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发展状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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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发展状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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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新民


     诗歌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大众消费文化风起云涌，价值观念多元共存，“文化快餐”挤占主流，整个社会文化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文学创作日趋边缘化，诗歌更是备受冷落。不少诗人滑向了放弃人文立场、迎合世俗生活趣味的境地，使得诗歌的生存窘境日益凸现。一些诗歌创作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无法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已经成为“老皇历”，诗歌具有的那种诗意的光辉、那种圣洁与崇高感基本消失殆尽。一些诗人耐不住寂寞想在文化市场上叱咤风云，他们不遗余力地制造着流派与概念，对诗歌进行商业炒作；一些“诗人”自我标榜，其诗歌作品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虽然表面实现了“自由”，但却丧失了诗歌必须具备的艺术美感和审美价值；一些人写诗过于注重写作“技巧”，过于炫耀“技巧”，让人琢磨不透，不知所云，难以卒读；还有一些人以“个性化”标榜，游离于社会和时代之外，以自我为中心，在象牙塔中无病呻吟；有些所谓的诗人有意无意地作践了诗歌的圣洁高尚，他们硬把诗歌写到“下半身”，写成“口水”和“排泄物”……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迷失，甚至是堕落。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怎样创作出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诗歌作品，就成了当代诗人需要深入思考、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时代精神是诗歌之魂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历史上,诗歌从来不以晦涩、封闭为主流，都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无论哪个历史时期,诗歌都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诗歌的主题能否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浓郁的时代特色，是关系诗歌生命力的关键。纵观世界诗歌发展史，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还是《荷马史诗》《神曲》，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都是那个时代、那个地区文明精髓的结晶，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曾说过“我身为诗人的义务,不只是在散布蔷薇花的清香,调和音律……也歌颂着人类与工作的联结感。”这种“联结感”就是诗人对时代的把握和对社会的责任。诗歌要关注时代，贴近现实，要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要重点反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以及对处在时代前沿、风口浪尖上的重大事件等及时准确的反映和把握。这种对诗的认识,反映了一个诗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诗人是靠诗来说话的，诗歌所表达的是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它必须和生活、时代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如果在一首诗中看不到必须出现的历史与时代痕迹，那就好比是一块映不出任何影像的镜子，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一个诗人，无论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要关心，要用心、用真诚去感受这个世界，去发现这个世界和谐或者不和谐的音符，并行之于笔，发之以声，呼之以情，动之以性。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写作，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只能是肤浅的、粗糙的，它无法代表一个时代发言。如果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时代都不了解，我们还能代表谁来说话？我们的诉说又有谁来倾听？通常来说，诗人只有把自己拥有的文化背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够打牢自己真正厚实的艺术根基。同时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就必须能够用超凡的思想觉悟和洞察社会的慧眼去观察了解现实世界，发掘内涵，发现本真，然后将自身的感受体悟艺术性地、卓越而超凡地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诗人对时代的关注，对家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深深忧患，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对生命的诗意情怀，使得他们的诗章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并能够永远为人民所传唱！

　　诗歌的时代特点与时代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具有高昂格调的诗歌受到群众的欢迎，有利于人心的和谐与凝聚；那种萎靡不振、格调低俗的诗歌往往是灵魂和精神的腐蚀剂，以及文化走向没落的催化剂。我们所鼓励的优秀诗歌应该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关注时代与社会进步，以优秀的作品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并努力成为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者。　

　　人民的声音让诗歌之花绽放

　　诗中的抒情主体往往是诗人自己，但如果诗人抒发的思想情感仅仅关注自己个人的情感，而不能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所感悟，不能为人民鼓与呼，就只能是狭隘之情，平庸之情，甚至是消极之情，这种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没有生命的，也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因此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是所处时代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的声音应该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声。19世纪俄国文艺评论家杜波罗留波夫说过：“公众要艺术家喊出他们自己现实要喊的声音。”诗，应当永远是人民大众的。当诗歌抛弃人民的时候，人民也将抛弃诗歌。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写给人民的诗歌则会不朽，可以说诗歌的生命是人民所赋予的，诗人只有将自己融入人民的海洋，才能贴近生命的本真，才能贴近诗歌的真谛。从中国几千年来的诗歌艺术发展史看，中国诗歌发展传承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观。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毋庸置疑的终极存在和发展方向，这也是诗歌发展和努力的根本方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诗歌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北宋诗人梅尧臣说过“不作浮靡风月诗，直辞千载耐沉思”。从古至今，我国的诗歌重视人，强调社会和谐，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一致的关系；强调宽厚仁爱、崇礼尚义、包容万物、自爱爱人的理念；承认差异性、多样性，不排斥矛盾甚至冲突，最终实现多样性的统一。艺术只有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和精华，才能找到充实自身、更新自我的途径，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和人民审美的需要。

　　诗歌应该关注政治，关注民生，关注生活，好的诗作会因其浓烈的人民性而倍受读者欢迎。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说过：“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我理解这句话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诗歌要坚持大众化创作，二是指诗歌要为大众创作。诗歌必须根植于人民性这一深厚的生活土壤，从而遨游于广阔的理想天空，即“神于天，圣于地”。诗人离不开实践，真正的好诗也不会脱离时代、远离生活、远离群众，诗人应该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反映时代、贴近生活、服务大众，只有贴近大众的艺术才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现在我们全社会正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诗歌也一样。以人为本，体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优秀诗歌，不论李白、杜甫、白居易，不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其它主义，都是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民生，反映民生疾苦，讴歌公平正义，正因如此才能流传千古，历久弥新。因之，我以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亟待确立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因为诗歌的根基在人民当中，诗歌的未来也在人民当中，诗歌之魂就在于其人民性。诗人不能没有责任感，责任感会让诗人走进人民、走进读者；也只有融入人民的诗作，才可能成为经典。这样，诗歌的读者才会越来越多。从诗歌的长远发展来看，人民性这种看似沉寂然则鲜活的特征，必将迸发出推动诗歌走向振兴、走向辉煌的无穷力量。

　　创新是诗歌发展的动力

　　诗歌是美妙语言的结晶，是律动文字的精灵。当代诗歌必须适应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和形态，努力提高诗歌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诗歌应该永远是最新鲜的东西。但要看到文字语言是不可能把诗人的全部想法都表达清楚的，“言不尽意”即为此意。长期以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过于片面追求诗歌的书面表达，而忽视了诗歌的本质要求和时代要求,特别是诗歌传播方式日益单一，传播渠道日渐狭窄，仅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传播和阅读，使诗歌的存在处境萧条到了空前的境地，昔日诗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影响力逐渐弱化，诗歌的创作和欣赏逐步退化为小圈子自娱自乐的方式，长此以往，诗歌的发展必将走向一条死胡同。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倡导立体的诗歌表现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将诗歌推向舞台，变成群众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以这种大众熟悉的、易于接受、适合沟通的渠道拓展诗歌的生存空间。而诗歌一旦变成声音，其中的韵律、节奏就必不可少了，在不间断的诵读中，诗人会对诗歌语言的质地、节律、意蕴拿捏得更准，把握得更加细致，听众会通过有声语言的表达来接受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了解艺术家的艺术修养、欣赏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我觉得这是诗歌走向大众、走向辉煌的一条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当代诗人所缺失的一项最基本的创作技能。回顾中国诗歌发展史，可以看出凡是贴近群众、能够在民间传唱的诗歌，就会繁荣并流传下来；凡是束之于宫阁殿堂的诗歌，其结局必然是走向衰亡。当今的时代是高科技广泛应用的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在网络媒体广泛普及和应用的现代，平面媒体越来越少，电视、网络等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诗歌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书面上，要能够走上舞台、走进荧屏、走入网络，甚至还应创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动漫等作品，这样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优秀诗歌作品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走向舞台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又融入了表演者的理解和感受，对诗歌进行了“第二次艺术创作”，同时辅以声、光、电等多种现代艺术表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诗歌的欣赏性和观赏性。

　　奥地利著名诗人保罗·策兰曾说过，“诗歌是孤独的，它孤独地走在路上，谁写诗歌就应该与它一样。”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就必须承受这种甘于对缪斯奉献的孤独。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当代诗坛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探索和开拓的诗歌创作者，他们扎根于生活的厚土热壤，以真诚质朴的情感面对艺术和诗歌，于忍耐与坚持中长期而默然地镇守着缪斯的阵地，潜心创作，默默努力，用诗歌的震撼力和冲击力为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国新诗在“凤凰涅槃”中获得了新生，为当代诗坛奉献了有滋有味的佳什篇章。我们的诗歌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坚守与执著，而不显得荒芜和歉收。从这些默默无闻的诗歌创作者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希望和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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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诗的一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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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莎


      一个时代有它的生活，一个时代有它的文学，一个时代有它的学术。我们不能割断时代的联系，也不能割断文学、学术的传承，虽然这一切都是向前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如果给孩子洗澡，为求绝对干净，最后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岂不是数典忘祖，有点可惜呢。  
　　呐喊的时代，为了“普及”和“唤起民众”，文学的表现方法和形式可能“直白”一点，不能把这一概归之于“概念化”“类型化”。那时候为了“应急”，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营造意象的群落”，这些经验教训是需要总结的，但总不能把“格言”“警句”等也归之于这一类。我们且不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否“直白”，它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中，通过文学这种形式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具有的价值，恐怕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吧。

　　新时期，我国传统诗词的创作在华人中掀起了狂澜。这跟我们传承下来的文学欣赏习惯和文艺价值的认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但跟“五四”以来创立的新诗尚未形成自己的诗学体系也有关系。从创作方面来看，新诗不论内容和形式在创作方法上受外来的影响比较大，从老祖宗那里吸取的骨血却不多，因此形成“断层”，所以读者不像喜爱传统诗词的人那么多。新诗若不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像郭沫若和臧克家等新诗泰斗，晚年时都写起旧诗词来。从现象来看，岂不是有点像新诗革命近百年，到头来还是向传统诗词“投降”了么？这不是危言耸听，泰斗们都已作古，他们弥留时给后代留下什么话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新诗百年，要总结得全面，不能以偏赅全，不能倚重倚轻，不能有小圈子主义，不能有所谓“新的功利主义”，不能有新的假、大、空。文学是大众的，“提高”和“普及”还是要兼顾，我们的大众总的来说文化水平还不是够高的，同时要照顾到不同的欣赏水平。在欣赏的兴趣、习惯和认知方面，也不能强求一致。这应该也是诗歌美学研究者们要关心的吧。现在不是“呐喊时代”，也不能一味地“温情脉脉”。血管里喷出的是血，水管里淌出的是水。耽溺在声色犬马之中，只能营造出六朝歌舞的意象。唐宋时期群星灿烂，才产生出唐诗、宋词。矫枉过正，导向者应该识之！

　　创作和欣赏在美学上既一致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作品有人喜欢，也有人可能不喜欢；这个人说好，那个人说不好，这就是美学观点上的差别。经过时间淘汰，传世的作品得到后世认可的，也不是百分之百。因为生活是复杂的，反映生活的文学更是复杂的；所以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你爱吃辣的，总不能强迫别人都去吃辣的。可是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作品反映的生活是否具有真、善、美的内容，还是有统一标准的。假、大、空的东西，就是用最美的文字写出来（包括那些丑的、恶的），除了他自己以外，恐怕不会有人去欣赏的。故弄玄虚，自作高深，没人能看得懂的东西，和者必寡。没有真正的生活阅历，没有实实在在的人生感悟，专靠营造几个意象去蒙人，或是耍耍文字游戏，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些情况，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只是在叫卖方式上千变万化而已。总之，还是老生常谈：要学写诗，先要学会做人；做好了人才有东西可写。意象是通过生活的具象营造出来的，不是坐在家里凭空想像、自我扩张营造出来的，否则就是“空”，就是“假”，越想就越“大”了。我指新的“假、大、空”就是这个。“营造”就是艺术创造，需要具备主、客观两个条件，具备各方面的修养，以及个人的禀赋、才具、气质、个性等等。另外，我认为诗歌在文学样式中，除长篇叙事诗外，是最短小、最精练，而包容量也是最大的，在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这些特点也是最显著的。国外有一些抒情长篇，我国除《离骚》外，《孔雀东南飞》《琵琶行》《长恨歌》等多是抒情夹带叙事，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稍长的抒情诗，也不是很长的；《胡笳十八拍》算是抒情组诗罢。因此，古往今来，我国的男女老少能把古诗背诵下来的人也是最多的。其中有最好理解的，最通俗的，也是最美的，佳句中不乏格言和警句。随手拈来，比比皆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面不是有几十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童都能脱口而出的诗句么？我指的老祖宗的骨血，就是这些东西。新诗缺少的就是这些。有些人的新诗，现在是写得越来越长，虽是现代语言，也下功夫营造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现代人思想感情的意象，有的却写得越来越叫人不好懂了，这样怎么会有读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