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个性化表达非虚构的历史（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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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个性化表达非虚构的历史（金涛）

  中国艺术报 金 涛
　　用文学个性化表达非虚构的历史——访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

　　近日，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下)正式出版。《解放战争》是王树增历经数年准备，并用3年时间倾力完成的作品。在《解放战争》(上)中，王树增立足于两大关键点，即在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和1947年6月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之上发散开来，对几大战区的战争局面和部队调动进行了宏观叙述，展示了从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三大标志性战役发生之前的三年时间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在新出版的《解放战争》(下)中，王树增将写作的重点放到三大战役，对所有大事件和重要战争都进行了详尽描写。精确的史料整合为《解放战争》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真实而严谨的写作态度令它不同于普通的历史读物，尤其很多材料属于首次披露，更显难得可贵。最近就《解放战争》的创作情况记者采访了王树增。

　　记者：您曾说过《解放战争》是构建在五百多万字的背景素材之上的，其中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命令甚至作战时的天气状况都有细致的交代，并且这些细节都是出于大量的史料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而这种对史料的全面掌握、严谨处理也是您在创作《朝鲜战争》《长征》时一以贯之的。评论家丁晓原称您的作品都是具有“王氏”特色的厚重之作，在非虚构文学的写作中树起了为创作者、评论者和普通读者认可的一种标高。对于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树增：从《朝鲜战争》《长征》到《解放战争》，我认为这几部作品都是非虚构文学。我理解这类作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要充分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档案、史料的研究和对当事者的采访，尽可能保持历史原貌，这是非虚构文学的首要前提。第二，非虚构文学要有个人独到的历史观和历史感。非虚构文学作品不是史书，它必须是写作者对某一段历史的独到表达，有创作者的兴趣点所在。亦即作者要带给读者强烈的个人认知信息，引导读者和作者一起阅读那段历史。第三，非虚构文学必须是文学表述，在字里行间要有作家自己的语言、结构风格等。其实非虚构文学创作在西方很多。我国当代作家中还缺少非常出色的非虚构文学作家，由于优秀作品匮乏，读者阅读习惯还没有完全建立。但是我个人认为非虚构文学的阅读有很大魅力，市场也很大。所以我近年来写的战争系列，包括近代史系列，如已经出版的《1901年》，也都是想在这个文学门类上做一些写作尝试。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写战争、回忆战争的作品很多，但是它们是以不同的艺术门类出现的，有的是小说，有的是纯粹的回忆录，有的则是电视剧。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都是属于虚构类的作品，只不过历史背景真实一点，但它的人物可以完全虚构。但我的作品是非虚构的，包括刚刚出版的《解放战争》，我可以保证只要书里出现一个人，对这个人的描写哪怕只有一行字，他的职务哪怕是小小的炊事员，必须是有案可查的，我不可能虚构出来一个人。所有的史料，包括战争双方的电报和军事文件的来往，一律有档案支持。另外我的作品中尽可能避免对话，因为我不可能虚构对话。但如果必须有少量的对话，出处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本人的回忆录，尤其是国民党将领的一些回忆录；还有一个就是采访。我不可能再虚构一个，虚构有时是容易的，但在这类作品中不允许。

　　记者：能谈谈您查找史料中的一些细节吗？

　　王树增：为什么说非虚构文学写作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它的很多工作在于档案挖掘、史料研究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此我每完成一部作品都要耗费3到5年。《长征》写作时间最长，我用了6年。

　　谈到具体的史料查找，比如在《解放战争》中我写到了董存瑞，为了了解当年的情况，我到了战争发生的地方，查到了董存瑞是哪团、哪连、哪营的战士，他为什么那样做，当时谁目睹了爆炸的一瞬间。我还找到了爆炸之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他是董存瑞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后来还写过这一段的文字材料。后来这件事在书中只写了几百字，但史料的考证花了一个月时间。

　　在搜寻史料的过程中，我也在寻找让这些官兵勇于献身的情感支撑是什么。后来我理出一条线索，我认为解放战争与其说是战争行为，是共产党作战胜利而建立了新中国，不如说是共产党人以土地改革为引领，逐步获得民心的过程。国民党的失败不仅仅在军事上，更在于民心的丧失，这个脉络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解放战争后两年，国民党政府完全被老百姓抛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任何一场战役中国民党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跑得无影无踪，粮食都藏了起来，水井也被填了，不给国民党吃喝，但解放军到了一个村子，连小孩都跑出来帮助护理伤员，拿出最后一口粮食来接济我们的部队。我在山东战场采访的时候，还能听到这样的歌，歌词就是“最后一粒粮食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共产党人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所以那时候有个说法叫“毁家支前”。陈毅将军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有具体数字的，前方打仗有100万我们的官兵，后方有500万老百姓，国民党身后可是没有的。如果我的《解放战争》上下两卷还有一个主题的话，那这就是主题。虽然我是在写战争，但是我写了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一个政权的新生是人民的奉献、人民的牺牲、人民的力量。

　　记者：面对解放战争复杂、庞大的史料，您是如何进行选择的？您写作的历史观与兴趣点在哪里？

　　王树增：没有所谓的历史真实，所有我们见到的历史都带有书写者的历史立场。所以对资料的取舍非常重要，同样一堆资料，不同人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当然，我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已经固定的，还是唯物史观。我写作的最大一个理论基础就是人民是历史前进中的动力，是人民推动了历史车轮的滚动。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去寻找精英阶层在群众基础上的所作所为以及情感历程。

　　另外我还崇尚英雄主义。我说的英雄主义不是精英的英雄主义。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并不认字，但是他在历史进程当中有所作为，哪怕是瞬间的作为，能够让我感动，我觉得他就是英雄。所以我在史料当中特别注意寻找那些普通的士兵，从《朝鲜战争》到《长征》一直到《解放战争》，这是我的一个大特色，无疑也增大了写作难度。

　　写《长征》的时候我去寻访当年的老红军，这些人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其实采访中他们讲当年战争是怎么打的，我真不感兴趣，我知道的比他们还清楚。他们老了，思维混乱，我说老先生你说得不对，我给你纠正一下，你没走那条路，你跟着连队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说是吗，我想一想。这个我不感兴趣，但他们身上打动我的是什么呢？是八九十岁的人，不管是老太太还是老头儿，牙都没有了，话都说不清楚，但是对红军歌曲却记得非常清楚。红军歌曲可不仅仅是保卫根据地、兄弟们往前冲，很多红军歌曲是情歌，哥哥、妹妹的。我想他们对红军歌曲记忆犹新是有道理的。他们年轻时生活虽然非常非常艰苦，虽然第二天就可能牺牲，但是这些歌曲曾经给他们带来了快乐。那些小红军吃糠咽菜，随时都可能牺牲，没有比这再艰苦的了，但是他们的内心快乐过。为什么？他觉得我跟着这支队伍有希望，我在家给人做小长工的时候没人把我当人，我参加了红军队伍把我当人了，得到了人的承认，这是很快乐的事情。人的第一需要还是要被承认，还是得有点理想、信念、奔头。

　　在《解放战争》(下)中我用20万字的篇幅写了淮海战役。在这场战争结束时我就用一个女孩子做结尾。这是一个真实的女孩子，当时她20岁左右，她被炸飞在战场。这个女孩子姓什么、叫什么，她原来的职业是什么，我都查到了。我很向往那些身影，虽然我觉得他们那么年轻就牺牲了非常可惜，但是我想到她在战场上奔跑时，我觉得那个生命是很张扬的。我们正宗的解放战争战史，军事科学院出的都是五卷本的，要看战役那是最详细的，还看我这个干什么？我只不过是用这样一种文学形式传达我的一种情感，我相信读者是愿意读这些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