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作家群体的深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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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作家群体的深度阐释
欧阳光明
关键词 《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洪治纲 著)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日趋多元，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代际冲突”逐渐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创作也不例外。这种“代际差别”最突出地体现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出生的几个重要作家群中。他们不仅在叙事内容上表现为宏大叙事和使命意识的不断弱化，个人化意愿的不断增强，还在叙事形式上体现为或崇尚写实风格，或追求现代手法，或迷恋于碎片化细节等不同的审美特质，同时也折射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观念。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种“代际差别”，实际上隐含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和成长记忆对人类精神的潜在规约。正因如此，洪治纲的新著《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在直面不同代际作家之间差异的同时，选择了在中国当前文坛最为活跃的主力群体——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审美特征、外部联系以及内在走向进行系统性、动态性的考察，展示了他们开阔的精神视野、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积淀、鲜明的自我意识，分析了他们所拥有的敏捷的艺术感知力、对叙事技术的多向度探索，从而令人信服地道出了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如果从代际群体上来考察，成长经历和童年记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儿童心理学专家皮亚杰，还是精神分析学专家弗洛伊德、荣格，都曾强调童年记忆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影响。国内外的文艺心理学也充分吸收了这一观点。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洪治纲就是从心理学的这些相关理论出发，全面探讨了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所经历的极为特殊的文化记忆，如启蒙价值的缺席、乡村记忆与城市文明的错位等，揭示它们对这一代作家在精神成长及价值观念中的某些潜在影响，以及在他们后来创作中的种种表现。譬如，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或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偶尔也会写一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或成长记忆，却很少有人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的叙事热情。然而，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笔下，童年记忆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资源，甚至成为他们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一条重要通道。他们中很多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童年记忆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来完成的。

当然，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最为突出的特质，还是他们有着极为清醒的主体意识。这是洪治纲的论述重点，亦是该书解开这一代作家审美追求的精神密码。从中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代际意义上的写作群体，他们既有一定的历史负重，又受到了良好的专业化文学知识的启蒙，由此形成了这一代作家与众不同的一系列重要创作特点，包括历史背后的精神追问、个体至上的生命体验、生存之痛与心灵之痛的双向演绎、先锋叙事与话语整合等等。这些特点，既打上了这一代共同文化记忆的烙印，又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艺术创造潜能。正是立足于大量的文本细读和坚实有效的分析、归类，于条分缕析之中，洪治纲让我们理解了这一代作家极为特殊的精神内质。

如果从辩证的角度来思考，主体的过度高扬，同样也会在“泛自由主义”的冲动下带来某些不足。所以，洪治纲在该书中同样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对作家主体的过度彰显，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在创作上也暴露了自身的某些局限与误区，包括叙事资源的褊狭与重复、民间化的焦灼与喧哗等等。为此，他还探讨了这一代作家必须克服消费主义的各种流弊，在确保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

代际差别虽然是多元文学格局的一种表现，但是，如何加强代际间的精神交流，有效克服代际内部各自的局限性，同样也是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洪治纲以一种充满期待的、开拓性的眼光，将代际交流视为作家们摆脱局限、迈向更高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说，这既有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依据，也对其他代际作家的自我超越具有重要的引鉴意义。

在后记中，洪治纲曾说:“无论是对于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还是对于我自己，我相信，本书都不是总结，而是开始。”的确，作为一部对代际作家进行系统阐释的著作，《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并不是一次总结，无论是其理论建构还是思维方式，都是一个富有启迪性的开始。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