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网络写作 会让文学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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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网络写作 会让文学消亡

  广州日报

　　因新作《刺猬歌》的出版，张炜再次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近日，他又因获得美国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而被美国媒体追踪报道。由于张炜是亚洲地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代表性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作家，其获奖的消息迅速在国内传开。近日，记者在张炜获奖后第一个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对获奖不太看重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这次获得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颁发的大奖？
　　张炜：得奖的事暂时不愿多说，有人怀疑这是为新书炒作，因为获奖词里一句《刺猬歌》也没提嘛。另外，正式获奖证书文本据说要月底才来，现在网上的都来自美国媒体，又转得走了样子。出现在网上的只是一个送达的副本，相当于通知书，不能算是正式的证书。我本人对非专业机构的奖不太看重，也不了解这个委员会的情况，虽然也感谢对方的好意。
　　“刺猬歌”是一种意象
　　广州日报：您能解释一下《刺猬歌》的名字来源吗？
　　张炜：在东部沿海有关于刺猬的许多传说。这是一种十分可爱的动物，我曾经在家里饲养过它们，小时候也听了很多它们的故事。
　　刺猬唱歌时一般要选在一个明亮的月夜，那会儿是群声齐发。它们的歌唱一般来说传达了美妙的预兆，如财宝现世，如爱情到来，诸如此类。总体上说，“刺猬歌”这三个汉字传播出一种意象，由它统领全书。
　　作协主席大概不算领导吧？
　　广州日报：一些作家，在走上作协的领导岗位后，常常由于忙于作协的事务和管理工作而无暇写作。《刺猬歌》用4年写成，是否与此有关？
　　张炜：作协主席大概不算领导吧？我主要是专业创作，即读和写。我写作不慢，正经写时，一天两千多字没问题。
　　纸笔比荧屏更温暖
　　广州日报：到目前，您已经为读者奉献了800多万字的作品，听说现在您还是用笔来写作，是吗？不用电脑？
　　张炜：我可能写得有点多了。其实文学应该做的恰恰是要慢下来，越来越慢才好。笔和纸当然是这个时代的宝贵之物，它们比起冷漠的荧屏来，当是很温情的东西。依我看，纸与笔较有可能让现代写作者耐住心性，并且在其中再次找到文字的那种非同一般的特异感受。
　　广州日报：现在网络文学也很火爆，你是否赞同“网络写手可能会抢走作家饭碗”？
　　张炜：网络写作是不同的写作，也有它的优长。从古到今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工具变得越来越巧妙越来越灵便，文学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品质也在改变，但却不一定是越变越好了。其实文学写作无非是这样：用文字组成意趣，它一句话的巧妙，思想的深邃，着一字而牵连大局――这一切都得慢慢想才行，要一直想好了，再记下来。这个过程太快了不行。速度快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催促和破坏思想了。
　　显而易见，现代写作工具的速度在催逼艺术，催逼它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粗糙的艺术。实际上，许多古老的艺术门类就是这样，它一旦离开了对原有的生产方式的维护，背弃了这种方式，也就开始踏上了死亡的道路。它会慢慢消失。文学似乎仅仅是一种写在纸（竹简、帛）上的、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个事实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出惊呼，说文学阅读正在被其它的方式所取代。他们这是在悲叹文学的命运，它极有可能迎来的最终的消亡。
　　如果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没有了文字和语言的深刻感受，没有了关于它的快感，文字和语言就真的只能成为一种代码和符号，它在使用中也就与一般的现代传媒没有了根本的区别。既然没有区别了，文学又如何能够存在、如何具有存在的必要呢？
　　作家如果进入单纯的商业竞争，就完了
　　广州日报：《刺猬歌》中，强权和金钱对人的压制和腐蚀在作品中展露无遗。为什么写这么尖锐的现实冲突？
　　张炜：我说过：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对不义应耿耿于怀。作家如果进入单纯的专业竞争，或者更等而下之，进入单纯的商业竞争，那样就完了。文学面对的是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一颗心，是这二者。不然就会哼哼唧唧，为风头、为卖而写。
　　今天，人活着竟然无法谈论清洁和贞洁，过去是最基本的、是人生的底线，而今却变成了最难的、最高最苛刻的道德要求。类似于我写到的故事――背叛和杀戮、剥夺，人们已是见怪不怪，视为常态。没有办法，只要写作，仍然还得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的心。
　　为市场写作是平庸的
　　广州日报：有人忧虑文学“深刻是否过气，忧虑已经过时”，你怎么看？
　　张炜：我们都不喜欢让文学作品成为简单的、图解的、传声筒式的写作。可是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类写作的传统和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这种平庸源远流长。
　　这种平庸有时也会尽可能打扮起来；或者干脆以反面的立场来展现这一切，将作品写成类似于批判稿那样――不管怎样，这仍然还是平庸的。
　　还有可能掉入另一种平庸的陷阱，即为了市场而写作。商品市场、卖点，已经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构成了最直接的干涉，而且已经是赤裸裸的了。
　　《刺猬歌》，小众的赏品
　　时代不是浮躁吗？那就用大定力对付它；文坛不是无常怪戾吗？那就用最传统的劳作心对付它；时尚不是最浑浊最粗鲁吗？那就用清洁癖和工匠心对付它；势利客不是总盯着洋人和热卖场吗？那就用自家写作坊银匠似的锻造去拒绝和抵御它，心无旁骛。张炜用新作《刺猬歌》实践了上述想法。
　　小说确实够奇够畸，其中的人物大都带有兽性，刺猬精、野驴、花鹿、黑鳗、兔子、狐狸、鱼精、老獾等，附在不同人的身上呈现出纷繁的精神世界，延续了张炜不甘庸俗的写作风格。
　　小说的主人公是廖麦和美蒂。廖麦大学毕业后，因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索性抛弃工作回到田园与美蒂沉入温柔乡。不过，廖麦的晴耕雨读梦是个奢望，土地被急剧膨胀的工业大块大块地吞噬着，企业家唐童疯狂地挖金矿，与洋人合作盖紫烟大垒，还在海岛搞起旅游区。权钱面前的人像磁铁旁的细沙一样毫无抵抗力，就连爱妻娇女都倒向了有两世血仇的对手。廖麦螳臂挡车式地坚守着，可浩浩荡荡的历史车轮将他轧得粉碎。
　　精神问题，始终是严肃作家关心的焦点。当下，物欲涤荡着世界的角角落落，将人们甩入癫狂与迷茫的漩涡中。张炜用近乎玄幻的手法和神秘的故事，诠释了他心中的“刺猬时代”：抱着时难受，扔了又舍不得。这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考量着人类的智慧与勇气。
　　张炜在海边林子中长大，对自然和动物有着梦魇般的爱恋，但现在的家乡变得物不是人也非。他想借着廖麦对工业化与全球化的抗争构建一个理想国度，可追求来追求去，最后还是没能免俗，所谓的“晴耕雨读”，在引领潮流的西方早成时髦。
　　与当下许多小说不同，《刺猬歌》没有哼哼唧唧的口水话，凝练的语言和紧凑的情节容不得读者三心二意、一目几行。面对这本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认真，要么放弃。《刺猬歌》不是为卖而写，没有照顾多数读者的情趣，这也恰恰暴露了表达力的欠缺。《刺猬歌》可能会获得同仁的喝彩，也可能进入文学教科书，但它始终局限于小众范围内，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 （天佑，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