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国人思维中无形的囹圄

管季超0712

汉语，中国人思维中无形的囹圄

——再谈汉语中的“五毒”              黎 鸣

前文讨论了汉语中的五种“毒素”：

一，精神（语境视野）上的复古主义；

二，做人（话语活动）上的唯上主义；

三，认知（语法逻辑）上的独断主义；

四，行政（语用语气）上的人治主义；

五，政体（语言结构）上的专制主义。

前文还谈到，这五种“毒素”全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来自他们在两千多年中对中

华民族精神的垄断。换言之，孔夫子的“儒家”原本就是“五毒”之家，长期以来垄断中国人精神的“儒学”原本就是“五毒”之学。这“五毒”严重地害苦了中华民族，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依然难以摆脱这“五毒”的羁绊。中国人不仅吃尽了“五毒”的苦头，还严重地染上了“五毒”的“毒瘾”，例如有人离开了这“五毒”便会要死要活地大发神经，甚至扬言，没有了孔夫子，他就不是中国人了。我真纳闷，孔夫子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竟然让他盲目迷信、感恩戴德到了如此非人的地步？这突然让我想起了德国法西斯头子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了多遍就可以变成真理。如此看来，孔夫子的“神圣”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已经被历代的帝王将相们以及亟待做官的儒家文人们“重复”说教了多少遍呢？简直是无数亿万遍，难怪孔夫子的“神圣”，简直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了。只不过“孔夫子”不是开发中国人智慧的“上帝”、不是为中国人造福的“上帝”，而是促使中国人变得愚昧的“上帝”，是为中国人制造罪孽的“上帝”。

据说有一位叫康晓光的先生，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宣扬要在中国实行儒家的“仁政”；而且还有一本关于“仁政”的专著，由于本土出版的限制而只能在新加坡出版。这有点让人遗憾。虽然我根本就不认为儒家会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仁政”，无非又是“五毒”之政而已，但我还是认为它应该在中国出版。我也欢迎康晓光先生、蒋庆先生、陈明先生以及诸如此类自视为“大儒”的其他的先生们站出来与我辩论。因为在我看来，从来就无视真理、无视讲理、无视人格平等的儒家、儒学、儒教，无论他们宣扬什么“仁政”、“内圣外王”、“王道霸道之辩”等等，最终全都只能是骗人的无稽之谈。事实上，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做出了无可辩驳的铁的证明，而且更甚，凡是染上了儒家习气的学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才能，最终也不可能会有真正多么巨大的真实的成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美国的余英时先生。尽管我非常欣赏他的人品、文品、见识，但我对他在人文学术事业成就上的最终的评价却不能不感到巨大的惋惜和遗憾，即使他最近获得了号称具有人文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克鲁奇”奖，这也未能改变我对他的总的评价。其中的关键，就在他身上的“儒气”太重，这种“儒气”严重地遮蔽了他探索人文的真理之眼。他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竟然全都在朱熹的身上大废笔墨，尤其是余英时先生，实在是太不值得。按照余英时先生的才气，原本不应落在日裔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之下，然而实际上却不然。因此，我真为余英时先生不能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人文思想家和重要的哲学家而深感遗憾。儒家“五毒”的害人竟然也害到美国的华裔学者身上去了。

再谈“五毒”：

复古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嫉妒主义；

唯上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奴隶主义；

独断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感性（情绪）思维主义；

人治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血缘（民族）主义；

专制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野兽（恐惧的暴力）主义。

由上可知，儒家“五毒”的意识形态最毒害中国的文人，但是也最让中国的文人在世俗的利益上受益。中国文人们的人格品行事实上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性。中国文人们的中“毒”至深，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的中“毒”至深。语言上中“毒”的中国人，使自己的思维永远处于愚昧、迷信、麻木不仁的囹圄之中而毫无自觉，而终究难以自拔。在当今的中国，最需要在语言上，思想上，最后在心灵上兴起一场革命的，首先即应该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五毒”侵害的中国文人。我这里所说，当然也不排除我本人。（２００７，４，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