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和思考比技巧更重要 文/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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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思考比技巧更重要


2010年4月7日，《南方都市报》“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四川成都颁奖。各个奖项及其得主分别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杰出作家：苏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小说家：张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诗人：朵渔；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散文家：张承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笛安。
　　4月8日，《南方都市报》以特刊形式对“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奖情况、获奖作者等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每一位获奖作者，该“特刊”皆分为获奖作者简介、授奖词、获奖演说和作者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答问几个部分，展示了获奖作者的心情、写作观念和对文学的看法。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阅读这个“特刊”，觉得这些作家获奖实至名归。尤其是获奖作家们在其《获奖演说》中表达的见解和观念，值得好好琢磨领悟。透过字里行间，我真切感受到文学的无穷魅力，感受到获奖作家们朴素的思想和炽热的情感。我觉得，社会责任感的高低，良知的有无，思想的深浅，是区分一个作家成熟与否、成就大小和是否受到读者欢迎的重要标志；而写作个性、风格与技巧仅仅是让作家在众多写作者中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从我的阅读经验看，大至一部作品，小到一段文字，能够吸引和打动人的，首先是作家的一种态度，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姿态，“努力以写作获取大地的宽度、海洋的深度、天空的高度”（苏童《获奖演说》）。不论是优雅叙述还是从容解读，不论是完整故事还是情感片段，必须反映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知，一种姿态，是俯瞰、平视还是仰望，这很重要。能否做到不趋时，不媚俗，不逢迎！能不能不粉饰太平，随波逐流，哗众取宠，人云亦云；能否做到有赞美，有批判，有保留，甚至是沉默。不论是演绎历史故事，还是描写当代生活；不论是写“达官贵人”，还是讲社会底层，作家必须有一种公正的立场、独特的视角。古语说，“言为心声”，即使作家不说话，他的作品也会告诉我们这些信息。所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文学评论家”获得者郜元宝说，“……批评家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不管对错，不看风向，真诚大胆的说出自己阅读世界阅读文本的感受，做作家读者的异己的知己”。
　　其次是一种责任意识。有没有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对真理理想的追求，对美好情感的守望，对世道人心的引导。一句话，作家在自己的笔端，有没有流淌出对真善美的温情的描述，对假恶丑的艺术的批判。在作家笔下，爱恨情仇必须泾渭分明，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同样不能含糊。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作家必须是生活的有心人，对生活，作家不止是记录和描述，更重要的是分析与解剖，让读者能够窥见或者感悟到作家在文本中精心营造的温情与亮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诗人”获得者——诗人朵渔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诗人……代表了一种自由、梦想、飞翔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诸般可能性。当人心陷溺于物质的重负无法自拔时，只有诗人才会冒着喝西北风的危险而选择自由与理想；当时代陷入疯狂与贫困、神性之光黯然熄灭时，一个诗人不会选择逃避，不会见骨头就抢，见砖头就跑。……这就是面向时代的写作”。
　　再次是对“人”的关注。文学是人学。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情感，是文学永远不变的主题。特别是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关怀，更能凸显文学的价值与作家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散文家”获得者张承志先生在《获奖演说》中说：“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
　　最后是一种“思考”，体现作家的思想厚度。作品要吸引人、打动人，必须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作家的思考和思考的结晶——思想。苏童以《河岸》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九年度杰出作家”，举办者在给他的《授奖辞》中说，“苏童以轻逸写繁复，以叙事呼应抒情，以宽恕之心解读历史的专断和个人的欲望，他的写作，是关于灵魂的叙事，也是一门个体生命如何自我展开的学问”。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单看故事情节是否生动和吸引人，也不仅仅看抒情是不是吻合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能否感受到尊重、理解与“指引”，我们在境界上是否有 “提高”，心灵是否有触动，认识是否有“攀援”。

    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作家的博爱思想、悲悯情怀在默默的濡染着读者，抚慰着在价值多元年代里一颗颗焦虑与浮躁的心！阅读的过程，就是心灵洗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