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能当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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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能当评论家？
汤大民 中华读书报 2005年09月14日
　　有位中文系学生问我：“什么样的人能当文艺评论家？”我不是评论家，更不是评论家的评论家，无能作出正面回答。但我记起了曾读过两篇古文，似乎与什么样的人不能当评论家有关。于是，我说：“如果知道了什么人不能当评论家，然后采用排除法，也许能找到答案。”

　　我读过的那两篇古文，一篇是元人舒岳祥（1219—1298）在至元十五年（1278）九月写的《俞宜民诗序》（见1915年嘉业堂校刊本《阆风集》）。舒氏此文是谈诗的。他认为：“作诗难，评诗尤难。”“尤难”在要何处呢？在于：“必具真识而后评之当，必全正气而后评之公。”因此，他强调在那些“喜以文人自任，而辄以诗家予人”的所谓文人中有四种人“莫之评”，不能当诗评家。他们是：富贵者、贫贱者、少锐者、衰老者。为什么呢？他说：

　　盖富贵者真识懵然，大以科举寸晷之长，猎取显仕，一生学问不出是矣，安能剂量诗人之铢两也。贫贱者正气索然，酤边炊畔，毁誉失真，安能为人轩轾乎。不特评之者之妄，而求之者亦甚微薄矣。少锐者真识未定，新涉笔墨行间，安知古人之要眇。雏鸟习飞，自谓已冥鸿举矣；肆口谈论，固先生长者之所羞也。衰老者正气已耗，方畏人之议己，而求所以自媚于后生者，故立论多恕，而拟人非伦。

　　舒氏所列举的四种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混迹于文艺圈子里的学识浅薄的官爷、腕爷、款爷，位卑贫寒还未混出名堂的小文人，少年得志不知天高地厚的“新秀”，以及有了名望中庸自保的文坛耆宿。这些人不是没有“真识”，就是丧失了“正气”，既“不能以知人”，又“易至于失己”，让他们来评诗论文，还有什么“公”、“当”可言！

　　我读过的另一篇古文，是中学生都熟知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是一则关于如何修明政治的故事，但故事中的邹忌用来讽谏齐威王的喻体——事由，却关乎审美问题。邹忌与美男子城北徐公比美，两次照镜子都自感不如，于是就问他的妻子、妾和来访客人，谁知他们异口同声认定他“美甚”，徐公远不如他。邹忌因之失眠，终于悟出：“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邹忌是政治家，他由此推断出国事不能听信这三种人的甘美之言。如果我们借此看文艺，会怎样呢？文艺评论面对的也正是孰美孰丑、扬美去丑一类问题，如果“妻”、“妾”、“客”们一个个都是评论家，由他们出于“私我”、“畏我”、“有求于我”的目的，来评作家、论作品、判断文坛是非功过，可以想见，那将会闹出多少唯上唯私、逢迎拍马、颠倒美丑、混淆黑白的坏事、丑事来啊！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说至少有“七种人”是不能当评论家的。不过，“妻”、“妾”、“客”们生活在2300年前。舒岳祥说：“每见近时诸君，……往往不出四者之病。”他的“近时”的“四者”，距今也700多年了。古人已逝，今天来谈论他们还有意义吗？遗憾的是，精神的存在往往是超越时空的，比肉体存在更长久。这“七种人”的幽灵似乎还游荡在今日的文坛上。一生学问只有一块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不知“诗有别裁”，不懂文艺规律，却在月旦是非、判断生死、指导文艺走向，绝迹了吗？某些小报“娱记”、“传记”写手，人穷志短，自轻自贱，探抉隐私，杜撰花边新闻，以追星炒作、攀龙附凤为能事，不正是“正气索然，酤边炊畔，毁誉失真”的“贫贱者”的现代版吗？那些“××年代”、“后后现代”的才子们，粗通文墨（甚至未通文墨）就以评论权威自居，动辄打倒经典、粪土前贤，甚至辱骂鲁迅为“老石头”，务欲“搬倒”而后快。“雏鸟习飞，自谓已冥鸿举矣；肆口谈论，固先生长者之所羞也”，不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吗？有些名家、“泰斗”以“奖掖后进”自任，很喜欢为青年人的著作写序，序中说的都是好话，什么“前沿力作”、“扛鼎之笔”、“文坛新星”、“后生可畏”……比比皆是。可读了文本，又是一个“绣花枕头”，那些好话只不过是包裹稻草的“枕套”而已。你也许会纳闷，老人家为什么如此不实事求是呢？“衰老者正气已耗，方畏人之议己，而求所以自媚于后生者。”呜呼，“后生可畏”者，畏后生之议己也！至于“妻”、“妾”、“客”们颠倒美丑的事，在今天也并不罕见。一位著名的文学博导，属下的硕士生、博士生往往不下百十人。这些学生没有不把导师的著作奉为圭臬、叹为观止的；即使导师的文句不通，也会被说成是独创的文风，导师的东剽西窃，也会被美化为“博古通今，学贯东西”。在同学之间，背后虽常有“相轻”的嘀咕，但公开对外时，却都会为师兄师妹的文章、作品齐声同唱赞歌，相互扶持一把。文艺评论的兴盛离不开文艺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但在今天的文评界，流派意识不浓，“小圈子”风气却有迹象。“小圈子”，不是出于对文艺宗旨、理念、振兴文艺的目标的认同而同气相求、互相磋磨，而是出于“私我”、“畏我”、“有求于我”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圈划线，圈里的，一切都美，丑也是美，圈外的，一切都丑，美也是丑……

　　文艺评论是文艺评论家们写出来、说出来、“敲”出来的。评论家的素质决定着文艺评论的质量和走向。近年来，标榜文艺评论的文章和专著，面世的数量并不少，但很少见到独创的、深刻的文艺思潮论、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很难听到由衷的、坦荡的、中肯的抨击时弊的忠言、诤言、谠言，那种五四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曾高扬的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开风气之先、导文学新路的理论勇气和理性自由，那种傲立潮头、呼啸奋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风采，似乎也已“春去也，更无消息”。黄钟声稀，则瓦釜雷鸣。于是乎，评无真言，论不及义，假大空套，累牍连篇；或兜售假冒伪劣，或鼓吹“身体写作”；捧红“美女”，制造“神童”；排斥崇高，亵渎神圣；热衷“一地鸡毛”，拨弄文坛是非……不能说这些不良现象已成主流，但其妨碍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的严重负面效应，却不容忽视。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那七种幽灵的阴魂不散，能说不是根本的原因之一吗！

　　据我所知，中文系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毕业后，除了个别人可能当诗人、作家，大多数会跨入评论界或当文学、艺术教师。他们是文学评论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希望所在。不做“莫之评”者，不因“私”、“畏”、“有求于”人而丧失文格、人格，努力于“具真识”、“全正气”、求“公”“当”，这就是我从古文中找来的对那位学生的回答，正确与否，仅供参考。因是与当代青年对话，文中不涉及当前，如有不当、不敬、僭越之处，也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