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书局研究述评

教师之友网

近代中华书局研究述评


中华书局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很大影响的民营出版机构，自1912年成立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会通和融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民国时期的出版重镇之一。因此，中华书局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树及其创办人的业绩等，很早就引起过人们的关注。1941年7月，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逝世。8月10日，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在香港写成《悼念陆费伯鸿》一文，[1]简要地回顾了陆费逵在文化教育和经营中华书局的功绩，指出陆费逵具备的“强毅”、“前进”、“专一”之优良品行是他成就事业的根本所在。此后不久，中华书局的一些著名编辑或与之关系密切的学者，如舒新城、周宪文、金兆梓、陆费执、庄泽宣、宝轩等人也纷纷撰文，通过回忆陆费逵创办和管理中华书局的经历，以表达对这位著名出版家的悼念之情。1946年，郑子展编辑的《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印行，对陆费逵的生平、主要是他投身出版事业的经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但是，真正从学术性的角度对中华书局及其相关人物进行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中国出版史、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华书局及其创办人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中华书局为研究对象

中华书局与民国一起诞生，以“教科书革命”为突破口，数年间成长为一家有影响的大出版机构，几经沉浮，立足书业。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秉承“融合国粹欧化”的出版理念，涉及到文化思想领域的诸多方面。学术界对它的发展状况、对近代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一些阐述。吴永贵从经营管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华书局在艰难环境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筹划有道、经营有方和开拓创新，如重视印刷，重视发行，重视推广，重视人才，重视商业利益但不惟利是图，重视经营的一体化发展。[2]李侃在《中华书局的七十年》一文中，对于解放前的中华书局创立、出版概貌、衰退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中华书局在传播西方文化、承继传统文化和提高国民素质，以及促进教育事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3]陈江对中华书局创办的有影响的两本杂志《大中华》和《新中华》进行了简要评述，认为民初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中《大中华》最有影响，虽只存在二年的时间，“却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在反对帝制、介绍世界知识和各种新事物方面成就很大。而《大中华》是30年代的一份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杂志，在实践其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的宗旨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4]吴永贵就中华书局在出版教科书、工具书、古籍、创办刊物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概括，将其对于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做了简要述评。[5]值得提出的是，由王益倡议、出版工作者俞筱尧和刘彦捷主编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一书于2002年1月问世，书中“怀念与研究”一目中，收入24篇有关陆费逵和中华书局的学术论文，可以说反映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较高水平。[6]

中华书局作为近代第二大民营出版机构，具有以传播文化香火为使命的文化自觉，它的出版物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应当说，学术界对它做出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中华书局是辛亥革命引起的文化变革、教育转型的直接产物，一开始就积极投入到近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去，以高品位、高质量的图书刊物奉献给广大读者，享有很高的声誉，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以陆费逵为研究对象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和当家者，服务于我国书业30多年，对我国近代出版事业、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陆费逵的奋斗生涯与中华书局的命运休戚相关，作为一代出版家，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

1．  关于陆费逵的教育思想

在现有研究陆费逵的诸多文章中，他的教育思想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陈伟同在《陆费逵与民初教育》一文中指出，陆费逵一生重视教育，在开创民国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育思想方面业绩昭著。在教育问题上，他与蔡元培既有工作上的密切配合，也有认识上的分歧与争论，构成了民国教育史的重要一页。[7]刘立德则撰文指出陆费逵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教育大变动时期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的思想中难免有一些错误成份，但是这些错误并不能掩盖他的巨大贡献。他以其在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重要地位，对发展教育事业慷慨陈辞，除了涉及教育功能、宗旨、方针、学制改革、教学改革和教科书编辑出版外，在国语教育、女子教育、修养方法、语言文字改革等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论述，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继承。 [8]熊贤君则将陆费逵的职业教育思想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上，他们都是职业教育的开启者，均以其对于职业教育的独到见解，对于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发挥过积极的影响作用，成为职业教育的一代宗师。[9]王均在《语文建设》上发表文章，对陆费逵提倡简俗字的事迹进行了扼要的梳理，认为陆费逵早在1909年主编《教育杂志》期间，就提出采用俗体字的主张。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揭开简体字运动序幕的先驱人物应数先进的教育家陆费逵先生。[10]瞿立鹤从我国近代文教事业发展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陆费逵在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设制及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认为他不愧为我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先驱人物。 [11]的确，陆费逵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自学成才，一生酷好读书，所获知识较为广泛。他曾主编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创办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等教育刊物，并多次发表文章，对于教育与国家兴衰存亡的关系有过大量的阐述。对此，学术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关于陆费逵的出版思想与活动

陆费逵服务社会，以出版为终身职业，创办并经营中华书局，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出版家之一。吴迪在《陆费逵与中国现代出版业》一文中，论述了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策划出版，对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12]俞筱尧在《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的文章中，全面论述了陆费逵创办和经营中华书局的情况，对陆费逵的创业之艰辛、组织领导调动有方、出版中外书籍、关注印刷技术等进行了回顾。他指出，中华书局创办初期，工作重点虽在中小学教科书、辞书、期刊的编辑和出版，但在陆费伯鸿的悉心经营下，业务发展迅速，出书范围日益扩大，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法律、文化、教育、文学、语言、艺术、医学、农业、林业、技术、英语以及少儿读物等各个领域。 [13]可以说，这篇文章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对陆费逵出版事业研究的较高水平。吴永贵从预见的眼光、学人的素养、商人的精明、出版家的执着、家长的作风等方面探讨了陆费逵的品行才学和胆识气魄，并认为这是中华书局所以发展成为近代两大民营出版业之一的重要原因。 [14]另外，钟祥财以《陆费逵的实业家修养论》为题，对陆费逵职业道德思想的来源、表现和运用到中华书局的经营中进行了评述。[15]的确，陆费逵的事业在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成就离不开陆费逵的艰苦奋斗，陆费逵在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上地位之确立得力于此。

3．关于陆费逵的生平简介

陆费逵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其早年苦学，创办书局，团结同人，果敢决断，救世情怀，亦儒亦商。他不平凡的一生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而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简要叙述。吴中认为，陆费逵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一贯坚持的“教育救国”主张和创办中华书局，对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6]王震指出，陆费逵服务社会近40年，而服务我国书业达38年，任中华书局经理达30年之久，并长期任上海书业同业会主席。他的一生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有一定的贡献，对我国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为我国教育界出版界知名人士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教育文存》、《世界之教育》、《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国民修养杂谈》及中小学教科书50余种。[17]俞筱尧在《爱国教育家出版家陆费伯鸿》一文中，认为陆费伯鸿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爱，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在上世纪初和30年代，他是我国教育界和出版界享有盛誉的知名人士。[18]值得指出的是，陆费逵之女陆费铭琇通过回忆其父的历历往事，总结了陆费逵热爱祖国，忠于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知难而进的精神。[19]这些文章，对于了解陆费逵一生的奋斗历程，提供了一个简要的大体轮廓。



（三）回忆性的文章

在纪念中华书局成立70周年的时候，曾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的一些老职工，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一些老先生，撰写了不少回忆性的文章，中华书局将其编印成册，即《回忆中华书局》（上、下编），中华书局1981、1987年版。其中上编所收24篇文章，讲述了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1949年的有关情况。这些文章主要地可分为四类：一是对人物的怀念和记述。如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舒新城、金兆梓、俞复、唐驼等人；二是对中华书局创办刊物和重要书籍的出版经过，进行了简要介绍。如办刊时间最长、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小朋友》杂志，《辞海》是怎样编成的，以及《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经过等；三是中华书局的其他机构，如中华书局的图书馆、职员训练所、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等；四是对中华书局印刷技术改进的情况，如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港厂、渝厂、北京排版所、聚珍仿宋印书局等。2001年，中华书局应书局同仁的要求，学界的呼吁，将该书上、下编合为一册再版。此外，还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华书局总厂职工运动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华书局总厂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共分四编，分别为中华书局及其历史沿革、中华书局总厂职工运动史、中国共产党中华书局组织史资料、回忆录/烈士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解放前中华书局概况，尤其是在中共领导下书局职工参加革命运动和对敌斗争的事迹。

上述回忆性的文章大多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从多个侧面反映了老中华人对中华书局的人和事之深深的情意。同时，也为我们了解解放前中华书局的历史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中华书局及其创办人陆费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内的不足。同时，也为我们继续深化这一课题的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无庸讳言，学术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是较为明显的：

一是以人物为研究对象时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创办者陆费逵一个人身上。而且对他的研究也大多仅限于某一个侧面，且叙事性和回忆性的成份占了相当的比例。针对他的文化观与出版理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出版素质的考察则较为少见。而对其他于书局贡献颇大或关系密的学者文人则鲜有论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为中华书局具有更多的文化性质，在近代文化创造和发展中多有成绩，是与它汇聚的文化学者分不开的，如左舜生、田汉、张闻天、梁启超等。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影响很大的一个社团，它的许多会员进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策划出版“新文化丛书”和“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为当时的新文化思潮推波助澜。这个关系中华书局文化传播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却为学术界所忽视。

二是在近代社会剧烈的转型时期，就整个中华书局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它的出版物与近代思想文化的关系尚缺乏系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华书局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下出版鸿篇巨制的？这些出版物有哪些特点？它们又是如何适应近代中国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书局乃至整个近代出版业与近代文化思想演变的关系，以及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关于中华书局与近代教育的关系，人们只是以一些统计数字为例，说明它出版教科书、“教育丛书”等。殊不知，在当时的条件下，民国面临着教育的急剧转型，新式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如急风暴雨般地输入，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而作为一家有影响的民营出版业，中华书局积极参与其中，成为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有力传播者，对当时新兴教育思潮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中华书局不仅仅是一个出版教科书的机关，而且是一个研究教科书的机构。当时由于各书局的教科书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社会上的人们对教科书有或多或少错误的认识。为此，中华书局在其著名的专业性刊物——《中华教育界》上，专门出版专号予以探讨。对于教科书的使用、编辑人员的素质、教科书体例、内容和编排方式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中华书局的编辑更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积极参与者。中华书局对教科书问题的研究和出版，是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重要一环。

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出版社，那么，现代文化史也将会改写。”[20]出版业不仅是一种生产商品的产业，而更是一种积累和传播人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它通过生产特殊的商品——出版物来影响社会，并推动社会的发展。一个时代的出版又是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的聚焦点，中国近代文化主要是靠出版的图书报刊等保留下来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整个近代出版业对近代文化思想和教育事业的所产生作用而言，除商务印书馆外，非中华书局莫属。前者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已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和专著出版，而对于同样做出相当贡献的中华书局及其与近代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冷清得多，至今我们也未曾见到专门的学术性著作问世，这与它在近代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如何将中华书局放在近代社会剧变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围绕政治变革、教育转型、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社会思潮的变迁等诸问题，以深入探究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思潮辩证关系，打破单纯从出版角度来研究出版业的局限性，或许能够促使人们对近代文化问题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