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术批评模式探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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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批评模式探讨会纪要



   “西安•当代美术批评模式探讨会”于2006年10月19日至21日在西安美术学院举行。会议由西安美术学院主办，《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美术报》、《画刊》、《当代美术家》、《美术文献》、雅昌艺术网、樊洲画馆协办，学术部分由西安美院艺术研究所策划和组织。出席开幕式的来宾有活跃在美术批评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美术馆与传媒代表以及西安美术学院的院领导和各系的学术带头人80余人。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郭线庐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杨晓阳教授致欢迎词。他介绍了西安美院的办学思想，表示一个学校的发展，只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广交朋友，应该不断接受新的信息，不断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对比和批判，由于这种批判、对比，使西安美术学院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弱点，不断发现自己的优势和发挥这些优势。对于这次会议的召开，杨晓阳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虽然出席者只是美术批评界的部分学者，但很可能形成声势。他认为会议以宣言开头，将会以众说纷纭闭幕；对会议主题的探讨，将会促使美术批评焕发出新的活力。他期待新的批评模式进入美术学院的教科书。

   本次大会以讨论《西安宣言》、专题发言、学术报告等形式进行，会议由多位学者轮流主持。《西安宣言》征求意见稿由西安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刘阳宣读。宣言提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当代美术批评模式探讨，与会代表从美术评论、展览策划、美术出版、美术传播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中山大学传播设计学院教授杨小彦：
  对于图像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概念的文学化、哲学化的背景下，需要推进专业化的解释模式。《西安宣言》的起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们非常需要一种模式推动我们对视觉环境和背景的理解。我们的美术批评、艺术批评，除了模式以外，能不能更多地关注个案、关注历史？即使是做当代、现代的研究，我们也要更多地关注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整个人文学科的艺术批评，可能还是更多地沉浸在习惯里面，用很多大词汇，很多新概念，使我们的美术批评流于空乏。此外，批评里面的骂风现象可以说现在的确存在，一骂成名，被骂的人出名，骂的人也出名，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我觉得可以提倡尖锐的学术文风，但是要有底线和原则，希望有逻辑性、理论背景和说服力。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
《西安宣言》表述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批评模式及批评文体”，对此我提出质疑。讨论批评模式的问题，应该纳入对批评思路的讨论。在我们的宣言上面，连批评思路、批评思想这个词都完全不出现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应该广泛地借鉴传统批评理论的成果、西方批评理论的成果，还有当代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美术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美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批评最好的案例，是分析的对象。我们的批评界当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过多的表态式的批评。很少有非常深入的分析，常常对些问题点到为止，变成一种对现象的表态。我觉得应在美术界更多地提倡深入的分析研究。

《美术家通讯》副主编冯博一：
策展批评是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方式，相对于以往的传统批评，它是由一个展览作为批评的视觉支撑。这种视觉支撑本身比传统的简单的著书立说，或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通过图片来表达自己对当代艺术，或者是对艺术史的认识和理解，有着自己的特点。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我最近策划的几个展览和我比较关注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由这些作品本身所反映的一种新的现象。这种解读或者评价或多或少反映出我个人对于批评的一种思路。不管批评模式如何改变，媒体可以有多种样式，但是专业性赋予的责任感和精神因素应该确立。

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
我发言的题目是《艺术批评的经济学困境》。用经济学中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原理来分析美术批评，美术批评水平过差的原因也在于此。艺术批评中至少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越来越把艺术批评市场化、经济学化，还有一种是坚持批评自身的品格、独立性和学术性。《西安宣言》就是后一种的努力。《西安宣言》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所关心的东西恰好是我们真正的艺术批评所关心的问题，提出的图像时代批评模式问题是非常有建设性、前瞻性的。最后我觉得《西安宣言》的内容相对单薄，这种模式的逻辑关系还需要探讨。如果把这种批评模式、这种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梳理得更清楚的话，我觉得更有意义。

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
  《西安宣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起点，我结合宣言谈一点自己的看法。研究艺术史的学者认为批评不是学问，而是名利场上的玩意，认为批评家出于友谊和商业原因，进行没有价值的吹捧。具体在艺术批评方法上，是重文献、重观念、轻图像、轻艺术家作画的技巧。这当然是不好的趋向。不过从事艺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有很多相交之处。美术史研究和批评流于表面，缺乏判断的基础，正是由于对批评的忽视。当代艺术史研究出现很大的危机，总是把眼光看向辉煌的过去，从传统的眼光看问题。艺术史和艺术批评都面临着反思自身的问题。

中国美院史论系博士吕澎：
今天的艺术批评面临的真正问题，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来自写批评的人内心直觉太差。从80年代我们就一直讨论模式，批评模式、文学模式。我个人认为模式是自己的事情，任何一个框架、结构、立场、方法都是个人的事情。按照我的本性、性格、兴趣，我对模式非常反感，我对任何模式都非常反感，我认为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模式。这是我对模式的看法，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就模式而言，直觉就是我们的模式。

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朱青生：
把文字和图像放在一起传播，这个传统使中国习惯于将这两个模式放在一起。这两种方式还可能会产生文字所不能产生的第三种意义。我们过去局限于媒体和传播方式，就暂时地遮蔽了。今天新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些东西重新被激发出来，我们现在就通过艺术批评这件事，在全世界率先实验这样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宣言真正的价值所在。中国的批评家之所以关心和讨论这个问题，除了我们和全世界的人们一样，都继承着各自的文明和传统，感受着时代的启示和压力，应对着现实和想象的需要，实验和创造着记录、表述、交流和传播新的方式和模式。我们因为自己的传统历来注重观看和阅读的统一，“图、书”一直是把图像和语言看成是并重的精神的记录传播方式。因此，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更多地关心所谓图像时代到来以后，我们怎么样继承古老的感觉和特征，设计和针对现实的工作。同时，中国的绘画艺术注重诗画统一，在幅面上将图像与文字并置的方式，也磨炼和精纯了我们的感觉，使我们更加敏锐的和急切的要参与到这样的实验当中。对于人类文明和传播的新方法、新模式的探索的任务，也就自然的落在了艺术批评家这样一个群体身上。今天的社会，所有的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美国人并不见得比中国人走的更快。如果《西安宣言》走得更快，我们《西安宣言》就变成一面旗帜。

华南师大美术系教授皮道坚：
我提供对《宣言》的参考性修改意见。第一个方面，宣言应该体现出我们对批评的认识,批评应该是一种独立的、自觉的、当代的文化力量。第二个方面，宣言里面应该体现出我们对批评学科化的重视，批评是到了应该加强它学科化的时代。第三个方面，我们应该强调艺术批评和艺术教育、普通教育、大学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强调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自觉的文化力量，加强批评的学科化建设，加强批评对艺术教育、普通教育的渗透，让批评在教育中也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郭北平：
有的评论家谈到批评模式的问题，模式是一种还是各种各样的模式？我个人的体会，彭德先生策划这个活动的议题，这个模式是个广义的模式，不是指的一种文风，或者不仅仅是指的文章的长短等等，而是提出了当代艺术批评如何能够更直接地对应艺术作品，如何能够更简洁明了的有所批评指向。有人说当前的批评是不是和市场经济挂钩以后，形成了名利场上的小玩意。尽管是非常尖刻的说法，但是这种现象存在。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韩宝生：
我把整个美术批评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国内最常见、最传统的模式，先有展览，有作品，有艺术家的创作行为，然后批评家跟着出现，有评论，有批评，有评价。第二种，批评家和艺术家是互动的关系，互相有一个启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批评家参与其中，有可能是团体的一部分。第三种，批评家提出学术主题，选择艺术家，然后是评选艺术品。 从发展的趋势上来讲，应该把传统的批评模式，从第一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发展。第三种模式更适应当前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三种模式会产生一些新的作品和艺术现象、新的艺术家、新的面孔。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一种模式不可能延续很长的时间。中国的变化跟世界的变化都不断地表明，探讨新的学术模式是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批评的话题，在理论界讨论过很多年，现在是在当代艺术生态关系中探讨问题。这是这个会议的特点。我们在试图探寻新的模式的时候，很容易被老的模式所框定。这就是人的思维经常出现的悖论，因为任何新思维都不可能在真空出现，总是和原有的有关联，包括这次会议把与会的人员分成不同的小组，这也是一种模式的体现。对此次会议，我只有一句话：批评是美术馆的学术大门。美术馆的功能能真正得以实现，必须运用批评做为学术大门。美术馆讲起来很简单，无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对历史的保存研究和再认识，包括专题和主题的展览。二是对当下的艺术研究、梳理、过滤，使它进入到公众视野。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
我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策展和批评必须具有史学意识。美术馆的工作中对于历史的研究，或者说用史学的眼光参与到当代艺术的策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策展是一种批评态度。也就是说，策展并不是简单地定一个主题，挑选艺术家，找作品，然后成为一个理论观念，或者被动地反映一种现象。第三个问题，策展是一种批评的特殊模式。很多批评家都参与了策展，但是策展和批评不能划等号，因为各自都有不同的、特殊的方式。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表达的时候是个体的，批评是批评家自己个人的事。

上海美术馆副研究员江梅：
我就上海美术馆的基本情况和展览运作方式做一些介绍。首先从上海美术馆的历史和今天的组织架构来谈，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美术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浓缩了中国美术馆建设的历程。其次上海美术馆的学术定位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化历史上的特殊定位，我们是中西方文化融合最为激烈的地方。上海这城市特有的开放性、多元性决定了我们的学术定位，是以近现代地区美术的研究、展示和收藏为重点，辐射到全国近现代，并且到国际，既关注上海本地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潮流和现状有一个总体的把脉，积极的推动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国际艺术界的交流与对话。
  
《画刊》杂志总编李建国：
传统的媒体有文字和图像，技术已经渐渐趋于完善。在发达的国家，期刊是主要的阅读物。传统的纸质媒体折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国民素质、文化水准，也是当代社会快节奏模式的一种反映。但是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特别是专业媒体很艰难。我国出版业是垄断的，国有体制下的企业化经营受垄断机制的制约，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就像一个漏斗，上面很宽大，下面越来越小。纯艺术的专业杂志以前也是很大的，现在的人不看专业书籍吗？艺术家在读吗？他们是否关心专业书籍杂志的生存状态？这是专业媒体的困惑之一。这两年的刊物有100种之多，刊物的内容和市场紧密相连，选择的画家也都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市场刺激了消费，增强了艺术家的自信心，反过来制造出来大量粗糙的作品。

《美术报》副社长王平：
参加研讨会，如果画家多，往往是画家骂批评家不懂画，瞎说。接下来批评家在骂媒体，说媒体不负责任地把一些版面给了很烂的画家。这些研讨会在开的过程当中，领导和画家在开幕式以后走了，剩下的人说得头头是道，其实这个声音没有对美术界发生什么影响，因为美术界领导没有听，对机构建设没有作用；画家没听，对创作也没有影响。当下的现状也造成了美术批评的方法的局限性，万金油式的批评家在北京特别多，他们由于朋友的关系必须要到场，到了必须要讲，大家听到的往往都是这样的批评声音。我觉得美术传媒是坏批评的推动者。现在的媒体越来越多，一些文章就比较“水”，很多不是纯粹的批评文章，而是伪批评，

《中国艺术》杂志主编徐永林：   
信息时代的艺术批评，一方面要以加速艺术信息交流为根本目的，广泛地汇集各方的意见；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大众口味一味迎合，要谨防独立的艺术品格在众声喧哗中迷失。事实上，无论是传统批评，还是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它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经济背景下的文化消费活动。每一种批评都有自己的批评活动的文化环境，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作者、读者、载体和话语体系，它们互为补充，分别达成各自的文化和审美的意旨。不管今天的人们怎样质疑网络批评，它们势必将与传统批评一起，构筑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的立体图景。信息时代的艺术批评模式，也不应该是“各家自扫门前雪”，需要通力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的艺术氛围。

雅昌艺术网总编辑吴鸿：
艺术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一方面是由于在日益市场化的背景下，围绕市场的运作，艺术品从生产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艺术评论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艺术商品的“导购图”，或者是一种“产品”的说明书，它作为市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必须具备的“标准化”的写作模式，已经失去了艺术批评的个人化特征。个人特征的弱化，是艺术批评的被边缘化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在所谓传媒时代中，传媒的泛滥带来了所谓“批评”的泛化。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缺乏责任感，盲目地追求消解“权威”，艺术批评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发泄。这是艺术批评的被边缘化的外在原因。所以，这是一个不需要批评家的时代，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的意义何在？

《当代美术家》杂志执行主编俞可：
在今天的领域，我们缺乏真正意义的上的批评。艺术批评应该成为对艺术家及其创作的有效判断，而不是简单的吹捧和诋毁，更不能以经济运作伤害一些及基本的原则。反过来，媒体也不能因为种种现实的问题，丧失文化立场。正是因为有引导公众的责任，媒体要有战略化的应对，充分尊重学术立场，尊重作者本人。即便是我们有了独立自由的学术批评，又在哪里去寻找承载他的流通渠道?因为很多有价值的评论，不能进入公众视线，就不能展开批评。媒体和批评有一个互动的原因，我们可以和当代艺术家一起建造一个平台，否则我们怎么能在独立的批评与公共媒体之间有两难的情形。
  
中国西部艺术网董事长杨凯：
当代的网络文化是新的媒体，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一种多元化的时代进步的标识。尽管一些博客、论坛的随意和不够严肃，但是我觉得在当代给予普通老百姓讲话的地方，我认为是社会生活进步的标志。网络媒体各种各样的声音，应该是对当代的补充，将来媒体载体无限的扩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副主编沈伟
批评是一种语言的建构，与实践领域关系密切。当代艺术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批评语言的语境和语言方式的差异性，所以，对于当代艺术批评的所谓“模式”的讨论，不能一概而论；图像时代和“八五”时期不同，当代图像的五花八门，本来就颠覆了以往的知识方式，它们只有类型而没有模式；在目前讨论批评的“模式”，必定会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是借此机会来反省一下批评文本的规范，以及批评行为的自律，倒是大有必要的。批评的规范应该如何或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或许一时说不清楚，但批评中有许多不应该的、或者需要我们来共同抵制的东西，却是相当清楚的。比如不学无术故弄玄虚的、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的、人情世故溜须逢迎的、尤其是串通市场沆瀣一气的伪学术等。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在根本上去清理那些正在充斥着各类无意义文字的媒体。

《美苑》编辑付晓东：
《西安宣言》是对当代艺术批评提出新的要求，我更愿意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媒体在这一时代的种种变化，以及它表面现象带来的一系列的启示。做出对批评的选择和判断，成为杂志编辑的主要任务。资本控制下的艺术批评，通过杂志的介入参与，构成了消费者审美的过程，并使之确定化。媒体通常允许强势权利和资本通过媒体来影响受众，并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合谋，代表的现象是更多的商业画廊直接制造杂志，并且作为销售的重要手段。我认为网络批评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最终指向是非还是价值判断的结论，而是人的充分的自觉。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赵孝萱：
批评的模式最重要的问题是“写给谁看”。现在的学术刊物受制于严格的学术规范，这种姿态和语言恰恰是大众所不能接受的。《西安宣言》里面所谓艰涩的文本，正好回到学术界的学术成规。他们在学术界的模式不会更改。我们是不是只能用艰涩的学术语言作为批评的一个态度？其实古代艺术评论的形式是非常多的，比如用诗、笔记还有画论，甚至大量雅集的形式。网络时代的文艺批评蕴含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反而也造成了更多不假思索的、不能读的批评。

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胡武功：
我们要寻找当代美术批评的模式，就意味着以往的美术批评模式是不是已经不适应当代美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当代美术批评模式”是非常好的，是有针对性的。批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发展自己独到的特征和模式。我觉得事物就是这样的，当一种风格、模式出现形成的时候，它本身就死亡了，我们就会面临一种新的挑战，事情就是这样的。批评家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模式和突破过程中来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是没有办法的，尽管是悖论，我们还是要在这种悖论中生存发展。

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陈云岗：
第一点，我认为批评没有模式可寻，不应该建立模式，批评有历史、有现象，古今中外一直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当中或者西方的古代文献当中，涉及到文艺批评的比比皆是，非常多，有官方的，还有一些历代的文史笔记当中谈到的对艺术现象、美术现象、艺术活动，而且都有非常精彩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模式是不可建立的，也是不能建立的。第二点，我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批评多，但是精神少、价值小。第三点，我认为评论与批评应该有所区隔。第四点，批评家不应该等于策展人。第五，要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批评机构，而不是吹捧团体。第六，应该建立一个中国式的批评。批评就应该是旗帜鲜明、立场分明、话语分明、观点分明。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
女性主义的美术批评，最关键的就是只有好坏，不分男女。我们说了是女性性别的艺术，我们讲的女性性别实际上就是抬高男性，如果女性和男人一样好，女性主义的批评方式完全是一种悖论的方式出现，永远用反面进行一种批判。如果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妇女艺术家做出一个女性特色的评价，也是一种策略。如果我们抹杀了他们的存在，如果我们看不到他们创作的话，我们怎么看到她们？这个社会男性是有创作力，女性是无能的？所以有很多方面，女性批评方面是一种策略，主干和根即是对男女两性、社会性别提出的。如果我们牢牢系住这个主干的话，我们怎么发展都不脱离这个主干，否则的话这个主干是要枯萎和死亡的。

美术批评家、策展人陈孝信：
我觉得批评应该有八个字是需要重视，“可读、可解、可思、可赏”。批评既是一种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知识性的解读，思想性的创造，应该有两重性的功能。有人在自己的书中宣扬了三种观念，第一是认为现当代艺术有世界范式，要用普遍主义的思路来发展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我认为，艺术上根本不存在世界性的范式。应该走普遍主义的中国的现当代艺术，这个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第二，我觉得“去国别化”是欧美先进国家的观点，他们很希望我们把国别去掉，投入他们的怀抱。现当代艺术强调的东西，差异性问题在世界艺术格局当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文化差异问题，一直是我们追求的，怎么可以盲目地去国别化呢？第三个思路，中西融汇，中西结合。这个思路有一些难题。这三个发展思路我认为都是有必要进行反省和思考的，在思考的基础之上，我提出第四个发展思路。这个思路简单概括就是“文脉当代”，或者是中国版本。
   
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管郁达：
   当代艺术需要一个解释系统，一个完整的制度运作来保证。艺术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这就给予了策展人和批评家很大的权利。艺术不是批评家、策展人建立起来的，艺术没有策展人的时候，艺术仍然存在，我们太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要有中国的话语方式，我们不要迷信国际性等等，没有那一套。一个国家的力量强大了，把话语权掌握到自己手上，用强权的手段推广他的地方艺术。我们的批评应该界定在什么样的资源上？中国的五千年有传统的艺术，近50年的社会实践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经验。这样一个有抱负、有传统的大国，理应有自己的新兴文化所在。

西安画家王炎林：
在中国如果有更多的批评家介入美术绘画实践中，绘画就不会变成非常虚伪的文化。我希望今后一些理论会的表述尽可能用大众化的口语，少用一些名词，把稿子压缩一下，这样的话听起来比较简明。现在的矛盾其实主要是商品经济和主流文化、当代艺术的矛盾，我自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这个矛盾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非主流文化可能会在某些时候转向为主流文化，所以我谢谢批评家在非主流文化这块。我觉得主流文化会向非主流文化转化，现在所谓的“歌德”掩盖了很多现实中的丑陋。

陕西国画院院长张立柱：
   当前的美术创作浮泛的东西较多，厚度、精神性是比较弱的，批评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批评家经常是一种袒护和支持。现在需要的是直言的批评，只要是在学术的高度上，语言上不客气，甚至是骂言也需要的。我觉得批评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批评对艺术的责任感，到底从哪个角度来谈？是从审美的角度切入，还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呢？现在一些批评谈的都是很有道理的，却很难从心里面认可。评论家和艺术家在一块，应该有一种责任心，从历史性的高度上应该怎么做？所以我现在强调的是希望真正的批评家不要被权力的掌控者招安，要用一种责任心使美术发挥它正常的作用。

《华商报》编辑巩志明：
独立的批评内涵和风采应该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一切被批评者对批评者不抱有精神和物质的幻想。 二是你所批评的必须是你所熟悉的、掌握的，并深沉热爱的事物和人。三是对一切哗众取宠的、泡沫的、反复出现的事物要学会阻止。四是学会说人话。中国的批评家会说人话吗？能讲大家会说的人话吗？我们愿意用《百家讲坛》制片人的话来告诉大家：中国的专家太多了，会讲话的人太少了，他们讲话的时候一般都是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二是一说话别人就开始发手机短信。

美术批评家张渝：
我对“模式”二字的理解是：它不是试图树立新的样本或是书写关于美术批评的写作说明书，而是借助样板一般的“模式”这两个字来寻求批评家以及批评文本的一种精神出口。由于每位批评家知识背景的差异以及精神本身的丰富性，我不但不担心“模式”两个字会造成批评文本的呆板与单一，而且希望“模式”两个字成就新的文本风格。我渴求或说我借助“模式”两个字所想象的批评文本除却上文提到的它首先代表一种有重量的声音外，其次，它还必须有着美丽的身体。也就是说，批评的文本，不再也不必去扮演先知或者真理，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看的艺术品。我们的古人多的不是真理，而是美丽的文章。因此，我希望的我的批评文章一定要唯美，彻底地唯美。
   
西安美院艺术研究所助理佟玉洁：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没有性别的。所谓女性的视觉、身体，使自己走进性别歧视的怪圈，她作为女性只存在一个和男性二元对立的关系，反之生理性别必然是女性，女性的生理性别变成固定的标签，是二元关系的对立，是生物决定论的产物。女性艺术的称谓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不自信，或者是一种伤害。由于女性艺术批评话语的误导，艺术与身份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思维定势，这表现为第一女性艺术的生理性质，让女性重新返回生育、养育是女性的唯一价值观，当男艺术家的宗教题材圣母玛丽亚被限定，女性也将自己的女性气质表现在裸露的孕妇。性只是生理的，性别是心理的，既然性别是心理的，那么性别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范畴，所以性别与艺术最好的解释就是拉冈的一句名言，“女性并不存在”。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青年教师岳路平：
我的主题是《一个新环境的成长》，我想用多媒体图文结合的方式，通过一些案例，介绍这几年在西安正在成长，但是没有被有效识别的艺术新环境。我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美术史这些年在研究对象、目的、角度各个方面都迅速的扩张，因为美术史影响到了美术批评，以及一些新的艺术能够有登堂入室的合法性。而且美术史和理论对一般的人文学科也积极地介入，我们的学院制度和体制没有办法有效地反映，我们也不能幼稚地幻想，随着体制的推移，体制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开辟一些新的言论空间和展示的平台，进行一些实践。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赵农：
我发言的题目是《以人为本的美术批评意识》，强调批评的人性化的态度和立场。第一，合情。批评家和批评对象，尤其是美术家、艺术家是难兄难弟的关系，不是同室操戈，互相大打出手的关系，首先要同情，同情就是合情。第二，合理。对于批评要有一种道理，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点不一样，知识结构、背景不一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知识的特点，知识的背景，而不是用自己一技之长去否定对方。合理是建立在人性化的过程中。第三，合法。合法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有很多批评语言是不合法的，所以道德的意义是每一个人自身所存在的过程，作为批评者来说，最好自己要有所约束，尤其是在批评活动过程中。文艺的发展要靠艺术家和批评的共同参与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彭德：
有人形容当代批评是“话痨”。其实批评界一直在探索新的模式，成效不大，为什么？系统出了故障。在美术批评、传媒、教育的连环套中，人们习惯使用现成的纯文本模式，如果改变，就会遇到顽强抵制。比如中国的造纸厂、印刷厂、麦克风制造厂都热爱话痨，否则这些工厂就会倒闭一半，出版系统也会裁员一半。话痨的外在原因是文人过剩，导致表达的竞争，一是追求博大，一是追求深奥，而深奥不等于深入。东西方文化内涵往往互不兼容而又要融会，也使得表达变得复杂。这些现象的存在使本次会议的主题具有时代意义，《西安宣言》是面对世界在发言。

21日上午，部分与会者在樊洲画馆继续讨论《西安宣言》，对是否使用“宣言”、“模式”这两个词汇以及对宣言的内容，进行了反复推敲。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杨小彦、朱青生和彭德对宣言先后进行了修改（详见修改稿）。修改稿经与会者过目后再定稿；不同的意见和其他具体看法，将以附件的形式发表并收入《走向新批评》一书。有的学者提出将宣言刻碑，不仅仅是纪念，更重要是的对新式批评形态的鞭策。这个建议被与会者认可。


王陆健、郭延根据速记摘要整理，未经与会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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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宣言》（关于建立图像时代美术批评模式的意向书）讨论会备忘录

时  间：2006年10月21日上午
地  点：秦岭翠华山樊洲画馆

与会者（按姓氏笔画排列）：付晓东、冯博一、皮道坚、朱青生、乔宜男、江梅、孙振华、杨锋、杨小彦、吴鸿（晚到，未参加讨论会）、佟玉洁、陈孝信、赵孝萱、胡武功、夏丽、徐永林、郭线庐、彭德、焦野、鲁虹、管郁达、樊洲
主持人：佟玉洁
摄  影：董钧    秘  书：王陆健、郭延


主持人(佟玉洁)：今天会议的主题还是讨论《西安宣言》。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与会者都是一些仁者和智者，希望大家都讲一讲。
   
   孙振华：2003年，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公共艺术在中国”的研讨会，也想弄一个深圳宣言，发现宣言多少有一种八五时期的色彩。后来殷双喜提议改成了“深圳备忘录”，这样感觉低调，有了一种文本的意义，记载了一个事件，反映了一些人曾经在这个地方有过的思想活动。昨天陈云岗建议采用备忘录的形式，很好。这个会议的发言其实很丰富了，虽然每个人都有一个侧重面，大体上来讲还是在围绕艺术批评谈论。在整理这个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作一个图像时代的艺术批评西安备忘录，通过媒体发表出来。我完全同意彭德先生这次的设想，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不是要引导什么，只是一帮做这个工作的人共同讨论这个话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来呈现这个时期面临的批评问题，探讨在图像时代批评的具体认识、做法之类的东西。
   
   彭德：做备忘录可以用更大的框架来体现，那就是这次会议的文集《走向新批评》。文集包括《西安宣言》。我们一想起宣言，就是“雅典宣言”、“马丘比丘宣言”等等很庄重、传统的方式，但是宣言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公开宣布的言论，甚至可以说当众宣读的言论。我们特地请一位女教师宣读宣言，也是这个意思。
   
  陈孝信 ：我下飞机以后，接待处牌子上面写着《西安宣言》一周年代表接待处。一问，说我搞错了。下飞机的第一个误会是《西安宣言》的误会，然后才找到西安美院的牌子。彭德先生是造词高手，何必造一个和别人重叠的词呢？
   
   彭德：如果不要重叠，就不能同殷双喜的“备忘录”重复。50多年来，中国美术界曾经有过宣言的形式吗？我不知道牌子上的“西安宣言”是个什么会议，可能撞车了。我们只要保证这个宣言在美术界是首倡，由我们发起，这才是重要的。
     
  皮道坚 ：宣言也搞一个，备忘录也搞一个。宣言就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把这两天讨论的意见综合一下，增加一些内容。搞一个宣言，备忘录的内容可以更丰富一些，有点近乎纪要的性质。
   
  鲁虹：备忘录把这次会议重要的、相同的观念记录下来。上一次在深圳开的“公共艺术在中国”，就是把一些观点更直接的反映出来。
   
  朱青生：我觉得这个建议比较合适，宣言也好。备忘录是立场产生的复杂性，是了解宣言的背景，宣言是相对精简的语言。
   
   皮道坚：宣言还有一个意思，不光是简单的宣读，还有振聋发聩的意思，备忘录是小声小气的说一些话。宣言还是有必要有的。我提议宣言的修改者是杨小彦，他下笔很快，文笔也好，我建议杨小彦执笔修改。
   
  管郁达 ：叫宣言也不错，问题关键是宣言里面的内容。
   
孙振华：我觉得思路和现在的一些趋向不对。从会议的情况来看，对目前的学科积累、知识的准备、影像时代的批评模式所应有的东西认识，还远远不够，很难达成共识。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提出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我相信它有一种预见性、长久性，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有一种质量比较高的、充满智慧的、预见性的东西在指导。这个是有困难的。我们不妨低调一点，只是表示我们在现阶段的一些认识，它的意义在于我们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把握了这个问题，这是西安会议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侧面。不要觉得这个气势小了点，有一点失落。
   
   杨小彦 ：我自己想象，宣言太隆重了。比如独立宣言什么的，都很隆重，有一点架空的意思。但是像皮老师说的宣言很中国化，有一些变化。
   
   皮道坚：我们祖宗讲立德、立言、立功，如果一个人是宣言，而我们是这么多人在这里，一个人拿出一点点来，还不够宣言的资格吗？
   
大家：是。
   
   彭德：即便我们都同意以宣言的方式，它最终被写出来仍然是一个意向书。
   
   皮道坚：关键是一次行为。
   
   朱青生：我说说我的意见。宣言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这个词在中国是“文告”的意思。中国古代就是文告，是一个人，或者一群组织公开发布的文告。我们现在所说的宣言已经变化了，刚才说宣言是一个稿子，后面要有一个备忘录。备忘录也是一个从外国翻译进来的词，我们现在都用很多外国的词来做重大的事情。刚才陈孝信的想法是充满期待的，希望彭先生能不能把这个词变得更有文脉一点，又不太像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波斯坦宣言等等。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个东西，有一个相当于《兰亭集序》的东西，后面有大的注文，就是备忘录，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录在内，包括我们不同的宣言证求。至于这本书叫什么，我们最后把权利归还于我们的主人。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批注在里面，大家说的话都是集注，甚至有一些批注。我们的措辞，就可以变成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目前的情况，就参加的人的人数来说，并不能囊括中国全部批评界的情况，但是却指向了一个方向，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中途的文件，指向将要发生的事件，也许我们可以在建立中国批评家协会的契机中，把批评家协会做成代表时代转折意义的宣言，也可以叫做《西安宣言》。我可以通报一个消息：我在三个星期之前，收到一封信。写这个信的是世界批评家协会的主席，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寻找一个伟大的民族参加这个协会，就是中国。中国是少数具有很大人数和很大文化活跃程度而没有参加世界批评家协会的一个地方。世界批评家协会在10月14号开了今年的年会，他们很希望在年会上使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成员组织。但是由于中国方面批评界分成了很多的层次，现在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才能做起来，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中人事的问题比较复杂，但是思想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推进的。批评家协会能够成立的话，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宣言部分的附带题目讨论一下。对方很着急，着急的理由有一条，一个有伟大传统的地方，我们没有人参加。世界需要我们，当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汇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这次的工作看成是思想上推动这个工作关键的一次活动，我们现在能做到的这本书加上注释、集注，就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本。
   
   主持人：宣言依然是一种西方的言说方式，我们能不能将这个话题变成一种中国的言说方式，能真正找到中国的文脉，陈孝信老师能不能先出个点子。
   
   陈孝信：我们说话要尽量简练。我刚才发现杨小彦讲话当中，有一个词用的我比较认可：“西安立场”，“西安立场”比“西安宣言”要好。我觉得批评应该有八个字是需要重视，“可读、可解、可思、可赏”。批评既是一种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知识性的解读，知识性的创造，思想性的创造，应该有两重性的功能，任何一个功能都不能忽视，希望在“西安立场”当中或者“西安宣言”当中能够体现。
   
   朱青生：立场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观念，站在那里就应该说什么话。
   
   彭德：刚才道坚谈宣言的文脉，提到立功、立德、立言。立功是帝王将相的事，立德是圣人的事，立言是文人的事。我们这群文人能做的事充其量只能是立言，宣言就是立言。我在《四库全书》里面曾经看到过“宣言”这个词汇，只是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词组。
   
   焦野：“宣言”大家认为是翻译过来的词，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往往是用中国的文字翻译，因为说的是外国的事情，比如《独立宣言》说的是美国的事情，以为“宣言”就变成美国词了。宣言应该符合中国文脉。
   
   朱青生：我们用的大部分词都是翻译过来的，经济、社会、世界观、批评、立场等等都是翻译过来的，不过每个词仔细推敲，都是在18、19世纪甚至更早中国人已经有的词，甚至是佛教语中的词转换过来的。一个是字面上的意思，一个是渊源的意思。我们现在用的“宣言”是用的词源上的意思，因为读过《共产党宣言》和《人权宣言》，所以就用了。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西方人用宣言的意思，就像“艺术”这个词，指的东西不是我们后来翻译的所用的意思。转过一次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转，我们今天开始重新转，《西安宣言》不是《人权宣言》。
   
   杨小彦：我们今天的社科用语70%是日本词，有一部分词是中国原来有的。科学这个词，在100多年里从英文到日文再到中文。用一个地道中国词比较难，我同意折中观点。
   
   冯博一：倡议、宣言要设立一个对象，然后再言说。倡议就比较低调一点，它是指一种比较多元的提倡、提议，比较新的批评风格，包括文体。
   
   主持人：刚才大部分是批评家讨论宣言，现在请媒体也提一些建议。做平面媒体图形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潜在、隐形批评的形式，对宣言的方式也有一些看法，希望徐永林老师给我们提一点看法。
   
   徐永林：宣言还是可以的，大家讨论半天，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宣言也好，倡议也好，文告也好，意见书也好，首先都是表达这个立场。高调和低调取决于具体内容的表述。如果考究这个词，我们永远是讨论不清楚的。我觉得还是用宣言好。大家应该把具体意见集中在讨论具体的内容上比较好。
   
   皮道坚：举手表决。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有一个结果。
   
   朱青生：我觉得用三个筐，谁同意哪个投哪个。
   
   孙振华：我提议一下，我们的会开得有点无聊了。我们同意不同意用宣言的方式，具体用什么词不重要，那就是宣言了。立场、倡议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低调一点，用其他的方式；大家觉得这种方式不够有力量，还是“宣言”比较好了。
   
   赵孝萱：不管是西安宣言、西安倡议、西安立场也好，关键是内容到底是什么。
   
   主持人：就是对议题进行文本的讨论。文本要有预见性。
   
   大家：就是《西安宣言》了。
   
   主持人：我们进入下一个程序，对这个文本进行深入的讨论。我先给大家念一下：
   公元二零零六年十月，京、沪、宁、杭、汉、渝、穗、深、昆、沈和西安等地美术传媒代表和批评家，聚会西安美术学院，探讨美术批评的新模式，宣言如下：
二十一世纪是图像和网络为主导的信息时代，它应当有同它匹配的批评模式，即人们广泛接受和采用的批评文体。不同的模式是不同的文艺形态的产物：题跋形式是同卷轴水墨画的引首、诗堂、画心空白和拖尾联系在一起的；点评形式是同线装书的天头和行距联系在一起的；论文形式是同西洋印刷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也同文字文本的稿酬制度有关。

   孙振华：匹配这个词非常不妥。网络和图像时代就要一个相匹配的批评，但这是一个艺术批评，就一定要匹配吗？用什么方式来匹配呢？
  
   陈孝信：“模式”两个字是有异义的，实际上讲的是文体。
   
孙振华：我理解的模式是观念、思想、表达方式。

彭德：一开始有一个想法：这个宣言写得越长，漏洞就越多，宽容度就越窄，应该使它简短一些，使它成为一个容器，可以装进各种各样的建议、想法。

陈孝信：批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分歧意见很多。刚才说的振聋发聩，要抓住振聋发聩的点，具体的东西不要太多。我们在《宣言》中究竟要强调一个什么点，是一个什么要害的问题。修饰的词尽量要少，包容性要大一点，不要那么具体。

   孙振华：文章本身已经进入一个图像和网络的时代，这是21世纪的主流。这个时候出现了图像和网络的艺术，批评严重的匮乏。有鉴于此，我们要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图像时代的批评模式，应该有这个逻辑。而现在这个逻辑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模式是个很好的词。

   朱青生：这个词也是翻译过来的。

   孙振华：现在用这个词，是要建立新的模式。

  主持人：其实孙振华老师说的比较好，范式比模式更好。模式是一个模具，像制造月饼一样，程式化了。模式有一种模具制造一样的。
   
   胡武功：其实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我们能说清的是我们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近20多年来，艺术有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在这种过程中，发现我们过去传统的艺术批评，比如语言、文风、观念等等都不适合现在的现状了，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确我们宣言想干什么。
   
   孙振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匹配问题，而是解决图像时代的批评模式问题，是特指的。
   
  胡武功：我们进入到什么时代，没法统一。我们谈问题针对性的时候，有一个时代的问题，网络的问题，都不准确，图像也不是现在才进入的，大家很容易在这些名词上纠缠。我们为了很确切的概括现在所处的时代，纠缠也是对的。如果现在没有一个很准确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提法。
   
   管郁达：直接表达关于自己的想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方法就可以了。不要在一个词上纠缠，就是一个基本立场，一个意见，一个态度，表达清楚就好了。
   
   孙振华：我们不要谈方法论，我们把意见拿出来，当场完善，有什么问题记下来。

主持人（继续朗读西安宣言征求意见稿）：
二十世纪以来，美术批评文本的形态单一。它同其他文字文本一样，日益变得冗长，变得难读，已经蜕变为印刷版面的填充物和图像的附庸，成为美术界漠视的信息。这样的批评文本，同当代生活节奏和阅读期待不合。它越来越没有读者，无法对当代艺术产生影响，更不可能流传下去。在人人都能从事批评和人人都能做批评家的当代美术界，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彭德：希望大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哪个地方不好，提出一个更好的说法。我们谈论的是批评的基础问题，也就是批评的文体。批评文体的形式，可以反过来促进批评的变革。如果文本的体裁达不成一种共同关怀的意向，批评精神就很难展开。先要有大家愿意遵循、愿意阅读的文本形态，无论是称为模式，还是文体、体裁。比如网页上的阅读习惯，我喜欢800字以内的文章。如果翻一页还没有完，就会觉得长，没有耐心看下去。宣言里面没有提到批评的精神，这是一个缺陷，但我们不能连一个基本的文体都没有。我们不可能用题跋的形式、题画诗的形式来做批评。用什么文体？比如论文文体没人阅读，我翻杂志主要是看我的文章有没有错别字，不大看其他高手的文章，同样，其他高手也不大可能看我的文章。长篇大论通常是一种虚幻的文本，如果当代没有人看，未来人看的可能性更小。鲁虹的《中国先锋艺术》发行很好，就是因为图多文少，阅读轻松。其实大家都写过相同主题的书。
   
   朱青生：我们想怎么样来做文本？我们现在说文本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没有计算机，所以我们把语言习惯成了今天说话的样子。其实我们的思维交流，你的一句话没有说完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应该用图像和文字加起来，变成一种新的传播方式。
   
   彭德：太好了。昨天我让一个学生占用了我的5分钟发言时间，本来我是想用这段时间来谈论未来的批评形式的。手提电脑的内存变成80T，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内存扩大一千倍，就可以建立图像库，图像可以像字符一样输入、输出。到了这个境地，文字就没有决定作用了，批评文本可以由各种图像和符号加以组合。

   孙振华：这个问题是21世纪图像时代艺术批评的呈现方式。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其他内容、观念问题，而是一种新的呈现方式。模式应该是呈现的方式。

   陈孝信：方式应该是多样的。

江梅：我当时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发现对批评的精神、批评思想没有涉及到。我一想到批评的模式，觉得模式是一种限定式的东西和框架式的东西。批评有一种模式，就打了一个问号，其实说的还是批评的文体，针对时代的变迁，应该有相对应的方式，所以我同意，也理解了。
  
彭德：我们担心与会者不看宣言，就写得很短，但是大家还是没看，这说明现在的学人包括批评家也反感文字文本。

陈孝信：你这个有统计数字吗？你写了不少索隐批评和现在是两回事吗？

彭德：索隐的内容由具体的画面和故事构成，不容易枯燥。

陈孝信：你的《视觉革命》时期是索隐高手。你说你的文字没有人看，我就认真拜读过你的文字。你没有统计数字证明。

   朱青生：我想陈先生是一个最善于反驳的人，这样使我们对问题深化了。我的理解是陈先生的想法是要推进这个新时代，给我们的交流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艺术批评是人类文字交流方式的前沿实验，我们现在看看在做艺术批评的时候，我们试着人间的交流将如此进行。我们今后不会只是在电子版上把印刷时代的东西转移上去，我们应该有一个阅读体。它的传达方式不仅是图和文在一起的，里面还有很多的符号，后来计算系统和索引系统，里面有很多的参考意见，发表的文本会随着每一分钟大家的参与发生着新的变化。这些都是网络时代和图像时代带给我们的新任务。因为这些新任务的存在，也许我们今后交流的方式就改变了。我们平时交流，比如我们现在交流，彼此笑一笑胜过千言万语，这是人类交流的本质，但是由于交流手段的局限，使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改成有局限性的文字方式。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走到前面去，就应该从艺术批评开始，西安宣言从这个方向开始。

   大家：同意朱青生先生的意见。

   杨小彦：传播知识是从传播技术的改变探讨文化形式，如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传送时代、数码时代。比如在印刷时代主要的是文字，是书体，获得信息方式主要是阅读；到了电子时代，主要是电子传送图像的技术，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观看。有专门研究阅读和观看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今天这个互联网和数码成像时代，从知识传播史来讲它有确切年代。第一台电脑1946年在美国出现，第一个数码技术是在1948年美国贝尔夏伦博士实验室出现的。我们一般把数码时代追溯到这个时期，它把声音和录音方式改为数码方式。现在是一个知识传播时代，包括我们的媒体，纸媒体时代、电视媒体时代，还有今天所说的电子媒体时代。刚才看宣言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背景就很清楚。

   朱青生：知识传播过程中间，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现在有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是应该有什么和将要有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杨小彦：我把这段改成几句话，就是：21世纪传输技术和制像方式的革命方式带来了全新的文化景观，广泛意义上的图像已经成为全球文明进程中备受关注的对象。传统的图像解读方式包括艺术批评模式，以及越来越多的这一世纪转变，提出新的批评模式已经成为艺术批评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定义为广泛意义的图像，图像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词，我们再从英文到中文，在对应上有异议。翻译时会出现将图像翻译成想象或圣像，但是想象不是艺术想象或者浪漫主义想象，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个国家正统的主题如何建构成的。不是文学和艺术，也不是心理学概念，主要涉及的是国家认同和主体建构的问题。

   朱青生：今天我们将传媒学定义在当代，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放到《宣言》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基于现在的图像传播时代的限制，还要试验怎么超越他，在边界上怎么超越。这个事件上我有一个经历，大概1999年2000年的时候，美国博物馆馆长，他问在中国讨论些什么问题？我们谈到阅读体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艺术中间，是把文字和图像放在一起传播，这个传统使中国习惯于将这两个模式放在一起。这两种方式还可能会产生第三种意义，这是文字所不能产生的第三种意义。这个也是在中国里面不可言说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形相来完成。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并不是有什么好，而是使我们今天意识到这个问题根植于人的本性，只不过我们过去局限于媒体和传播方式，就暂时的遮蔽了。今天新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些东西重新被激发出来，我们现在就通过艺术批评这件事，在全世界率先实验这样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宣言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们同有关的技术人员合作，试验传播方式，当时美国的专家听了以后很激动，我们真的想看到今天的社会所有的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美国人并不见得比中国人走的更快。如果我们《西安宣言》走得更快，我们《西安宣言》就变成一面旗帜。

   杨小彦：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要想到传输技术，其实我们整个电脑、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最前端，就是如何扩大储存空间和架构图像，就是图像的传输。十年前下载一个图像要几个晚上，现在我们下载电影，就是更快的传送图像和储存空间，以致于以后拿一个手机有巨大的储存量。这是整个电脑整个技术最核心最前端的，就是进一步提高储存空间、加快传输速度，就是要有越来越大的图像。

   朱青生：还有一个可能性，以后是多媒体的传送，不仅包括我们今天已经认识的媒体，还将包括我们今天没有认识，将会出现的新媒体。新媒体的艺术将会指向今天想象不到的新未来。
   
   彭德：我们现在的文体非常滞后，比如说图和文的关系，以前的从属关系，无论文字从属图像，还是图像作为文字的附图，两者都是相互从属。还有一种并列关系，上图下文。还有一种互补关系，相当于演双簧，一个人在动嘴，一个人在动身体。还有更深层的图文互渗关系，但没有人研究。

   朱青生：比如说我们过去也做一些小的例证，比如说像丰子恺画一幅画，就是一个藤椅和一个小茶杯，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画，题一句话，马上里面就多了一个意思出来，或者本来像一个儿童画一样的东西，题上文字就表达了第三种意思。第三种意思很动人，但不能光有图像和光有文字能表达的，我们要追求一个更要复杂的互渗的关系，这是比演双簧要复杂的多。我们通过中国的传统，因为涉及艺术，因为我们是做当代，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最复杂，所以我们就开始领先于人类先做这样的事件，怎么把图像、文字和其他的方式结合起来，先试验表达的一种新可能。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样是从批评开始，以天下结束。

   杨锋 ：我看了一个学生写论文，把“像”写成“象”，没有人字旁的像是错的。我当时翻《辞海》，发现很多的摄影上，在图像和图象来个词之间游离，现在用的“像”应该是正确的，里面有三条是关于这个“像”的，“象”没有很确切的和图联系起来的。

   杨小彦：还是“像”字准确，如果用“图象”要专门注释，可能是翻译过来的。

   朱青生：我们现在很多词需要重新界定，应该做一个决定，应该用学术的方式，大家慢慢的形成一种学术规范，大家用哪个词表达哪个意思。这个词还有更复杂的意思。德文里面说的是用这个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图或者一个形象出来。美术史研究，能不能改成“艺术史形相学”？我们其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应该把“形相“问题，把艺术史作为同样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对每一个概念进行界定。哪怕你自己做一个界定，知道你要用什么，否则大家就说不清楚。只要不多的几年，我们讨论的问题就能深化，否则一些简单的问题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彭德：中国文献中的“象”与“像”，是先有大象的“象”，然后有加单人旁的“像”。西方的图像学是研究圣像画的，它用的是人像的像，而中国的“象”包括所有的物象。照相的“相”是汉传佛教用语，比如佛陀有“三十二相”。传统的用法，汉代以前，“象”字在前。为什么现在“像”取代了“象”，是因为在简化汉字的时候，把这两个字合并成一个字，就出现了国学上的问题。

   朱青生：我刚才用形相学的时候，形是指单独的一个形体，相是指他们之间的关系，加起来是一个现象关系，但是这个现象关系是我们的感官可以感觉的部分，而不是指的西方意思的那种现象，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现象，而是科学意义上的形相学，是可以具体看得到的形体，是形体之间的关系。在汉代的时候，关系比个别的形体还要重要，大到风水，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形是具体的关系，你怎么用你自己清楚，否则的话别人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经常碰到这个东西。好比刻划的“划”，现在成了“画”。所以对文字也要有深入的探讨，我们所用的语言已经到了要求精化的时代了，我们又要出发，又要回顾。我们在研究复杂的精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用这个就不能用那个。一定要分清。

   陈孝信：我最后提一个建议，把《西安宣言》刻碑，在西安美术学院选个位置立碑。

   管郁达：我觉得陈老师这个主意特别好，不但应该有中文的，还应该有英文的。

   朱青生：这是对于图像时代的问题表示足够的警惕，因为图像经常是变的，刻了碑以后就不容易变了。我们要防止图像时代对我们精神的欺侮，所以我们要立一个碑。

   陈孝信：刻碑是文脉。
   
主持人（继续朗读西安宣言征求意见稿）：
探索当代美术批评的新模式，本次活动只能表示愿望、提出意向而不可能提供答案，更不可能提供标准答案。建立新的批评模式，至少需要考虑下列意见：它应当使文字同图像互补互渗，改变简单追随文学批评理论从文字到文字的习惯，应当保留古今中外批评模式的优点而又别树一帜。在信息过剩的当代论坛，在欧化汉语风行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应当提倡简明的文体。（正文完）
   
   陈孝信：文字简短。刻碑以后这个会议成功了一半了。

   傅晓东：刚才觉得朱老师有个想法特别好玩，比如出版的时候正文加上附注的方法特别有启发性，有特别多的灵感。在论文的写作当中，都是比较套式化的，有的人为了赚取稿费，前面3000字过去了，还没有进入到艺术家的作品。我自己看这个宣言的时候，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文字简洁，互相解释，自己也可能画一些小的插图帮助内容，除了现场艺术作品图像之外，自己进行插图和文字的关系，不是装饰性的，是说明性的，甚至包括是一种说明性的插图。在提出新的要求之后，可能产生批评形式的各种可能性。这种实验的效果不可预知，可能会有新的语言形式、话语方式、表达方式，可能会有更奇怪的现象和不同的阅读经验出来。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皮道坚：刚才有一段是针对欧化的汉语，我建议加上“简明的母语写作”。对应欧化的汉语是母语写作。母语不是我的发明，是王小波的一篇文章使我很感动。他作为一个作家，小时候有哪几个老师给他启发，有一个外语很好的老师翻译了以后，还是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写作。现在很多人写的太欧化了，美术界的情况最严重。

   朱青生：我们的宣言中间指的是一种文风问题，有的人反对，但是有的人愿意读。新的时代给我们提出新的任务，我们怎么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解，因为我们有中国的文化背景，因为我们有用文的传统。第三点，这样的实验如果在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的先锋问题的实验上先开始，这是我们为什么由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这三点是最关键的，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表是可以提出来，但不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比如像王小波说的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如果中国人要想写最好的中文，应该看翻译的中文。还有一个，文章做的不好，像二人转，要押韵。这个其实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母语方式。我想说明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大家都想把这个东西往前推，但我们怎么推很难统一，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我们在宣言中间应该究大题，其他的细节东西带出来，放在我们的附注里面。

   付晓东：可能年轻人特别容易接受彭老师《西安宣言》的观点和方法。把外文翻译成日语的小说，有点语无伦次，说话很不顺，但是掀起了日本写小说的新潮流。通常认为文章应该写得很学术，充满了艰涩的学术词汇等等一系列的哲学话语，才有可能获得批评的合法性。但是如何代表新的话语方式或者批评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对这种批评自身的破坏出现以后，才能更好地获得合法性。新的话语方式对于年轻人很熟悉，但是写文章或者想发表的话，想获得传统媒体的承认，或者是获得其他普通人的承认，就像昨天开会博士生说的应该讨论得更学术，充满了学术专业的话语一样。

   彭德：互联网上青年人使用的文体，确实比老一辈的文章明快、通俗而具有覆盖力。时代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开会，并不是跟着时代走，而是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否则开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呼唤新的文体，这种文体会超越现有的文体。

   孙振华：刚才说的希望把这种新的传播模式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传统文化图文并茂的方式。这也符合中国的文脉。这样会不会限制未来出现多种多元方式的想象力？

   朱青生：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这样的问题敏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习惯。我们喜欢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尤其是艺术家，图和文在一起的时候，从两个观察习惯上，传统给了我们更为敏感的一种态度，而不是说传统给了我们启发，我们不是从传统启发发出的这种呼唤。

   皮道坚：我们不是跟在时代的后面，我们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这是我们的立场和出发点，应该写在宣言里面。也许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我们有要做什么的意向。

   朱青生：我们到了新时代，我们应该是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传播方式，这个不是写一篇文章，而是我们要对付这个时代，应该适应什么新方法，可能就没有什么文章可以模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我们可以加一个无名的说法，这才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一个大事，文章怎么写是一个小事。

   主持人：文章乃天下公器，当宣言成为一种文本的时候，不仅仅是历史的文献，更是一种文化的记忆。

   郭线庐：我们从实践的角度上谈的比较多，我第一个感觉是理论大师谈的高度和深度我很钦佩。第二，这个会对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意义很深远。在会议的基础上，能够继续在高度和深度上做更深入的探讨。我很赞同大家谈的主题，不管是什么立场，《西安宣言》最后的结论和大家的定义很重要。我觉得《西安宣言》对大家，对这个活动、对我们事业都很重要。最后我代表杨院长对各位专家来参加这个会，对我们的会议探讨得这么好，表示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郭延根据速记文本和录音摘要整理，未经与会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