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对本土 平视他著 独立言说——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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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本土 平视他著 独立言说——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的学术立场

2003-3-30   中华读书报  徐妍 刘晓丽
   
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如写作学一样饱尝了颠簸的苦楚。时至今日，在学科林立的当下，它依然寄居在其他学科的篱下。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学术境遇里，中国当代写作学学科正面直视一切的压力，不乞求同情，更不接受怜悯。马正平等一代献身于写作学的中青年学者执著地在这个人道是“最没有学问”的地方做出了真正的学问。《高等写作学》从形而上的追问到形而下的研究完成了当代写作学大厦的落成典礼。“我们终于走过来了。”马正平在后记——《重塑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当代形象》中的一声叹息里难以抑制找回写作学学科尊严的复杂的心情。

徐妍 刘晓丽



由马正平主持、主笔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简称《高等写作学》）1～5卷就诞生在这个刚刚过去的秋天。它面临的现实处境是怎样的呢？在众多的写作学教程里，人们是否仅仅在一瞬间将目光凝聚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太阳大海帆船的标志性徽记上，随即却步于它高高的城墙与宫门之外？当然，常态的学术之路从来都是通向一个理想主义的寂寞城邦。这套以大理石亦或叶脉的纹理也许是文章的文理、生命的文理作为封皮的学术之作自然也不敢在喧嚣的时代作更多的期望。或者说，《高等写作学》坚守的只是自己的岗位，完成的只是份内之事：“仅以此书献给——为建设中国当代写作学学科大厦而筚路蓝缕不懈拼搏的前辈、时贤与后学们。”

逆流而上的学术之路

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如写作学一样饱尝了颠簸的苦楚。它不仅要历经百年传统断裂、一度政治高压、西方强势文化与商业大潮联合冲击等学术之外的诸多因素的围剿，还要承受学术阵营之内的某些固有观念的歧视。甚至，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了它的生存权。时至今日，在学科林立的当下，它依然寄居在其他学科的篱下。没有身份，到处漂泊，居无定所。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学术境遇里，中国当代写作学学科正面直视一切的压力，不乞求同情，更不接受怜悯。马正平等一代献身于写作学的中青年学者执著地在这个人道是“最没有学问”的地方做出了真正的学问。马正平主编的《高等写作学》从形而上的追问到形而下的研究完成了当代写作学大厦的落成典礼。“我们终于走过来了。”马正平在“后记”——《重塑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当代形象》中的一声叹息里难以抑制找回写作学学科尊严的复杂的心情。

《高等写作学》一共7卷。前5卷包括写作学的要义之作《高等写作学引论》、写作学的操练之作《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写作学的目标之作《高等文体写作训练教程》（上、下）以及写作学的应用之作《中学写作教学新思维》。这种从理论性到实践性的总体层次表明了写作学学科的特质：哲学性与操作性的统一。这是当代写作学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走出了现代写作学困境的开始。进一步说，《高等写作学》一方面打破了以往学界偏狭的将写作文化背景与写作思维操作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在消解二者的界限处确定了写作学的独立性：“写作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写作行为基本规律的人文学科。”“本质上它是一门术科（技术、艺术、智慧的操作），但是，这‘术’中又包含一套深刻的原理和知识体系”。这样将写作学确定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相联姻的综合性与整合性的位置上是写作学学科的根本突破。可以说，持这样的论点必须具有谨严的学术体例与充足的学术勇气即至少要回答两种声音的质疑：综合性是否意味着没有专业性？哲学与技术的结合如何可能？

应该承认，如果从科学主义的专业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写作学的综合性的确呈现出与其他具体专业学科的重合之处。由此，写作学的综合性曾经被其他学科的学者视为缺少独立性的论据自然有一种合理性。但是，如果质疑的学者能够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审视写作学的综合性，就会发现任何一门专业学科都不能包含写作学的内涵：写作哲学、美学、文化、思维等写作智慧与写作行为的同构与统一。这也正是马正平将写作学学科界定在“人文学科”的深意——他意欲让写作学学科自拔于现代科技时代的极度的专业化。同样，将技术与哲理整合为一体或二者并重自然会引起学界包括写作学学科内部的某种程度的忧虑，如有写作学学者认为这样会迷失写作学研究方向。也有的写作学学者认为写作文化论与写作过程论是“二元论”的表现，也是当代写作学的矛盾之处，但这样的忧虑还是囿于精密化的学科观念。或者说，当代写作学在“人文学科”的视域里所敞开的必然是一个整合而不是缝合的“人类写作行为基本规律”的哲学与技术的天作之合。事实上，这种整合观不是写作学学者的一厢情愿，已经有铁定的事实证明了当代写作学理论的可行性：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已经证明了每一次新技术革命都缘于哲学观念的变革；也可以说，每一次哲学观念的变革必然地同时引发出技术的革命。如现代主义与象征、隐喻的应用，结构主义思潮与叙事学的诞生，后现代主义与零度写作的风行。思维即写作，写作也同样即思维，《高等写作学》的综合性与整合性实际上只是还原了一个长期以来被遮蔽的事实。

当然，《高等写作学》对于写作学的本原内涵的还原本身就是一条逆流而上的学术求索之路。或者说，马正平等当代写作学学者对于写作学的学科界定依凭的不是书生意气，而是坚实的学科建设。在《高等写作学》里，每一步学术的探索与争鸣、焦虑和成果、出发与回返都是以学理的不可辩驳为规则的。例如，这个系列的开篇——《高等写作学引论》里就记录了当代写作学学者从冬到春，从春到夏，又从夏到秋的沉重步履。即便是到了90年代，写作学从整体上看，还是向写作理论与写作实践两极分化。为了应对这一现状，更为了凸显写作学的整合观，马正平在世纪之交提出了“非构思写作学”的总结性的理论。非构思写作学是对构思论写作学的反拨，它并非不进行思考，而是反对用定型性构思束缚写作思维过程中的自由与自在状态。即“通过整套科学写作思维模型——重复与对比的赋形思维、分析与综合的路径思维，在协调思维的调控下展开主题，直接生成写作思维网络，思维伴随运笔，思维的过程也就是行文的过程，思维完成，文章成品也即完成。”此外，非构思写作学除了整合了90年代的两种论争，还契合了后现代精神并实践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哲学。

不必讳言，写作学作为一个永远敞开的学科，它的成熟期实际上意味着刚刚起步。由于学科的基础薄弱、学术境遇的诸多不合人意，整体学术水平受到了限制。这一点，在《高等写作学》中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只是，当代写作学大厦的基石已经确立，这一点，毫无异议。

唤醒写作学的本土记忆

当代写作学的道路尽管曲折，但一直向前。这其中的动力源除了学科意识，还缘于一个神圣的信念：恢复被中国现代写作学者们一度中断了的传统写作学根基。所以，正对本土，一方面是指接受学科建设的多重阻力的挑战，另一方面意味着承担传统文化复兴的重任。而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后者比前者更艰难——它需要一点一点地唤醒本土历史文化的记忆。事实上，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焦灼的伤痛。世纪之交，这种心愿尤为强烈。它如海潮总是在夜半之时冲刷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让他们永无宁静之夜。但是，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初与上个世纪末的两次西方思潮的冲击，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采用以往的救亡与启蒙的宏大叙事话语。他们更倾向于低调而坚实地固守自己的岗位。例如文艺学学者旨在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实事来对抗西方强势话语并让西方在渐进中了解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尝试着用中国先哲思想处理西方哲学家的个案事例来说中国的事情。（看起来说的不是中国事，但听起来确是中国事。）中国当代文学引进了西方的文学创作理论，但依然可以书写中国人的古典情怀。同样，马正平等当代写作学学者则是要通过对汉语写作思维的拆解重现中国本土中曾经存在过的中国写作理论并建立当代人心文心的新秩序。

进一步说，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从始至终都在学科建设里实现深藏内心的神圣使命。这种岗位意识除了由于知识分子情感表达方式的暗中转换，还因为他们对学科自身与传统写作理论之源断裂后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知。马正平在《高等写作学》的姊妹卷——五卷本学术巨制《写的智慧》第五卷中，回眸了百年中国写作学史：“在19世纪末中国写作学达到又一个辉煌时期，已经抵达古典主义的最高峰。然而，这辉煌也意味着衰颓。伟大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对其局限性进行批判的时候，却把洗澡的婴儿倒掉了。从此，中国古代写作学被颠覆，被摧毁，被冻结。正是在这张白纸上，在西方文化的引进的同时，西方的写作理论（作文法）乘虚而入被全盘引进，中国现代写作学就是从这个基点上培植起来。本世纪中叶，前苏联的文学概论体系又被引进，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高校写作知识体系便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80～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写作学发现了20世纪现代写作学抛弃传统的致命弱点——不符合国人的文化思维心态，于是不自觉地在回归中国古代写作学传统精神。”这段充满伤痛、情感复杂的话语若从不同的基调解读会有两个不同的含义。

从悲观的基调来看，中国传统写作学在晚清达到了颠峰。但，就在此时，它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致命的局限。也恰在此时，它遭遇了一个从西而降的巨石——西方写作学——绊住了它的步履，不得不中断前行。而这块巨石化做了一块界碑：西方思潮从此在现代背景上清洗着中国人悠长的历史记忆。待到醒悟时，传统没死，但我们已经奄奄一息。从乐观的基调看，我们一面追赶着未来，同时又对过去的断裂进行回溯性修正，二者之间形成的辩证法，使得断裂也成了重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已经醒来，说明我们就没有真正沉睡。我们已经思乡，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忘乡。也许，马正平等中国当代写作学学者已将悲观与乐观合为一体，即他们更愿意持一种悲剧的乐观精神。否则，《高等写作学》就不会呈现出一种现代意识下传统写作学理论的复归。而且，在《高等写作学》里，正是传统写作学理论的滋养给予了当代写作学学者正对学科贫乏并走出困境的可能性。还是让我们进入到《高等写作学》中，解读传统写作学如何加入了当代写作学的理论建构并反观当代写作学如何激活了传统写作学，使它具有真正的现代性，成为时代的学术前沿。

20年来，中国当代写作学研究的一次最大的学术争论，就是1987年过程论写作学与动力－过程论写作学的争论。所谓动力－过程论写作学就是既强调写作主体的主体性建构又强调写作过程深层研究的写作学。其实，动力－过程论写作学旨在重现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中的精髓要义：文章不朽论，修养与胸襟论，文采、文气、文情一体论。写作主体论“虽然，在新时期是一种进步的、激进的、新潮的写作理论，但本质上具有一种浓郁的古典写作学意味，因为它所强调的东西，中国古代写作理论已经强调过了。前述叶燮的名言是这样，王国维的境界论中说的也是这样，再往前追溯，韩愈、曹丕乃至孟子、孔子的文气说、立城说仍是这样。”在这样的声音里并不掩饰对于传统写作学的寻根的渴望。

毫无疑问，当代写作学的真正命名则开始于马正平的“写作文化论”。但是，当学术界置身在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特定语境里，人们很容易将“写作文化论”归结为文化热的成果的平移转化。只有在时间的距离里，我们才能够客观而清醒地做出这样的判断：文化热至多提供了一个灵感，“写作文化论”更是来自当代写作学与传统写作学之间的血缘联系。或者说，“写作文化论”同样是再现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中的精髓要义：写作“通变”论、“文章合时”论、“文章须有益于天下”论等中国古典写作学主张。正因如此，马正平强调写作文化论不等于一般的写作主体论，而是一种强调哲理、文化、美学的当下化历史性的具体化的写作主体论。在这样的声音里同样掩饰不住对传统写作学的寻根的渴望，只是当时学界中人过于将目光聚焦在再度漫入的西方思潮。即使回望传统，也大多关注着文学创作的内容的寻根。而写作学界的关于对古典写作学思想的“寻根”之音则被众多的声响淹没了。更少有人仔细分辨“写作文化论”中的“文化”内涵与引进的诸多的文化界定的一个关键的差异性——前者是从中国古汉语的词源学来却道出了中国人的本原含义：“古汉语中的文化就是用文德来教化、化育、改变的意思。”后者无论有多少解释，都来自拉丁语的词源：耕作、耕耘。可见，马正平提出的“写作文化论”首先来自传统的馈赠。这意味着当代写作学的生命已经植根在传统的“文化”观上。而当代写作学一经植根在传统的“文化”观上，它就会自动开启许多曾经被一个世纪的时间所尘封的门扇：一个是写作哲学之门，另一个就是写作美学之门。

那么，写作哲学与写作美学如何实现各自的现实与审美理想？写作思维学就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写作思维学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如赋形思维的基本原理——重复与对比理论就孕育在传统写作学的文章思维模型“起、承、转、合”的内部。“起、承、转、合”虽然在时间的演变过程中在八股文达到极致之时也同时堕入僵朽；但，它既然曾经在古代写作学里存活得那么长久，也一定有充足的理由。为此，马正平不仅在《高等写作学》里，而且，在《写的智慧》里重新审理了这个百年的冤案并出庭辩护：“起—承一转一合，我以为这是中国人在世界写作史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个章法模式，一方面概括了文章语言文本上的书面语言结构的表层结构——开头、中间、结尾——这种顺序模式、一维线性模式，‘起’是文章的‘开头’，‘承’、‘转’就是文章的中间部分，‘合’是文章的‘结尾’；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这个模式也概括了作者进行文章结构安排时的心理思维立体、共时性思维结构模型。”在这里，马正平终于破解了作为中国古代写作学纲领的“起承转合”章法微观的写作思维“基因图谱”。为了给历史的冤情讨一个公正的说法，马正平出示了50万言的论据：《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就是以赋形思维即重复与对比作为训练的目的、理想与动力。

此外，“写作措辞学”是对桐城派的“行文”理论的现代超越，“写作智慧学”是对传统的赋诗法、“比、兴”手法、春秋笔法、讽喻等中国传统的写作方法本质的现代转换，“写作能力观”是对传统的人格胸襟说、发愤动力说的现代阐释。如此，等等。

“一世代的人过去了，／另一世代来临，是在他们被毁／的地方一个新的回转，／在日光下我们筑屋，筑路，筑桥：／我们所有的劳役不过／是祖业的重复（隐现）”一位天才诗人以彗星般的诗句道出了一代学者包括写作学学者在正对本土传统之时的敬畏、虔诚、温柔与激情。

与他者同步或超前之行

《高等写作学》在正对现时的本土与历史的本土之时，也始终在与他者进行对话。而且，在强势的他者文化面前，《高等写作学》选择了平视的视角。即它研究的问题是自身的，采用的方法也是自身的，预定的目的也是自身的。他者，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和启发。但，我们既然用汉语言而不是他者的语言写作，他者，就只能是我们时代写作文化的构成要素或者说一部分而非暗中坐标。这样，《高等写作学》就具有了强健、沉静、谨严、客观的学术心态。这一心态与当下的妖魔化中国或妖魔化西方迥然有异。尤其，如果我们稍微追溯一下中国百年学术史，就会明白这一学术心态的学术意义。

百年中国学术史，概括说来，是一个充满矛盾与焦灼的历史。一方面，意欲从传统中反叛出来却使生命失去了依托；另一方面，幻想在他者文化中再生新我又始终都是一个虚妄。悬空，在悬空中仰望他者的拯救，或者与他者一同坠入不能自拔的现代文化的深渊之地，是百年中国学界不约而同的主流选择。从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到世纪末中国学者的后现代追踪，都是在试图用他者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的现象与问题。结果，百年里另一脉中国原初的学术样式——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经钱钟书的《谈艺录》到《管锥编》便渐渐消隐在学术史里。而西式学术范式已经成为惟一的学术规范。当然，向他者引进某一阶段的强势文化的尝试不能简单地脱离历史性的语境否定其历史性的意义——它在依凭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也是为了寻找中国社会及中国学术出路的过程。只是，当我们既缺失王国维、钱钟书的国学底蕴，又盲从于一个想像性的文化神话的时候，便很容易迷失了自己的判断。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王国维《人间词·甲稿》）所以，一个百年的尽头，中国学者在开始利用他者文化资源的同时，已有学者倾向于回转到自身中来，重新打量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中国文化。而一经回转到自身中来（《高等写作学》列举了诸多中国传统写作学的非构思写作理论主张和创作经验，重回古典是非构思写作的方向），我们才能具备与他者平等意义上对话的可能与资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等写作学》的“非构思写作”既标志着对写作学的学科贡献——它在写作生长论的基础上依据思维操作模式模型破译了写作生长的神秘性，使得写作的生长经混沌再到有序，又超出了写作学的学科界限或者说验证并实现了后现代写作文化的要义，即将写作学学科置身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并以在传统写作学的滋养下成长后的当代写作学反思西方的构思论写作学与后现代文化。正如马正平自述：“‘非构思写作学’的理论特别重要。它是我整个写作理论的最后的哲学、文化学的概括，也是对中国传统写作与写作学理论的哲学与文化学概括。正是以此与西方的构思论写作学互补与对话，于是取得了平视他者的资格和力量。”这里，马正平还是从岗位、学科意识出发，似乎只是将对话的对象指定在中西写作学理论上，没有让后现代文化直接出场，但“非构思理论”的哲学含义分明含有这样的观点：后现代已经在反叛现代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走上了歧途——走向了霸权，走向了专断、专制。这一与后现代主义初衷相反的方向与《高等写作学》的写作哲学与写作美学是背道而驰的。所以，“非构思写作学”本质上就是在学科的岗位上以秩序自由的哲学思想与他者同步或超前之行。

我们还是解读一下“非构思写作”在写作学学科内的定义：“非构思写作就是指运用一整套写作思维操作模型来控制生成性文章立意、文章结构、文章材料、文章语言的自觉化生长过程。”如果仅仅面对这个定义本身，“非构思写作”似乎只是关涉写作的非构思机制，并没有显现出哲学品质。但是，任何写作观的改变都隐含着哲学观念的变革，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个定义的深层话语，就会发现“非构思写作”是以低调的姿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均提出了质疑，试图以“从心所欲而不越矩”的写作秩序论在后现代语境里走出后现代的困境。这一结论当然需要论据：“非构思写作”的两个关键词“模型”与“自觉化生长”，它们合在一起就是《高等写作学》所确立的写作学学科性质：哲学性与操作性的统一。这里，“模型”一方面是来自写作经验，另一方面来自古代写作理论的再阐释。“自觉化生长”则不仅神似于古代写作理论中的“凝虑”、“神思”、“运悟”，更意味着一种现代人所渴求的自在的写作状态、生命状态。而后者的含义才是“非构思写作”的微言大义：“非构思写作”就是让写者在思维的立体模型的隐在引导下感受现代社会缺失的自由之境，并同时避免后现代主义的后果——放纵自由。说得更确切一些，“非构思写作学”追求的是一种符合传统中国人理想人格的秩序自由即“自觉化生长”。“非构思写作”与“非构思写作学”是一个具有理性创造精神的人对于奇迹的期待和迎接。而奇迹从来不出现于无序之地，它是对理性的战胜，也是对无序的胜利。它出现在自由秩序之境。

总而言之，马正平编著的《高等写作学》作为一个“当代写作学成熟的标志性建筑”，宣告了写作学学科的不可置疑的独立性。同时，这个学科又承担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拒绝的与他者对话中文化重建的使命。它将写作哲学、写作美学、写作文化学、写作思维学、写作策略论、写作措辞学等方面纳入写作学的体系之中，体现了写作学的宏大综合性。尤其，写作思维学的研究，使得操作性与哲学性的结合成为可能。但是，《高等写作学》面临的依然是一个起点，它需要更多的前辈、时贤、后学们的深切关注及进入，继续拼搏与奋斗，直到写作学真正成为一门信息时代的显学。

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共7册，第1册《高等写作学引论》、第2册《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第3册《高等文体写作训练教程（上）基本文体写作》、第4册《高等文体写作训练教程（下）实用文体写作》、第5册《中学写作教学新思维》、第6册《高等写作：例文与分析》、第7册《高等写作教学参考资料》。1～5册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6～7册于2003年出版。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