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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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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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松   

  
　　站在21世纪初的门槛上，回望刚刚过去的20世纪，仿佛凝望着一缕飘逝的诗魂，又好像在凝视落日后的天空，令人顿生许多的感慨与遐想。它剧烈的震荡如同惊雷撕裂浓墨般的黑幕。20世纪，就像一个饱经忧患和沧桑的老人，脸上画满了横七竖八的皱纹，而每一条皱纹都似乎镂刻着一断令人伤感的往事。20世纪，是光明与黑暗、选择与重建、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世纪，是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启蒙与幽昧相抗争的世纪。它强烈地震憾着每一颗敏感的心灵，而知识分子，这个能迅速地感受时代变动的群体，伴随着世纪的震荡与剧变，走过了一个令人感奋、忧伤、激越的旅程。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演绎着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命运，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如同20世纪这样密切联系着，如同骨节与骨节、血脉与血脉，筋与肉，这是一种极其密切的联系。
　　我们无法回避什么是知识分子这样的问题。各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已经很多，这无疑加重了我们的重负。西方人所认为的“知识分子”有两个来源，一是19世纪40年代起源于波兰与俄国的“intelligentsia”一词，这个词语指的是当时在波兰和俄国出现的醉心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奋力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及社会进步的有识之士；另一个则源于1898年克雷孟梭在描述抗议法国军方制造冤狱迫害退役军人德雷福斯的法国知识界人士时，创造出“intellectuals”一词，用以描述、赞颂他们跨越职业界限，凭借理性、知识、良心来打抱不平、仗义执言。克雷孟梭创造的这个词语迅速流布，它远可指古希腊时代的智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启蒙运动俊杰，近可指凡是具有道德良心、普遍理性和丰富知识，并运用这种良知、理性、知识来干预社会政治工作事务的所有人士。我们今天也一般用“intellectuals”一词指称知识分子。
　　但是，中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一词乃来自于20世纪初的日文（gakusya）。这可以说是20世纪初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几乎在当时中国人关心的每一个领域，日语都为创造现代词汇作出了贡献”。这样的词语可以列出一大串，诸如科学（kagaku）、民主（minshu），以及“政府”“政治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词语显然比中国人原来使用的音译词更加准确。
概而言之，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社会的或经济的阶级，也不是那些严格地以学术为业的人（这样的人称为“知识人”或许更为确切）。而是一系列有思想，能对事物作出反应，分析判断与表达的个人。
　　这样说来，知识分子首先是这样的“个人”，当许多这样的“个人”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群体。但这样的群体仍然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人”基础上的。或者，用一种望文生义来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所谓“知识分子”，乃是有“知识”的“分子”。
　　在20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为数仍然是很多的。我们要加以考察的，就是这种有知识、有思想、又能对事物加以反应、分析、判断与表达的个人。这种反应、分析、判断与表达首先是建立在良知与理性的基础上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分子代表人类的声音，才是对真理的指明与言说，才能有助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有助于真理的发掘与捍卫，有助于人类的尊严与坚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民族的脊梁，它更是人类的脊梁。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此前历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样的传统；二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100年间产生了怎样的传统，这个传统（新传统）又是什么。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尤其是文化的传统，以及承继着文化与创造着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这种“史”的传统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有论者说，在中国，传统的，也就是儒家的，这个说法虽然切中中国传统之要害，但仍乏严密。具体一点说，中国学术第一个繁荣时代是在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在这个时代，产生了影响中国的三大思想，这就是儒家、道家和法家，当然还有阴阳家、墨家、兵家、农家等，但以儒、道、法三家最为重要。儒家讲仁义，讲中庸、讲冲和；道家讲自然、讲本真、讲自由（逍遥）；法家讲究严刑峻法，讲究法治观念，法家也讲究重本抑末（这个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之最重要思想。以后又有佛学的进入，禅宗的出现，理学的产生与流变等，构成中国文化斑斓多姿、瑰丽奇壮的传统。由此构成20世纪知识分子所继承的传统。尤其是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的影响是极其深沉的。由于历史机缘的种种聚合，使现代（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这样深沉的来自传统的印记和影响。在近现代史上那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身上，很多人（包括那些极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深深地受着传统的影响，如“五四”前后的学人就是这样，一方面强烈地反对传统，一方面又深受传统之深刻影响。
　　这些几千年来形成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精华者，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是历代读书人（即“士”，也即知识分子）所尊崇的优良品格，也是历代读书人所崇奉的优良传统。其他优良传统还包括注重个人修养（修身），借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及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等。
　　由于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因而也形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注重于理想的追求，他们最高的追求目标就是“道”，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在此所说的“道”，实际上即是一种文化秩序。孔子又说过：“士志于道”，强调了士所要追求的就是“道”。但是，孔子之“道”，已远离孔子所在之时代，对孔子来说，“道”只有在古代圣王时代才存在，故而“道”之于孔子实为一个远逝的影子，是一个飘逝的梦。故他在《礼运》中言：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孔子更进一步，提出其“大同”理想，在“大同”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但孔子所在的时代，却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时代，因此在孔子之时，“道”就仅是一个理想而已。时代的悖谬与弯曲已经极其严重了。以孔子圣人之执著探求，“道”也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已。终孔子之世，其理想的呼吁并不能得到愿闻其详的君王，因而，孔子──这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周游列国推行其学说失败后，只得退居故国，从事其授徒著述的生涯。孔子的悲剧或许正在于此。孔子对“道”的追求，在那个诸侯纷争、权谋流行的时代，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在儒家看来，“道”是极其重要的，追求“道”也是极其紧要的。孟子说过：“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意思是说一个人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仍要守义，不能丧失“义”的追求，而即使显达了也要不远离道。荀子进一步指出“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由此可见在儒家大师那里，“道”是何等地重要。
　　在传统中国，能拥有道的就是所谓的读书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叫做“士”。余英时先生说过：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谓道尊于势者也。这里的“势”，指的“权势”，先秦之法家尤为看重“势”。“势”的最早提出者一般认为是慎到。他说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故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知势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慎到在此所言“势位”即是“权势”。这也许正是后世之儒生“学而优则仕”，并造成读书人官本位文化传统的一大源流。因为“权势”者，非有权不能有势，有权方有势者也。韩非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的教师荀子也曾说过：国者，天下之利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荀子似乎深谙辩证法，他在“势”之外又提出“道”的重要。若“势”为“道”所持，则“大安，大荣也，积美之源也”，若“势”不为“道”所持，则桀纣生。可见，“势”与“道”应当结合起才是辩证统一的。同样，权势者与知道者（知识分子）也应当彼此联合、沟通，才能构成一理想的关系。然而，纵观古今，能这样惺惺相惜的权势者与知识分子相惜相惺的并不多见。
　　在孔子那里，“仁”也是其最基本的核心内容，“仁者，人也”，“仁者，亲也，从人从二。”二人相亲即是人。由此可见“仁”字实为人的社会性之体现。为了具体地规范人的这种体现“仁”之社会性，孔子又格外地强调了“礼”的重要性，或者说，“礼”实为“仁”的基础。孔子说过“克己复礼谓仁。”孔子还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凡能视、听、言、动者，都要在“礼”所定规的范围，否则就是“非礼”，如果视、听、言、动诸种行为“非礼”，则是“非仁”。《论语》说“齐之以礼”，就强调了“礼”在规定社会和道德中的作用。而正是按照这种“礼”所建立起来的各种人论关系，构成了孔子所说的“仁”。到汉初董仲舒时，则进一步将之阐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的规范发展愈到后面，愈走向了它的反面。以至可以杀人、吃人，这已是后话了。
　　中国文化消极的一面，正如鲁迅发现的中国礼教的吃人本质。这或许是鲁迅最重要的发现罢。《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里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此外，鲁迅还深入揭示中国人的阿Q精神以及在驯良、温顺下的奴才性格、麻本表情下的冷漠和愚昧。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中极冷峻也极深刻地指出中国历史的本质：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还在同一文中指出中国文明的本质，“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所谓的中国，“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什么样的土壤长怎么样的草。生长在这样的文化土壤和文明土壤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染有同样的质素。知识分子的软弱、奴性、麻木、驯良都是那样地普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可以说是寥落辰星。而真正能够特立独行，以批判现存一切不合理制度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他们的声音，就好像是铁屋中的呐喊、黑暗中的微光、旷野中的呼告，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代表知识分子的精神。
　　中国文明最伟大的辉煌是它的绵绵不绝。因而，在历代的鱼龙混杂的知识分子中，既有优良的传统，也有不优良的传统。而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承继着这样的传统的重压。20世纪的知识分子的传统，不是19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简单继承，而是中国文明几千年传统的继承。由于20世纪之初的特殊因素，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时有了新的眼光和新的态度。他们在大破大立中建立了最初的新传统。尤其在20年代到40年代，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最光辉灿烂的新面目。这20余年，仿佛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正是他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光耀的一群。他们中的许多人，堪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的批判、对新知识的传播、对专制体制的揭露、对普通人的同情、对新文化的创造都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创造的经典，至今仍然很少人能起超越他们。所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传统，应该在早期的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去探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来，40年代后期以后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难以超越世纪之初的那一代人，从根本上说，首先就是人格上的巨大落差导致了这种差异。而由于建国后的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人格扭曲，不仅从整体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要的是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心灵（精神），在这些被摧毁的心灵里，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建立20世纪知识分子的新传统呢？
　　总的说来，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面临巨大转型的大时代。身处这种大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是最复杂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光亮与丑陋、单纯与复杂、纯粹与芜杂、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怯懦、抗争与驯服、独立与集团都相互交织在一起，一起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之表现。灵魂的猥琐与崇高，良知的敏锐与麻木，精神的昂扬与卑弱都是那么矛盾而又统一地出现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他们有的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诸如爱国主义（反侵略、反暴政）、自强刚健、独立人格、淡泊名利、知行合一等等，有的则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阴暗面，诸如文人相轻、清高自傲、投机取巧、依附权势、窝里斗、逐名利、或者追求诗花酒色、琴棋书画、无为避世、漠视苦难等等。在这样急剧变动和转型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在继承传统（这是他们的根），一方面又在发展着和变革着传统（这是他们的枝和茎），在这两种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知识分子的新传统（这是他们的叶子或果实）。现在，站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回顾20世纪，我们将欣慰地看到，在历尽沧桑之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知识分子又在产生着自己的精英。他们越过黑夜般的时代，直接追溯20世纪初中期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敏锐、批判与创新又在一些人身体里显现出来。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新的大师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在创造中继承传统，并最终汇聚成一股新的力量，呼唤着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精英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