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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我的文学阅读记忆(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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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5 18:50:1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010:我的文学阅读记忆(洪治纲)


洪治纲
  2010年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求新求异的心态驱使下,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着“新世纪”这个充满期待的词语。文学界当然更不例外。于是,围绕着“新世纪文学”这一命题,批评家们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各种重要的学术会议,其议题也都标上了“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它隐含了当代作家们的一种告别仪式,即通过对“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全面确立,告别“新时期文学”被无限延伸的提法。

  年初,《钟山》杂志社还约请了12位批评家,对新时期30年来的长篇小说进行了投票,推选了《白鹿原》、《许三观卖血记》等十部优秀长篇,引发了媒体的广泛热议。不久,该刊又约请12位诗评家,评选出新时期30年来的十大诗人,包括北岛、西川等人。本人认为,这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大跨度盘点,颇有些为新时期文学进行“总结”的意味。

  的确,“新时期文学”已经30年了,它已拥有了与现代文学相同的历史长度。终结它,既有现实的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毕竟,十年来的文学发展,已经呈现出很多新的变化,譬如网络文学尤其是类型文学的全面崛起,文化消费主义和市场化机制的日趋成熟,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感性主义写作的普遍流行……这些,与以启蒙为主调的新时期文学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让当代文学从“新时期”摆渡到“新世纪”,或许并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求新”冲动,而是让我们在面对文学的整体发展时,更为慎重地辨析新世纪十年来的文学变化。

  2010年的文学书籍,呈现出某种钟摆式的实践特征,即虚构与非虚构的双向努力。

  在虚构性的文学创作中,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潘向黎的《穿心莲》、陈河的《布偶》、里程的《气味》和徐则臣的《水边书》等长篇小说,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审美体验。它们或写历史,或写现实,自觉撇开了各种生存表象而直入人心。像《白雪乌鸦》叙述了哈尔滨历史上的一场鼠疫灾难,但作家并没有过多地沉溺于死亡的恐惧,而是让众多人物穿梭在坚硬而荒寒的现实中,继续着他们的爱恨情仇,以生命特有的活力和韧性,在异常宽广的精神视域中,彰显了国人对“活着”的理解。《气味》则深入到一代人的青春中,展示了“新三届”从奔走到逃离的心路历程。他们曾经为革命理想而赴汤蹈火,最后却在喧嚣的启蒙中纷纷远离故土。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在这段裂变性的历史镜像中,他们一直活跃在社会的最前沿,以生命的自我裂变注释了历史的华丽转身。《布偶》和《水边书》也同样如此。在那里,喧嚣的历史记忆与个体的青春成长,构成了无数难以言说的生命之痛。

  《少年张冲六章》以张冲的畸型成长,向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伦理关系和人性启蒙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太阳黑子》则以漫长的赎罪行为,为底层平民的温暖人性打上了耀眼的光斑。《穿心莲》以一个都市现代女性的爱情为载体,于唯美而凄婉的语调中,道出了浪漫的自我与纷乱的现实之间迷离而纠结的状态,并对现代性提出了别样的反思。

  在中短篇小说中,作家们更加醉心于感性生活的营构。像苏童的《香草营》、铁凝的《春风夜》、冉正万的《纯生活》、薛忆沩的《母亲》、须一瓜的《义薄云天》、魏微的《沿河村纪事》、钟求是的《最童话》、洁尘的《酒吧》、张悦然的《一千零一个夜晚》、路内的《弟弟,你慢慢跑》等,都不再过度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而是倾心捕捉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舒缓的盘旋和精细的铺展,尽显各种丰盈的生命情态。这种对感性生存的倾力书写,打开了那些被日常生活经验所遮蔽的生命质感,也折射了当代作家敏捷而灵动的艺术想象力。

  与此同时,范小青的《生于黄昏或清晨》、盛可以的《白草地》、孔亚雷的《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徯晗的《黎明之刃》、肖勤的《金宝》等中短篇,则将笔触直入生存的吊诡之处,或对荒诞的境域进行哲学式的追问,或对现实的无奈发出尖锐的质疑,或对乖张的人性进行明确的反讽,体现了作家对个体生存及其命运的深度思考。

  但是,本年度更令人关注的,是一些非虚构的作品。如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的《羊道·春牧场》等等,都以真实的生活经历为依托,并大量融入作家主体的人生经验、个人思考。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不太一样,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追求事件本身的宏大特征,而是更多地青睐于创作主体在事件过程中的内心感受和体察,并将“我”置于公开袒露的位置上,从而体现出极强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像《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和《既贱且辱此一生》,像回忆录,但比回忆录拥有更多的感性叙述,也呈现出更多的细节性还原,对主人公的心路交待尤为彻底。

  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通过“我”的特定感受和理性解密,往往以小见大,对现实生存中的某些重要现象,提出颇有价值的思考。像《梁庄》,通过“我”在家乡的走访,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沉重和无奈,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思考。而《中国,少了一味药》则以作家自己卧底于传销组织中的亲身经历,鲜活地演绎了这颗社会毒瘤之所以屡除不灭的缘由,它既有邪教般的灵魂淘洗,又有人性欲望的疯癫表演,读来令人惊悸且又发人深省。

  2010年,让我颇为惦念的,还有两本小书:李敬泽的《小春秋》和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前者是一本机趣横生而又意味无穷的随笔,作者微言大义,以古讽今,举重若轻之余,深得王小波的神韵。后者则展现了一位文章老手的狡猾,它通过一种若隐若现的回忆,借助浓烈的悲情主义,再一次完成了余秋雨极为高超的自我表扬之技法,前人少见,后人恐也难有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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