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长篇小说：多焦视点与多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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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长篇小说：多焦视点与多重变奏


白 烨
　　从长篇小说近年的发展来看，总体数量在不断增多，各种写作此消彼长，从格局到走向，越来越难以全面把握和准确描述。2010年间的长篇小说，据从有关方面了解，出版总量大致仍在3000部左右。勿庸讳言，丰富又丰繁，庞杂又芜杂，已成为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定势。

　　2010年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其基本的构成，主要是两个大类，即以职业作家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和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写作。应当说，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因为偏重审美、注重突破，更多地体现了年度长篇小说的艺术进取；而类型化的长篇小说，因为偏于通俗、贴近市场，更多的意义在于满足多样的读者与大众的消费。有了这样的认知与界定，人们就不难理解，以传统型写作为主来观察与描述年度长篇小说的情形，既是自有情由，也是势所必然。

　　2010年的传统型长篇小说，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热点无多、波澜不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平稳前行、平实收获的基本状况。但具体地检视一番之后，又会发现，从年初到岁尾，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其实连绵不断，接踵而来。可以说，实有的收获并不菲薄，创新的路上也并不寂寥。

　　就创作方面呈现出来的特点而言，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题材的丰盈与丰繁、写法的多样与多元。乡土题材较之过去，更见视角上推陈出新；历史题材比之以往，更见写法上的自出机杼。此外，都市题材的不拘一格，边地题材的花样翻新，都以各自的突破，给人以新的欣喜。这种看取生活的多焦性视点、艺术表现上的多重性变奏，以及二者的交响回旋，使得2010年的长篇小说，既让人可读可评，又让人心生敬意。

　　乡土与大地

　　长期以来，因为乡土社会占据中国社会生活主流，以及乡土文学的传统深厚和影响深远，乡土题材写作一直是长篇小说中的主脉之一，不同时期都有突出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这使得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写作突破与艺术创新上，十分困难。但2010年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却在题材领域的延展、写作视点的出新上，让人们感到了不少的新意，看到了不少的亮点，如张炜的《你在高原》、朱晓平的《粉川》、关仁山的《麦河》等。这些作品或者超越传统的规范，在俯瞰大地、面向自然的更为广袤的意义上观照乡土，或者把看取生活的视角拉到最底层，以观念与艺术上的协同求新，来获得新的进取与新的意蕴。

　　张炜篇幅庞大、叙事宏大的《你在高原》，副题便是“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极言其踏勘大地、直面现实的特有品质。全书由宁伽的个人行状与人际关联串结起一个个故事，内蕴包含了历史的回思、现实的审视、乡土的踏勘、都市的体验，以及不同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文化人的思索。多人物的声像、多故事的意味，共同汇聚成了一部社会变迁史、人的心灵史的艺术长卷。每一部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总起来又嘲尽人情、摹穷事态，使得这一部长河之作具有着三气合一的鲜明特点，底气十足、元气淋漓、正气浩然。

　　曾以《桑树坪纪事》一鸣惊人的朱晓平，沉寂多年之后拿出了《粉川》，这是他的《苍白》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在传奇性的曲婉故事中，汇聚了十分复杂的人生内涵。“骡子腿”与女相好、马飞雄与女戏子、白三怪与小嫂子——几个男人在兵荒马乱之中不避汤火，奋然前行，而系恋他们、滋润他们的，却是身后的贤良可人、风情万种的各类女性。混乱的时势、浑厚的土地，上演着美与丑、情与仇、爱与恨、兵与匪、男与女相互博弈又相互依附的人间大戏。乡土文化与生殖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深切融合与自然流动，构成了作品浑象又浓重的特有文化底蕴。这部作品的好看之处与难评之处，都在于作品里的人情与人性，赤裸又赤忱；情爱与性爱，本色又本真。而且，乡土的粗粝与粗野、人性的元素与元气，融合一起构成了乡间生活的原生形态与自然流动，让你一眼难以洞穿，一言难以蔽之。

　　关仁山的《麦河》成功地超越了他此前的乡土题材写作。这部作品通过瞎子艺人白立国的独特叙述视角，以写实与写意相融合的灵动文笔，讲述了麦河流域的鹦鹉村上世纪初至今长达100多年的历史演进，包括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和百年的土地史，小麦文化和麦河流域的民俗、以及艺人“瞎三”自身的形象、贪官的落马、卖淫女的自救、曹双羊的发家史等等。这一切使得小说在对于乡土的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与描述上，不仅极有广度，而且卓有深度，还别有厚度。作品在保持现实主义基调的同时，不时透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善庆姑娘变鹦鹉，百岁神鹰虎子的三次蜕变，虎子对过去与现在的通晓、对未来的预知，人与死者通过泥塑对话等等，都使《麦河》呈现出一种魔幻般的神秘气息与浓烈的民俗风格，并与土地的异动、大河的流动、小麦文化的积淀等桴鼓相应，相映成趣，构成了一曲有关土地的炽情恋歌与深情颂歌。

　　边地与要津

　　长期以来，由于远离中原大地与中心都市，地理上属于边疆与边境的地区，既是游移于主流社会生活的边远之处，又是游离于主流文学写作的边缘之地。但在现当代以来，这种情形在社会演进与文学发展中，都有较大的变化与改观，边地不仅成为国家的要塞，而且成为文学的要津。这些年甚至在“西藏题材热”、“宁夏西海固作家群”等，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热点与焦点。2010年的边地题材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继往开来的。其中，宁肯的《天·藏》、范稳的《大地雅歌》、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作品，在边地题材的自出机杼与独辟蹊径上，因格外注重地域文化中的独特精神，各有其亮点，犹有代表性。

　　宁肯的《天·藏》书写不同人等的藏区生活，却选择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那就是由从佛教学者马丁格要与来自法国的父亲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对话”为主线，串结起一系列的“对话”。他们那谈锋睿智、内容丰饶的对话中，怀疑论哲学家的刨根问底的质疑、佛教信奉者深入浅出的答疑、西方哲学大师长于逻辑思辨的严密推理、东方学新锐善于形象联想的出色演绎，都显示得锋芒逼人，展现得酣畅淋漓。在马丁格和让—佛朗西斯科·格维尔父子“对话”之外，作品还让更多的“对话”同时展开或交叉进行。此外，还有藏人与佛学在“对话”，汉人与藏人在“对话”，人们与自然在“对话”，现实与历史在“对话”。身体与精神在“对话”，自我与存在在“对话”。“对话”是交流与交往，“对话”是生活与生存，一切都在“对话”中，“对话”构成了关系，形成了人生，组成了世界。通过这种表述方式，作者不但言说了无法言说的，表达了难以表达的，而且在一部作品里囊括了西藏的魅力、佛教的要义、精神的奥秘、人性的诡异等多重意蕴，让人思考不休，咀嚼不尽。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第三部《大地雅歌》，与他的前两部作品不同，以一种浪漫的风格回到世俗的人生，那就是用一段有信仰的爱情来诠释一个时代的风云。作者以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多种信仰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为题材，描述新旧两个时代不同的信仰状态和因信仰而造成的曲折多变的人物命运。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所有的人因为“爱”和“爱”的冲突——宗教之爱和世俗之爱，而互相伤害与被伤害。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出了三种力量的交叉碰撞：藏地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在藏地的影响力、性爱引发的自我拯救力量。而这样三种力量又贯穿于“爱”的主题中，具体化于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玛(玛丽亚)与格桑多吉(奥古斯丁)之间爱的关系中。范稳在这部小说中，力图对藏地文化去神秘化，对佛教去神圣化，写出藏地文化与佛教的悲悯情怀，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世俗经验，让男女之爱走向人类“大爱”。他为他的这些意向找到了一个好故事，而这些好故事也遇到了他的好文笔，一切都称得上心手相应，侔色揣称。

　　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从书名上望文生义，会以为是动物小说。其实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写狼不如说是写人。作品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支解放军测绘分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发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既真切地表现了为保护生态环境、拯救生态危机而战斗不息甚至付出生命的英雄，又无情地揭露了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破坏生态的恶人与恶行。作品由此既向人们发出警示：不能再无视自然与动物的存在，否则大自然就会以它们的方式来惩罚我们；又向人类自身发出诘问：贪欲与权欲有如瘟疫病菌，不加预防就会腐蚀肌体，并使人性变异。小说书名叫“可可西里狼”，其实有着深刻的用意。读了作品，就会知道：真正的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狼性。狼性一旦吞噬了人性，人就变成兽，变成魔，这比起狼来，不知要可怕多少倍。这是生物与生态的切肤忧患，更是人性与人类的忧深致远。

　　历史与个人

　　作为个体的人，必须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生活于一定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不同的社会阶段与历史时代，又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背景与环境，这使个人的人生演绎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因此，一定历史中的个人的境况、命运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反观历史、考察人性的重要参照，也成为文学创作中经常性乃至经典性的描写主题。2010年的此类小说，虽然为数并不很多，但却姚黄魏紫，各具其秀；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艾伟的《风和日丽》；由尹将军的私生女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艰难过程，审问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也审视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因为父亲身居高位后的难以由衷和自有苦衷，杨小翼及其生母杨泸的一生不幸与命运坎坷也就必然注定。渐渐地，作品又由杨小翼的命运坎坷，尹将军的舍情取义，以及相关人物的彼此影响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在政治至上、革命至上的那个特殊年代，“政治”对于人情的忽视，“革命”对于人性的漠视，由此实现了对过往历史的深刻回望与深切反省。乍一看来，似乎是尹将军影响了杨泸，杨泸又影响了杨小翼，杨小翼又伤害了伍思岷、祸及了尹南方、影响了刘世军。其实，从尹将军起始，每一个人都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他们都是被时代风云所裹挟，为社会潮流所冲刷，是历史悲剧中的个人角色。可以说，《风和日丽》是以杨小翼60年的个人遭际的坎坷，来透视革命历史60年的得失。人性百态与人生诸味，都在其中，不一而足，让人荡气回肠，引人深长回味。

　　张者的《老风口》在当年的马指导员讲故事、摆龙门的过程之中，以连长胡一桂的坎坷经历为主轴，展开新疆建设兵团26连十数年间可歌可泣的屯垦史，从而也折射了兵团人半个世纪可歌可敬的戍边史。在胡一桂那些看似异常又似乎背运的遭际里，人们不难读出他的包裹在突兀、莽撞外衣里的英勇无畏与敢于负责、任劳任怨与机动灵活，他以他的失察、失误，换来的是连队的发展、他人的幸福。也许从他的总是不合时宜的遭际里，我们还能读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军事化的兵团体制下，一个有个性的生命个体与讲服从、讲共性的强制性需要、集体性组织之间，存有的明显的矛盾与隐性的纠葛，以及置身这种矛盾与纠葛之后的顺应与探索、忍耐与坚持。在矛盾中前行，在困苦中奉献，把自己的青春挥洒在兵团的事业中，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新疆的屯垦中，这既是胡一桂这个典型人物的大半个人生的写实性素描，更是以胡一桂为代表的老一代兵团人的一个历史性缩影。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是以历史上的鼠疫灾难为背景的，但展开的画面却超越了灾难本身，可以说是借鼠疫这一灾难透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寻索“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因此，灾难面前的人性呈现成为作家最为看重、小说最为突出的内容。在鼠疫带来的天灾中，虽然也有伍连德那样力挽狂澜的英勇壮举，但更为常见的还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有人被吓坏甚至死亡，有人萎萎缩缩，也有人从容淡定，还有的人毅然奋起。在鼠疫造成的日常生活变异中，不同的人物都自然而然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也都顺理成章地演绎着各自的爱恨与情仇、危机中的生机、暗夜中的曙色、人性中的闪光。小说由市井图的精描细画与小人物的悲欢哀乐，再现了历史的一页，更留下了深长的意味。这种意味显然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普通人面对灾难的难以抗拒和惨烈命运，另一方面又是底层人由个体的隐忍构成的群体的坚韧。历史改写着人，人也改写着历史，这便是人与历史同在的原由。

　　罗伟章的《大河之舞》探寻的是巴人在历史中消亡的秘密。作者曾告诉人们：“我所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对现实人生的观照。我希望把历史和现实打通。”事实上，作品由一个女疯子的影响、三条大河的流变，串结起一个神秘民族的远古前史与近世故事。人类的困惑和突围、文化的传承和流失，以及神界和人界、传说和历史、荒诞与现实、政治风云和种族命运等，都成为一场场凄美而决绝的舞蹈，在三河流域和罗家坝半岛上隆重演出和黯然谢幕。作者对于罗家坝半岛及巴人后裔未来命运的描写，呈现出半是颂歌，半是挽歌的两难与困惑：看似热闹而璀璨的巴人遗址、观光农业、五星酒店、巴人街等，在强化着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同时，却也在加速着巴人文化的快速消亡。一个独特民族群落的“大河之舞”越来越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可以说，作品是一个民族群落与精神文化的纪念碑，由此悼念这过早消亡的民族，由此缅怀不该消失的历史，这无疑既让人唏嘘又引人反思。

　　都市与时弊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生活，基本是乡土一脉占据主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生活，重心一直在向大大小小的都市位移。这种时代的变迁与现实的境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使过去并不发达的都市写作蓬勃兴起，渐成气候。但也不言而喻，因为都市承载了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碰撞，乃至理想的打拼、欲望的博弈，从生活现象到人们内心，都呈现出一种驳杂与混合的状态，如时尚与时弊兼有、希望与失望并存，等等，使都市生活成为折射当下人生与现代人性的一面多棱镜。这使它既由此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新的变异，又体现着文学自身的新的进取。2010年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由“问题孩子”的角度切入当下都市，他是把生存环境看成一种特殊的“土壤”，通过少年张冲在学习与成长中，被家庭与父亲、学校与老师层层约制与重重打磨，从而变异成为一个“问题孩子”的过程，来反思传统文化与应试教育自身的严重问题。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本来都是亲人，但后来却成为路人，甚至成了敌人。这是压力的后果，也是培育的结果。张冲的悲剧是张家的悲剧，其实也是教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问题少年其实折射的是问题父母、问题老师、问题教育。这个作品不是简单的父与子的问题，而是把当下的很多现象，把如何对待人、教育人等很多问题融合进来。作品充满深切的反思与愤懑的反诘，但这一切都由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地带出，读来在引人入胜之中令人警醒，让人汗颜。

　　李师江的《中文系》也涉及了当下都市里的大学教育，以主人公师师的友谊与爱情为线索，描写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的生活。高墙之内的大学城是现代都市的小社会，在这里，学术与市场、清高与媚俗，自然而奇妙地混合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苦于应对。小说洋溢着青春气息，也流淌着幽默情趣，以一种不修边幅的真实，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既由师师、凯子与左堤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友谊与爱情、忠诚与背叛的相互纠结；又由理想主义和现实社会的冲突与博弈，展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也写出了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小说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具有一种逼真的生活质感，同时也以成长的回溯、自我的反省，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人生思考。

　　徐小斌的长篇新作《炼狱之花》以神女海百合与作家天仙子为两条主要线索，构成魔幻与现实相交织的叙事方法，但两条线索都指向社会文化生活的媚俗与混乱、势利与丑陋。单纯的百合在人类世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充分领略了尔虞我诈、欺世盗名、见利忘义、口是心非、指鹿为马、恶意中伤等人类惯伎，当善良无法阻止恶的蔓延的时候，她决定以恶制恶。而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天仙子始终与这个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终只能遭遇到冷落和凄凉。而她在女儿曼陀罗死后有感而发地说道：“我们从小被教导要追求真理，可是我现在倒是觉得，从现实出发，还不如学习如何制造比真理更合逻辑的谎言呢！”这是她的感言，也是她的失望，更是她的控诉。有了这样的真人真言与实话实说，《炼狱之花》便由浪漫与奇幻的艺术方式，直击当下的社会现状与文化现实。作品在体现作者潜在的智力与能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超常的胆识与勇气。

　　潘向黎的《穿心莲》，由一个知识“剩女”自身的情感经历与感知到的他人的情感生活，涉及到当下都市社会里最为常见而敏感的爱情话题。专为迷失在爱情和婚姻里的人们答疑解难的情感专栏女作家深蓝，因惨痛的情感经历早已不相信爱情，抱着“女人要自强”的观念和男友过着索然无味的同居生活。然而，一个向她发出求救信息的女读者，却迫使她重新审视情感的深不可测。原先清晰的，又变模糊了，原来坚定的，开始动摇了。在这看似退步的情形中，她其实更添了一份清醒，更多了一些自知。“没有自由的爱，没有爱的自由，我都不要”。这是深蓝个人关于爱情长考的最新答题，也是一个抛向女性与社会的严峻问题。作品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中，既诘问着爱情，又拷问着人性。

　　面对一千多部传统型长篇小说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学存在，以上在几个话题下选择的作品及其所做的简括评述，无疑是挂一漏万，有欠全面的。有一些特色明显又影响甚大的作品，如王刚的《福布斯咒语》(Ⅱ)、徐贵祥的《马上天下》、麦家的《风语》等，因难以归入上述几种倾向，未能予以论及；尤其是青春文学一脉基本没有涉及，而笛安的《东霓》、马小淘的《慢慢爱》、沈诗棋的《北京的朝酒晚舞》、米米七月的《肆爱》，实际上都以题材与题旨上的超越与拓进，使得青春文学呈现出之前少有的广义性、丰富性，并成为当代文学总体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至少把这样一些名家力作与新人佳作汇集起来，才谈得上对2010年长篇小说“以点带面”的概评。但毋庸讳言，即使是这样一个描述，也大致上可以看出，求新与多变，已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趋向与整体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