的拥护和支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竞争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推进硬笔书坛的产业发展之路和通向国际化的坦途。但工作中心的转移使他花费太多的时间用于解决“中心话语权”争夺、“经济利益”的分割和情感的纠葛上。当下，摆在庞先生面前的有两条可走：一是继续这种的“名利之争”彻底地击毁“南协”，最终取得“硬笔书坛”霸主地位；二是抛开名利之争，潜心硬笔书法事业，把硬笔书法产业和艺术事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艺术品牌，进军国际市场，铺就一条硬笔书法事业通向国际化的康庄大道，实现硬笔书法艺术的全面繁荣。
    有时，我又想，庞先生又不可能一辈子坐在“中国硬协”主席的宝座上。当终有一天从宝座上下来的时候，后人同样会给庞先生的功过得失、事业成败，会给中国硬笔书法艺术事业的当代史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和评价。
    何去何从？是庞先生该作出思考和抉择的时候了。

二

    在庞中华、姜东舒、王正良三人当中，姜东舒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他的学识，是其他两位无法望其项背的。    姜东舒先生出身贫寒，早年当过童工、学徒，二十一岁参加革命，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新闻工作，是与共和国一起走过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长者，他既经历了枪林弹雨般的烽火岁月，又目睹了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他有“文化大革命”划为“右派分子”后“未见浮云终蔽日”的冤屈，又有改革开放后“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热情。他的诗词著述颇丰，内容以反映时代见长，被称为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历史文献”。他的书法五体兼擅，根植传统而又自出新意。1991年，他在日本东京举办个人书法展，被日本书界称为“东京第一次看到了这样高水平的现代书法家的书法展览。”他也被日本已故书坛魁首青山极雨先生誉为“中国当代楷书之王”。
    姜先生从1984年起担任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的主席职务。可以说，硬坛的二十多年发展是从这里步入正轨、走向兴盛的。首先，以姜东舒先生为主席的协会团结了一大批像王正良、骆恒光、姚建杭、高惠敏、任平、卢中南、刘惠浦、赵彦良、朱以撒、何满宗等国内一流创作和理论高手，经过历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和“中国钢笔书法理论研讨会”，又培养和推出了一大批青年创作和理论骨干，使之真正能够成为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群众组织，也使杭州成为当代硬笔书法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其次，协会以《中国钢笔书法》为依托，在硬笔书法普及、教育、学术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当代硬笔书法运动史的艺术库、史料库和人才库；第三，进行了国际交流，开拓了硬笔书法与国际接轨的有益尝试。该协会与日本硬笔习字研究替签署了结为姐妹团体的协议书，并组团参加了日本的多次硬笔书法展，举办了二届中日硬笔书法精品联展，进行了多次互访活动，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姜先生的学识和做人的品格赢得了硬坛书人和社会各界的尊重。然而，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革命前辈、长者，他多了一份矜持，少了一份活泼。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在对协会的经营管理理念上，观念偏于陈旧，特别是对硬笔书法及活动的品牌开发和市场化意识不强。在固有的行政体制下的协会施政理念趋于保守，对协会未来的发展和潜在的风险未有前瞻性的分析。再者，作为一个高级别的领导干部，频繁的社会活动和政务也使他无暇过多顾及协会的工作，因而也无法充分把握硬笔书法内在的规律性和发展的脉络。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个革命前辈、长者什么都完美，有姜先生对硬笔书法事业的关爱和支持，也足以成为吾辈学习的楷模。我们不会忘记，在当代硬笔书法的大潮中，有一位老人用他深情的双眸凝视着这片曾经为之奋斗的热土，而且一直在凝视着……历史会记住他的。

三

    如果把庞中华先生喻为硬笔书法事业的开拓者的话，那王正良先生更像是硬笔书法事业的“苦行僧”。他像一头老黄牛，辛勤地耕耘在这片土地上。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硬笔书法由兴盛走向繁荣的“黄金时代”，全国各类大赛的此起彼伏，书法教育遍地开花，各地协会的纷纷成立，创作由单一走向多元，理论研讨不断向纵深拓展。“南协”凭借刊物优势和人才优势，以“一会一刊”为双轮，以“中国钢笔书法大赛”和“中国钢笔书法理论研讨会”为两翼，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行模式，并一步步地取得了硬笔书坛的中心地位。期间，王正良先生作为一个探索者一直走在硬笔书坛的前沿。
    王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喜怒哀乐，常常言溢于表。酒醉后喜欢唱歌，也喜欢骂人；高兴时像弥勒佛，常常自抚肚皮，不高兴时像金刚，双目瞪得滚圆。
    “南协”成立伊始，他一直承担着协会具体执行者的角色，所以“南协”的二十多年发展历程，其功过得失，也很难分解在姜老，抑或是王正良先生身上，总之，王先生总是与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的命运联结着。与所有硬笔书坛中人的感觉一样，硬笔书法艺术圈是不能带来太多利益的贫瘠之地。历届钢笔书法大赛和理论研讨会都是在艰辛和苦涩中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它的使命。说它艰辛，一是中国钢笔书法大赛（除第八届）都坚持不收费，目前没有哪一个协会能做到这一点。二是近年来协会组织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但最后还是办下去了。说它苦涩，近年来在毛笔、摄影、美术等领域的大赛逐年提高奖金的情况下，钢笔书法大赛的获奖者所享受的获奖待遇却很低，连最基本的奖品也没有。所不同的是，正是这样一种大赛模式，赋予了他更纯粹的艺术内涵，大赛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人。与大赛的热闹场面相反，理论研讨会新人的推出则是举步维艰。我连续参加了第二到第五届的理论研讨会，与会代表却是一张又一张老面孔。大家参加研讨会目的很单纯：没有名利得失的考量，不为获奖，为的是老朋友再次的相聚。山东烟台承办的第三届中国钢笔书法理论研讨会，除了哥们带回去的获奖证书，剩下的就是由厂家提供的四盒花旗参含片，回家之后在电话里相互寒喧，问的第一句就是：含片吃否？答曰：吃也！苦中带甜，精力倍增。
    王正良先生就这样一届一届地办着，勤劳而又机械地重复着。
    但王先生的“老黄牛”品格用在经营《中国钢笔书法》杂志上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面对硬笔书法群体逐渐萎缩的态势，面对硬笔书法同样遭受着现代网络的冲击，王先生的守成心态，导致杂志没有跟上市场跳动的脉博，版式的因循守旧，管理的陈式化，使杂志逐渐失却往日的荣光，使它承受着难以承受的不堪之苦。在多重制约的杂志管理体制下，外行人办杂志，外行人管杂志，使之在变与不变之间进行着一番痛苦的选择。杂志落伍了，读者厌倦了。当姚建杭先生受命于危难之中，《中钢》才得以唤发出一线生机。
    与《中钢》一样，在王正良先生主持下的中国国钢笔书法大赛同样暴露出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掌握着话语权和评判权的王先生，在琳琅满目的参赛作品面前，在弟子与众多的参赛者的痛苦抉择中，王正良先生的评选原则和立场又在不停地摇摆。在大尺幅的形式至上的创作“时装秀”中，浓妆艳抹的“东施”抢占了“T”型舞台，技艺的娴熟与文化的含量被轻薄了。
    也许是王先生思想落伍了，也许是他过于偏爱这份用心血换来的硬笔书法中心地位。与庞中华先生相比，王先生多了一份沉着和冷静，却少了一份开拓与进取意识。当庞中华先生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四处突围的时候，王先生还沉浸在业已建立的硬笔书法大厦的喜悦之中，他忽视了迷散在周遭的潜伏着的危机。在法制观念日益健全的现代社会，王先生没有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对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的处境和未来走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长远的眼光。王先生始终很理想地认为，“南协”在硬笔书坛所做的别人无法比拟的成绩与贡献足以感动上层，进而他们会为协会网开一面。但当他斡旋于北京和杭州之间，为协会取得认养的“娘家”而四处奔走时，在法律面前，上层的无奈使协会处于尴尬的岔道口。由于对未来事态的估量不足，因此在种种“非难”面前，王先生只能疲于应付。
    在双方的博弈中，庞先生甩出的是法律的“棒槌”，而王先生却是赤膊上阵。在毛笔书坛日益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时，硬笔书坛的内讧使硬笔界被强制性地划出一条“楚河”与“汉界”，硬笔书坛被人为地撕裂出一道鸿沟。
    当硬笔书法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当无情的法律在敲击着人们的心扉时，我们又想：王正良先生为推动硬笔书法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而呕心沥血地工作，难道有错吗？庞中华先生为了巩固唯一合法团体的地位而据法力争，在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新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后，为规范社会团体管理而作出相关规定，似乎也没什么错。于是人们不禁要问：究竟错在哪里呢？
    我的结论是：从社会道义和良知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