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足珍贵的实证精神 文/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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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足珍贵的实证精神

——听胡惠闵教授讲座有感

    学文科的人往往排斥数字，我也不例外。然而当我绕到数字的背后，却发现有一种精神，令我不得不肃然起敬。

    今日听胡教授的讲座，有两个数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她明说的收集整理用于分析的课例数174；一个是她未精确统计的听课数——她只说自己的听课数量绝不亚于一个资深教研员。我帮其计算：本人到岗三个月，视导、赛课、听试讲、搞教研活动等，听课40余节，一个资深教研员至少得有十年的研龄吧，粗略加乘，恐怕不会少于千节吧。于是我想到了教育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法，同时，深深感佩于如胡教授等研究者的实证精神。

   “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百度百科）实证精神则是指研究者为追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进行调查、观察和实验的意志品质。我以为这种精神有三个特点：一、科学严谨，尊崇客观事实；二、亲历躬行，不辞繁琐辛劳；三、降低身份，甘于一线忙碌。胡教授的讲座之所以服人，恐怕就在于她有着大量实证研究的资料，并由此归纳与归因；其讲座之所以感人，恐怕也在于一个大学教授能够亲临教育现场、深入教育现象背后的精神吧。

    这种实证精神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已众所周知，而其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却常遭冷遇，尤其在中国。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传统讲究“悟”，“格物致知”也不过是为了“澄怀望道”，于是自然科学研究少了实证的出席，显得零散而随意，而人文科学研究更少见由实证材料归因的成果，其中的教育研究则几乎都是经验的记录。然而，二十世纪中叶，陶行知等一批学者——真正的教育家，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实验。他们像夸美纽斯等教育家一样、创办学校，开设课程，变革教法，弥补了中国几千年来缺少的教学法研究（那是我国教学法研究的鼎盛时期，其后再也没有出现那么繁荣的研究局面）。那是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积贫积弱的土地上都不曾衰减的热情，那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名利的默默耕耘，那是义无反顾肩负起的对民族未来的责任心。

    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难能可贵。十年课改不寻常，十年课改多艰难。在闭门造车就能理论漫天的时代，在拼接组合就能成果如山的时代，在身处其位就能专家自居的时代，在炮制思想就能财源滚滚的时代……我有时不禁傻傻地想：倘请陶行知等领衔课改，其局面会不会与今天的状况有所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