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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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
  
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
在甘肃会宁同时发生着两件事: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
　　在会宁,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了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
　　在甘肃——中国西部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一项农业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该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这对崇尚读书立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悖论。在广袤而落后的西部,长期以来,教育被压下重注,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
　　然而,新千年以降,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危机在2009年爆发,“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这场波及国内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
　　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让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
　　
　　一个西部穷县的教育样本
　　从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出发,平定高速和312国道如刀刻般陷入贫瘠的陇东高原。会宁县坐落在国道东段的群山中,人口仅56万,当年因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而彪炳史册。
　　农民王清源的家就在这座特困县西北的一处山沟里,残破得摇摇欲坠。王清源坐在昏暗的里屋抽旱烟,奄奄一息的炭火连热一杯“罐罐茶”(当地特有的一种饮品)都困难。虽然饥肠辘辘,但干瘪的面饼和籽瓜让他无心下咽——常年歉收的土地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如紧箍咒般让他难过。
　　但在大部分外人看来,他应该又是光荣的——他是三个大学生的父亲。“很意外?”王清源吧嗒着旱烟向来访者比划,“在这里,不出大学生的家庭才值得奇怪。”
　　王清源所在的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传奇在这里层出不穷——一个仅有十来户的深山小村出过4个博士;一个寻常老农,把10个孙子中的9个送进了大学校门;距此不远的柴家门乡一户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
　　惊人的大学生出产率让会宁教育拥有与“贫穷”不相匹配的显赫名声。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接近其整个城区人口数量),此外,三千多名硕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
　　“读书经世”在会宁早有传统。王清源的幼年时代是在长辈们“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叮嘱中度过的。“会宁自古不经商。”王说。仅明清两代,会宁就出过20名进士和113名举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会宁教育得到回报。这个时期走出农门的甘肃首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力学专家王银邦,生物学双博士王铁邦以及北大地理学教授柴彦威等会宁学子,都成为闪耀的学术明星。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不同乡镇的会宁人自我介绍时,还会用老家当地出过的著名学者来作注脚,并引以为豪。“会宁人就喜欢说两件事。”王清源说,“一是什么时候下雨,二是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
　　而汹涌的民间热情也不断提示地方执政者——在缺矿、缺水甚至缺风的会宁,教育成为最可控和最有作为的领域。在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的会宁,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庞大的教职工队伍开销,甚至不惜举债。2002年到2005年会宁曾掀起投资教育的历史高潮。四年间,全县通过筹措、贷款甚至干部职工捐资,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近2亿元,相当于当地十多年的财政收入。截止到2005年11月,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6600万元,这个数字仅过3年又蹿升至1亿,需要全县不吃不喝还上5年。
　　押宝般的行政倾斜让教育部门成为当地绝对的强势群体,甚至拥有独立的人事选拔权。2002年至2004年,会宁在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人未增的前提下,唯独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几乎成为鸡肋。“我们没有选择。”一位教育官员说,“除了教育,这里没有出路。”
　　
　　狭窄的农门
　　头寨子乡与王清源所在的汉家岔乡接壤,交通却更为闭塞。例如武志霞所在的乱庄村——从这里到最近的公路,首先要步行翻过两座大山。现在的乱庄是一个由小孩、老人和孤独的妇女组成的村子。几乎所有的一家之主都在外打工,他们用廉价的劳力换来些许报酬,滋润着行将枯竭的家园。武志霞的家里现在只剩下两个老人,他们守着几亩瘦田和数十棵奄奄一息的杨树度日。
　　大约4年前,38岁的武志霞带着两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住进县城北部一处狭窄破旧的出租房,一边打工一边供孩子读书。这个游离在会宁县城的特殊群体被叫做“陪读家长”。他们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据当地教育局统计,已有近1万名陪读家长聚集在会宁县城,在各个中学周围形成方圆1公里的“陪读村”。
　　武志霞和女儿刘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一张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墙壁被熏得发黑。1月8日晚上,武志霞在这个斗室里整理女儿的复习资料。她没读过一天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动这些书本时,小心得像对待易碎品。
　　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业已经完成一半——儿子刘永伟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说,“被逼上梁山了。”
　　这基本也是万名陪读家长共同信奉的逻辑。他们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大多数家庭靠打工或家里寄钱度日,还有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捡垃圾来维持生计。
　　这些聚集在城市贫民区的陪读群体催生了周边完善的消费链和配套设施,它们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连接希望与现实的两端。在这里,陪读家长们很团结,互相照应,甚至同病相怜。学校是共同的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武志霞和院子里其他5个女人共同打点这个简陋的落脚点。闲时就聚在一起说说老家,还做些针线活。孩子自然是焦点话题,贴在墙上的奖状则是最荣耀的战利品。
　　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债供学。武志霞的邻居成粉瑞驮着3万元债务,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和患肺病的丈夫让她不堪重负。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当年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命运诅咒而离乡别井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上世纪80年代就外出打工,在一个工程队修路。2005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而晕倒在教室里。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被放大的“神话”
　　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做疗救一切苦难的良方。
因此,纵使现状困窘,王清源在很长时间里仍坚信对孩子们的投资是值得的。这位曾当过20年民办教师的老人,比村里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对个人乃至家庭未来的意义。
远房堂叔王银邦的祖屋就坐落在200米开外的一棵苹果树旁。前者是宗族乃至村庄的骄傲——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
计划经济年代的西北农村食不果腹,王银邦靠野菜饼子和红薯干支撑强烈的求学欲望。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当上了民办教师,戴一副残破的眼镜授课,并鼓励这些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这轰动了全村。“乡亲们提着鸡鸭都来了。”王银邦二弟王铜邦回忆当年盛况,“人们包围了老父老母,还敲锣打鼓。”王银邦1985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先后到日本等多国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后来,三弟王铁邦也跟随哥哥,成为“双博士”,后移居美国。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领袖和荣耀源泉。
“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
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一个急于激励学生的老师干脆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于黑板两边——其含义不言自明。
大量的农村孩子涌入城市,直接导致城区各学校人满为患,大班额现象从小学延续到中学。此外,每年近500名来自兰州、玉门等地的学生在“高考传奇”召唤下涌向会宁,有些甚至举家搬迁。
“大人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来自甘南玛曲县的藏族学生卓玛说,而告诉她这一消息的则是她年过七旬、不懂汉语的奶奶。
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这一年中国大学扩招也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他开始办理商业贷款,并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
单是沉重的利息已经让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经济造血能力。王威记得,父亲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脆弱的赌注
虽然也觉得泥足深陷,但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
2005年高考过后,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还有一项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红灯频亮的2005年,原本是王清源打造出第三个大学生的光荣时刻,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功德圆满——商业贷款已提前耗完,无力顾及小儿子王卓,小儿子不得不又贷了2万元国家助学贷款以维持学业。钱成了这个家庭压倒性的话题。纵使王清源和老伴把每月消费压在100元以下,也无法扭转入不敷出的恶性局面。由于长期受劳累及焦虑心理困扰,王清源的老伴在2000年2月患上头痛。王清源怕到大医院花钱,就带她到村诊所开了些土方,但剧痛却未见好转,4个月后她就在炕上咽了气。王清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后来我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不把孩子们供出来,老伴就枉死了。”王说。
“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十多年,学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读书赌博论”随后被主流媒体推出,压下重注的王清源也在等待底牌揭开的一刻。
2000年,女儿王芳第一个毕业,拿着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文凭的她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只好凑合去了天水一家电子厂,月薪不足千元。大儿子王威2003年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对方每月只给他260元工资,而且试用期3年。王威扭头走了,最后找到一家销售公司卖水表,住进潮湿的地下室。
“我甚至不敢告诉父亲。”王威说,“他一直以为我们会当公务员。”善意的谎言不断增加着他的愧疚感。“扩招、就业危机、金融风暴都碰上了。”王威说,“不知是运气问题还是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种种令人费解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让王清源不断降低期望值。王清源告诫孩子,房子可以暂时不修,但债总归要还,本金腾不出来,起码利息得按时,不然在担保人面前丢不起这老脸……
日益卑微的愿望在小儿子2009年毕业时最终粉碎。王卓的第一份工作是只维持了两个月的临时工,闲荡了一个月后,他又放下通信工程毕业生的面子,到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每天抄抄写写,感觉像中学生的活儿。”
如此蹉跎,债务至今已超期6年了,催债电话如冤魂不散。王清源最后对两个儿子说:“钱我还不起了,你们哥俩看着办吧。”
王清源的投资“破产”了,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他所在的仅有28户人的小岔自然村,近4年来,因供大学生而陷入绝境的家庭就增加了8家。
　　
　　坚守者和牺牲者
越来越多的人依然在无视风险,不断加入到陪读群体中来。2009年末,蔚然成风的会宁陪读现象被媒体关注,并引发广泛的讨论。
“这是一场贫民的博弈。”会宁籍学子、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说,“在会宁,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模式和更广泛的基础教育机会,来纠正一些被异化的人才观念和人生逻辑。”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那些连高中都读不了的学生。”柴所指的这个群体与民间团体“会宁学子共济会”所致力服务的“高考牺牲者”不谋而合。
失衡的现实引发弱势力量的撤退。30年来,重点大学农村大学生下降一半,外界评论这源于“教育起点不均”。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农村牺牲者”退出或倒在高考战场,他们可能是未来“因教返贫”群体的主力。
“会宁状元县是在很多牺牲者的基础上走出来的。” 会宁学子共济会一位负责人说,“现在会宁的教育失败在于:让很多失败者或牺牲者没机会读书。”
目前,这个由在外的会宁学子自发组成的互助互扶组织,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帮助家乡的高中生正确地看待高考,不要孤注一掷,让他们明白即使读不上大学也是很有希望的。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一定是高考改变命运。”这位负责人说。
1月12日上午,王清源切开一个籽瓜,腐败的瓤化成一摊黏液喷泄而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于是给三个子女都轮流打了一个电话。他听说最挂心的小儿子已背负“信誉恶名”离开兰州。而另一边,兰州郊区一个破败的工业区里,王威放下父亲的电话后,也在内疚中变得心神不宁。他虽然有工作,但吝啬的老板却拒绝给他销售提成,还吓唬他说不想干了就走,排队等这份工作的人还很多。王威开始感叹尊严丧失,但沉重的债务剥夺了他谈判的资本,他只好选择接受,然后等待那个永远不知何时降临的“更好的机会”。
而陪读母亲武志霞最近则为女儿消极的复习状态而忧心忡忡。女儿说:“今年怕是考不上了。”说这话时,窗外的小巷因为孩子们的放学而变得热闹起来。这些形状各异的院子日复一日地繁盛着,容纳各式希望,也见证落魄者的逃离。胜出者获得丰厚的回报和身份晋升,而失败者则前功尽弃,可能陷入更糟糕的深渊。
喧嚣之中,武志霞有点生气地说:“在会宁,连续考三四年才考上的人也不少……那就复读到考上为止!”
(王清源、王威、王卓为化名)
      (摘自2010年1月2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