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匡汉《中国新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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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杨匡汉《中国新诗学》
田　泥
关键词 《中国新诗学》（杨匡汉 著）

理论也需“真诚与良知”

熊国华 《南方都市报》 2005年11月

　　　诗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诗歌现象、风格、流派作一般性的描述，而是要在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中尽力发掘诗歌创作的内部规律，在以往诗歌演化的基础上研究一些可能调控文本生长的样态，并在众声喧哗中提出富有个性的独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研究者思考的精微与深刻。《中国新诗学》在以上几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中国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以来，至今已走过80多年历程。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民族的灾难与新生、历史的沉痛与巨变、人性的丧失与复苏中崎岖发展，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然而，新诗批评和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在新诗学的研究领域相当薄弱。近读杨匡汉先生的《中国新诗学》，堪称一部体大思精、富于建设性和美学价值的诗学专著。

　　《中国新诗学》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把中国新诗作为一个完整的诗学系统加以研究。全书分为十一章:诗性智慧、深谷体验、诗情的物化形态、诗思的呈现方式、艺术的时间、缪斯的空间结构、诗之传学、诗之接受、此岸与彼岸的汇通、关于诗的对话、诗学前沿，涵括了诗歌的发生、本质与特性，创作主体的诗性体验，抒情诗和叙事诗的特点，意象、表象与意境的分别与构成，诗歌的时间艺术，诗歌的空间结构，诗歌的语言与传达，诗歌的接受，大陆与台湾诗歌的分流与共享，诗歌的多元对话，诗学的前沿思考等。也就是说，其研究范围涉及到诗学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各个环节，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孤立的研究，而是完整的、全面的、科学的研究。这同有些虽然印着“××诗学”的书名，其实是一些论文的拼凑，或者只是研究诗歌某个方面、某个诗歌流派的著作，在理论框架和学术视野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现代诗学的宏观建构上有了新的突破。

　　诗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诗歌现象、风格、流派作一般性的描述，而是要在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中尽力发掘诗歌创作的内部规律，在以往诗歌演化的基础上研究一些可能调控文本生长的样态，并在众声喧哗中提出富有个性的独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研究者思考的精微与深刻。《中国新诗学》在以上几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例如:作者把以诗的方式掌握世界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归纳为“历史的诗化展示、诗情的审美判断和创建‘人的世界’，这三重视界的融合”；把中国新诗形象本体概括为“神本”、“物本”和“人本”，并指出这种转向“是诗向自身的回归”，“是一种艺术符号和审美价值的转换，是以追求人的内心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向封闭的艺术世界索取自由”等，这些都对新诗创作有很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杨匡汉在书中多次强调诗人的“真诚与良知”。其实，“真诚与良知”也是诗歌理论家应有的品质。理论家要有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要坚持真理，要有敢于在诗歌弊端、错误观念面前说真话的勇气和力量。他反省多年以来流行的诗史研究，认为:“那种以革命发展阶段去剖析诗歌艺术现象，那种从‘配合政治’出发，以为时代诗情只能化作战鼓和号角式的歌吟的诗学见解，未必是现代诗歌的全面展现，也非常可能将一种偏执导向过分地夸张。”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作为一定时代、一定文化和一定个性的精神产物，诗的首要条件是美的价值的实现，是成就从情感到灵魂的塑造。”也就是说，诗首先要是“诗”，这对长期以来习以为是的观念是一种反拨，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诗歌批评首先应面向今天，对当下诗歌创作发出自己真诚的声音，而不应当采取媚俗的或者回避的姿态。“当我们对这些年的诗坛做冷静的省察，不难发现存在着两种向度的涌动:一类诗歌照旧是对生活表象、事件过程的平面化的诗意形容，传达的是泛社会情绪和泛公共情感，并未见得有个体体验的深度介入，亦无人类普遍精神象征的高度提升；另一类诗歌在嵌入个人情感乃至心里隐衷时，由于对个体的偏执而滑向对于琐屑的放纵与煽情，其灾难性的后果，即演成平庸、无聊、自怨自艾式的喋喋不休。”除了对诗坛的弊端提出善意的批评，杨匡汉还进一步指出:“诗歌创作是极其崇高而又富于个性的精神现象。诗应该是在‘个体砖块’的金字塔上，闪耀着和辉耀着既是个性又通会共性、并非个体又拥有众多个体、既入世又出尘的思想与智慧的光芒。”他鼓励诗人拥抱生活、拥抱世界、拥抱人类，“超越狭小的一己经验，而是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人生，理解人生，升华为诗，并把外部的自然变成解放内部的符号，记录人生的一次次向上的搏动”。

《中国新诗学》无疑将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新诗学的“建设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思考的沃土和新的生长点。

评杨匡汉《中国新诗学》


田　泥 《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格局中，诗歌作为“不安分”的弄潮儿，人们一再期盼“人间要好诗”，也一再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批评，吁求新诗学的建构。杨匡汉先生沥15年心血完成的新著《中国新诗学》，列入人民出版社“学术百家丛书”首批图书，终于20Q5年度问世。这部43万言的诗学钜著，体大精深，广征博引，对新诗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了理论的回应，为中国诗歌的内在规律寻找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现了灵动诗性的深度体悟与哲理的知性辨析，是富有建设性价值的一项学术精品。

　　此著除“绪言”和“跋”外，由“诗性智慧”、“深谷体验”等十一章，构建了整体的、古与今相贯通的、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合璧性诗学框架。首章“诗性智慧”，在个体生命与客体世界的“泯化融一”中，揭示和开掘诗的智慧所应有的精神向度；“深谷体验”一章，着重论述了情感体验应实现由浅层向深层的递进；“诗情的物化形态”一章，分别就抒情诗、叙事诗以及色彩与诗歌，从审美表现上进行探究；“诗思的呈现方式”一章，突出了诗以意象思维为主的性征，并从历史的演进中解读了意象与表象、意境的异同；“艺术的时间”一章，论述了诗歌反叛物理性而趋向心理性的时间属性和生命感；“缪斯的空间结构”一章，从诗美的二度空间立论，胪述了空间结构的多种模态；“诗之传学”一章，从“传学”的角度剖析了诗歌的语码运作，论述了‘由表象化符号变动为知觉化符号、由本题语态变动为喻体语态、由物性语态变动为“回应”语态的三重变奏，并就“佯谬语言”、“弹性语言”作了富于创新的诠释；“诗之接受”一章，分析了创作与阅读的双边活动，论证了诗歌欣赏中“混合一分离一互生”的动态过程；“此岸与彼岸的会通”一章，在分别论述大陆新时期的诗美流向和台湾地区诗歌的薪火承传之道的基础上，阐明了同文同宗的两岸新诗足以构成艺术时空的共享；“诗的对话”一章，以答问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当代诗歌界所关注的“朦胧诗”、“诗批评”、“诗边缘”、“诺贝尔情结”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末章“诗学前沿”，则以前瞻的视野，论述了对接传统、诗之透明性、诗歌文化生态及宇宙意识等问题，并对新诗发展方向作了理性的展望。

　　《中国新诗学》从行文风格上来说，有着冷静的学术理性，又不失诗意的激情。相对于传统诗学往往注重创作本身，杨匡汉先生的新诗学是在打通“古典”与“现代”的基础上，更为整体地考察了诗歌的缘起、发生、发展与未来。其间，并不侧重于缕析诗歌史、思潮，而专注于对诗歌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予以研究，同时也就诗学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胪述与厘清；对诗人的精神形式以及以诗的方式把握世界，也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

　　在作者看来，诗学更应该注重从精神性的角度为诗一辩。这种辨析，需要结合独特的艺术思维来进行。我们不难看到，杨先生并非就现象谈现象，就诗歌谈诗歌，而是将单纯的诗学与哲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链接一起，赋予新诗学以文化的、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哲学的内涵。其中强调审美性和贯穿哲思性是作者的着力之处。诗应该是由多种价值、多重意识复合的有生命的美感载体，如何用诗的方式掌握诗歌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同时把历史一文化一美学的观念投射于诗歌，尽力发掘诗歌的内部规律，寻找在以往诗歌演化基础上研究可能调控文本生长的某些样态。书中还用哲学的思维来强调诗学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反叛物理性。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诗学是互相联系的，“通过中国哲学来探讨中国诗学，又需要经由诗学所呈示的哲学精神来理解诗的形式”。(第168页)

　　朱熹曾有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中国新诗学》力求“旧学”与“新知”一脉贯通，因之在“深沉”中多有理论的创新。我以为主要体现在：

　　第一，厘清了从生活到诗歌，从情感到艺术的转换问题、中介问题。作者不拘泥于成说，认为“诗性体验”不是非审美的情感体验，而是充满心灵之光的深沉体验，它具有通过个别性、生动性而呈示超越性的总体特征。在其建构中，要实现三个转换，即由浅层触知向深层感悟的层递；由外部体验向心意结构的推进；由混沌的情绪感受向确定的生命象态的转化。(第57—59页)在这一过程中，以担当社会责任和寻求人生意义为使命的诗人，往往以“泪神”式和“海韵”式的两种体验方式，产生了一为“悲壮”一为“崇高”的诗性格调和艺术气象。作者进而认为，诗歌是人类智慧、经验、情感与想象的形式，诗性的逻辑是诗人生存与经验理性的逻辑，诗人心智是神圣精神灌注的结果，而诗性智慧就是建立在审美判断的自由意志上的精神个性的展示与表达。这对提升当代诗人的创造气魄，有着现实意义。

　　第二，对艺术的时空问题进行了深化梳理。作者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间，就指出在诗歌乃至文学创作中，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并不是割裂、对立的，诗的空间结构作为思绪与情感的框架，自身将处于生生不息的动态中，从而赋予诗人以能动的选择性与创造性。而在艺术的时空间，时问的“情境化”与空间的“信息化”的动态轨迹及多种方式，丰富和发展了诗人的多种意识向度，从而使诗人获得了自由的表达。“共享的空间”的知识命题，正是80、90年代之间率先提出的较为前沿的理论话语。

　　第三，对于诗歌中的语言问题，以往的许多论评一般都泛指简约、含蓄、精练、以少胜多等等说法，《中国新诗学》则对诗语有更深入的探索。就现状而言作者认为“诗危机”中的“语言危机”来自于陈腐的“八股语言”，时兴的“广告语言”，芜杂的“垃圾语言”。如何突破语言问题，作者提出诗语是生成性的，与诗性境界是相适应的语言，在以特殊的语感拨弄词汇时，应实现三重变奏：由常识性表象化符号变动为非常识性知觉化符号；由本体语态向喻体语态的变动；从物性语态推移到“对应”语态。(第233—236页)至于语言的表现形态，作者特别指出有佯谬语言、多义语言与弹性语言的传达方式。其中“佯谬语言”的命名，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探寻诗歌审美规范的特殊性，考察诗歌语言对科学概念、理论语汇以及种种散文(广义)语象的差异，从诗歌的心理模型向有形的和通过语言表达的形式模型转换，总结研究提出了中国从古到今一些优秀作品的优秀技巧与表现。作者又将“佯谬语言”细分出可塑性佯谬、否定性佯谬与含混性佯谬三类。“佯谬语言”通常不被看作艺术的术语，而只是被称为一种机巧的譬喻。事实上，看似有些荒谬与诡谲，但从审美心理模型的角度看，诗人的“佯谬”表达真情时，更见流光与合理。

　　第四，放在一个“大中国文学”框架中研究诗歌，强调经验的整体性与差异性的互补。在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在回望20世纪中国诗歌时，打通“传统”与“现当代”，从中有效把握诗歌的血脉，也探悉现当代诗歌对“古典文学”远传统的回应，从而对诗歌想象、价值进行思索；二是打通“此岸”与“彼岸”考量，跨越了不同时空的共同母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所表现的诗歌美学经验的丰富的差异性。作者指出，一些基本母题，一直在两岸存活与繁衍，但即便是同样的母题，因地域文化、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了本质上的差异，也造就了诗学实践的不同。大陆作为本土文化的母体，有着自己独特的诗美流向、诗歌景观与精神现象，新时期诗歌正是通过价值观念的深层调整，走向了更富有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世界；台湾则因特殊的闽台文化和地理条件，体现着中原文化向海峡延伸，同时也吸纳了闽台文化、族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一诗歌的融会中获得的经验。是“放逐诗学”的吐纳与“中国现代诗”的试练。作者试图在整合的研究视野中揭示出中国诗歌经验的丰富性、差异性及其关于时空共享的文学想象与共同记忆。

　　《中国新诗学》以整体性思维、合璧性建构和独创性风格，探求着富有学术个性的诗学体系。这部著作，作为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又体现了两大特色：

　　其一，作者稳妥地把思想的深邃性和内在的逻辑性作了很好的结合，如此，新诗学是理性又富有完整意义及深度的。日尔穆蒙斯基曾经这样说：“系统地研究诗学程序、比较地描绘和分类是诗学的一般任务，或者理论任务。理论诗学应当依赖具体的历史材料，建构科学的概念体系，而这些概念是诗歌艺术史家在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时所必需的。……但是诗学的任务并不限于研究各别的诗学‘程序”。显然，《中国新诗学》是全景的、不可分割的，所追求的是以感性为前导的感性与理性的美学上的统一。作者在对诗歌理论、创作、精神本质以及诗学要义等理解与诠释上，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与逻辑的力量，强调了自我意识——审美主体的选择性、能动性、创造性，将诗歌创作从“以物观物”向“以心观物”转化，使客体(世界)转化为主体、主体又创造客体(作品)的诗美运动得以实现。深思与逻辑的结合，贯穿于书中许多具体命题的辨析中。如关于抒情诗，作者认为不再是单纯的“有感而发”或“直白胸臆”，而应是灵魂的审视，是身、心、人格从遮蔽到敞亮的展现，进而对抒情诗作出深思并使之有更完美的质的规定性：“要有纯真的感触而不蒙上暗绿的青苔，并经过原发和继发进至美的凝结；要超越自我的身影，连接许多人的心灵和感官，并让世界通过他而歌唱；要使生活的原型发生神奇的变异，并按照新的思维秩序和想象逻辑重新调整世界；要驮着自己的思想飞翔，并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闪射光华；要逼迫自己追随新的诗情而去重新组合(不是排列与堆积)词语，并不断发现新的情感节奏和智慧节奏。”(第81页)作者还从理性的逻辑角度，提倡新诗要力求“全球意识”与“根意识”在宏观上的互补统一，并从两个向度上求索；作为一种开放的当代诗学重读传统、历史、文化和经验，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找到新诗发展的支撑点、生长点。

　　其二，用诗心的诗笔去写诗学，体现了作者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大器(出气象)、凝重(见思维)、实证(重文献)与灵动(有才情)”的治学风格和治学作风。新诗学要在沉思中滋生，并在诗性中表达。作者重新审视传统，思考现实生活和社会层面的切入点，也探索如何更诗性地观照与折射生存状态与心灵状态的叙事话语。作者如此渴念着：“诗应该是真知与良知的圣地，又表现在诗人必须拥抱人类。越是在历史的动荡或不尽的黑夜里，诗人越是自觉地用认同众生的尺度和人类理想的尺度去伸量历史与现实。”(第4页)作者充分肯定诗歌的进步，但同时也担忧诗歌精神的钝化与矮化。观察问题和态势时，指出当代诗依然在发生着内在的转换，在与传统对接的现代性语境中，诗歌文化应该秉承这样的原则：“倚仗文化本源，立其主体；参验外缘学说，变其观念；把捉现世脉动，求其节奏；鲸吸绝壤殊风，活其意象；取融古今律吕，出其心裁；发越迎向未来，张其新帜。”(第400页)这既是新诗学的原则，也是理论的提升。作者不仅呼吁“真诗”、“好诗”，更呼吁“大诗”，以共同操持这片得来不易的“芳草地”。

　　作为学理与诗性的有机结合的诗学著述，《中国新诗学》出版以来，在学界、社会已产生较大反响。内地许多攻读诗学博士的学子已将此书列为参考文献。旅居加拿大的著名诗人痖弦认为此书是中国当前诗歌理论研究的“重头论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已列为文科研究生必修书之一。此书对“新诗学工程”无疑是一大创获，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值得我们细细阅读。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