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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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的前沿问题    
   

  

邓伟志在《群言》上撰文提出教育社会学的几个前沿问题。

就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邓文说，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现代社会中的人，又无不是经过学校培养出来的，生产力的第二要素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又无不是经过人来加工的。而这人，又同样多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因此，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快慢。现在几乎没有不说教育重要的，可是，又很少有让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不让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就说明没有把教育提高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投入的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会有个漫长的过程。不过，说长也长不到哪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显现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败国，如日本，德国，如今在经济上都已经赶上来了，并且还超过了一些战胜国。其原因主要是它们战败以后，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只有真心实意希望经济持续发展的人，才会重视教育。反之，不是真心实意搞可持续发展的人，则不会在教育上下工夫。

就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邓文说，任何国家都有两大系统：一为权力系统，二为智力系统。这两大系统从根本上说是互相依存的，智力系统为权力系统提出决策方案，供权力系统选择。推行；权力系统是智力系统的扩音器和后勤部。两大系统是平等的，一般说，权力系统权力大，智力系统声望高，各有所长，可如今在有些地方，权力系统权力太大，大到了两大系统成了封建社会的父子关系，大到了智力系统要绝对服从权力系统，大到了有了大权就有了学位。其结果是智力系统难以拿出多种方案供权力系统挑选。知识经济不同于权力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第一资源：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为第一阶层。应该不是从口头上而是从行动上变“官本位”为学本位，实现官学同堂。

邓文还指出，教授、专家应当关心政治问题直抒已见，可是不能事事都拉教授、专家来吹嗽叭，不能处处都拉教授、专家来做挡箭牌，挡住群众批评的挡箭牌。现在，有些教授成了“表态教授”，什么事都要他们发言。如今有些走红的专家，不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是上边说什么就吹什么，群众对此有点微词，有的已是大骂了。专家当自重，专家在政治上尤其要自重。出大官容易，出大学者难。书要一本本读，实验要一次又一次地做，论文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字眼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数据漏掉个“0”字，影响决不是零，说不定会酿成大祸。

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邓文说，文理有区别。但是分工不要分家，更不要分裂。文理“本是同根生”，后来分开是进步，越分越细更是进步。分久必合，分得不久也须合。在学科上，应当是边分边合。文、理应当大跨度地结合、融合。现在，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在增多。不论是理还是工，都有了文，是好事情。可是，文理的“融合”还有个过程。现在，普遍存在的是人文意识，人文精神薄弱。这与“官本位”有关。二十多年来，领导层中理工科居多。从当时看，弊少利多；从今天看，弊的成分在增多。其中一弊是重理经文。人文精神不是悬空的，人文精神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人文精神同人文知识休戚相关。没有丰富的人文知识难以具有崇高的人文精神。大学者文理兼通。可是，由于组织结构上的不合理，导致对文理认识上偏差。认识上的偏差又加剧了在实际上的文理不等。这个问题势在必改，势在早改。

就教育与逆教育的关系，邓文说，办教育一定要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比如说“有教无类”这即是个教育方法问题，也是个教育宗旨问题。如今有的学校可以花钱买上两分、三分，因“财”施教，让学分散发出铜臭，玷污了神圣的学术论坛。教育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杠杆，“卖分”是在把贫富差距拉大，是在把“为人民服务”变为“为达官贵人服务”。建议各级各类学校一律不得以任何借口卖分。学校再穷也不能靠卖分度日：即使腰缠万贯也买不来中国学校一个考分。还有文凭，现在博士帽满天飞。有人说有三种博士：官博、款博与学博。只要做了官，有了钱就有人代其写博士论文。教育部门要把官本位、商品拜物教等形形色色的非教育、逆教育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

邓文指出，教育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对教育都有发言权，但是，对教育的最大发言权是教育学说。我们常说，教育应当按教育规律办事，也就是按教育学说办事，国外有许多教育学说，有的一国之内就有好几个教育学说。我国近现代虽也有徐特立、吴玉章、陶行知、马叙伦、陈鹤琴、成仿吾、杨秀峰等大教育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可惜教育学说还嫌太少。教育的兴旺表现在学说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学校的规模不在大，有学说则大，有学说则高。教育界不宜成天把办多少个“世界一流”学校挂在嘴边。前百名都没进去一个，榜上还是个“零”，说那么多“一流”干什么！哈佛在创办后的一百多年里并不出众，多是仿欧。后来有了自己的学说，便赶上来了。教育界应着力鼓励教育学说的发育，推动一流学说的形成。要相信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教育学说一定会转化为促进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2004年第１期《群言》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