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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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知识分子：覆亡与觉醒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中外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俄国是“知识阶层”这一名词的起源地，其知识分子的始祖是被别尔嘉耶夫称为“18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人物”的拉吉舍夫，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群人，“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在法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主要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出来。左拉与左拉们的《我控诉》传达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由此，“在思想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写员、诡辩家、博学家标志出其他时代一样，也是新鲜而有特定性的。”（法国作家雷威语）这群新型人物就是现代知识分子。而在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末造，“知识分子”仍然还是按照学历来划分的，凡是大中专毕业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这种划分法现在还被广为承认。这样的“知识分子”仅仅意味着学历，与知识无关，更与精神、思想毫无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时期，打倒权威、高扬主体人格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挣脱了“士”的古代模式，获得可贵的现代自由、独立的精神品质。然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过程随着启蒙运动的夭折而中断，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纷纷放弃独立性而服从民族需要。及至五十年代以后，反胡风、批胡适、反右、“文革”各种运动、思想改造，彻底的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成为依附在各种“单位”的“皮”上的“毛”，连“知识阶层”这一名称也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要说什么独立意识。独立性的丧失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使命的丧失与文化尊严、文人人格的溃亡。在长达数十年的历史中，倘若以班达、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以左拉、托尔斯泰、鲁迅为知识分子典范来审察，那么，这一时期不管还有多少博学鸿儒、国学大师在世，千万赤土，六亿神州，几乎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存在。
    知识分子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兴起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意味着一个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确定自己的社会、历史角色位置的开始。对自身角色的审视源于对历史的怀疑。八十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当社会在经济社会改革中开始逐渐释放出一定的公共空间，“五四”的后裔们开始对这片狭小而险恶的公共空间的尝试占领。然而困惑、尴尬随之而来：知识分子以什么名义发言？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如此？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合法性如何建立。合法性是一个人、一个阶层作出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内在依据。只有具有合法性作为支持，其行动才能心安理得，坚定不移，一往无前！相反，如果缺乏对自身身份及其使命、责任的确认，其行动便会畏葸不前，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基本上都是在重新审察知识分子的角色，探索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及其合法性。这是一个“寻根”——寻找古代、国外、现代知识分子典范作为我们现在的行动依据——的过程，也是一个“生根”——在探索中寻求新的社会条件与历史形势中的知识分子行为依据——的过程。就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对“士”的期望成为“道统”的源头一样。“五四”开始至今的知识分子研究，是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这一文化环境中，在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道统的价值参照下，创造、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尝试。
     
    二、知识分子的本土精神资源
     
    “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一小撮知识精英，还是以教育为标志的一个文化人群？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还是一个具体的阶层？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清醒者与批判者，还是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而行将就木的名词？“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成为政府部门中的顾问、技术官僚，以权力去推行他们的理想或劝说权力者推行他们的理想，还是作为边缘人、无权者、流亡者、失败的诸神向权势叫板？应该专注与本专业的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努力涉足公共事务，对社会做出批评？而他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内在依据，有何种合法性？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文化的变迁必然蕴涵了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这些问题正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所不得不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对自身角色进行不断的自我确认，知识分子才能建立起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创造新的知识分子传统。而重建知识分子的整体品质，最为需要的就是历史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系。
    中国古代的道统是当前知识分子精神资源之一。传统知识分子产生身份的自觉，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一千年以内，中国、希腊、印度等一些古老的民族的文化出现一种超越，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他们的思想分别构成了延续至今的中西方文化的源头。这一带有世界意义的时代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也有人把这段历史称为“哲学的突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历史时期萌发一种对人类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创建一个“道统”。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写道：“‘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持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道”就是古代“士”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内在价值基础。由此，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使命感一直极其强烈，在理论层面，从孟子的“高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士人在历史上一直在对其道德使命做出自我确认。然而，在历史事实层面，传统的知识分子过于依赖权力者而失去经济、人格的独立性，他们一心想通过权力去推行他们的理想，但是自己反而成了权力的附庸。儒学大师礼抗王侯的理论基础是“道”尊于“势”，要求儒生应该为君之师，君之友。在理论层面上，“道”尊于“势”，“礼”可以对“势”造成一定的限制，使它遵从“德”的要求。但是在实际上，“道”却往往是依附于“势”存在的，“道”的宣传者士大夫只是“臣”，“礼”往往只能限制臣而无法限制君。而且，“势”有时也可以被粉饰为“道”的代表。皇帝是“天子”，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皇帝“具有神性祭司的地位”，皇帝被赋予宗教性的力量，具有了“道”的意义。在民众的眼中，皇帝代表着天底下最高的权威，具有神秘的色彩。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更使“以道抗势”成为越来越危险的事情，也越来越少有践履者。从制度的影响看，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食客冯驩的“食无鱼”，“出无舆”，“无以为家”的弹剑，已经开始了文人被“养”的历史，科举制的实行与完善更使这种“养士”制度化，由此文人被分为“成功被养起来”的阶层——官僚与“求被养而不得”，“偶失龙头望”的落泊阶层。他们在朝则依附于皇权，在野则依附于宗法势力，臣服于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的足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孔孟提出来的舍生取义、弘道立功的理想人格，在历史上极少真正出现。中国“士”的传统缺少一种践履的精神、反抗的人格与行动的勇气。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从理论上弘道的文人不计其数，而真正在实践中弘道的却是凤毛麟角，甚至大多数士在道与势，义与利面前，总是表现出先天缺钙，甘心为奴。在遭遇历史危机的时代，真正捍卫道统的人，例如岳飞、文天祥等，往往被受着同样的儒家教育的“士”们迫害、杀戮。可以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为我们提供的精神资源相当有限。
    现代知识分子的源头在“五四”。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反传统运动，“五四”既是以现代文化反抗传统文化，也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反抗传统士大夫精神、人格。那时动荡的社会局面为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说空间，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来说，言说空间是最基本的存在条件，没有这样的空间就发不出声音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减少了文人向传统技术官僚转化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关心社会并且有相当的言说能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文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一途，而可以从事教学、研究、编辑、出版等职业。这使他们得以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发言。而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则为他们的发言提供了物质条件，并凝聚他们的力量，扩大他们的声音，使他们的批评能够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任何一种思想繁荣的局面都离不开言说空间、言说能力与言说载体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在专制社会里，专制权力对言论、思想自由的锢制主要就是对思想空间的强加限制与对言说载体——宣传媒介的控制与禁锢。“五四”时期恰恰具备了这三个有利的条件。“五四”知识分子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不再以体制中的“士”的身份，而是以独立自由的个体的身份，推翻盘踞在“士”头上的权威、圣人而去发言。与传统的士大夫最大的不同在于，五四知识分子的人格是独立的，他们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个人，他们的发言面对的是社会、公众。而士大夫的声音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名义下在“圣人”的言说范围内发出，他们代表的是“道统”，他们的预想听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皇帝。历史过去了八十多年，今天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历史，“五四”的启蒙思想依旧有极大的魅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人格、精神，更是令人心驰神往。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五四”时期的继续：反思、批判、启蒙。而我们所拥有的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精神的本土资源，基本集中在“五四”时期，当前知识分子正是站在“五四”形成的文化土壤上发言的，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形成，也必然以“五四”为源头。
     
    三、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
     
    这是一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在形成一种即将长久地影响我们的后代的体系，它包括了文化、制度、生活方式等等，而根本在于文化。不管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体中用”论，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还是新儒家的文化本位论，都预示着文化的根本变革或转型，也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文化的来临。在新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徐复观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中说：“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它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同时，文化呈现出来的性格，也和知识分子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便显得特别重要。
    从理论上，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与自身合法性的追问，是寻根的追问。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是一个创造、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过程。知识分子只有确立自己的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并且寻求这种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的合法性，他才能将之外化为行动，并且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有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特操”归结到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坚定的信仰，这种解释有一点是合理的，就在于把信仰视为人们坚定的内在价值支撑，鼓舞人们去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抗争。因为信仰所提供的，正是对自己行动的坚强确认，由此建立坚定的内在价值的合法性。中国古代事实上是以“道”作为士的内在价值，孟子就说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只是在实践中士大夫往往不能做到孟子的这种要求。
    今天知识分子寻根同样遭遇很大的困境。在比较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研究中，知识分子常常被描写为社会的良心，批判性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特品质之一。班达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甘愿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萨义德则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总是向权势说真话，做“总是失败的诸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展现着一种大悲悯大无畏的精神，鲁迅以他的文章和行动展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陈独秀为了反抗专制统治，一生历经坎坷无度入狱而保持着高昂的斗志，知道晚年仍做一个坚定的反对派，迸发出惊人的思想力量。胡适、罗隆基、储安平为了民主人权而坚持对专制的反抗。在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想、文字轻易便可披祸，现代知识分子以他们的道德勇气与批判精神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个光辉的典范。在今天，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而言说？为了“人民”吗？“人民”一旦被剥落政治加上去的道德光环，便不再神圣。并且，正如鲁迅泣血般的话，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军阀学者。为了“真理”吗？当代人经过了数十年不停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失去了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浩大的底气。现代知识分子发言的底气充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为了“信仰”吗？这个民族向来没有确定的信仰，缺少真正赖以确立一个群体伟大人格的精神支柱。这是一种缺乏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的迷惘。在我看来，寻求内在价值的历史源头只能是“五四”。“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强烈的入世使命感。对“五四”思想的所谓一元论模式多有批评的林毓生先生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说：“什么是五四精神？那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中国知识分子以为真理本身应该指导政治、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发展。”这种源于儒家理论精神的使命感在“五四”时期得到极大的发扬。同时，“五四”知识分子也体现了现代的独立品质与抗议精神，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林贤治先生在《五四之魂》中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则为其开出了一张‘明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中国传统士人所不具备的新型品格。”这种“新型品格”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重要的思想、精神资源。我认为可以以鲁迅为典型，从鲁迅那里寻找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鲁迅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的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许许多多迷惘、虚无、痛苦，都在鲁迅那里曾经出现过。那一个矮小的身躯里承载了何等丰富的历史能量，以至于今天任何一个思考着、清醒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能量。鲁迅是虚无、绝望的，即使每次似乎有希望，他也从来不曾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去拥抱希望，最多止于“尝试着希望”，但其实历史也从来没有给他提供希望的光线。然而就在那样荒芜、黑暗、冷硬的思想世界里，却矗立起一种光辉的内在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不断地反抗绝望，反抗虚无，即使是“和希望搞乱”，即使是遭遇无物之阵，也坚持荷戟徘徊，战斗不已！精神的鲁迅比思想的鲁迅、文学的鲁迅更值得注意。
    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其传统的建立，不止需要一个理论传统，更需要一个实践传统。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壤上，大凡要真正捍卫自己的理想，总需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因此往往多有理论、口号，而少有行动者，践履者。在西方历史上，即使在险恶的年代，依然有一大批人英勇地捍卫他们的信念，为了他们的真理而把生命送上历史的祭坛。从苏格拉底无畏地饮下毒酒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迫害下走向火刑架的科学家、神学家，从发出“我控诉”的左拉到为人民而起义的俄罗斯十二月党贵族，各个国家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主要表现为行动的传统，从中体现出来那种大义凛然，大气磅礴的精神，使这一传统被赋予丰富的色彩。而中国的道统中实际上的践履者实在太少。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整理了“士”的传统，在肯定道统的同时又承认“孔、孟以至刘向关于‘士’的界说都只能当作‘理想典型’（ideal type）来看待。事实上真能合乎这种标准的士终属少数”。“即使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中也有许多人守不住‘道’的基本防线。”孔子、孟子乃至刘宗周、顾炎武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为了“道”栖栖遑遑乃至于以身相殉的“士”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而且，卫道之士的行为事实上没有形成一个传统，每个人都在孤立而悲壮地捍卫他们的内在价值。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从赫尔岑、托尔斯泰乃至高尔基的身上都可以看出十二月党人那种以真理的名义向国家宣战的影子。五四是思想家的时代，也是行动的时代。从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胡适的贺诗到后来《新月》斗士们的人权论集，都充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今天，知识分子的文化品质，例如独立性、批判性基本以及被普遍接受，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行动中表现这种独立性和批判性。中国还没有诞生自己的左拉、雨果，没有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
     
    四、一个参照系：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
     
    当我们追寻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本土源头的时候，我们寻找五四，而当我们借鉴外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时候，我认为面对与中国相似的境况而做得比中国更好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俄罗斯存在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思想、行动传统。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18世纪的拉吉舍夫，当他说出“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在理论上，拉吉舍夫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致力于正义、公道与自由的实现，这预示了俄罗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特征。在遭遇上，他首先被判处死刑，后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这同样预告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拉吉舍夫之后被当局宣布为“疯子”而仍奋起反击，写出《疯人的辩护》的恰达耶夫，到以人民的名义向帝国开战的十二月党贵族，到在农民遭遇不平等待遇而无法沉默，起而为农民申辩的列夫•托尔斯泰，直至路标派思想家，为了自由而逃离祖国的流亡者，敏感多情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表现出他们对人类苦难的直面与担当，对专制帝国的无畏反抗与对人道、自由的向往追求。可以说，发源于拉吉舍夫的知识分子精神在俄罗斯历史上一路不断寻找优秀的载体，终于造就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品质与精神气候，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进而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今天，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参照系。
    这是一个反思、创造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与文化品格如何，将长久地影响这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文化的转型包括了相应的知识分子精神、性格的变化。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研究，就是整理、创造新型知识分子品格的过程，同时，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应该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使自己无愧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