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商量加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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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商量加邃密
夏志颖



          晚清以降，现代意义上的“词学”开始建立，词之起源、声律以及词作品评、词史建构等方面都出现过许多极有创获的论著，词学研究相对热门的态势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然而，当我们检讨近来的学术成果时，却发现太多的研究者热衷于理论的探讨，而其“劳动”又难免因袭或蹈空之讥，在“显学”光环笼罩下的词学研究特别是宋词研究似乎走进了一个看似热闹其实沉闷的怪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兆鹏、王可喜、方星移三位作者推出了《两宋词人丛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丛考》)，将目光集中在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证上，这可谓是宋词研究避热就冷，从理论阐释向实证研究的一次回归。
　　《丛考》是王兆鹏先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由24篇独立论文组成，共考察了两宋41位词人的生平事迹，举凡词人之家世、生卒年、仕履、交游和作品的辨伪、系年、辑佚等都有涉及。应当承认这些词人中的大部分并不是宋代的重要作家，但几位作者并未因此就忽视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与考辨，而其价值与贡献也就在这些梳理与考辨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首先，必须予以表出的就是书中考辨的精审。如关于词人王观与王仲甫的身分，历来存在疑问，针对这段词学史上的公案，《王观考》与《王仲甫考》二文利用墓志等资料作了细致的考辨，并在《王仲甫考》中专列《王仲甫与王观辨》一节，指出“二人生于同时，均有贬窜经历且时间相距不远；行事风格相仿，均负放旷不羁之名；文集名仅一字之差，一为《冠卿集》，一为《冠柳集》。凡此种种，为人混淆自属难免”。又从籍贯、家世、及第时间、交游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二人的不同，如此清晰明了的总结足以解读者之惑。又如《张元干年谱》一文，洋洋十几万字使张元干这位两宋之交著名词人的事迹发覆无疑。仅其中对张氏文集版本叙述的部分就引书20余种，不啻为一篇详明的版本考。文章考出《芦川词》宋本三种，明本七种，清本一种，《芦川归来集》版本十多种。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只是简单罗列了各种版本，而是对其中的重点有所评骘。“四库馆臣见所传钞本《芦川归来集》系残缺本，遂据《永乐大典》重新衷集成帙，与钞本互相校勘，删其重复，补其残缺，定为十卷，而将禅家疏文，道家青词悉从芟削。然青词中尚有不少珍贵资料，且宋人别集例收这类疏文、青词，四库馆臣于《芦川归来集》不收入钞本所载之青词，殊为可惜。又宋本不收词，而此辑本收词并作三卷，亦失宋本原貌。”常见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芦川归来集》也有不少问题。如未参校宋本改正避讳之字，对其底本碧远楼刘氏钞本的夹注随意取舍，辑佚不全等，因而难称完璧。在各种电子检索日渐方便快捷的今天，考证类的文章做起来似乎容易了许多，但当各种资料相互抵牾难以选择时，作者的功力也就决定了考辨的质量，而这种功力却不能通过电子检索获得，其来源只能是对史事的熟稔及基于此的史识与眼光。据《乾道四明图经》卷一二《太守题名记》等资料可知周邦彦于政和五年知明州，六年离任。而《清真集校注》一书所附之《清真事迹新证》则因周邦彦于政和六年曾在山西隆德府作《田子茂墓志铭》否定了《乾道四明图经》的记载。对这则相同的材料，《丛考》中《周邦彦生平订补》一文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择以政和六年五月初三葬”的“择”字可理解成“是撰写墓志时预定的日期，而不是落葬后的日期，也就是说，‘政和六年五月初三’应是政和四年田氏卒后其家属请周邦彦写墓志时选定的吉日”，并提醒读者“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唐宋人写墓志时，下葬日期常留作空白，只说‘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到下葬时由墓主亲属填上落葬的具体年月日及葬地。”虽然作者自谦“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显然，这样的推测非熟稔史事者不能为。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丛考》立足于文学研究的特色。兆鹏先生曾在一篇访谈中道出了他从事这个课题研究的目的：“宋代1400多位词作者，有一大半人的生平事迹不清楚，有的连大致的生活年代都没有确定，至今也没有人作过全面的考证。众多词人的生活和创作年代不清楚，词史的具体进程也就无从弄明白。所以，我今年申请获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词人丛考》，就是对两宋时期生平事迹还不清楚的词人进行全面系统地考证，力图为今后词史的深入研究构筑一个比较坚实的平台。”以此来观照这部《丛考》，便可见作者用意所在。如南渡词人王以宁，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王周士词提要》谓其人“勇而有谋”，其词“句法精壮”，“无南宋浮艳虚薄之习”。然其人与词的关系究竟如何，读者仍不得而知。王以宁《满庭芳·邓州席上》词云：“醉高歌起舞，唤起人龙。我自人间漫浪，平生事、南北西东。辞公去，寒眸激电，曾识小安丰。”《王以宁考》一文考出此词作于建炎四年秋，时王以宁转战至邓州。读者知道了词作的创作背景，对其中豪宕的词气自会有更深的体悟。又如《张元干年谱》“大观四年庚寅(1110)，二十岁”条目下考出是年张元干与多位江西诗派中人结社交往。“此次结社，以徐俯为领袖。”“结社诸人，时相过从唱和，不仅切磋诗艺，亦唱和词作。”这里的考证不单使读者知道了张元干的事迹，而且对了解江西诗派诸人的活动亦有一定的价值，张元干“因与江西诗派渊源深厚，故其诗文皆受江西诗风的影响”的判断也因此令人信服。从《丛考》一书也可看出几位作者对词作考辨与系年的重视。《王仲甫考》不避烦难，通过细致的考辨使王观与王仲甫的一些互见词有了确定的作者，而且对另外一些应当两系的词也一一指出，词史上的这笔糊涂账至此才算有了着落。其它诸篇也为各人的作品做了尽可能准确的系年。以上种种都使史学考证与文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兆鹏先生所说，文学研究有了“坚实的平台”，考证的意义也随之凸显无遗。
　　当然，没有哪部学术著作真的无可挑剔。如《张元干年谱》以为李弥逊的别业筠庄落成在绍兴十年，故系张元干于此相关的《宝鼎现》词于是年。但四库本《筠溪集》所附《李公家传》说李弥逊绍兴“十年请祠，归隐连江西山，膀其别业日筠庄，自号筠溪真隐”的话并不完全可靠。《筠溪集》卷一六有《近报陕右大捷继闻王师遂平建寇用高字韵》诗，“陕右大捷”指绍兴元年宋金和尚原之战，“建寇”谓建州范汝为之乱，乱平在绍兴二年，故此诗必作于其后不久。此诗后第二首《归自筠庄得似表弟晚步高字韵继和》乃次韵前诗之作，故后诗亦当作于绍兴二年，是时筠庄当已建成。同卷《送似表弟还乡》云：“话别几年一月留，离歌还起楚江楼。往来笑子蚁旋磨，得失顾予鱼中钩。雍齿且侯真戏事，冯唐已老盍归休。凭君为扫筠庄榻，要着南来新白头。”据诗意，此诗当作于绍兴二、三年间李弥逊知饶州时。《宋史·李弥逊传》和《李公家传》都肯定李弥逊绍兴十年后再未出仕，若谓筠庄建于十年，则与此诗意矛盾。因此，系张元干《宝鼎现》词于绍兴十年似有不妥。《尹焕考》引《咸淳临安志》与《宋史全文》证明尹焕于淳占七年除左司郎中，并疑吴文英《凤池吟·庆梅津自畿漕除右司郎中》词题有误，这自然正确。不过此处似还可补充一则材料，即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徐霖伏阙诋史崇之”条：“帝令左司尹焕面留之。”此条夏承焘先生《吴梦窗系年》已引，可供参考。
　　兆鹏先生在《丛考》的后记中介绍了自己和几位访问学者及学生共同写作此书的过程，其培养考证新人的良苦用心不觉让人想起学术研究“薪尽火传”的话头来。其实，对于这部书稿，无论是把它看作为学生的答卷，还是把它看作为教师的示范，都对弥补当下词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失衡局面具有启示意义。至于研究词人生平事迹的具体方法，兆鹏先生在其《词学史料学》一书中已作过精彩的阐发，如果读者能将其与《丛考》合观，相信必有所得。同样，笔者也相信，案头常备此书的不会也不该仅仅是宋词的研究者。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