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头巾下的文化恐怖——评一本新出版的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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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头巾下的文化恐怖——评一本新出版的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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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头巾下的文化恐怖——评一本新出版的语文教材　
                                                        作者：周泽雄 　 　　
       妻子在语文教师岗位工作多年，业务能力还过得去，每年业务考核常能评个A级。以往，备课只是她自己的事，我能做的，充其量只是仗着熟悉书橱布局的优势，替她查找需要的参考书。但自从她这学期换用了一本新教材，情况突变，业务能力似乎一下子大幅滑坡，备课时竟然动不动就要拉我一起商量。
　　我也曾有过十余年教龄，先后在中专和大学里拿过教鞭，对自己的教学能力几乎有点自负。所以，每当她有所求时，我总是先搬出一副“有何难哉”的嘴脸再说，总以为她的问题立刻就能搞定。——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上帝不喜欢自负者，所以我只能受到惩罚。一句话，她没弄懂的东西，我一次没帮她弄懂。我在一边如何自惭自秽，如何发誓多读点书多长点学问的过程，按下不表;且说我恼羞成怒之余，便对这本教材做了一番研究，结果使我非常震怒。虽然事不关己，但一面想着与读者诸君一起切磋学问，探讨技艺，一面也想着为嗷嗷待哺的学子担份愁心，我且把若干困惑罗列如下。 　　该教材的大名是《学院语文》，书名上方赫然印着这样一行字:“21世纪高职高专通用教材”。主编为洪本健先生，出版单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该教材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虽然朴素至极，但我的确没有看懂。文章选自徐迟先生《生命之树常绿》，起句照录如下：“蒲公英（学名：Taraxacum mongolicum，下略）开一朵金黄色的花。”我被弄糊涂的是，“下略”在这里作何解？把全文颠来倒去读上多遍，我也没看出它与后文的照应关系。难道作者（或编者）的意思竟然是，只有文中每出现一次中文蒲公英都缀上其拉丁语原文，“下略”二字才可省去。是这样吗？哦，文章若得这么写，我得赶紧另找活路了，这活儿没法做。也许我们该指望编者及时现身，给我们一些开导，在注解里介绍一下这个横空出世的“下略”，不是胡来，而是蕴藏着深奥意义。然而，这个微不足道的“指望”，实际上只能成为奢望，当注不注，不当注时乱加注，本是国内教科书的常套故技，钱钟书先生早有诟病。希望该本教材在这方面能新一新耳目，实在有点一厢情愿。 　
　    当头挨了一闷棍，再硬着头皮往下看。
　　按说，这样一本以“21世纪”为培养目标的语文类“通用教材”，入选的范文，应该篇篇具有百里挑一的质量，作者的名头也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教材不是试验田，学生不是小白鼠，所以，编者即使满心满脑地想着奖掖后进，提拔新人，也得另选地方，抽空另编一本其他集子去。既以面向“21世纪”相标榜，入选作品自应具备不容怀疑的质量。何况，以一本教材区区四十多篇文章之数，面对古今中外无数名家名文，根本不存在选择面太窄的问题，哪还有闲功夫安插无名之辈的价值可疑之作。然而，该教材却口诺而实不至，一面在“内容提要”里强调“本书……以收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为主”，一面却频频“别具只眼”，把教材的编选不加节制地改造成新人的选秀。至少，下面这些当代名字，孤陋的我可是闻所未闻：张艳、何连弟、郦国义、浩云、上官子木、刘勇，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佚名”。如果只是孤陋的我不知道这些大名倒也罢了，我没听说，不等于人家没有来头。但要命的是，其中不少人竟然连主编都说不出所以然。在篇首例行的作者简介中（这“例行”自然有时也会突然取消），学生们会不时读到这样的介绍：“浩云，演讲者，具体情况不详。”（上官子木）“作者情况不详”、（佚名）“作者不详”。有些作者，我原以为声名赫赫，如“王力”，再一看，却原来不是那位古汉语大家和小品文高手，而只是一家“恩波智业研究所”的所长。附带一提，根据文意及所附文章出处，那些无从查考的作者无一生活在三皇五代之时，很可能个个都还健在，甚至很可能个个都还较为年轻，也就是说，若非编者奇懒无比，“作者不详”的待遇，他们本来是不配享受的。
　　一本教材，既被冠以“21世纪”“通用教材”的显赫名称，就应该对所选文章的出处有点讲究，就像一家宾馆既被评定为五星级，就不能不对商品的质量和产地有十二分注重。名实并举，方能文质彬彬。然而该教材的编者再次对此不以为然，一面以“21世纪”作卖点，一面却缺乏最起码的品牌意识。对老牌出版社和公认的好书佳选毫无敬意，对野路子书刊倒有着旺盛的杂览激情。我且摘抄一些范文来源：《论“男子汉”》“选自《七十二行演讲辞》（谢浩伦编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萧红墓前的5分钟演讲》“选自《中外名人著名演讲词选》（欧永祥、冯天海编著，文心出版社1987年出版）”，《富有的是精神》“选自《演讲词分类评析》（李嗣水主编，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我的一个梦想》“选自《名人传世演讲》（力林主编，蓝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还有一些仅有书名，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漏署，让人无从评判真伪，包括无从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一本书。如上官子木那篇充满萨满巫术色彩的大作《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仅说“选自《细说中国人——关于中国人的100种说法》”，杨宪益先生的《金鱼》亦仅标“选自《中国现代科学小品选集》”，出版社均告“不详”。还有一位陆汉文先生，简介中仅说他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大作《社会流动：武汉市千户居民调查》居然也只是发表在不无自留地之嫌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以编者如此怪诞的学术兴趣和阅读视野，回炉深造都嫌刻不容缓，居然还有闲心替“21世纪”编“通用教材”，胆量实在太大。
　　名文未必出自名家，名家所作也未必尽是名文，这应该也是一个常识吧？不然，几位编者再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联手打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口说无凭，有当代大名家余秋雨先生《城市文化产业的兴起》一文为证。兹事体大，牵涉到具体的一人一文，我只能多说几句。 秋雨散文，文学性上颇有可观之处，入选教材，我以为名正言顺。然而编者别有所取，偏偏选中一篇余教授也许在某种“盛情难却”的情境之下匆忙涂就的草率之作《城市文化产业的兴起》。笔者虽早已对余氏硬伤抱着见怪不怪的态度，但余氏招牌性的文字劣迹表现得如入选范文这般全面而深重者，则还属首见，公正地说，对余教授的真实水平也构成了贬低。在该文中，余秋雨试图对上海三十年代兴盛的文化产业进行探讨，论证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兴起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以便最后能对今天的上海文化建设提供若干策略性建议。愿望诚可嘉，惜乎表达错谬百出，言语几无斟酌。请看这句斩钉截铁的断语：“北大、清华大学学者们的思想成果如果期望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话，无一例外地还需借助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产业力量。”如果我们注意到余先生表达的语境是三十年代，问题立刻突出起来。1897年创建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对上海文化事业的大力推动，固然有目共睹，但余教授偏偏大谈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化产业对三十年代上海的特殊贡献，就不免放胆一搏了。因为不巧的是，商务印书馆对上海的贡献，恰巧以三十年代最弱。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及所属涵芬楼均毁于日寇炮火，随后，总部被迫迁至长沙、香港和重庆，遍尝流离战乱之苦，只在抗战胜利后才重新迁回上海。那已是四十年代了。“无一例外”也下得蛮横。我们知道，同样创办于上海的中华书局，规模虽稍逊于商务，但正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将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并由此走向鼎盛。此外，1926年8月创立于上海的开明书店，其历史功绩也不是余教授妙笔一生花就可以抹煞的。细查开明旗下诸君，其中与清华、北大有关者，亦不在少数。
　　即使单从文章角度看，该文也草率不恭，前提与结论缺乏关联，内容也头重脚轻，大乖文法，结论更是莫名其妙。余秋雨为上海文化建设开出的药方煞是可笑，据说，“现代都市文化在总体上具有三个比较有前景的市场，可为我们的规范性运作提出思路。其一，电视，……其二、旅游，其三，表演。”关于表演，经常出国在外的余秋雨向上海当局提供的策略竟然是：“将国外的音乐剧介绍邀请到中国演出”，并断定此举的“意义将是多重性的”。我的愚见是，欧美音乐剧就像国内的京、昆剧一样，乃最具本土文化特征的剧种，偶尔让中国人尝尝鲜固然不坏，正如外国人难得看一场京戏，也会非常投入，把巴掌拍得山响，但一旦大规模引进，必将造成城市文化产业的瘫痪。我实在难以想象中国人会对欧美音乐剧看得津津有味，除非余教授能够证明百老汇整天上映中国的《三岔口》、《打渔杀家》，美国佬天天赶场子看，还能一乐一乐的。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奇句，让我傻了半天也没回过神来。注意，它是以结论面目出现的：“因此，我们的文化人、艺术家中一部分具有思维的人投身文化产业已是现代都市文化的必然要求。”——什么叫“具有思维的人”？难道世上还有不“具有思维的人”？
　　不说余秋雨了，我们还是继续领教这本“21世纪”教材的种种奇特之处。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自是不朽名文，入选教材，可喜可贺，但不明白编者为什么把篇名改成《我的一个梦想》。再往下看，让人瞠目结舌的累赘翻译竟比比皆是，有些还是明显的病句。一一评说让人不胜其烦，我提供些例子，请读者自辨吧：“但从那时至今，已经有100年历史了，可黑人仍无自由可言”。（提示：原文仅一重转折，译文却出现了两个转折语）。“所以，我们来兑现这张期票来了，来兑现一张将给予我们堪称最高财富——自由和正义的保障的——期票”。“有些人来自狭小的牢房，还有些人来自那对自由的要求竟会招致迫害的风暴接二连三的打击，竟会招致警察兽行般地反复摧残的地区”。“我们决不可以在绝望的深渊中纵乐”。
　　我不知道那位大名没有在教材中出现的译者，是否明白一个事实：马丁·路德·金不是在书斋里写论文，而是在大庭广众下演讲，下面的二十五万听众也不是什么作家、学者，而是金牧师实实在在的黑人兄弟。所以，这类文章的翻译，有一个最简便的检验法：试着向别人高声念一遍，看看听众（不是读者）听懂了没有。如“纵乐”这种生造词，出现在文章里倒还罢了，读者自有时间想到它原来是“纵情声乐”的压缩版，倘付诸听觉，必然让人不知所云。虽然翻译注定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但这里已不是遗憾的问题了，而是使翻译沦为耻辱的艺术。奇怪的是，金牧师这篇演讲，一来并非难译，二来国内已有的佳译也较多，即以案头赵一凡先生那本《美国文化读本》为例，可以说上述每一句疑译误译，在赵先生的文本里都是明白晓畅的。我不清楚编者大人出于何种原因，养成如此奇怪的牙口，竟至于弃优逐劣，硬要将一篇不能卒读的蹩脚译本塞给学生。读者不妨想想，如果令爱令郎在课堂上学的只是这种下三滥文字，他的语文水平是否还有可能提高。 　　名文出自庸译，看来还是该教材贯彻始终的编辑方针。萧伯纳《贝多芬百年祭》，按理也该算是一篇大师名文，但请读读第一句吧：“100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57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还是逝去了……”。余光中先生曾痛陈现代汉语的“的的不休”，笔者也曾与友人开玩笑说：一句一“的”是模范，一句两“的”情可原，一句三“的”不可恕，一句四“的”，则分明已是癌症晚期。然而此劈首第一句，竟暗藏了五个功能相同的“的”字，仿佛五把剧毒暗镖，把我们美妙的汉语生生来了个五马分尸。——请问，这算不算犯罪？
　　那天妻子问我且把我问倒的问题是：“郭之平画有尺寸，甚可爱”，什么意思？
　　这话出自宋朝画家文同《捕鱼图说》的第三段，前三句是“豳有郭焕者，善拓写，余亦令为之”。我首先想到的是：“之平”是否郭焕的字，倘是，此句殊无难解。但这一点却是无法确认的，因为我们善于藏拙的编者，早已影遁无迹了。如果古文中凡遇人名一概不加解释，虽于编教材之理不通，但能一以贯之，倒也无话可说。然实际情况却是，作者只拣软柿子捏，一味避重就轻，凡是自己凑巧知道的，如本文中难度系数只有1.0的王摩诘（姑且借用跳水中的术语）和系数约为2.4的刘宁州，加一注，突遇难度系数高达3.3的郭焕，“注”立告阙如，干脆示人以众所周知的样子，连个“不详”或参考意见（如通行的“疑为……”）都不提供。至于可怜的教师（如我不幸的妻子）在课堂上将如何应对，学生将如何嚷嚷着“不懂”，都狠心地闭眼不管了。郭焕难度系数之高，是有根据的，笔者曾遍查手头各式工具书，包括七十卷的中国百科全书，均告无获。附带一提，文同《捕鱼图说》的入选资格亦颇可疑，所谓特点，无非叙述历历，层次分明而已，在艺术鉴赏上并无了不起的创获。若稍稍提高些标准，此文甚至连数字都没有数对，“人凡二十”以下，却数出了二十一人。再说，文同此文，原属古时读书人的即兴札记，与《法书要录》、《贩书偶记》、《碑贴叙录》或《墨缘汇观》大致属同一类型，还未必具备前者的淹博融通，以之入选“高职高专”级别的语文教材，口味也过于奇特了些。
　　试图在一篇小文中全面指出这本恶籍的种种庸劣可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套用一句时髦话，编者显然是抱有“将可恶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气慨。他们不仅综合展示了学养的匮乏，还在态度上“一不做二不休”地处处显得没一点正经。这本“21世纪”教材的脱漏误植之处，堪称触目纷呈触目惊心，假冒伪劣之象，竟无一丝遮拦。仅在《瘗旅文》下的注解中，我顺眼就看到这样一些失校之处：“维：语助词，旧时祭文常用手开头”。“手”当为“于”之误。“乌为：即‘何为’为什么”，“何为”下标点脱漏，致使整句不可解。“无尔饥: 即‘无饥尔’，到装”，“到装”应为“倒装”……
　　评一本低劣到无耻之境的恶籍，微末如我，也不无掉身价之感。但想到这样的书正以“21世纪”“通用教材”的堂皇名义，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荼毒着我们的孩子，我虽膝下无子，但为天下苍生计，也不得不打抱一回不平。让那些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大人先生去谈论什么“后现代”罢，我只知道，我们的孩子若只能接受这样的教育，他们的将来只能退回到“前现代”去。
　　拜托你们了，中国各级学府中数不胜数的讲师、副教授们，你们有权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但没有权利拿无辜的孩子放血。如果你们暂时还不具备学术的良知，那就请保留一点做人的良知吧。想混职称求高升，依在下看来，什么样的坑蒙拐骗也比编这类教材好一些。你们的举动很斯文，你们的愿望很正常，你们的行为，却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预留了最大的文化恐怖。
　　这本如此恐怖的教材，印数只有区区2050册。我不知道这到底值得庆幸还是更值得忧虑，我在中专、大学里先后有过的十余年工作经历告诉我，编教材早已是各级学校“职称族”最炙手可热的行当，谁都在想方设法地编自己的教材，自然就意味着谁都不愿意使用别人编选的教材，2050册，也就没什么可怪了。这帮在全国范围内兴风作浪、各显神通的教材编选者是否已在客观上构成了一支庞大的文化黑社会力量，我无力探究，我只知道，中国孩子的文化教育使命落到这些教材的虎口之中，21世纪将肯定不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