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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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批评

  文艺报 贺绍俊

　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媒体的时代，特别对于处在社会主流中心位置的城市来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可以说一切公共或个人的生存活动，都需要通过媒体作为中介，而媒体出于自身的需要便充满了攻击性，它无限扩张自己的话语霸权，强行侵入各个领域，文学自然也不会幸免。看一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轨迹，不难发现，媒体充当了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一种文学时尚的兴起和消退，都与媒体有很大的关系，诸如媒体的副刊热带来散文热，副刊对小情趣的需要又造成小女人散文等文体和文学趣味的流行；还有新写实主义、官场小说、“80后”文学、底层文学，甚至美女文学、小作家文学，等等，其之所以形成气候，都离不开媒体的炒作。   
　　媒体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同义词，这就是消费时代。媒体时代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就是消费的不断膨胀。而消费的心理基础则是人的欲望的极度释放和扩张。欲望至上，更加速了理性主义权威的消解和颠覆，既然理性主义权威被彻底颠覆，那么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因此，在当代消费时代，文学批评便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也许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比方说，欧美这些年出现的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学术趋势，从社会环境的视角来分析，就不排除这方面的因素。   
　　但这只是文学批评目前遭遇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媒体具有一个消化功能极强的巨大的胃，它可以吞噬性质各异甚至与自己完全相佐的物质，以一种狸猫换太子的颠覆方式，变成与媒体终极目标相一致的东西。于是，媒体也对文学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它需要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权威面貌、理论色彩和评判立场，但支撑这一切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却被阉割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媒体的实际利益。随着国内媒体大战，促使媒体批评迅速发展起来。媒体批评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文学批评变成了公众化的角色，而另一个结果便是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误解，以为媒体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全部内容，媒体批评的强烈光芒遮蔽了其它的批评活动。很多时候，人们对媒体批评表示出不满，便把这种不满倾泄到所有批评家的身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有人将媒体批评的特点归纳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即非历史化）、青年性（即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或挑衅性）、宣泄性、普及性（即大众性）。   
　　媒体与消费的合流，形成当下的文化主体，他们对文学批评采取的是一种收买的政策。收买的结果是造成了许多变异的批评活动，同时也使得批评有可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批评格局发生倾斜，一些批评者选择文学批评的动机便带有更多的实用性。   
　　对于一个文化建设环境比较完善的国家或社会来说，文学批评的格局应该是多元的、立体的、系统化的，也是充满秩序感的。既有媒体批评的空间，又有学院批评的空间，也有主流批评的空间，它们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构成批评的合力。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营造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文化建设环境。而对于文学批评自身来说，也许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加强学理性，一是张扬起文学批评的理想精神。  

　　中国社会的媒体   
　　媒体批评是媒体与文学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媒体批评受到的攻击和贬斥多于对它的褒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媒体批评基本上是站在媒体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文学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立场与文学立场是难以统一协调起来的。但进一步追问下去的话，就发现我们对媒体与文学的关系的判断是充满偏见的，至少对媒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所谓媒体批评，是指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对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进行评说的文章。媒体批评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大概也就是新世纪前后的事情。2000年3月的《文汇报》登载了一组专门讨论媒体批评的文章。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从1999年传媒掀起的“批判热”说起，认为一种新的批评——媒体批评已经出现。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一文则谈到媒体批评出现的必然性、媒体面目的暧昧性和建设媒体批评的必要性。其后，不少讨论媒体批评的文章见诸报端。但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对于媒体批评的准确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晰。事实上，这个媒体批评中的媒体并不是指所有的媒体，而仅仅是指“大众媒体”。更重要的是，即使限定在“大众媒体”，具体到实际之中时，仍会发现这个“大众媒体”的指称是暧昧不明的。人们心目中所认同的“媒体批评”可以是指类似于《新京报》《北京晚报》上的文章，而不会是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造成定义不清晰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媒体的特殊性。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统一在市场法则下。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这对中国的媒体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它影响到媒体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服膺于市场法则，而且要服膺于意识形态法则。在双重法则面前，由于运作机制的区别，不同的媒体就会有偏重于市场法则或偏重于意识形态法则的区别。例如前面提到的《新京报》和《人民日报》，前者就偏重于市场法则，后者就偏重于意识形态法则。   

　　时尚化批评与实质性批评   
　　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中国的媒体。特别需要区别对待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大众媒体是文学的敌人，小众媒体则是文学的亲密朋友和合作伙伴。中国目前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还有专业性的文学报纸，如《文艺报》《文学报》，它们的受众量并不很大，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真正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不是那些大众媒体，而是这些专业性的文学报刊。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应该发挥大众媒体的强势作用，因为大众媒体拥有最广大的读者，如果大众媒体与文学联合起来，文学就会扩大自己的影响。我只能说，这纯粹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有人以为如果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一篇评论某部文学作品的文章，就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读这部文学作品，事实上也许大众基本上不看这样的文章，他们在地铁里或者斜倚在客厅沙发上快速浏览厚厚一沓叠报纸时，他们的目光对这类文章连标题都不作片刻的停留，径直凝视在那些社会八卦新闻或明星们的绯闻上。大众媒体必须满足大众的消费口味，因此只能将自己定位于人的感官层次，所以，如果某部文学作品被大众媒体看上，某位作家被拉去做大众媒体的嘉宾，这对文学作品或作家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文学从来就是小众的事情，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后现代特色的娱乐化消费化的社会，文学更与大众无关，它只会在小众的范围内传播。当然，我不排除还存在着一种大众文学，它也是一种文学样式，但它属于大众文化范畴，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大众媒体作为社会的强势话语载体，也会影响到文学的思潮和文学的时尚。文学应该保持对大众媒体的警惕，有意识地摆脱大众媒体的影响。摆脱大众媒体的影响，也就是摆脱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另一方面，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有的生存环境极其低下。我们应该努力为它们呼吁。当然，改变它们处境的根本途径在于国家文化政策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说，应该立足于中国新二元社会的特殊性，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良性的媒体生态环境。   
　　最后我想再回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这个话语上来。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离不开媒体，但不同媒体上的批评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不应该以媒体批评的概念笼而统之地抹杀其区别。因此，我将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时尚化批评，而将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是建立在消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它抢人眼球，热闹轰动，但它不触及文学的实质；它会影响到大众的文学兴趣，却不会影响到文学性的消长。实质性批评是建立在精英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它静悄悄地出现，甚至出来就被人遗忘，但它触及文学的实质，它能揭示文学的走向，弘扬文学的精神价值。人们一般都将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这两个概念对举。我认为这两个概念并不能有效地描述文学批评现场。媒体批评和学院派批评这两个概念也不属于同一个概念族群，媒体批评是从批评载体来定义的，学院派批评则是从批评者身份以及批评者的学术立场来定义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身处媒体时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传播都离不开媒体，区分媒体的不同类型，进而也区分出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才是真正的有的放矢。当然，从文学的立场出发，我们更应该重视文学专业报刊上的实质性批评。虽然在社会这个广阔的空间内，实质性批评的声音显得很微弱，但这对于文学来说绝不是无关紧要。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在文学自己的空间内清除那些不必要的杂音，让实质性批评的声音更为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