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评2010影响力人物：微博公民入选

管季超0712

中国新闻周刊评2010影响力人物：微博公民入选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3日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2010048期封面


　　有信念，有温暖

　　没有人能真正为365天作结。即便是年底例行的盘点新闻事件、关键词、大人物。在这个个人价值和权利彰显的时代，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圈点和思考自己的2010。

　　也没有人在这个岁首，可以代表你表达愿望，事实上，这个国家在未来一年的光荣与梦想，有赖于无数个你的憧憬、感悟、信心、计划、行动的集合。

　　我们敬重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荣耀。在每一个熠熠生辉的词汇后面，可能都有你的参与和努力。英雄——叱咤风云的商业英雄，和地震后参与救助而殉难的志愿者；年轻人——将超级计算机做到世界第一的年轻科学家，和自发组织翻译国外课程，完成知识传播的译者；创造力——追逐互联网潮流反复倒下反复再战的年轻企业家，以及在微博上激扬文字点评公共事务的网民；公民——抱病重之身却依然为宪政鼓与呼的坚忍学者，或者在大火后献上一束花朵来完成追思的市民。

　　回首2010年，那些给人以希望、温暖和信心的面孔。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通过何种努力，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还是用人来作总结吧，因为人是时代的创造者、承载者、记录者。《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推出“十年影响力人物”，今年我们延续这个做法，选出一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他们的足迹呈现2010年的线索。这些来自经济、科学、文化、公益等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都在为这个社会注入温暖，推动着这个社会的民主、理性和进步的主流。

　　我们还特别选择了这一年影响中国的外国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外来者既可能是开启智慧的大学教授，是传播公益理念的企业家，甚至可以是直接在中国这片土地耕作的建设者。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他们是誉满天下的名流，是讷于言语的邻家男孩，还是在微博上发表言论的思考者，有一点为他们所共有，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面向着积极进步与希望。

　　前进的路途永远困难重重。而越是艰难，便越需要有所坚持；路途越是坎坷，有所信仰的人，方能最终达成目标。

　　有信念，才有温暖；有信念，方有影响力。

　　2010影响力人物评选专家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何力 《财经》杂志主编，资深传媒人  ★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江平 法学家

　　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教授，知名学者  ★  刘北宪  中国新闻社社长  ★  沈昌文  《读书》前主编，著名出版人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知名学者  ★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知名学者  ★  吴思  《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知名学者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知名学者  ★  余世存 青年思想家，知名学者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钟南山  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0·企业家

杨元庆，2004年12月摄于联想北京总部。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分寸，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盲目自大就是说出去了马上就干，这是不对的，国际化不能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为了实现企业持续增长；不能妄自菲薄更重要，我们要相信自己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是可以复制到国外去的。

　　杨元庆，联想集团CEO。1964年11月出生，浙江人。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9年于中国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同年加盟联想。

　　杨元庆带领的联想集团于2008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且位列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榜首。

　　当5年前联想完成了对数倍于己的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时，人们对于它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企业充满疑虑。杨元庆力主用中国的管理基因和业务模式去驱动这个全球化企业——联想已经是全球领先的PC制造公司之一，并在今年宣布向新的移动互联网领域进军。他领导下的联想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成功案例。

　　全球化的杨元庆

　　一个数亿用户规模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正在形成，对于包括联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将是一次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

　　本刊记者/杨正莲

　　20多年前就想出国的杨元庆，现在不仅把联想的业务做到160个国家和地区，他本人还在美国安了家。

　　“我喜欢用乐Phone斗地主，经常出差，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多，我就喜欢拿出乐Phone玩上几圈。”理科生杨元庆一反此前的慎言平和，大方地公开“炫耀”牌技进展神速：“最近输得少，赢得多，很快已经从包身工晋级到财主了，这让我在开心之余，也小有成就感。”

　　让杨元庆开心的不止是用乐Phone斗地主这么简单。2005年5月1日，联想正式完成了对数倍于己的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这个“蛇吞象”的大胆试验一时成为中国企业登上国际并购舞台的风向标。5年过去了，杨元庆不仅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利益，从而保证新联想平稳过渡，他还试图把联想打造成有国际化形象、国际化公司治理、拥有国际化人才、国际化文化、具有国际化管理内核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杨元庆力主用中国的管理基因和业务模式去驱动一家在16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业务的全球化运营企业，这是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尝试。

　　杨元庆的梦想，是让联想成为行业里的领导企业，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受人尊敬的企业，成为基业常青的企业。为了这个梦想，在联想传统PC业务取得高速稳定均衡增长的2010年，杨元庆高调宣布进军移动互联网领域。他认为，中国正处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机。

　　“移动互联网是我们下一波增长的机会所在，今年的工作为未来的增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10年在中国吹响了进军移动互联网的号角，这让杨元庆觉得工作起来很有激情，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未来，联想将举全公司之力，以最充沛的资源来保障移动互联网战略的成功。”

　　力主国际化

　　1989年投奔联想时，中国科大毕业的研究生杨元庆正在等待出国时机。那时，出国是优秀青年最有力的证明。

　　杨元庆本来是想做研发的，但被分配去做销售。1993年，杨元庆终于有了一个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深造的机会，但他取得的销售业绩让他在最紧要的关头被提拔为PC部的总经理。1993年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当时国内计算机业界也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真是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年头，并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了杨元庆。此前，这些业务要分别由四个副总裁来掌管。

　　在以后的几年里，杨元庆利用手中大权和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联想的体制。他不仅挽救了国产微机的颓势，还建立了高效率的分销体系，并将产品的方向指向家庭用户。2003年时，联想在中国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戴尔电脑，戴尔还带来了他们在全球所向披靡的直销模式。所谓直销，即产品从生产线下来之后直接送达消费者；而分销则要经过一系列环节——经过代理、批发与零售，最终抵达消费者。联想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面对此种困境，杨元庆和他的同事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模式”的销售模型，即关系型与交易型。前者主要面向政府、大机构等大客户，按他们的要求定制电脑，即直销模式；后者则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及消费市场，采用分销模式。凭借这套商业规则，联想日益巩固其在国内市场的龙头地位。而发现这套规则的开放心态，以及这套规则本身，都对联想后来的国际化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5年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后，联想先后启用了两位国外的CEO，杨元庆担任董事长并举家迁往美国。曾经在2004年专门请外教学习英语的杨元庆，如今不但善于发表即席演说，而且英语进步神速。他计划把交易型业务模式复制到全球，并以此销售联想自己的Idea系列消费产品。

　　“中国业务模式与国际化经验的有机结合，是联想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因素。”联想通过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走向国际化5周年之际，杨元庆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我们要相信自己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是可以复制到国外去的。”

　　对于杨元庆来说，2010年是非常好的一年，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年。“我们在个人电脑的领域里面，可以说是高增长，连续四个季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的PC厂商中保持最高的增长速度，我们第一次达到了10%的市场份额，并且还在不断攀升。”杨元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来我在上任的时候，跟董事会承诺，我要用四年达到这样的目标，结果第二年我们就做到了，我们的盈利能力大幅度改善了。”

　　希望带领企业迈上新的高度，这是支撑杨元庆的动力。杨元庆说他喜欢迎接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如何从一个本土企业的领导人成长为一个全球化企业的领导人；如何带领联想从全球第四位的电脑厂商逐渐成为全球领先的电脑厂商；业务从一个领域跨越到另外一个领域、从传统的PC跨入到移动互联网的过程中，如何去进化自己，培养出新的基因。

　　布局移动互联网

　　跟杨元庆玩过扑克牌的老同事都知道，他习惯在出牌前思考良久，即使拿到的牌不好，也要想方设法去赢。

　　现在，杨元庆把牌局延伸到移动互联网领域。“移动互联网战略是联想非做不可的，如果不做，将来这个领域会侵蚀传统电脑。”11月12日，杨元庆在北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吹响了移动互联网的号角，“这是非常好的起步，非常好的开始，而且我们对成功充满信心。”

　　早在4年前杨元庆就开始过问相关开发，今年4月乐Phone推出以后，他亲自担当了乐Phone的总负责人。“我们希望这不仅能推动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也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关注到这个领域里来，开始造自己的车、备自己的货。”

　　在4月19日的发布会上，杨元庆简单回顾信息技术的发展轨迹之后认为，市场正在呼唤移动互联的新时代，而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正在建立遍布全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联想将开发更先进、更完整的移动互联网终端产品，整合适用于本地用户的最流行的网络应用和服务，给用户提供最佳的端到端的客户体验。”

　　在杨元庆看来，移动互联终端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小巧时尚，能够放进口袋或皮包里；第二是实时在线，不用像传统电脑那样，要费劲地找网络，再连接；第三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应用，然后把这些应用直接推送到客户的终端上，让大家享受到顺畅的、无缝连接的愉悦体验。“这三个特点反映了我们移动互联战略的关键所在，就是要把丰富多彩的互联网应用和硬件、软件完美地整合在一起，帮助客户随时随地享受最佳的互联网体验。”杨元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PC市场国际化路径不同，联想移动互联网战略必胜的信念，部分建立在中国市场的本土优势上。杨元庆希望联想首先用一款适合中国人的产品，按照中国主流人群都能接受的价格，去占领中国这个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为此，联想先后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电信运营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同时，联想还试图构建根据中国用户需求裁剪的“中国超市”，并推出1亿元人民币的“乐基金” 帮助中国开发者成长。

　　“我们还会为培育、孵化更多的应用提供更加直接的支持，对联想应用商店“乐园”精耕细作，并以乐基金为依托，充分利用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在技术、管理、人才、投资孵化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帮助中国开发者创业成长。”杨元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一个数亿用户规模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正在形成，对于包括联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将是一次绝佳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产业链上的中国企业和开发者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移动互联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完善，就能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唱主角。”  ★

张云　　作为最后一家进入股改和最后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国有大行，农行在历时三年多的股改上市进程中，外部经历了宏观经济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部也面临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消化。2010年7月中旬，农行A+H股两地上市，农行破茧成蝶，张云是此间的主要执行者。

　　张云，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09年1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2001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兼人事部总经理，2001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我觉得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我们今天敲锣(上市)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

　　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而农行将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

　　张云：让巨无霸破茧蝶变

　　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大行——农行上市，是2010年中国的一件大事，而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是此间的主要执行者

　　本刊记者/庞清辉

　　“当”一声锤响，2010年7月15日上午9点28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的开市金锣，悠扬绵长。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历史包袱曾经最为沉重的巨无霸——中国农业银行，终于在海内外筹集221亿美元后，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彼时的北京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农行总行办公大楼南门、西门和北门都悬挂起靓丽醒目的大红灯笼。上市锣声敲响之后，张云一直盯着电子显示屏幕。

　　“今天敲锣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说他“感觉很有压力”。

　　农行既为城市广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又立足于县域经济。“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农行因此也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张云自信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市以后，农行既要服务三农，在推进县域经济成长和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又要为股东带来好的回报，如何平衡尤其考验这位行长的智慧。

　　一路随行

　　张云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农行一路走来。

　　1982年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张云在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1985年，张云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从深圳、广东、广西再到北京，张云都在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中组部宣布了领导成员名单，任命项俊波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云为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农行就在为股改做足准备。2004年，农行向国务院递交了股改方案。历经三年，到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农行股改定调，确定农行改革方向为“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那就是说，农行“两个都要”，既要商业，也要“三农”。进入2008年，农行随即启动“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行通过位于县域地区的2048个县级支行和22个二级分行营业部，向县域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但是，决策层在给农行定下“整体改制”基调的同时，也给农行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把握好“三农”业务和商业化经营的平衡点。而这种探索，在世界范围内都鲜有成功案例。

　　从2004年农行第一次上报股改方案，到2007年面向“三农”16字改革方针；再从2008年《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到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从2010年4月农行筹备IPO，开始遴选承销商，到7月15日、16日，农行正式登陆A股、H股市场。好事多磨，这句话用在农行身上再恰当不过。

　　“农行改革与同业相比历时最长、难度最大。”张云说，这其中包括农行网点最多、人员队伍最庞大、业务领域最复杂、历史包袱较重的特点，也包括农行从启动IPO到上市的3个月里，因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国内外资本市场剧烈的波动。

　　“我觉得农行上市的过程比过山车还刺激。坐上过山车，眼睛一闭，几分钟就过来了。但是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的进程，历经三年，它是眼睁睁地，或者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急流险滩。所以带来的压力，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刺激，比过山车还要强劲得多。”张云的“过山车感受”一言难尽，没有身在其中，没办法感受其间的酸甜苦辣。

　　农行上市启动之后，就如离弦之箭，一路向前。“一个成功掌舵人的身旁一定站着一位有力的执行者。”这是农行上市后业内最多的一个评价，掌舵者是项俊波，张云就是那个执行者。

　　备战县域经济

　　在张云眼中，农行自身具备独特的优势。张云称，未来30年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农行将显著受益于未来中国城乡经济协同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但市场似乎并不买账。上市之前，投资者直言，“没有十年时间难以在三农业务的政策定位与盈利之间找到边界”。农行在各地路演，三农问题都是投资者提问的核心话题。

　　农行服务三农，是股改当中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也被人视为鸡肋。在许多投资者心里，“银行和农业放到一块，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

　　针对于此，张云说：“从某些领域、某种角度来看，的确是水和火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找到防范风险的有效的途径。”在张云看来，这个过程中，说到底，银行必须按照规范化的商业银行去做，而不能不计成本，不讲风险。

　　据资料显示，中国县域地区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5.2%，县域生产总值占全国GDP 的比重达到49.6%。浙江的余姚、慈溪、鄞州等县级市的年财政收入都已经达到50亿元以上。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县域经济的增长潜力已开始显现。

　　农行独特的市场定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成长空间。在农行2.3万多个分支机构中，有7200个在县城，5300个在人口较多的乡镇，高于工行、建行和中行县域机构网点数量之和。这些庞大的县域网点保证了农行业务的覆盖范围。从中长期视角考量，县域业务是农行独特的战略砝码。

　　“虽然目前三农业务的盈利总体水平还不及城市业务，但随着三农业务发展模式的逐步优化和成熟，相信未来仍可以给农行创造满意的价值。”张云说。

　　据张云介绍，农业银行在董事会设立了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在一、二级分行分别设立三农金融分部，作为三农金融业务基本经营单元的管理机构。从县域业务授信的管理体制，到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张云侃侃而谈，信心十足。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所有银行中最大程度受惠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战略部署，又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

李书福（2005 年11 月15 日）　　吉利并购沃尔沃，不仅是惊动中国汽车业的一个并购案例，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大胜利。李书福以其特有的草根智慧，游刃于国际资本和地方政府之间，最终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关键一跳。吉利，也许并不是中国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商，但它撑起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新高度。

　　李书福，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现任吉利集团董事长。他的职业生涯从制造电冰箱开始，后来从事过房地产，1993年进入摩托车制造行业，进而在1997年成立“四川吉利”。吉利集团是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2010年吉利汽车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瑞典汽车企业沃尔沃100%的股权。

　　合资就像是勾引我们抽鸦片。品牌掌握在谁手里，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主动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

　　李书福：公主娶回以后

　　一个以生产低端品牌轿车起家的中国民企，收购了世界知名的豪华车品牌，成为今年中国汽车业的头条新闻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2010年12月4日，当出席某商业论坛的李书福念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台下开始交头接耳：他们熟悉的那个浙江老板不见了。

　　更多人对于李书福的印象，仍然还停留在2002年。当时他40岁，刚拿到汽车生产许可证，意气风发，凭着造摩托车的经验对媒体说：“汽车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日后，李书福曾多次澄清此事。但“汽车疯子”“汽车狂人”的传言早已经四处传播开来。

　　今年8月初，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最终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沃)的收购后，作为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各式公开场合，开始言行谨慎起来，谈得最多的还是“我的价值主张”。

　　“创业首先要学会做人，要学会感恩。”在11月9日的一次论坛上，李书福说，“我要感谢当年帮助我、支持我的乡长、村长、县长、区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他还与众人分享创业经验：“如果要创业，首先要研究中央精神、国务院文件。如果精神不吃透、文件不搞明白，就不知道怎么创业。”

　　“农村青年爱上欧洲公主”

　　今年3月28日，对李书福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在瑞典的哥德堡市，吉利集团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

　　李书福形容两家企业的并购时说，“吉利是一个农村青年，爱上了欧洲的公主。”早在2009年，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得知李书福打算收购沃尔沃后，大为诧异。王均豪说，“他总能干出些你意料不到的事情。”

　　一个以生产低端品牌轿车起家的中国民企，收购了世界知名的豪华车品牌，成为今年中国汽车业的头条新闻。

　　2009年，吉利集团销售汽车32.5万辆，位列中国第十大汽车厂商。不过，与一汽、东风、上汽、长安等四大国有汽车集团比，吉利仍然是个主打低端市场的小厂商；甚至与同为自主品牌的奇瑞集团相比，吉利的民营背景仍显实力单薄。

　　通过海外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准，一直是中国本土汽车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汽车产业走上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道路。30年后，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合资品牌汽车占领了国内70%汽车市场。

　　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出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资的依赖度已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预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以市场换技术，丢了市场，却没得到技术，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庸。”

　　对于吉利、奇瑞和比亚迪等国内仅有的少数几家自主品牌厂商来说，起步更为艰难，“模仿——消化”几乎成为当时的唯一出路。自主开发几乎是被逼出来的。当丰田汽车要对吉利豪情车系配置的丰田发动机大幅提价时，吉利被迫自主研发发动机。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李书福说，“创业的人，都是孙子，这一点必须要明白。”

　　对于先进的国外汽车公司技术，吉利们从未放弃引进。2002 年宝马宣布出售罗孚品牌时，李书福就已跃跃欲试，“但当时确实因为某种原因被人抢走了”。

　　下一个机遇要到七年后才降临。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冲击，奉行“一个福特”战略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出售沃尔沃轿车。沃尔沃历来以安全性著称。但自1999年福特收购沃尔沃以来，沃尔沃每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2008年和2009年亏损额分别达到16亿和9.34亿美元。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看来，“在中国车企中，与上汽、东风、一汽三大集团相比，吉利更需要兼并沃尔沃，因为吉利的品牌知名度和技术来源不如其他，所以吉利是最需要兼并沃尔沃的企业。”

　　吉利所熟悉的中国市场和销售经验，沃尔沃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及品牌，双方的互补性最终促成了这笔交易。并购完成后，李书福终于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参观沃尔沃在瑞典的试验场，此前在与福特的谈判接触中，他都始终未能获得参观许可。

　　位于瑞典的沃尔沃实验场，给李书福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万亩地，非常庞大，几百公里长的道路，好几百人一天到晚地在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所以他们要实现零伤亡、零排放完全能做得到。因为他们实实在在随时随刻地在研究，所以这些都令我欣喜。”

　　并购沃尔沃，吉利付出了18亿美元的成本，包括2亿美元票据和16亿美元股本。李书福此前曾对外透露，大庆和上海市政府为并购分别提供了4.44亿美元和1.4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前，吉利集团计划将在大庆、上海、成都三地建厂。

　　“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

　　与并购相比，对李书福来说，更大的挑战则是并购之后的经营。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鲜有成功整合先例。2004年，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磨合的过程不无苦痛；同一年，TCL并购欧洲最大的传统电视汤姆森彩电业务，但随着液晶电视的流行，这一并购价值随之缩水；与吉利同为汽车行业的上汽集团自2004年收购韩国双龙后，一直深陷“窃取双龙技术”争论，劳资双方冲突不断。

　　在并购沃尔沃不到一百天时，李书福就与沃尔沃的管理层爆发一场争论：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沃尔沃轿车型应该更小还是更大？

　　在李书福看来，“中国人喜欢大的车你就造大的，像有些车拉得很长，加长加长再加长。”此前，李书福曾对外表示，在未来三到四年，吉利控股将为沃尔沃增添2到3款更大更豪华的车型。

　　但是作为低碳、环保和安全的先锋代表，沃尔沃方面则坚持走安全、低调、高品位的道路，未来的车型应该是小型化、环保和节能。

　　“我们会充分交换想法，在两种方向中寻求平衡。”李书福说，如何提升沃尔沃这个产品在中国的销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用户的消费心理。后来，李书福又建议，“沃尔沃在产品研发上作调整，尽最大可能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开发适应中国消费者的沃尔沃产品”。

　　产品的精准定位，是李书福接管沃尔沃之后必须解决的问题。沃尔沃2009年在中国一共销售2.4万辆，尚不足同期宝马在华销量的四分之一。在李书福看来，沃尔沃销量不佳，与其定位人群过于狭小有关。在并购前，沃尔沃定位的销售人群主要是教授、律师、会计师、银行家、白领、环保人士、艺术家。李书福称，在中国，“这样的消费群体确实是凤毛麟角。”

　　更多场合，李书福还是尽量展现吉利和沃尔沃之间的平等关系。“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李书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牌定位，沃尔沃是一个豪华品牌，吉利是个大众化的企业品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投资主体，分别由两个关系层来管理的汽车公司。

　　但谁又能保证双方永远没有冲突呢？上汽在重组韩国双龙汽车一年后，双龙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在位于韩国平泽市的双龙汽车涂装2号车间内，至今仍然保存着当时事件的痕迹。直到12月6日，印度最大SUV和拖拉机制造商马亨德拉公司宣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70%的股份，上汽才从双龙的泥潭中解脱。

　　吉利和沃尔沃的未来会怎样？在12月4日的某商业论坛上，李书福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

常小兵　　2010年是中国联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基于领先的3G网络，常小兵领导的中国联通3G业务，定位高端用户，推广明星手机，为3G手机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G手机将颠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

　　常小兵，1957年3月生，河北涉县人。南京邮电大学工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1982年，他从安徽省六安地区邮电局技术员干起，直至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局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2000年4月，出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11月起任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

　　无线的带宽是有限的，有线的带宽是无限的。

　　中国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我递话，我知道这既是给我信任，也是给我压力。

　　常小兵的3G生活

　　未来通讯的发展之路将充满神奇，其中大部分在今天都难以想象

　　本刊记者／庞清辉

　　手机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均拥有率最高的电子终端。尤其是手机的功能以惊人的想象能力发展着，任何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娱乐、工作的功能，适合装在手机上的和不适合装在手机上的，统统都将被应用在手机上。

　　得承认，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进入手机主导的时代，但它已经来了。

　　2010年11月10日，上海市长韩正和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常小兵共同为“沃商店”上市揭幕。“沃商店”，是联通的“手机应用商城”，是手机应用软件的聚合、交易和服务平台，与苹果的“APP STORE”类似，包括了游戏、工具、娱乐、主题、生活以及阅读等多种应用。未来手机用户将可以不再通过网址来获得服务，而是通过应用软件来获得服务。

　　“手机应用商城”对联通而言意义重大。“未来中国联通希望在‘信息消费’和‘信息生活服务’这两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常小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中国联通确定了“信息生活创新服务领导者”的发展远景。

　　1957年出生的常小兵，拥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头衔，这位外表斯文谦恭的电信管理者，将带领人们进入一个怎样的未来手机世界？

　　掌舵新联通

　　2004年，在一场电信高管大调整中，常小兵出任中国联通董事长。这次赴任对于常小兵来说，有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意味。

　　在常小兵接任之前，2004年年末的中国联通，交出了一张令人皱眉的成绩单：全年营业额793.3亿，利润43.9亿；其中CDMA业务全年亏损5.88亿。这个成绩，在四大运营商中排名垫底。央企进不了前三名可能将被重组，再加上G、C两网的发展乏力，中国联通走到了被拆分的风口浪尖。此时此刻，常小兵由中国电信的副总经理转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这一改变，使得常小兵一步跨过了固网与移动网络间的楚河汉界。拥有超过20年的电信行业管理和从业经验的常小兵，非常熟悉电信业务。刚上任不久，常小兵就频繁穿梭在黑龙江、北京、山东、湖北、重庆等地，实地调研和考察地方联通的一手资料。常小兵想把电信的地方优势挪移到中国联通中。

　　联通的CDMA业务一直是中国联通的一块心病。不论是在此前的杨贤足、王建宙时代还是常小兵时代，CDMA一直是中国联通的代名词。但是可惜的是，投入重金的CDMA业务迟迟不能盈利。从CDMA建设之初，联通就提出走高端路线，但几年来残酷的市场实际结果是，这一最初路线并不成功，连联通内部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很多用户入网CDMA，最大的动力来自“因为CDMA打电话便宜”的心理。但中高端的手机价位较高，让很多用户望而却步。

　　在这件事上，常小兵展示了他的雷厉风行和决策果断。“CDMA发展一定要走老百姓路线”。2005年上半年开始，中国联通很明显地改变了CDMA业务的发展策略，缩减CDMA终端的补贴；同时加大了CDMA手机集中采购的比例，降低了CDMA手机价格，此举立即获得了CDMA产业链“叫好”。

　　2008年，中国电信行业再次重组。根据三部委深化电信改革的要求，原中国联通将C网出售给中国电信，与C网业务相关的人员也一并调整到中国电信，其余人员与原中国网通组成新的联通。电信重组方案刚出台时，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的重组是难度最高的重组，常小兵也是三大运营商中最累的老总。常小兵则幽默地回答：“不就是干两份活拿一份钱嘛。”

　　不能忽视的是，新联通在合并后拥有一个杀手锏。在未来3G业务的发展上，3G技术标准中技术最成熟、产业链最完整的WCDMA收归新联通经营。常小兵明白，中国联通要想在今后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机会只能在3G。

　　“非语音业务占运营商的收入比重将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非语音业务将占中收入50%以上。”常小对3G业务寄予了厚望。

　　无论如何，让常小兵聊以慰藉的是，他期许中的3G业务表现渐趋佳境。中国联通3G正式商用一年后，便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WCDMA网络，3G用户突破千万。常小兵说，中国联通在3G时代的目标，不是中国通信市场的跟随者，而是“做3G市场领导者”。

　　3G改变生活

　　3G发展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网络的宽带化和移动化，二是终端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为了让联通手机“终端智能化和信息化”方面再胜一筹，常小兵从一开始就布局3G明星产品iPhone。

　　2007年1月，苹果首次面向市场投入iPhone，乔布斯关于iPhone “艺术品”的定位和强大的配套软件服务，一下子击溃了全球众多消费者。业内称，iPhone将改变全球智能手机格局。

　　2008年9月，中国移动与苹果第一次谈判破裂时，常小兵就公开表示，希望与苹果合作引进iPhone。

　　3G牌照的发放，无疑成为iPhone入华的分水岭。2009年3月初，常小兵带队中国联通谈判小组赴美。由于苹果3G版iPhone的开发基于WCDMA制式，2009年8月28日，中国联通和苹果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为期3年的合约，在中国大陆销售两款3G iPhone手机。

　　从“老对手”王建宙那里成功抢下iPhone代理权，与苹果联姻无疑是常小兵的得意之作。常小兵曾高调表示，他预计苹果的iPhone将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智能手机。而以iPhone增强联通WCDMA“沃”的影响力，带动3G高端用户的增长，一举摆脱长期以来在用户心目中的“低端”形象，也是常小兵为联通手机赢下的关键一局。

　　这个效果，可以从全国多地联通iPhone授权专柜消费者彻夜排队、手机一度脱销中清晰可见。“中国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我递话，说常小兵，你不要辜负我们WCDMA这些粉丝的期望，我知道这既是给我信任，也是给我压力。我在公司内部也把这个话传达给我们各部门，我们主观愿望上不希望大家失望”，常小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9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Nielsen发布的《2009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与3G用户调查报告》显示，3G手机用户的年龄分布集中在20~29岁之间，与2.5G手机用户的年龄结构相比，3G手机用户年龄结构更偏于年轻化，这也使得3G应用具有了无限广阔的扩展空间。

　　“3G除了本身的网络优势外，对用户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应用。”常小兵说得很简单，但布局却不简单。

　　2010年8月11日，中国联通与重庆市签订合作协议，在重庆建立NFC(近距离无线通信)产业联盟。重庆市民可以用手机付车费、打考勤，在重庆谈生意，也用不着纸质名片，只要将双方的手机轻轻一碰，电子名片就能传到对方的手机上。中国联通近期还创新性地推出了移动办公、手机采编、手机期货、智能公交、手机网银、手机航空等19个3G行业应用产品。

　　而6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2010年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上，中国联通分别演示了电子现金、在线汽车、手机沃导航、触动传媒、安全监控等技术的成熟应用，另外农业大棚、电子海报、订奶签到、防伪溯源和远程医疗等一系列通信体验，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2月16日，联通牵手人人网、2011最期待网游《醉逍遥》共同开启“玩《醉逍遥》做爱疯时尚达人”系列活动。在这次系列活动中，联通作为独家的iPhone4供货渠道，将为《醉逍遥》提供超过100台iPhone4手机作为活动的奖品。

　　“今天的移动通信，我们主要是满足了语音通信市场的需要。未来的移动通信不仅要满足语音通信市场的需要，人们也想撬动非语音市场发展的需要。这一块，整个的行业，无论是中国的电信业还是全球的电信行业，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常小兵说。 ★

管季超0712

2010·教育

朱清时　　获奖理由★他以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探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以哲学家的思维宽解内心的困顿，以教育家的仁爱守望中国大陆第一所没有官员的大学。2010年，他在高校的行政改革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人物简介：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3月，被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为校长第一候选人，同年9月10日接受聘书，成为南科大创校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

　　言论：“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

管季超0712

2010·文化

《宝岛一村》剧照　　获奖理由★

　　他是华语戏剧舞台上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始终关注当下关照现实、关护人类真实内心的编剧及导演。2010年他把《宝岛一村》带到大陆的舞台，让许许多多大陆观众首次与台湾民众共同体会了60年来另一群人的痛与情。

　　人物简介：

　　赖声川，生于1954年，籍贯江西会昌的客家人，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自1984开始剧场创作，不断在台湾创造各种纪录及实验，陆续开创台湾舞台剧市场、即兴时事电视剧市场，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

　　言论：

　　在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

　　《宝岛一村》，在嬉笑中表达痛感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本刊记者/丁尘馨

　　毫无疑问，《宝岛一村》是2010年华语戏剧舞台上最惊艳的一出。

　　这出话剧2009年底至2010年初在大陆首轮短暂的巡演，即引起不小波澜，口碑相传，至2010年10～11月间二轮演出时，已是在戏剧圈掀起了骇浪——北京上海等地均出现难见的黄牛票一票难求景况。

　　简单说来，赖声川话剧《宝岛一村》，讲述的是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两百万官民中的三户普通家庭近60年的生活变迁。故事里，三家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不同背景的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眷村里，窗户邻着窗户，吵吵闹闹又相互依靠，他们将60年飘零命运中的悲喜生活一一展示给观众。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

　　在《宝岛一村》，赖声川又一次把他特有的幽默风格嵌入自己对这群飘零生命的尊重里。痛与笑，常常是在同一幕场景出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众人返乡探亲，是《宝岛一村》的高潮。台上呈现却极为简单，简单到只有椅子和人。三户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和河南的人家，如眷村排屋的样子并列在台上，以追光灯区隔各自的时空。他们的故事情感各不同，却递次地呈现出相同的痛。

　　赵家儿子台生替亡父回到陌生的北京，他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却感觉如此熟悉”，当奶奶看着从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双膝跪下时，她的第一个“见面礼”是不由分说地抡巴掌！冲着被打懵的孙子，她哽咽地喊，“这个巴掌是替你爸爸挨的！

管季超0712

2010·体育

李元伟　　获奖理由★

　　2010年，这位前篮管中心主任捧出37万字自传体的改革总结，再次为中国篮球的发展献上自己的改革经验，在中国的体育官员中，对自己职业生涯剖析如此最为透彻和坦诚，李元伟树立了一个榜样。

　　人物简介：

　　李元伟，生于1948年。历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篮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

　　任篮管中心主任期间，力推中国篮球职业化改革。借鉴国外成功职业联赛模式，推出中国篮球“北极星计划”。取消联赛升降级，实行联赛准入制，成立CBA联赛委员会。

　　在任期间大胆启用外教，两届奥运会，男篮均进入前八，女篮在北京奥运会上杀入半决赛。

　　言论：

　　现有体制也为项目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关键看对所领导的项目生存发展的环境怎么认识，对于运动项目发展规律怎么认识。同时有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有没有强烈的改变项目面貌的动机、决心。这非常关键。

　　李元伟，为中国篮球市场化开了头

　　在任这五年，他尽可能地抓紧一切时间，为篮球的发展做一些准备做些尝试，诸多艰难与挫折，但他认为，这些尝试对“发展职业篮球是必要的”

　　本刊记者/唐磊

　　广州亚运会中国男篮夺冠的第二天，王治郅给李元伟发了条短信：“昨日的冠军也献给您，谢谢李主任。”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开村仪式上，王治郅拉着李元伟合影，说：“感谢李主任给我创造了回国打球的机会。”

　　2002年夏，NBA赛季结束后，王治郅选择留美继续磨练球技，没有及时回国参加国家队集训，最终失控发展成“王治郅滞留美国不归”。

　　2003年，李元伟上任篮管中心主任后，即开始协调运作王治郅归国。经过四年的努力，李元伟协调了国家队、体育总局、八一总政治部、媒体等多方面工作，并且多次亲自和王治郅联系、见面，终促成王治郅回国。

　　李元伟从不否认解决“王治郅事件”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备战奥运会，作为运动管理中心的领导，奥运会的成绩是最终考题。

　　“我也做好了大郅回来后，不一定用得上的准备，毕竟他当时的训练不系统，比赛也打不上”。即使如此，李元伟也认定当年这个“险”冒的是对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运作他回国，也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认可。“这是中国体育界落实以人为本的实践，也是范例。项目领导愿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做，这是关键。”

　　本届亚运会上，少有悬念的男女篮、女排都获得了金牌。有人说，2009年1月卸任的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主导的一系列改革尝试，直到现在还在惠泽中国篮球。在任上“革自己命”，卸任被圈内怀念的体育官员，在中国体育界还颇为少见。

　　“采取什么措施发展职业体育，三大球问题解决要靠社会化市场化，不能单纯靠行政命令，行政手段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这是由运动项目规律决定的。”李元伟很简单地总结自己在任五年期间的改革心得。

　　随着李元伟离任，篮管中心的做事风格、政策制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CBA联赛办公室被取消、联赛大赞助商合同期满后不愿续约、俱乐部被要求加强同地方体育局合作……加强举国体制，也被现任领导公开强调提出。

　　2010年6月，李元伟出版了自己的书，回顾自己五年的篮管中心主任生涯。书中尽显一位体育官员在现有体育制度内改革探索的艰辛。

　　“这五年我尽可能地抓紧一切时间，为篮球的发展做一些准备做些尝试，包括职业联赛改革、国家队备战模式改变、群众性篮球开展、篮球资源整合开发、篮球文化建设，都在尽可能探索。我认为这些发展职业篮球都是必须要的。但毕竟时间比较短，只能是开了个头。”李元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写个东西留在那儿，为的是便于后人来思考。至于对不对，要靠实践来说话。”

　　“联赛为本是对的”

　　改革，但同时要全力保障国家队战绩。这两个目标有时是矛盾的，可现阶段，唯有保障国家队成绩，才能为改革赢得时间、争得空间，李元伟深谙此理。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职业化的操作也因现有的中国体育制度而无法深入进行，李元伟这5年更多是为未来的职业化发展做尝试和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任时，联赛改革和国家队成绩之间的平衡怎么拿捏？

　　李元伟：职业联赛是国家队成绩的基础，联赛为本是对的。国家队方面，就是组织强有力的中外教练班子，吸取国际上备战大型运动会的模式经验，同时尽可能增加联赛赛程，增加对抗性，提高中青年球员的比赛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联赛按照理想的职业化操作，但无法长时间集训国家队，造成国家队成绩下滑，上层领导可以接受吗？

　　李元伟：搞好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备战会有矛盾，但不是不可调和的。找一个合适的点很重要。

　　我们(篮球)的集训是走过弯路的，长期集训，甚至有极端说法是圈养。这确实未必是国家队集训的最好方式，如果职业联赛水平很高，国家队就不需要集训那么长时间。但现在联赛水平还不高。

　　中国新闻周刊：你成立了篮管中心和俱乐部组成的联赛委员会管理联赛，但其实管理权还在篮管中心。现阶段，行政化、职业化两种管理权力怎么平衡？

　　李元伟：要承认现在还是在半职业化向职业化转变过程中，篮协和篮管中心还是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吸收俱乐部投资人或代表参与管理，采用民主的方式决策，实际上是为未来的联赛管理做准备、尝试。这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还有人在诟病投票问题(联赛委员会投票)。我要说这是管理的一大进步，我完全可以采用过去的方式，就是篮管中心做个决定，说谁进CBA谁不进。但投票的方式反映所有联赛参与者的意志，这是符合职业联赛发展要求的。

　　投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这个制度不好。

　　我是体制的受益者，也受制于体制

　　赋闲的李元伟常常会参加一些体育研讨会、学术沙龙，或是体育总局政策性课题的研究评审。在这些场合，李元伟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甚至比在任时更坚定。

　　中国新闻周刊：很长时间以来，每次大赛都会引发对中国体育改革的一次讨论。

　　李元伟：这实际上反映了北京奥运会以后，群众对于体育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体育价值的评判标准正在发生变化。探讨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对于中国体育未来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旧的体制有历史存在的必然性。首先要肯定这个管理体制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体制是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几十年没有大的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体育的改革力度很大，但为什么突然停滞了？

　　李元伟：当时的体育改革是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比如，当时明确提出中国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当时提出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推出了体育彩票，大大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推出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成立了众多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非常明确，管理中心这种形式，是由事业单位向协会实体化过渡的产物。

　　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没有继续推行下去，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大家可以理解，毕竟奥运第一次在中国举行，运动成绩当然非常关键。客观上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就减缓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行的体制内，体育官员要改革，你认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李元伟：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让你可以强有力地实现你的目标。

　　但同时你也受制于这种体制。改革，只能在一定程度做，比如如果影响到奥运备战那就不行。

　　这种体制也为项目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关键看你对所领导的项目生存发展的环境怎么认识，对于运动项目发展规律怎么认识，同时有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有没有强烈的改变项目面貌的动机、决心。这非常关键。  ★

赵蕾　　提名理由★

　　她是这次广州亚运会中国所有金牌选手中，唯一一位有正式工作的业余运动员。她的出现或许是个巧合，但是中国体育改革的方向却需要更多的赵蕾出现。

　　人物简介：

　　赵蕾，1989年出生，8岁开始学习网球，2006年入选国家队。2005年获全国锦标赛混双冠军，同年获中国杯国际软网邀请赛单打冠军，2009年成为青岛香港路小学教师，2010年获广州亚运会单打金牌。

　　言论：

　　“我现在工作了，我知道要什么，自己是为了一个梦想去拼的。”

　　赵蕾：非专业的亚运会冠军

　　作为非奥运项目、非全运会项目，软式网球的比赛基本没有奖金，集训队除了提供餐食、住宿、装备外，没有其他补助。而这恰恰成就了赵蕾“业余运动员”的身份

　　本刊记者/唐磊 (发自青岛)

　　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会上，小学体育老师赵蕾夺下亚运一金两铜后说，她需要赶紧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这可能是中国金牌选手中，唯一一位有正式工作的业余运动员。这是个巧合，赵蕾参加的软式网球是非奥运项目、非全运会项目，地方专业队不重视，而赵蕾本人又具有一定实力，因此有机会进入了赛前临时组建的软式网球国家队，成就传奇。在国外，这样可以拿金牌的非职业运动员普遍存在，但在中国，如果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不改革，赵蕾可能仍只是唯一一个。

　　被迫中断专业运动员发展

　　不满7岁那年，赵蕾开始学游泳，可学了一年她还是不敢往下跳。父亲找到教练，问自己的孩子学游泳到底会不会有作为。教练答，孩子的身材不够高，只能练练当业余爱好。“那就不游了，以后掉到水里淹不着就行。”父亲对赵蕾说。

　　赵家没出过专业运动员，也不爱好体育，送赵蕾学游泳，多是出于“青岛的孩子哪能不会水”的想法。

　　二年级，有网球教练到青岛市南京路小学招生，挑中了班上4名学生，赵蕾是其中之一。那时的她还不知道网球是什么，父亲说：“那就去吧。锻炼身体。”

　　那是1997年，在中国了解网球运动的人并不多，现已消失的青岛元真俱乐部招收了赵蕾他们，多是类似少年宫舞蹈班的性质。每个孩子一个月交三百块钱便可以练球。赵蕾是班上4人中唯一报名的。

　　学员们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每天跑5000米。练了一年后，一次在青岛举行全国范围的短式网球赛(儿童打基础的网球赛，场地小、拍子小、用海绵球)，赵蕾和队友配合双打得了个第五。

　　从此俱乐部更重视了，老师也同意赵蕾下午不上课，专心练球。教练要求更严，队员练不好时，教练会打人。“被打怕了。训练量也特别大，我受不了了。”赵蕾回忆说。

　　赵蕾跪在爸爸面前，坚决不再练了。父亲说：“不行。”妈妈、爷爷奶奶都希望赵蕾好好上学。一段日子里，家长们为了赵蕾的去和留吵得很厉害。

　　在俱乐部学了快三年，1999年赵蕾被调入青岛市网球队，开始向专业运动员发展。而上初中后，学校要求赵蕾下午必须上完课才能去练球。课业压力又大，练完球常常到晚上十二点作业都做不完，赵蕾只好早起到学校做作业，学习成绩也随之下降。

　　因为当时青岛网球运动队水平不高，初二那年，队友都逐渐离开青岛，到外地省市队发展。“途中换了很多教练，来什么教练就跟什么教练。我其实也想走。”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家里供不起。”

　　当时年轻网球选手每年可以参加12站比赛，费用须自理，每一站约花三四千元，只有进入前八名，运动队才可报销一半费用。一年三四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是不小的开销。另一方面，爷爷奶奶都不希望赵蕾把学习扔掉，“而进了专业队就完全不学习了”。

　　在犹豫中，2003年，山东体育学院的一名老师找到赵蕾，问她“想不想来上学，同时还可以练球”。老师是网球裁判长，常年执法山东的比赛，了解赵蕾的实力。家里人也觉得既能打球，还能拿个货真价实的大专文凭也不错。

　　让我多练一会儿

　　初二下学期，赵蕾就到了山东体育学院，就读网球专业。上午上课，下午练球。但比赛机会仍然少，于是老师带着他们转攻软式网球。

　　软式网球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日本，当时日本因不具备制作球和球拍的条件，就用橡胶球代替网球。软式网球的规则、场地、比赛方法和网球基本相同，1975年开始有了世界范围的比赛。

　　相比职业联赛发展成熟的网球，中国软式网球赛的参赛门槛较低，专业队练得少，水平也不高，大学生可以参加比赛，很快赵蕾就找到了对付专业选手的办法。2005年5月，赵蕾拿了全国单打第二、女双第二、混双第一。

　　时任国家队教练宾洲找到山东体育学院，调赵蕾到国家队集训。

　　2006年的全国比赛，赵蕾获女单第一名。国家队备战多哈亚运会的集训，教练开始向赵蕾倾斜。“全队围绕我一个人训练，对面三四个男队员一个角站一个，同时打我一个。”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没参加过任何国际大赛。队里对我期望很高，集训后期，我的想法就特别多，做梦就是自己拿了亚运会冠军会怎么样。”

　　“我在想，赢了以后应该摆个什么姿势。看电视里大满贯赢了，都是躺着的。”赵蕾回忆说。赵蕾最后拿了第六名，她将问题归结为，“当时很没有经验，连省队都没有待过，我就是个非专业的运动员。”

　　2010年4月，赵蕾再次被招入国家队集训备战广州亚运会，这时她已在青岛市香港路小学任教大半年。集训队20名队员中只有赵蕾一人有正式工作。在青岛，赵蕾没有教练、队友，没有所属运动队。国家队集训是她重新找回状态提高水平的唯一途径。从这个角度看，赵蕾并非是完全的业余选手。国家队遇大赛才集训，除提供餐食、住宿、装备外，没有其他补助。

　　赵蕾一天三练，晚上的训练是自己加的。她经常向教练提出，自己哪方面还不行，想练练。她觉得相比其他队友“我对集训有一种渴望。我费那么大力气来集训，学校地方也协调了很久，我知道我要干什么”。赵蕾说，“多哈亚运集训快结束时，我想赶紧打吧，打完回家。这次我一直想的是时间不够了，想多练一会儿，但队友们的想法和我在前次集训一样。”

　　孩子们的老师

　　广州亚运软式网球的金牌上有个牙印，是孩子们争相围拢看金牌时留下的。“应该是男孩，孩子们非要咬一下。”赵蕾说。

　　亚运夺金之后，香港路小学的孩子们写作文、出黑板报都是关于“赵蕾老师”的，“现在都不叫赵老师了，都喊赵蕾老师”。

　　青岛市香港路小学有60多名教师，21岁的赵蕾最年轻。

　　练广播操、写教案、准备公开课，赵蕾彻底告别了运动队那种“拼命练，练完就睡”的生活。但参加亚运会的念头并没有放下，无法保证正常训练，赵蕾就每天找人打网球保持身体状态。

　　“他们(专业运动员)比较有局限性，每天都只是训练，社会交际少，还要考虑以后的工作。我的社会交际经历比他们更早，我感觉对打球有影响。”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广州亚运会前，赵蕾还是特别紧张，与在多哈不同的是，她做了很多针对性准备，比如遇到哪个对手应该怎么打。“现在工作了，自己是为了一个梦想去拼的。”在广州期间赵蕾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届了，哪个工作也不会让你一次出去半年吧。”她想赢，但这种渴望和4年前区别很大。

　　比赛结束后，赵蕾赶回学校，同事为她代课半年，她实在过意不去。亚运集训期间，香港路小学新招入两名体育老师。

　　和所有冠军一样，赵蕾回乡后也不断出席各种表彰、报告会，学校安排赵蕾近期不用上课，安心准备各种活动，对于这所校龄不足10年的小学来说，赵蕾已经成为学校的代表人物。

　　作为非奥运项目、非全运会项目，软式网球的比赛基本没有奖金，集训队除了提供餐食、住宿、装备外，没有其他补助。国家队遇大赛才集训，地方基本没有专业队，“无处可去”的赵蕾只能先找工作。而这恰恰成就了赵蕾“业余运动员”的身份。如果哪天项目进入奥运会，只怕“赵蕾模式运动员”也将消失。

　　明年3月的日本杯软式网球赛，赵蕾希望去，但国家队是否需要、是否会影响学校教学，都是她要考虑的。

　　“自从我拿了成绩，孩子们明显地听话了。以前孩子犯错要说好多遍，现在喊一遍就行了。”赵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不知道会不会他们习惯了就又皮了。”她指着学校的篮球场，想将这里改成同时能练网球的场地，带着孩子们练，毕竟软式网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这样，也使这个亚运冠军老师的风采不仅仅停留在作文里。  ★

管季超0712

2010·特别致敬

微博公民　　微博公民  

　　获奖理由★

　　2010年，你微博了吗？你“织围脖”？与其他形态的网络媒体一样，微博不但是中国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

　　微博公民

　　本刊评论员/秋风

　　从网络媒体形态演进的角度看，2010年是中国的“微博年”。

　　在中国，网络媒体对社会变化所发挥的作用正在加强，它的成长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事实上，处于社会变革的中国，在现代法律与政治架构的构建道路上，在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网络媒体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

　　在前行的路上，人们有过徘徊，有过挣扎，还有着对未来的憧憬，但作为个体的人们处于一种原子化生存状态，他们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也就不存在赖以行动的社会载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特别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中国社会日益进步，人们开始畅所欲言，大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开放进步的中国应该之态。

　　在这样的时刻，互联网出现。

　　最早出现的是超级门户网站——在中国，门户网站就是新闻门户网站。人们于传统媒体之外，发现了新的新闻来源。接下来是BBS的迅速成长，在这里，每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随后是博客的兴起，为平民写作提供了稳定的平台，不少普通人成为“公民记者”。

　　然后，微博登场了。

　　微博就是微博客，每条微博不能超过140字。正是这样的微型篇幅，让很多人具有了写作、表达的自信，也进一步推动了舆论的平民化和大众化。

　　上海大火之后，微博发出消息，代外地朋友向逝者送花，应者如云。正是通过微博的联动，人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了火灾现场，祭上鲜花，这显示了一个城市市民共同体的自我构建。

　　“360大战QQ”和唐骏“学历门”，也正是因为微博的介入，让事件不断地接近事实的真相，让一些曾经创造了无数“奇迹”的IT精英光环褪去。广州亚运会向世人展现着她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而正是微博的参与，为公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舆论监督的空间。

　　微博不仅仅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放大镜——它的互动性、强辐射力，赋予了这种民间直播以巨大的舆论力量。借助于电脑和移动上网设施，分处各地、身份完全不同的人们迅速聚集，通过评论、通过转发来“围观”。大规模的围观引来新闻媒体、门户网站、BBS、博客的关注。网络上的虚拟围观，可以发展成为现实的围观。围观塑造舆论，由此，围观也就在现实世界中具有了力量。甚至可以说，围观改变中国。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地做一些事情。而互联网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在虚拟世界中为人们提供了交往、互动的平台，让人们得以聚集。

　　在这里，议题无所不包，当然包括这个社会最为重大、也最为尖锐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思想议题。也正是在这里，真正意义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在中国形成了。

　　在一个虚拟空间中，具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们，构造了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或理性、或非理性，甚至还有着疯狂，但它是多元的，正因为多元性，才能确保充分的表达——“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们走过了多少弯路才意识到捍卫对方话语权利的重要性。互不相识的人们相互培养公民意识，哪怕他们之间相互批评甚至彼此厌恶。

　　于是，平民意见领袖脱颖而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意见领袖。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快速成长，并且大规模外溢到现实世界。

　　互联网——从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这个新兴的媒体形态对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贡献，均在于此。借助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工具，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们相互传播相对真实的现象，传达相对真实的意见，平等地交谈、辩论。公民社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发育，根植于现实世界中。

　　当然，微博不是网络媒体技术的终点，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更有助于人们互动的工具随时可能出现。当然，公民社会的发育状态从来不由技术手段决定，而是由人的公共精神之强度，以及具有公共精神的人的规模决定的。这种公共精神则缘于每个人内心的自觉。  ★

　　数字：截至2009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而在2010年，中国微博市场注册用户数量达7500万，同比2009年增长了837.5%。预测数据表明，中国微博市场的用户规模有望于2011年达到1.45亿，同比今年增长93.3%，接近翻番；而2012年，这一数字可能达到2.4亿，同比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高达65.5%。

蔡定剑　　蔡定剑  

　　获奖理由★无论在全国人大任职还是在学校教书，蔡定剑都致力推动中国民主法治事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与死神赛跑，真正做到了“至死方休”。

　　人物简介：蔡定剑，1955年生于江西新建，2010年11月22日凌晨3：30因病逝世于北京。生前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著名法学家，曾供职于全国人大。著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等书。

　　言论：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蔡定剑的梦想，是把宪法从一个文本，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保障人权的程序和制度

　　本刊记者/申欣旺

　　11月26日，蔡定剑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那日清晨北京寒潮来袭，天气奇冷，但前来悼念的人群排成了长龙。四天前(11月22日凌晨3：30)，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著名法学家带着遗憾因病辞别人世。

　　正好一个月前，在香山饭店3322房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蔡定剑长聊40分钟。期间他表示，“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不知道能否熬过这一关”。

　　说这句话时，他的脸被透过百叶窗进来的秋阳照耀，明暗相间，显得有些伤感和落寞。而他的学术伙伴与助手刘晓楠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实际上那时他的病情已恶化并转移。组织10月26日在香山举行的“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他是从医院直接去的，此后再未公开露面。

　　在儿子蔡克蒙的眼里，父亲蔡定剑并不是一个淡泊生死的文人。“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

　　留恋人世乃人之常情，况且这世上还有他难以割舍的民主法治事业。他的同事方流芳教授说，蔡定剑先生的梦想，是把宪法从一个文本，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保障人权的程序和制度。

　　这一切与蔡定剑早年的坎坷经历有莫大关系，他从农村到入伍到后来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吃尽了苦头。蔡克蒙这样剖析父亲的心路历程，“他明白一个人因为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

　　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身为全国人大官员的蔡定剑也正是缘于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同情，声援并支持了三博士上书。最终在社会各方的合力推动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对他的同事敬佩有加，他在追思文章中指出，蔡定剑与许多学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他不仅仅满足于对现实政治的批评，还执著地参与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他将很多精力用于法治普及与宣传，推进多处地方政改，参与制度设计，包括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等。

　　这种执著的践行精神令他的生前好友张乐伦不能忘却。她回忆说，在一次研讨会中，因接待出现失误招致抱怨，作为主办方的蔡定剑谈到组织项目之艰辛，情不自禁当众流泪，令与会者动容。

　　在半年前的一次交谈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蔡定剑患病后，去年冬天曾专门在郊区为其举办了几次研讨会。“不料此后他参加活动更多了，丝毫没有病人的感觉”。

　　现在回头去看，人们会发现蔡定剑是在与死神赛跑，他利用一切机会推动社会进步。

　　2010年1月，与张千帆共同主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草案研讨会；

　　2010年1月29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作关于“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的报告；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谈选举法修改；

　　2010年4日9日，到上海闵行区调研乡镇人大预算监督；

　　2010年6月，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办的“反就业歧视”媒体培训班上课；

　　2010年7月初，应邀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给受训官员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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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蔡定剑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来电话，希望能深入报道10月26日的“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该次会议上，他讨论的主题是“规划的民主与公众参与”。在他看来，目前拆迁中民众权益被广泛损害，根源在于规划制定过程中，民众就被排斥在外。

　　在3月份的那次专访中，他严肃地指出，这两年有一股反民主的思潮在抬头。他针对各类反民主理论，就其中“民主可能带来腐败”“民主可能带来社会动荡”“我国公民素质不适合搞民主”等观点进行批驳。

　　辞世前，他留下关于这些问题总体思考的最后一本著作：《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他的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评论说，这是一本有关民主启蒙的书。江平希望这本书，能教给中国人学会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步入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