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心灵有关的冷峻现实

管季超0712

      与心灵有关的冷峻现实


                                    -------曹军庆小说的先锋性分析

                                        庞海琼

    曹军庆是湖北省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作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至今已在《天涯》、《芳草》、《长江文艺》、《山花》等众多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于2007年出版小说集《雨水》，收录曹军庆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他的创作引起评论界的注意，2003年有个评论他的创作：“内容各异，技法娴熟，隐约现出个人印记，令我感到像是某种风格萌生。”

    对于这种“萌生”，我亦有同感。曹军庆的笔法凌厉，视角旁观，冷峻，并时而运用“迷宫”式叙述——他因此显示了一种新的“风格”。曹军庆的“个人印记”的独到之处在于，在细致的反映生活的同时，在量发掘心灵资源，把生活细节利用技巧塑造成为“意外”，从而展现人性的隐秘真实，质疑爱情、友情，质疑记忆和“正常”。这与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先锋文学有着精神上的明显联系。 而不同于先锋作家的是，曹军庆的素材和感情都更为贴近现实，他没有超现实化的叙事场景，他的场景是一个普通乡镇的官场，情场，有奇特但是不夸张的情节，有奇怪但是不变态的人物，他的作品世界因此而富有比较浓郁的个人气息。作者，或者作品世界的“我”往往充当叙述者的角色，对于情节及人手的态度也耐人寻味。

    我们注意到，先锋文学所倡导的真实观——冲破现实真实和现实逻辑、还原精神真实，和为此服务的叙事策略，已经在当前的小说创作中被广泛的接受，吸纳，并且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严格意义上的“先锋文学”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异，但仍然具有先锋文学的精神因素。就像一个钟摆，在经过了先锋文学的极端意念化和“新写实”的沉于锁屑两个极端之后，迸出一声浑圆而悠长的钟鸣，提醒着一种“风格”的蜕变和新生。

                                          一

    “复仇”是曹军庆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主题，但是复仇的原因或者结果大都一笔带过，简略的过程，着意突出的是复仇对于双方心灵的煎熬和焦虑。社会和历史内容是构成故事的元素，却不是操纵人物命运的主谋，心理状态则成了作家最关心的现实。

  《兽皮》是一个传统故事，因杀死同伙发家致富的人。郭顺昌和丁石轩拿到“兽皮”藏宝图，一同探宝，拿到宝物之后的郭顺昌把丁石轩封死在石穴中。郭顺昌以巨额的财富发展起整个白龙镇，富甲一方。但是他一直觉得丁其实没有死，时刻会回来找他报仇。这样的念头纠缠着他的余生。小说对郭氏宅第做了突出而反复的描绘，这是一个迷宫样的环形结构。阴暗，清冷，房间连着房间，窗户狭小或者根本没有，“内走廊更像是暗洞，或地道。”郭宅建在整个镇子的低处，“形同一只巨大的圆盘”，“一层又一层，一环又一环”，“直到抵达中间的那个圆心”。事实上，“郭宅的建造，居然是对藏宝洞穴的模仿。”“郭宅，无非是有一个地上洞穴。他们彼此对应，酷肖对方。”

    这种“酷肖”，让这个故事的寓言色彩更加浓郁。郭顺昌把丁石杆困在石窟之中，自己就陷入了另一个石窟，良心的石窟，恐惧的石窟，一辈子逃不出来。儿孙都被花花世界吸引而去，“而我还在这里。我想，我最终会死在这里。”作者将主题明确的写出来：“我这一生，始终生活在恐惧里。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我随时防备着我的仇人，也就是丁石杆，会来向我复仇。但丁石轩就是不来。他耐着性子呆在暗地里。而我，早就没有耐心了。等待别人复仇，比被别人复仇更为难受。” 郭顺昌将自己的死安排在环形结构中间的小房间里，就像兽皮地图上的“竖井”的位置。他最终没有找到那扇“石杆”，他完全是死在自己的心里。

    故事的情节和主旨可以说并不新鲜，但是整个小说给人的感觉仍然是震撼的。“我”是来为郭顺昌写回忆录的，这样的安排使得小说顺利的加入郭顺昌的第一人称叙述。全文对郭顺昌心灵困境步步深入的描述，把读者从最初阴沉诡异的气氛步步进入更加暗淡人物心灵世界——复仇最终没有来，但是恐惧是这样操纵了一个人的一生。而这样的复仇就成了自作自受的心理报应。

    《地下室》则写了一个复仇者费向南。他的报复对象在小说开篇就死去了，没有人知道费向南是这样憎恨他的好朋友刘四五。他所有的生命都用来准备他的复仇活动。“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他。他活着，我的生命才有意义。”“一想到我终将手刃刘四五，我的身体就会膨胀出难言的幸福。”他秘密地布置了一个悻悻的地下室。而在刘四五病死后，费向南迅速崩溃了，他“死于心肺和肾功能衰竭”。“地下室”同样具有某种象征和寓言的意义，一个人的另一面，一个隐藏的念头对他的支撑竟然可以这样巨大。

    复仇的快感或者恐惧只是曹军庆对人的心灵探寻的一种。在复仇这种极端性的经验之外，他对人的很多活动都进行心理解剖。与复仇主题相同之处在于，细致的心理刻画并不是他的重点，揭示真实想法，或者说潜意识的巨大能量才是作者的追求所在。《脸面》中，村民马跑的老婆坚持说自己在家的时候被非礼了，警察调查了许久，牵出了几个隐藏的案件，这件事情却最终没有查出来。马跑说“我的脸面算是丢尽了。我的脸面已经永远捡不回来了。”于是“他只是随意地扣了一下扳机”，杀死了自己。就在大家劝他想开的时候，他说：“有些事情你只能这样想，不能那些样想。有的坎你永远也过不去。”心灵在某种程度上，只与本人有关，而这种想不开，是人对自己心灵的不妥协，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逃亡》中的男主角有很多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做什么，又要往哪里去。但是寡言而低调的他看似平常，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这一天他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让他安心地住了许久，这甚至违反了他的习惯。后来他发现楼下的修鞋人已经注意他了，他怀疑那是跟踪他的便衣警察，于是他杀死了女房东再次逃亡。事实上，修鞋人是痴呆的，只会傻傻地看向一个方向，不巧那正是逃亡者窗子的方向。这只是他逃亡的一个片段，我们不知道他起于何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在自己的恐惧和怀疑中逃窜，永远不得解脱。

    正是由这种心灵的巨大能量，导向对人性复杂性的探寻。很多的名词，概念，甚至事实，其实是非常易变的。心灵的变化，可以让很多事物发生质的变化。这样的例子在曹军庆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令人难忘。

    《镜子》写一对老年结合的夫妻，在一个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到家。他们五十年前曾是恋人，但没有走到一起。他们暗暗回忆着几十年来各自的对偶或者外遇，互赠了内衣和睡衣，最后两人看着镜中相拥的衰老了的身躯，刘立成说：“和她们好，无非是在寻找你的影子。现在想想，原因肯定在这里”。而冯又珍“盘点”自己的男人们，“比较一下，他们都有相似的地方。有些特征酷似刘立成”。“这一发现，带给冯又珍不小的惊喜。”两人由此而觉得十分默契和珍视，似乎是各自过了五十年只为这一刻，只是，这样看似感人的爱情神话有几分可能性呢？似乎人可以强迫自己想入非非，在想法产生之后，又能对真实性确信不移。心灵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神奇而易变。有多少人，一生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自得其乐呢？

    而没有什么比遗忘，更能将所有激情澎湃的过去一笔勾销和否定。《血书》中一对学生恋人，在风气保守时代的大学里上演的爱情惊心动魄。王丽莎怀孕的事情败露后，她和李明亮面对学校的退学处罚，以写“血书”、声称要自杀做最后的挣扎。于是，学校放弃了处罚，他们的爱情更是从学生之中的“卑贱和无耻”“升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而他们用“血”争取来的爱情，结果是王丽莎毕业后很快另嫁他人，很多年以后，李明亮正官场得意，提起往事，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什么血书？”——所谓的爱情就是如此而已。

    曹军庆说，“我不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对现实采取低角度的观照。这也是他小说的一大看点。《悦来餐馆的服务生》，写了在餐馆打工的两个女孩，漂亮的小红，和男人一样的小果发生了同性恋的关系。小果后来绑架勒索，企图用钱去做变性手术，结果不慎杀人。一年以后，“我”看到结了婚的小红和丈夫，“我久久地注视着他们，这无疑是个幸福的场景。这时，我想起了小果。小果大约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处决了。”小说就此收尾，作者以平淡的口气，做出惊心动魄的对比，让人唏嘘之余，更觉现实的残忍。

    心理描写是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文学都会使用的，但是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为了使用人物更加丰满有力，是和人物形象统一的。而先锋文学中的心理描写就显得相当纷乱、芜杂，逼近人性的非理性真相。而曹军庆着力于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揭示心灵的矛盾和复杂性。在很多时候心理活动成为推动情节的主要力量，也与人性紧紧相关，似乎与现实主义更近。曹军庆将自己的心理小说称为“探险”，人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表现之间的落差是他关心的重要话题。心理的复杂直涉人性的背面和幽深。曹军庆写人的深层焦虑、虚伪、恐惧，心理变化对人的强大的左右能力，甚至人心自我容纳的巨大张力，由此追问个体存在的荒诞与虚无。而这恰恰是先锋作家关注个体存在的基本母题。

                                            二

    曹军庆对人心，人性进行了别样的思考和深度的探寻，除了对心理的层层剖析之外，他在叙事层面利用情节设置迷宫，突出人的复杂心理状态，和命运对人的捉弄。曹军庆欣赏博尔赫期，爱伦•坡，他的一些作品可以见出受其影响的痕迹。也有研究者认为：“曹军庆无疑是擅长叙述的，我以为与其说他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派艺术，还不如说更多受到80年代中后期国内先锋派的影响。”不论如何，他作品叙事的先锋性是十分明显的。他对情节精心设计，悬念隐含其中，形成叙事的“迷宫”。但他并非止步在技术层面。陷于迷宫之中的人物，彼此之间的秘密，隐瞒和欺骗昭示出人性的复杂。

  《烟灯草》中，秦玉林的父亲临死前授意他自己是被害死的，秦玉林由此离家，学武归来后准备报仇。他发现了母亲和管家通奸的秘密，并且管家正在用烟灯草这种慢性毒药给母亲煎药。故事因烟灯草的两种分类而变得更加诡异，一种是慢性毒药，一种是打胎偏方。秦玉林误把后一种当前一种，以为管家要加害亲娘，而决绝地杀死了亲爹，而后发现自己落入了所谓的生父计划已久的一个圈套。他的复仇已失去了正义感，而这里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秦父看似大度实则狡诈，母亲看似风流实则无奈，管家看似暗藏心机实则忠诚不二——一切人和事到最后都表现出不同于表面现象的另外一面。

  《什么时候去武汉》也是一篇含义丰富的小说，故事缘自朋友之间的报复：“我”和刘不宗是多年的好友，但是其实是仇人。“我”实施的报复就是企图和刘不宗的妻子张玉欣通奸……在这条主线之外，还有刘不宗和张玉欣的同事王小燕的奸情。“我”一直追问的“什么时候去武汉”，对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都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我”来说，“什么时候去武汉”意味着阴谋得逞；而对张玉欣来说，则是少女梦想的最终圆满；刘不宗则期待用妻子去武汉的机会和王小燕在一起，或者享受看透别人的快感。“武汉”是三个人各自不同的目的。他们不断的策划，但是总是被意外搅乱，他们互相欺骗，却都是愚蠢可笑的。“我”用花言巧语取悦张玉欣，使得张玉欣半推半就地答应去武汉幽会，但实际上“我”只是勾起了张旧时的回忆，谁知道“我”又是谁的替代品呢？张玉欣在幻想中，把和“我”从前相处的种种细节理解成暗恋，虽然她知道“我”的目的仅仅是通奸。而刘不宗想借机会勾引王小燕，却不知道王已经属意他人。所有的人，生活在一个场景里面，关系网盘根错节，每个人都像蜘蛛一样在吐丝结网，想把别人陷入其中，但是所有人又都被网所粘滞。这个网，就是充满魔力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境，是永远不能解释的谜底。在命运面前，生命是卑微的，被意外嘲弄的，这是存在的真实，复杂又无比简单。

    正如有人总结的：“这是一个充满了残废身心的世界——曹军庆的手术刀，冷峻、锋利、残忍。”[2]也有批评者认为，曹军庆的角度过于旁观，对比鲁迅自我剖析和批判的精神，有时不免冷漠：“曹军庆却有点置身事外的冷酷，似乎在以上帝的眼光审判人性的丑陋。”[3]如果说曹军庆尽量在现实里拷问人性真实，那么这种旁观的态度无疑是某种必然的选择，有时不免极端化。而曹军庆对于人性的暖色，人之存在对于现实环境的“心灵突围”并非没有思考。《管素贞的痊愈》是一篇可与《祝福》进行比较的小说。一个所谓的“疯女人”，不知从什么地主流亡而来，也不知道名字，被随便的许给了烟灯村的一个男人，喜欢吵架骂人，而且裸体夜游，被看做有“病”的灾星。她的男人很早就死去了。十几年后，“我”已经长大成人，回到村里，发现七十多岁的管素贞身体硬朗，还认得“我”，看孙女的目光“柔软，温暖”。这个女人经历了丧夫，又经历了丧子。奇怪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家已经完 的时候，管素贞“因为一场突降的灾难，她竟然痊愈了”。她抚养三个年幼的孙女，她们贫寒但是整洁漂亮，“这个家并不为人小视”，就像她迅速声名狼藉一样，她很快赢得了全村人的承认。

    “当一个又一个不幸接踵而至时，它不但没有使一个疯狂的人更加疯狂，相反，却使她恢复了常态。不，不是常态”，简直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她什么都回忆起来了，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一个有着美丽的名字的地方。这是一个意外，但是无疑再一次回到“心灵”的主题——现实的苦难是学生而荒诞的，而能够穿越这一切的，正是不畏尘俗的勇气，和一颗坚强而温暖的心灵。

                                              三

    曹军庆的语言十分简洁，又具有恰如其分的奇妙的想象力，形成十足的张力和表现力。
这样的语言往往给不设防的心灵以一种“击中”的感觉，冷飕飕的。“他转过头来，左边的脸和右边的脸一样疲惫。”（《地下室》）巧妙地突出了一个精神崩溃的人缓慢转头的动作。“在这所房子里，如果吴桂芝是一只狗。”（《烟灯草》）这一句没有一个形容词，只有一个副词 “仅”，和一个“狗”与“骨头”的比喻，但是两人的干柴烈火之感跃然纸上，也显露出对这一段“感情”的不置可否。“烟灯村的男从们都睡在堤坝上，刚才还想成一片的呼噜声一下子全没了，就像掐灭的烟头一样。”（《面子》）村，堤坝，男人们，烟头，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一个境况之中，是一个不露痕迹的精彩比喻，一下子烘托出一个村庄的紧张，和某种隐秘的兴奋。小说开头就指出的这种安静，就是最后迫使主人公为“面子”而自杀的环境因素。

    还有的比喻不满足于准确的状物，而逼近精神的真实。如《回家》中，描写主人公在发现妻子已经离家出走时的状态：“你对着镜子惨笑。在幻觉中，你的牙齿一颗一颗的脱落。它们像金属颗粒一样在地板上弹跳蹦跶。你张大嘴巴，它们一颗不剩。“形容一个焦虑的人：“他不停的揉着眼睛，看上去好像他不是在揉眼睛，而是在拼命的马鼓凸的眼珠往里按。”（，隐形手术刀））曹军庆能准确的马握人物和事物的处境，用乘法明了的语言将形状、颜色、声响、环境，形成的压力聚集一起，就像“隐形手术刀”，在瞬间对读者形成礼堂和心理的强大冲击力，直逼心灵。甚至有的比喻一句就揭露出全篇的奥秘所在，《兽皮》中，白龙镇的郭昌顺青年时为了宝藏杀死同伴，而又时时担心同伴已生还，一直伺机报复自己。一位李先生，每年来镇子收兽皮。直到郭昌顺死去的一天，郭宅大火，此时写到李先生：“他整个人都红彤彤的，双手撑着栏杆。从我这边看过去，李先生就像是一直红色大鸟，随时准备展翅高飞。”李先生是谁，不言自明，郭昌顺一个人的死亡，解放了两个人。

    曹军庆习惯于把主体置前，把形容词组或短句随后奉上，如“手机，冯雨春本来也有一部。银灰色。”（《逃亡》）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读者的脑中道德现出一个普通的手机的形象，波澜不惊，而摄人心魄的细节和比喻接踵而来，打得人猝不及防。“一片白色，纯白，无边无际。像是阳光、雪或布帛。”（《弥留之际》）后面的形容词不是补充，而是明确的抒发出情感和意义，以及人物的处境。“这是冯雨春的房间，他站在窗边，记背消瘦。”紧接着的后面一句更加惊人：“这样站着，好像他时刻准备着跳窗而去。”力量步步递进。有时候整个一段话用这种思路写就：“凌晨3点左右，一伙从抬回了他的尸体。他们一搁下他就‘轰’的一下逃散了。只 我独自面对着他。我数了数，他一共被砍了25刀，身上血迹斑斑。我怎么也洗不净。我换了一盆又盆水，而他的身体冰冷，硬。”
   
    （《逃亡》）事件——气氛——“我”的反应，一种低调的感情以缓慢的速度强势涨潮，抵达让人绝望的顶点。曹军庆善于使用旁观的叙事视角，作者所充当的叙述者并非全知的操纵者。虽然都是写身边的事和情感，这里却完全感觉不到新写实小说“他们就是我们“的认同倾向，作者的情感和人物的情感没有互动关系。不论文中是否“我”的出现，叙述者一直作为旁观者“淡淡地”存在，与身边的人和事保持着正常的“日常接触”。这样的叙述姿态既深得法国“新小说”的风格真传，也体现了一种当代人绝不陌生的冷漠情绪。

    同时，叙述者这样的“常态”将小说中各式人物的特异性烘托出来。如在《地下室》中，一直蓄意复仇的费向南秘密的布置了一个充满刑具的地下室。他带“我”去地下室参观，甚至让“我”把他用铁索绑在柱子，我的瓜是“大骇”，暗想“不会是他的脑子也坏了吧？”他“往后闪躲”，说“我不喜欢绑人”。费向南说“我”一点意思也没有。我说：“就是，我这人不是很幽默。”相对于因为复仇欲望而变得病态的费向南来说，“我”不知情，也不动情，不具备变态的“幽默”，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使得费向南的反常发生在现实里面，有了参照物，更加真实。

    故事就仅仅是故事。因为没有主观感情的灌入，所以人物本身的感情表现也不那么剧烈。我们只能从叙述者旁观到的每个人被规范过的表面，去感受人性深处的波涛汹涌。节制的语言带来如醇酒般的后劲，犹如平静的火山。作者关注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相遇”对于生活的塑造，而是生命个体的复杂和挣扎。这就体现了先锋文学对于人性的冷峻风格。

    曹军庆的创作还有一些概念化的痕迹，题材和思维也有局限，但是，他以来自“基层”的姿态，凭着对生活细节的出色把握能力表现出对现实的独到见解。他有着出色的语言锤炼功力，小说叙事结构设计充满悬念和意外，通过对心理的深刻剖析叩问人的现实存在的状态和真实性。他的创作可以视作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写作退潮许久之后，人们对先锋精神普遍的思考、认可，和将之与广阔的现实生活结合的有益成果。

                                                (原载<文艺新观察>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