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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少堂:《山楂树之恋》:去势了的“纯情” | |
最近引起坊间热议的电影《山楂树之恋》,是有国际影响的大师级导演张艺谋的新作。据说这个片子的主题,是呼唤“纯美爱情的回归”,很浪漫。浪漫当然迷人。
毋庸讳言,我们的时代,当然是缺少诗意缺少“纯美爱情”的时代(不过我不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时代的人们自己看来,他们的时代是不缺少“纯美爱情”的时代?)——大师张艺谋居心颇良,他想正中时代的下怀。
他中了吗?
张艺谋当然是国人很尊重的大导演,中国观众愿意花银子看他的电影,因此他导演的片子有的很臭,票房却很好。骂他的声音可能是最多的,《南方周末》这样有影响的大报甚至用两个版的篇幅做《张艺谋批评史》这篇文章。但这是大师的标志,也是大师的福分,因为只有大师才会激起这么多骂声。伟大的斯皮尔伯格,在美国就是最有争议的导演。再说,每部片子都大师,那很好,可是那不是大师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是神仙。大师仅仅是大师而已。不过,大师也毕竟是大师,大师的能耐之一就是都很会宣传造势。张艺谋就很会宣传造势,经常片子还没出来就能感动一大批人,因为媒体上整版整版的热闹非凡,使得你即使没有看片子也不会不感动,不得不感动,不能不感动。此次也不例外,我有一好友还没有看过这个《山楂树之恋》,就对我预言说要是看的话自己肯定会被感动得一片泪海。这个我信,我这位友人不仅古典,而且细腻,而且感情丰富,而且罗曼蒂克,说要去电影院流泪去。我呢,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上过电影院了,尽管这个片子的许多镜头是在我孩子的小姨任教的学校拍的(宜昌红旗电缆厂学校),我也不打算花银子进电影院,有人送票也不一定去。
上周的某一天,老伴兴兴奋奋地从学校带回一优盘,一进屋就神秘兮兮的说里面装的是《山楂树之恋》录像, 很感人,要让我兴奋兴奋。于是吃完晚饭,就在客厅新买的电视机上看将起来。一看我就别扭——这别扭不是其他的别扭,是男女主人公说话的那语气,那神态的别扭,特别是男女主人公说私房话时,动不动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怎么看怎么别扭。我们这个年龄,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山楂树之恋》所反映的时代,我们曾经亲历,甚至亲为,而《山楂树之恋》的主人公,和我们也大不了多少,大致说来是同龄人,那时节,公开场合,特别是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确几乎成为全社会惯用语。但是,有情的男女说私房话,“纯情的”男女说私房话,一张口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能说没有,就是有也别扭啊。张艺谋不别扭吗?如果张艺谋不别扭,那他是用自己的不别扭来别扭我们。我看张艺谋是用自己的别扭来别扭我们也说不定。据说,张艺谋把这部片子的主题阐释为“对纯情的呼唤”。他这样解释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要是我“别扭”一下张艺谋,用我们语文教师的本能替张艺谋“别扭”或“深度挖掘”一下这个电影的主题思想,我就认为这个片子的主题是“形象反映了特殊年代本来应该纯情中的不纯情”。我这样“深度挖掘”,是把我的“别扭”别扭进《山楂树之恋》的主题。也许我这样一“别扭”,《山楂树之恋》就由一个土尾巴山鸡变成金凤凰,变成一部超越呼唤纯情、思想深刻、以个人命运反映时代风云的大制作。有认识张艺谋的请转告他一声,同时请转告他,我这个无名小卒感谢他这部《山楂树之恋》的别扭让我意外地变得“深刻”。
我这样说也够别扭是吧?没办法,是张艺谋逼出来的。
张艺谋在《山楂树之恋》中,还用一个电影专业技术手段让我们再一次“别扭”,而且从电影开头一直“别扭”到最后——从电影一开始,他就不厌其烦地、不间断地用穿插字幕的方式,以快速交代和推进情节。这样做,导演的用意或许很讲究,张艺谋也许觉得很电影,但却让观众感觉到(至少我个人有此感觉),本来应该是一个抒情诗一样的、缓慢的电影节奏,变得很突兀,很快,快的不合常情,当然更不“纯情”。干脆说白了吧——《山楂树之恋》的电影情节告诉我们,女主人公一点儿都不纯情,她几乎是一见到男主人公就“心怀不轨”,就想办法和男主人公搭讪,甚至含蓄地放电,第二次见面就轻率的确定了恋爱关系;男主人公更不纯情,在那样“纯情”的年代,青年男女没见过几次面,男主人公竟然半邀请半强迫地要求一个政治出身不好的女中学生“下水”一起游泳玩水,而“纯情的”、嫩嫩的女主人公竟然没怎么拒绝,就爽快地答应并主动地和男主人公“纯情地”鸳鸯戏水起来。女主人公“下水”的时候,张艺谋让她用男主人公的白衬衣,“纯情”地,欲遮还休地,半遮半掩着少女的胸脯,和有些单薄并不太性感的身材。大导演啊大导演,女主人公“下水”的时候半遮半掩地在胸脯上搭一件男主人公的衬衣就是“纯情”吗?啊呸!对不起,我伤风了。
叫我看,不管张艺谋主观上如何解释《山楂树之恋》这部电影的主题,也不管张艺谋这个大师有多“大”,再“大”也大不过电影审美规律——电影的形象大于电影导演的思想。事实上,《山楂树之恋》所展示出的电影形象,和导演心中的电影形象,有很大的距离。造成距离的原因可能在于,在张艺谋自称的这部所谓“纯情”的片子中,他并没有为“纯情”铺演足够的前戏,而是快节奏地有些鲁莽地直接进入,具体说就是快速进入导演大脑中的“纯情”意念,也就是直奔主题。但是由于这个“进入”太快了,所以让人感觉到的分明是 “不纯情”。张艺谋生硬地、不间断地用穿插字幕的方式,用过快的电影节奏取代了应该有的舒缓的诗情的格调。这种艺术格调,在中国古典美学术语中叫做“势”。“势”,即能量。艺术势能即艺术魅力之源。而电影语言的张力如何,就在于这个“势”造的如何。大导演张艺谋善于宣传造势,可惜,他的《山楂树之恋》阉割了本来应该有的为“纯情”作铺垫的必要情节和氛围,这样他就不自觉地让“纯情”去了“势”,不自觉地屠宰了“纯情”。“去势”后的“纯情”,当然就“去世”了,当然就“不纯情”了。张艺谋被称为“中国的斯皮尔伯格”,几天前我刚好看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紫色》,那《紫色》, 无论屏幕上有人物出现还是没有人物出现,人物是说话还是没有说话,斯皮尔伯格满镜头都是电影语言,满镜头都是情绪。斯皮尔伯格是用镜头说话,用镜头抒情的。可是我们看《山楂树之恋》,张艺谋也是用镜头拍的啊,但我们很少感觉有镜头语言,屏幕上所见的,就是两个所谓“纯情的”男女主人公在那里心怀鬼胎地“语言”,“语言语言”,或“语语言言”,在那里“伪纯情”,在那里傻不拉几地表演张艺谋大师心目中的“纯情意念”。
大师张艺谋在这部电影中,直奔主题的速度太快了,电影语言太单调了。
张艺谋可能的确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但还不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抒情大师。
特别吊诡的是,在大师张艺谋看来,有性就不纯情,纯情就不要性。这样理解“纯情”多么老套,多么不大师。在看《紫色》的第二天,我在家里电视上又看了电影《廊桥遗梦》的DVD, 我觉得,有性的《廊桥遗梦》,纯情,至少是离纯情很近;无性的《山楂树之恋》,伪纯情,至少是离纯情很远。
在我耐着性子看完《山楂树之恋》这部片子的过程中,全身鸡皮疙瘩兴焉,且此伏彼起。这部电影可能会感动一些人,但是,我要实事求是地说,感动我的唯一地方可能仅仅只有片子的结尾,就是男主人公因白血病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纯情”的女主人公急赶到医院,在病床前发出了对男友的最后的撕心裂肺的深情呼唤,在她的呼唤声中,男主人公的眼角流下了最后一行泪水。看到这个情节,我的眼眶湿润。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说“感动我的唯一地方可能仅仅只有片子的结尾”,是因为我的流泪实际上并不是《山楂树之恋》结尾的这个情节本身感动了我,而是当我看到这个情节时,马上想起了60多天前的8月7日的傍晚时分,我紧紧拉着病床上弥留之际的老父亲的手,将他送别人世的情景。
2010年10月12日
附一篇《中华读书报》文章在后——
题目:“被干净”的爱情皮 特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0月13日 09 版)
多数时候是影视带红图书,《山楂树之恋》却是小说先走红才拍电影。小说改编成电影,作者会特别关心有没有忠于原著,而对于一般的读者或观众,改得好不好才是关键。电影《山楂树之恋》显然不能让原作者艾米满意,以至电影公映之后,她不断撰文批评,指出电影有一大堆硬伤。
从小说到电影,最大的改动在于对性的处理。小说把对性的探讨置于中心位置。静秋刚认识老三不久(第18页)就来了月经,弄脏床单,老三帮她洗床单。这个情节的设置给人突兀之感,却明白宣示了小说叙事的发展方向。再过不久,他们就有了第一次拥抱(第44页)、第一次接吻(第45页)。可以说,小说中两人爱情的进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女主人公性觉醒的过程,作者对此的描述细致入微。这样铺垫下来,就到了故事的高潮(第255~259页):男女主人公睡在一张床上,用手“看”对方的身体。显然,对于他们的爱情,性绝非可有可无。
然而,在电影里,性的元素几乎全被过滤掉了——电影的宣传语“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或许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但这是。这样的改动就无怪乎原作者会对电影大加鞑伐了。艾米:“如果电影编剧把性的内容都压榨没了,只剩下老三在生活上对静秋的帮助,那可能真的搞成《我的父亲母亲》了。”
更大的问题是,这样改动也扭曲了这份爱情与时代的关系,几乎使人物置于历史真空中。通过小说,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对性的无知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她对爱情的理解也打上了时代烙印。那时,正常的情感需求和表达都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被视为洪水猛兽;因为父亲成分不好,静秋必须与之划清界限,并好好表现……这都决定了静秋处理感情的方式。考虑到时代背景,静秋对性的探求,对爱情的追求,简直可以用“大胆”二字来形容。对这份“大胆”,我想作者是持赞赏态度的。
相反,电影极力强调的却是故事的另一面。张艺谋似乎对那个时代充满怀旧之情。电影的宣传语则是“在商品社会感受久违的质朴”之类的,似乎在说,今天的社会物欲横流,那个年代的爱情才纯洁无瑕。难道,我们必须回到那个物质和自由都极度匮乏、正常的人伦和亲情都不要的年代,才能找回纯真的爱情吗?
我站在艾米一边,认为电影的改编完全失败。
不过,改编中也有亮点。小说结尾写道:“每年的五月,静秋都会到那棵山楂树下,跟老三一起看山楂花……她觉得那树上的花比老三送去的那些花更红了。”(291页)而电影结尾,镜头拉近,我们看到,被革命话语渲染成红色的一树山楂花,却是白色的。谎言由此揭开。这真是一个有力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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