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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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
时间:2001年11月19日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王瑶和他的世界》



一、文章缘起
         
猛然间想起，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去世已经将近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东坡居士的咏叹，千古之下，其涵义已远远超越儿女情长。在我看来，“不思量，自难忘”的，应包括古往今来无数“凡夫俗子”对于远逝的亲人、师友乃至同道的思念之情。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由于特殊的因缘，我与王瑶先生有了更多聊天的机会。在“纵论天下风云”的同时，先生不只一次叮嘱我“要沉得住气”。说这句话时，先生挥舞着烟斗，一脸刚毅。
     
那年年底，先生不幸仙逝，在悼念文章中，我以这么一句大白话结尾：“我不能不谨慎着我的每一个脚步”。十年过去了，惟一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虽有过不少春风与秋雨、忧伤与得意，但总的来说，还算把握得住自己。
     
作为学者，有无大成，受自身学力、才情以及外在环境的限制，勉强不得。能够祈求的，只能是尽可能少走弯路，别摔大跟头。当初先生提出告诫时，之所以声色俱厉，乃基于自家“文化大革命”中“虚度年华”的惨痛教训。十年后回首，忽然从先生的“刚毅”中，读出一丝无奈和悲凉来。因为，学者专心治学，“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如此“卑微”的诉求，也值得先生耿耿于怀，可见其巨大的隐忧。还好，十年问学，道路比原先设想的平坦，磕磕撞撞中，豪气与傲气依旧。
     
不知不觉中，我陆续发表了五篇涉及王瑶先生学问及人品的文章。此回清点，大为惊讶，不经意中，五篇文章竟互有趋避，而且思路大致连贯。调整一下章节顺序，再略做增删，便俨然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不过，应该坦白交代，从题目的拟定，到连缀成文的写作思路，乃有意沿袭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
     
初读《念朱自清先生》，感觉极佳。私心以为，此篇以及《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自我介绍》三文，乃王瑶先生平生著述中最为神定气足的“好文章”。前者共九节，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四十年。
     
1948年，朱自清先生刚去世时，王先生连续发表《悼朱佩弦师》、《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十日间——朱佩弦师逝世前后记》和《邂逅斋说诗缀忆》等四文。为纪念朱先生逝世一、二周年，王先生又相继发表《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朱自清先生的诗与散文》。这六则短文，后被连缀起来，冠以总题《念朱自清先生》，收入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中国文学论丛》，1980年，王先生撰写《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介绍“始终忠于‘五四’精神，忠于民主和科学的理想”的朱先生，如何用一种特殊的目光“关注新文学的成长”，并由此开拓了一全新的研究领域，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开篇即是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不过，该文摇身一变，由六节转为九节。编者在《序》中引述王先生来信，称此文“其中有一部分是旧稿，有一部分是新写的”。除增加已有成稿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将原先的“诗与散文”扩展成“新诗创作”和“散文艺术”两节，再就是补写了“新诗理论”。文末没有完稿日期，不过，根据《完美的人格》一书所收新作多完成于1984年冬至1985年夏，可以大致推断此文的定稿时间。
     
与《念朱自清先生》相比，我的十年一文，也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考虑到不少师长比我更了解王先生，而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瑶先生纪念集》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流传甚广，没必要再作一般性的介绍，只谈我对先生的特殊感受，而不承担全面表彰的责任，这种论述视野的自我限制，使得本文无法与《念朱自清先生》相提并论。但有一点巧合，我与王先生部在“连缀成文”时，把最先写作的悼念之文放在最后。之所以如此布置，王先生的真实想法无从揣摩，至于我自己，则是基于如下考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谈论已经进入学术史的王先生，必须出于公心，而不得随意褒贬；至于作为追随六载的人室弟子，我同样珍视自己对于师长的温情与感觉。希望兼得鱼与熊掌，于是便有了以下“先公后私”的诸多文字。  
     
     
二、从古典到现代
     

王瑶先生无疑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知名于世：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坚实根基；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更使得这一学科在八十年代大放异彩。可王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同样卓然成家－－这点凡读过《中古文学史论》的，大概都不会有异议。
     
王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师从朱自清先生研究魏晋文学，五十年代初改教新文学史，自称是“半路出家，不务正业”。五十年代中叶以后，先生基本上不再撰写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可并没有完全告别魏晋玄言和隋唐风韵。先生晚年“旧态复萌”，喜谈阮籍、桩康、陶潜、李白和杜甫，甚为关注这几个研究课题的进展，不时发表零星但相当精彩的见解，让来访者大吃一惊。可每当有人建议先生“重回魏晋走一遭”时，先生又总以“廉颇老矣”应对。
     
王先生晚年常自称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逃兵”，没有发言权；可接下来马上又高谈阔论，讨论起这一领域里某些非常专门的问题。常有来访者因此恭维先生宝刀未老，仍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是不无得意地谦称是“业余爱好者”，只能进行“学术聊天”。了解学界的进展，知道如何突破，可精神和体力不济，无法从事专门研究，故先生晚年喜欢帮后学出主意、理思路，或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先生治学主张“识大体”，好多具体课题其实他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可仍能非常敏锐地把握研究者的思路并判断其学术价值。这种特殊的本事，除了得益于其学识与修养外，更与其治学道路及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眼光大有关系。
     
先生晚年为台湾一家书局编过一部自选集，题目就叫《从古典到现代》，拟收入他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领域的若干论文。只可惜后来书局出于销售考虑，未采用这个书名。表面上兼收两个研究领域的论文，有点紊乱；可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及长处所在。这主要还不是指研究范围，而是指学术眼光：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这点很不容易。
     
在现代文学界，王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口皆碑。从五十年代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
系》，到八十年代的《〈故事新编〉散论》，此类真正无可替代的名篇之得以完成，都是凭借其雄厚的国学根基。先生晚年述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联系，纠正世人将新旧文学截然对立起来的偏见。八十年代初，先生在好多演讲及论文中大谈“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新评析“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的口号，强调五四一代作家只是反对模仿，提倡创造，而并非真的“要打倒中国古典文学”。1986年，先生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从内在精神、创作手法以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的承传，看“中国向来的魂灵”和“固有的东方情调”如何内在地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论证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大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先生去世以前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本世纪对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做出最卓越的贡献者，恰恰是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旗帜的那一代。”这一切，不只体现了先生个人的学术追求，更对整个现代文学界逐渐摆脱将五四新文学只是作为西方文学的模仿这一偏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强调新旧文学之间有蜕变，但不能截然分离，故研究者应该于新文化有所承传，于旧文化有所择取，这其实正是五四先驱者的胸襟与追求，正如王瑶先生所再三指出的，五四时期最热心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者（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正是新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也就是说，“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其实颇多继承，并非像他们在与复古派论争中表现的那么偏激。这代人后来大都兼及创作与研究，既面对古人，也面对今人；既重古典，也重现代。这代人开启的学术范型，至今仍影响甚深；而王瑶先生则是自觉认同鲁迅等人开创的这一现代学术传统的。考古但不同于古，释今而不惑于今，着力在博通古今上做文章，这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共同追求。
     
王先生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先生论及其恩师朱自清先生的治学时称：“谨严而不繁琐，专门而不孤僻；基本的立场是历史的，现实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令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天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一学术主张，在完成上述课题时，先生选择了梁启超、胡适等，而不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理由是后者虽很有学问，但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一仍清儒。具体评判或有偏差，但先生强调古典文学研究必须接纳新思路、新方法，以促进学科的发展，这点值得重视。假如考虑到鲁迅和闻、朱二师对西方文学观念和学术思路的热心借鉴，不难明白先生这一选择渊源有自。
     
有现实感，但不强古人所难，而是着力于“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这点说来简单，其实不易做到。自从康有为开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先例，这个世纪的中国学者，才气大且现实感强者，多喜欢在学术著作中借题发挥，甚至“以历史为刍狗”。先生则希望尽量维护学术尊严，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我曾经专门阅读先生五十年代撰写的批判胡适的若干论文，深深体味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学者不甘沦落苦苦挣扎的良苦用心——在同一类型的文章中，先生从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特定角度来立论，可以说是最具学术色彩的。先生晚年嘱咐弟子，若为他编文集，这几篇批判文章一定要收，除了让后人知道当年知识者的艰难外，更因这里面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
     
“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先生各写了一部文学史，而且都大获成功，至今仍是研究者不敢漠视的经典著作。先生晚年追忆平生治学道路，曾这样阐述自己所从属的以“释古”为旗帜的“清华学派”：“清华中文系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谨严、开阔的学风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史的总结，不如说体现了论者的学术追求。兼有京派海派之长，既立论谨严又视野开阔，这自然是理想的学术品格。可怎样才能保证不顾此失彼、甚至两头落空呢？先生同样明显得益于鲁迅和闻、朱二师。
     
在1984年为《中古文学史论》重版所撰“题记”中，先生强调“学术研究工作总是在前辈学者的哺育和影响下起步和前进的”。这部著作从初版起，每次重印，先生总要在前言或后记中表达他对鲁迅、朱自清和闻一多三位前辈的感谢——其实不只是这部名重一时的著作，先生的整个学术思路和方法都与这三位前辈学人密切相关。虽说有“亲承音旨”与“私淑弟子”之别，可很难说何者影响更大。相对而言，在人生理想和文学史方法论方面，先生主要受鲁迅影响；而在具体的治学门径以及学术观点上，先生则直接师从闻、朱。
     
在1948年初版《中古文学史论》的“自序”中，先生称此书第二部分“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后人也多从此角度讨论鲁迅对先生的学术影响。八十年代以后，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鲁迅对他的启迪，不只限于某些问题的精辟见解，而是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当初只是受《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启发，直觉到这一研究方法的魅力；一旦把它与《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以及计划写作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结合起来，先生自认找到了“堪称典范”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先生晚年在很多场合阐述鲁迅这一抓住“典型现象”深入开掘的研究思路，以为其“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尽管先生总是谦称他对这一研究思路只是“心向往之”，可阅读先生的著述（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能感受到对这一思路的潜在回应。
     
王先生在五十年代写了一批关于考据学（广义的，包括校勘、训诂、笺证、考辨等）的论文，如《论考据学》、《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等，除了时代风气影响故对胡适有不公允的批评外，其实这里还蕴含着学派之争。先生同样欣赏清儒的学有本原，实事求是，“每一事必详其本末”；称其从小学人手治经，“所得结论多半是有效的”。只是认定单纯的考据学，“由于在处理史实和问题时摒除了有关联系的别的事实，把问题孤立在静止的平面上去考察，因此尽管某些研究者也作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所能解决的也多半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在先生看来，“从乾嘉学者到胡适们，三百年来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推崇考据而贬低理论。承认考据可以解决具体问题，但撰写文学史却“不单是考据的工作所能胜任的”。批评胡适引导人去为考据而考据，使得学者缺乏整体思考，“把眼光停留在个别琐碎的事实上”。在学理上，先生主要仰仗闻、朱的探索。或者说，闻、朱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假如有的话）对考据学的不同看法，使先生得以理直气壮地批判胡适。
     
先生在论及“清华学派”之注重释古时称：“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都是在这种学风下产生的成果。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而这两种文学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讲考据而不圃于考据。闻一多先生称“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而据王瑶先生回忆，朱自清先生将“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的学者，称为“诗人的劲敌”，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因此，闻、朱二位虽都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那样，专注于某些字和词的考据训诂；可都将其研究置于诗学、神话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下。也就是说，这种蕴含着理论眼光匀历史意识、近乎小题大作的“考据”，才是王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研究。这就难怪先生对胡适讲考据学“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这里只是指出王先生对胡适的批判包含学派之争，并不意味着我认可先生对胡适的许多断章取义且过甚其辞的批判。好在对那场政治运动略有了解的人，对此都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先生治学，本不以考据见长，但无论是《中古文学史论》，还是《中国新文学史稿》，都以史料翔实著称于世。研究中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审订考核，但从不以考据家自居——先生显然更愿意成为学有根基的文学史家。
     

三、中古文学研究的魅力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沦》完成于1948年，距今刚好半个世纪，一部学术著作，问世十年后仍有人阅读，算是闯过了第一关；五十年后还能得到学界的欣赏，则很可能进入“传世之作”的行列。
     
半个世纪以来，不单是关于中古文学的具体论述，更包括文学史研究方法论，《中古文学史论》时常成为探索的伴侣：或引证，或评价，或品鉴，或引申发挥。得以介人一代代学人的认真思考，此乃著作传世的最佳标志。这种学术对话的最新成果，当属《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
     
《中古文学史论》1951年8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时，分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和《中古文学风貌》三册。如此分割，“不过为了出版家和读者的兴趣”，在作者看来，“这三部分都互相有关联”。书甫面世，即获好评，但与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仍有不小的距离。1956年，作者将此三书合刊，删去了约三分之一的文章，其余的也略作修改，并增加了《关于曹植》、《关于陶渊明》二文，改题《中古文学史论集》，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此刊本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又补充了《读书笔记十则》。或一分为三，或犹抱琵琶，此书几回现身，均非“本来面目”。直到1986年，方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棠棣版三书合一，恢复《中古文学山论》书题，并作了认真的校订。
     
据《初版自序》，此书属稿于1942-1948年，历时整六载。经过五年颠簸，自觉“身心两方俱显停顿状态”，“以赴滇完成学业为一大目标”的王瑶先生，终于来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时年29岁。在《坎坷略记》中，先生称：“如能得诸名师之启发，及高等学府生活氛围之熏陶，或可于学术途径上，得一启示之机，亦求进步之欲望有以趋之也。”至此，原《清华周刊》总编辑、自以为的“左翼理论家”，转而“埋头读古书”，希望“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一个第一流的学者”。先生自信具备治古典文学三方面的基础：古书的知识、历史唯物论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这种自我期待，并非如“检讨书”所称的“狂妄”，先生日后学术的发展，证明其长处确实在此。比起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先生早年养成的政治意识与理论兴趣，使得其倾向于整体把握与综合分析。至于先生发表的第丁篇学术论文《说喻》，以及《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读陶随录》、《文学的新和变》、《评传统批评术语的含义辨析》等，明显可见导师朱自清先生的影响。朱先生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力图“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以及“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那样“从小处入手”的研究思路，还有对陶渊明的强烈兴趣，都直接启示了王瑶先生的早年著述。
     
1943年6月，先生以《魏晋文论的发展》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并进入研究院，正式师从朱自清先生攻读中国文学，1946年4月，他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题目是《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三年间，论题从“文论”转为“文人生活”，论述范围固然扩大，但更重要的是学术眼光的拓展：师法的目标逐渐从朱自清转为鲁迅。作为“左翼理论家”，王瑶先生理所当然对鲁迅十分景仰，早年主编《清华周刊》时曾撰写《盖棺论定》、《悼鲁迅先生》二文。至于五十年代以后，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绝不仅仅是转治现代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意识到“学者鲁迅”的开拓意义，先生乃自觉追随其后。《初版自序》提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文人生活”部分，即自承“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
     
王瑶先生对于“学者鲁迅”的承继，并非只是具体见解，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类似的表述，多次出现在其八十年代撰写的诸文中，既是“自报家门”，又阐发了学术理想；当然，也可作为先生一生治学的自我总结。
     
强调“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兼及文艺科学与历史科学；论述时当以“具体现象”为切人点，目标则是“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如此界定“文学史”，对于王先生来说，并非始于八十年代，而是由来已久。

四、最后一项工程

记得是1986年岁暮的一个晚上，王瑶先生让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王瑶教授谈发展学术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引发出此后的研究计划，也可说是此书的胚胎，故全文引录如下：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过去只有诗文评或选本式的东西，第一本《中国文学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林传甲、谢无量等早期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文学的范围及概念都十分驳杂；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鲁迅慨叹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我们可以加一句说，有史自鲁迅开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小说、戏曲等在封建社会没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情况固然如此；但即使过去很受重视的书如《诗经》，《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中收了那么多关于《诗经》的著作，但很少有取得突破的书，只是到了胡适、闻一多等人那里，才开创了新的局面。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点无论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是从具体的学科建设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先生说，这个发言很受重视，好多朋友劝他把这作为一学术课题来完成，可他精力不济，无法独力承担；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愿意参加，他可以领个头。我当即表示很感兴趣，建议写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或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学术史著作。先生又征求了好多师友的意见，越聊越得意。到第二年夏天我帮着填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申请书》时，先生已恨不得马上动手。只是碍于课题组成员还没能完全进入状态，才稍为耽搁了一下。

原先申报研究项目时，课题组除王先生作为负责人外，还有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六位中青年学者。听完先生畅述研究设想后，发现不少题目非课题组成员所能撰写；于是改为聘请学有专长的专家就其熟悉的题目撰稿。为了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撰稿人，先生可谓费尽心机。那阵子只要学界友人来访，必谈此事。我因常到先生家走动，发现他几乎每天都有新想法。所谓“发起几例”，实非易事；后人习以为常的东西，草创时却需披荆斩棘。若只选六七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那倒好办，大家意见相对一致；可先生认为这样不足以体现这百年的学术变迁。而选二十家可就麻烦了，因同样“级别”的学者颇多，取舍不容易。单是为了确定这“二十家”，先生写信、打电话乃至上门拜访，不知征求了多少专家的意见。先生有的从善如流，有的则“固执己见”——因其代表了先生的学术追求，旁人不一定能够理解。至于寻找研究者，也非易事。一来学术史研究并非独立学科，历来不受重视；二来完成此课题需有古典文学和现代学术思潮两方面的兴趣和知识积累，合适的人选不多。先生斟酌再三，举棋难定，直到与所有拟议中的撰稿人交谈过，并获得某种理解和心灵契合后，才舒展了眉头。

1988年的元旦刚过，王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在镜春园家中召开第一次课题组会议，陈述他的研究设想，并征求诸位撰稿者的意见。那天先生情绪特好，谈笑风生，说这是他平生最后一项学术事业，也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在这次会议上，约好年底前各自拿出初步的写作大纲，以便互相交流，使全书具有某种整体感。

这年的十一月，课题组在北大勺园计会，讨论全书体例和各章提纲。王先生再次陈述其研究设想，并对每位撰稿者的写作大纲提出具体意见：，先生事先做了相当认真的准备，其批评大部让当事人出一身冷汗。看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课题组同人纷纷要求先生早点把慨论性质的“前言”写出来，以便各位撰稿时参阅。可先生说只能“同步进行”：正是在与诸位的争论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完善自己的想法的。

本来约定第二年十月完成“前言”和各章初稿，然后再次集会讨论近百年的学术思潮。可1989年春夏之间的政治风波，使这一切都落了空。最初的动荡过去后，王先生隐忍悲伤，多次与我商谈此书的撰写情况。当时有人怀疑此书的价值，断言即使写完也无法出版；也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希望退出课题组。大概是见多了风浪，先生处变不惊，反而更坚定了完成此课题的决心。先生去世前半年，虽有各种干扰而难得平心静气读书做学问，可只要提及此课题，先生那明显苍老了许多的脸上马上容光焕发——这毕竟是先生学术上最后的冲刺，怎能不牵肠挂肚！

可惜天不如人愿，先生最后还是没能见到此课题的真正完成。先生去世后，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委员会依照规定征询是否撤消此课题，课题组同人多表示愿意继续工作。于是重新调整了布局，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全凭各位撰稿人的学术良心。只是物换星移，协调起来更不容易；虽经再三努力，最后定稿时间仍一延再延。惟一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这事情总算没有半途而废。    王先生生前多次谈及此书的研究设想，只是当时以为先生会写成正式论文，故没有认真记录。除了上引《学术动态》上的发言外，手头只有一份“研究项目申请书”和一张为讨论会报告所拟的“研究设想”，二者虽都是由我执笔起草，可基本观点属于先生。以下根据这些相对零散的材料，略为介绍王先生为此书设计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从黄宗蠢写作中国第一部学术史《明儒学案》以来，产生过不少，总结一代学术成就的著作。这些著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后学很有帮助。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颇多建树，值得专门总结。一百年的学术史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传统”，对这一传统的隔膜与误解，很容易产生虚元主义态度或热衷于横扫一切的们激。每个人都不愿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都想重起炉灶，都重新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摸索，而不曾很好地借鉴前辈的经验教训，这是近代以来学术思潮迭起，但都匆勿过场，热闹有余而成就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认真研究这百年来的学术实践，为今人提供一些值得惜鉴的学术规范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因此，本书选择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近二十位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探讨他们在借鉴西方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以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治学精神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总结其学术成就。

本书之选择研究对象，不以学术成就为惟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因此，不准备选择章太炎、刘师培等很有学问但治学方法比较传统的学者。不选着不等于否认其学术成就，而是为了突出我们的学术追求。表面上一系列的个案分析，实际上贯串着我们对这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过去的学术史主要讲师承渊源，讲学术成就；而我们则必须回答如何协调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矛盾。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者的眼界；另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往往是根据西方学术发展总结出来的，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不免有隔阂。食古不化的固然没出息，一味照抄西方理论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有可以作为借鉴的先贤的足迹。本书的任务就是帮助读者辨认这些足迹。

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然立足于个案分析，可着眼的是学术思潮的变迁。通过这二十位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在具体论述中，学者的个人经历只作为说明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辅助材料。也就是说，本书的主要着眼点在学者的治学成就、研究方法及其代表的学术思潮，而并非提供面面俱到的若“卜学者的生平资料。这需要理论眼光和问题意识，而且需要明确史家的立场。尽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对象的学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为尊者、贤者讳，更不想写成怀念文章。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谈郭沫若不能不谈晚年的《李白与杜甫》，不是专门揭短，而是展示学术道路的曲折坎坷。

本书侧重于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考察，但旁及其它人文学科。中国人做学问本就文史哲不分，而方法的借鉴、资料的融通以及学科的拓展等，都不是局限于文学研究能够说得清的。一来力求更准确地描述大学者的出入子史的治学生涯，二来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作为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侧面来理解和把握，这样，才可能真正摸到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当然不想弄得汗漫无所归依，可也不能只盯着文集中那几篇诗论或小说考证。治史讲究识大体，这“大体”就是百年学术思潮的大趋势。有此眼光有此见识，再结合具体对象的深耕细作，方才能不辜负这课题。

以上复述王瑶先生的研究思路，虽则自信大致不差，可一经转述必然口气有异，，为了慎重起见，这里一概不加引号。

当初承接这一课题时，王瑶先生相当自信。理由是，在中国学界，像他这样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深厚学术积累的学者很少。且先生亲承朱自清、闻一多二师教诲，又对鲁迅的学术思路别有会心；至于游国恩、孙楷第、俞平伯等，更是介乎师友。先生私下里不只一次说过：“想来想去，我确是最佳人选，只好勉强再老骥伏沥一回了。”

正因为王先生是从事这一课题的最佳人选，也给此书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谈论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为何只及古典而不及现代，难道身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的王瑶先生也是“厚古薄今”？要说开拓学术领域和更新文学史观念，《中国新文学史稿》乃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自然无法回避。不少人于是提议为王先生立一章，以便更好体现这个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嬗变。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是叼着烟斗，不元得意地连连摆手：“不行不行！那不成了王婆卖瓜了嘛！”先生去世以后，又有几位学者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从已经发表的论述王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中选一篇作为附录。考虑再三，为了尊重先生的意愿，决定保持原来的框架和章节不变。

需要说明的是，王先生最初拟定的章节中，除收入本书的外，还有另外四章。阿英一章由于我再三陈述理由，先生同意删去。冯沉君、陆侃如一章（陆、冯夫妇有些著作系合撰，故并为一章）因来稿不大理想，只好割爱。至于钱镭书、刘大杰两章本不能缺，可撰稿人最终没能完成，也只能徒唤奈何。缺了这三章当然很遗憾，起码使得全书显得有点“残缺不全”，，可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以“残缺”示人。“二十家”云云本也只是取其代表性，无意如粱山泊英雄排座次。或许，正因为“残缺”，使此课题成为开放的空间，召唤更多的研究拜加入。若刎是，则真的是“塞翁失马”。

五、大学者应有的素质

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出版，王瑶先生生前所主持的最后一项学术工程，总算真正完成了。作为及门弟于，能帮助先生实现遗愿，小该可以松一口气。但面对孤零零的“上瑶主编”四个字，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原计划由先生撰写的概述召”年中国学术思潮的《前言》，终于只能以弟于说明写作经过的《小引》聊充篇幅。倘若先生的高沦得以完整表达，能否石破天惊，不好妄加猜测。我能说的只是，先生对此项工作异乎寻常的热情，远非通常所说的“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我看来，先生的学术理想，在此不大成功的“最后冲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八十年代以后，渐人老境的王先生，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著述，而是着力培养后进，以及推动学科发展。这种选择，其实蕴含着略显消极的“自我定位”：已经没有能力冲击新的高度。先生一再提醒周围的学生，学问的规模以及主要的：L作应该在六十岁以前完成；六十岁以后，精力及眼界大受限制，很难再有惊天动地的突破。还能出成果，但主要是延续此前的思路，先生颇为幽默地称此为“收尾工程”。以此标准衡量，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八十年代的王先生，确实有理由“偷懒”：因为功业已成，框架依旧，写多写少部一样，不值得为其劳神伤心。而最后两三年的“发奋”，很大程度则是看到了自我突破的可能性。

王瑶先生自视甚高，就读西南联大时曾声称：“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这绝非一时戏言。五十年代以后，王先生不断检讨成名成家思想，可传统中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理想，始终不曾为先生所遗弃。先生去世后，好友朱德熙撰《哭昭琛》，称：我一直认为昭琢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里所表达的惋惜与遗憾，真乃知人之论，也只有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弟子及后学更多地表彰先生的学术贡献，而很少谈论其“壮志未酬”。借用先生最喜欢的陶渊明诗句“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溢四海，春翩思远翥”。表面上，此乃古今中外通用的对于时间及命运的感慨，可真正领略其沉重与苦涩者，需要某种高做的心志。即，确信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完美。

王先生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紊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

朱先生提及王先生做学问同时占有两种优势：

一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无论知人、论世、治学，多有深刻独创的见解。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明确的学术史意识。这里所说的，不限于先生主持的最后一个项目，而是贯穿其整个治学生涯的对于课题潜力、研究思路以及学术潮流的格外敏感。先生喜欢衔着烟斗，纵论天下政治乃至学术之大势，颇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这种战略家的眼光，使得先生四十年代选择六朝文人及文章，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也使得先生五十年代迅速地转向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前者是四十年代的“显学”，除了陈寅烙、冯友兰表述的不尽一致的“南渡意识”，章太炎、刘师培阐释的学科意义，鲁迅、宗白华所赞叹不已的生命境界与人格魅力，更有技术手段方面的限制：从事此“不古不今之学”所需的资料，对于避居西南的学者来说，不大多以不太少，足以应付自如。常有文章提及王先生《中古文学史论》资料运用上的“竭泽而渔”，这其实正是先生选择此课题的先决条件。

顺便说一句，五十年代以后，先生转而专治现代文学，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战略转移”。即便继续研究六朝文学，先生也不大可能在此领域做出整体性的突破。这既取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也受制于此学术领域的“潜力”。

对于五十年代的转治现代文学，先生曾表示，此乃工作需要，并非个人的主动选择。可是，有早年主编《清华周刊》的经历，念研究院时师从的又是新文学大家朱自清、闻一多，再加上为人为文均私淑鲁迅，先生之学术转向，其实十分自然。有工作安排等外在因素，但先生之迅速转向（1949年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新文学”课程），以及全力以赴地投入新学科的建设，在短短三四年内完成本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明显是意识到此课题的发展前景及学术价值。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有言：
    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不知先生当年下决心“改弦易辙”时，是否忆及顾炎武此论学名言。

选择既有发展前景又能从容驾驭的学科或课题，是学者眼界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惜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之，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何谓“新材料与新问题”，各家说法自是不一；但时刻关注学术潮流，选择最有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研究课题，也是“大学者应有的素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先生晚年的学术敏感格外敬佩。其提出“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的课题，并以极高的兴致从事组织与指导，此举极具前瞻性。直到今天，此课题的价值，方才被学界所普遍承认。

由于各种难以抗拒的因素，此课题没能按计划在九十年代初完成并出版，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若天如人愿，先生成功地实现本课题，必能开一代新风，再次领导学术潮流。艺术史上的大师，其“衰年变法”，往往令世人惊陀不已，并为后世讣无限法门。可惜，先生未能充分展示其作为大学者的最后的辉煌。

在我看来，学术史上的王瑶先生，除了中古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这早有定评的两大功绩外，还必须加上意识到但尚未来得及展开的学术史研究，行文至此，涌上心头的诗句，竞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