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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阳刚被禁唱《春天里》”作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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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3 11:49:1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旭日阳刚被禁唱《春天里》”作文指导



      
读下面材料,按要求作文。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由于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网络,并借助兔年央视春晚舞台,摇身变成受追捧的草根歌手。但日前《春天里》原唱者汪峰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

要求:请根据你对以上材料的理解和体会,选准角度,确定文体(诗歌除外),确定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

【相关材料】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由于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网络,并作为兔年央视春晚舞台的草根力量,摇身变成受追捧的草根歌手。旭日阳刚的经纪人黎冬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透露,2011年2月11日下午他收到了《春天里》原唱者汪峰方面打来的电话,被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

草根组合旭日阳刚因为翻唱了汪峰的一首《春天里》,受到网友追捧后成为网络红人,并在兔年春晚舞台上大出风头。春晚过后商演身价也水涨船高,一场商演费用高达3万-5万元,如今各地商演邀约不断,“钱”途一片大好。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原创者汪峰方面突然通知旭日阳刚,以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日前,汪峰更是发表长篇博文讲述了“关于《春天里》不得不说的故事”,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其实,汪峰以前还多次帮助过旭日阳刚,带他们参加“怒放”上海演唱会同台演唱《春天里》,甚至将央视春晚授权费用送给他们买把好一点的木吉他……

原因一:旭日阳刚只针对性翻唱汪峰一个人的歌曲,严重侵犯了著作版权。

原因二:刘刚的经纪人黎冬接受媒体采访,激怒了汪峰。

原因三:旭日阳刚成名后已开始起内讧,汪峰不愿意再沉默。


【作文立意】

话题一:尊重(版权、规则 )

话题二:合作(团结)

话题三:名利

话题四:本色(“民工”)

话题五:创新

以下话题有偏题或离题之嫌:

话题一:包装

话题二:拼搏

话题三:坚持

话题四:审美

……




【时文链接】

没了《春天里》旭日阳刚还能走多远

天真遇到单纯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由于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网络,并作为兔年央视春晚舞台的草根力量,摇身变成受追捧的草根歌手。旭日阳刚的经纪人黎冬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日前他收到了《春天里》原唱者汪峰方面打来的电话,被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对于这样的结果,黎冬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但同时也希望事件能有所转机。

不可回避的是旭日阳刚的成名与网络有关,更与其翻唱汪峰的那首《春天里》有关。正是由于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和其特殊的经历加上《春天里》特定的歌词,一经旭日阳刚的翻唱,便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春天里》的沧桑感与对命运的抗争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呐喊,是一个特殊阶层所特有的声音。因为这旭日阳刚也从铁路的地下过道卖唱唱到了央视的《星光大道》唱上了春晚,摇身变成受追捧的草根歌手。成名后的旭日阳刚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其商演身价水涨船高。当被问及旭日阳刚的上演价格是否达到网上传言的3万至5万元时,其经纪人黎冬毫不避讳地表示“确实有这个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旭日阳刚的经纪人收到了《春天里》原唱者汪峰打来的电话,被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此事是不是都是钱惹的祸?显然由于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肯定会对歌手汪峰的商演产生冲击,因此汪峰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首《春天里》毕竟是汪峰自己作词作曲,也有个版权的保护问题。因此,对汪峰此举无可厚非。

除去这,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能演唱《春天里》旭日阳刚还能在音乐上走得动吗?或者说这对农民工组合在音乐上还能走多远?对于此问,我想有利的因素多于不利的因素。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这对农民工组合会不会保持其“本色”,也就是其身上所散发出的农民本色不变,这是他们能否坚守住自己的那份春天的关键。从外部环境看,我们这个社会为旭日阳刚以及众多追求梦想的人提供了一个舞台。借助央视春晚,旭日阳刚这种草根力量已名声在外。也具备了商演的身价。这是其有利的方面。其不利的方面在于,这对农民工组合没有自己创作的歌曲,或者说没有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写作班子,这不能不说是旭日阳刚组合的一个缺陷。一味地翻唱别人的歌曲肯定会受限。歌手一旦没有了创新也就没有了生命力。这应是旭日阳刚以及一些草根歌手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我们说,人们之所以关注旭日阳刚等一些草根歌手,除了关注其歌声外,更多地是关注一些特殊群体的命运。正是处在变型期的中国,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弱势阶层,旭日阳刚等的出名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关注民生和特殊群体的体现。与其说人们关注旭日阳刚的歌声,不如说是关注农民工这个阶层的命运。旭日阳刚通过对音乐的追求,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改变更多的旭日阳刚的命运,我们这个社会要做的还很多。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变外,精神生活的改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愿许旭日阳刚能保持本色,用自己的歌声来表现一个农民工群体追求梦想改变命运的心声与呐喊。只有这样旭日阳刚才会有生命力,也才会越走越好。



“春天里”的文化风暴裹挟了谁?

单士兵

一夜成名的故事在这个时代不断发生。不过,任何时候,每个人都应懂得,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依靠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的“旭日阳刚”音乐组合,现在回看过去,会发现他们与曾经扶他们上马走上一程的人——《春天里》词曲作者兼原唱者汪峰,渐行渐远。

  丈量双方之间距离的尺子,是汪峰最近明确告知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这把尺子量出的距离,是心理的,更是文化的。而这种距离,在旭日阳刚与汪峰之间,更在整个社会不同人群之间。

  从当初凌乱局促的出租屋唱上了“星光大道”,随后唱进央视春晚,旭日阳刚经过一条别样的途径,完成了从草根到明星的重大转身。现在,他们已经频繁出现在各地商演的舞台上。

  这段成功过程,绕不开汪峰的扶持。比如,汪峰邀请旭日阳刚参加自己的演唱会,特别是一再授权他们直到在春晚演唱《春天里》,最后才完成了对这对草根歌手命运的根本转变。

  就像每个父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样,汪峰自然明白《春天里》的价值,也明白这种翻唱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背后的文化与市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他对旭日阳刚以及《春天里》版权争议的所有姿态,都是基于自身对文化的理解。行为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围绕着《春天里》的种种争议,都是基于这种理解生发出的碰撞。

  这种文化冲突,并不只存在于汪峰与旭日阳刚之间,还有他们背后的团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们。不难理解,一首《春天里》击穿许多人,自然维系着很多人的尊严、利益与权利。

  当汪峰不让旭日阳刚演唱这首歌,自然会激发起众人的情绪,带来各种争议。而这些争议也在被围观与评价。

  文化冲突的风暴生成了。被这种风暴裹挟的,不仅是汪峰与旭日阳刚,还有更多人。文化差异越大,参与人群越多,风暴就越激烈。

  比如,是旭日阳刚唱红了《春天里》,还是《春天里》唱红了旭日阳刚,在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答案。这里面其实既有文化与市场复杂的逻辑关系问题,也有艺术本身的价值界定问题。种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不同人群看待汪峰与旭日阳刚二者在《春天里》的价值权重。

  旭日阳刚曾经的生存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自然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旭日阳刚对音乐介入现实生活无疑也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又绝不是消解《春天里》作品本身的文化价值的理由。

  面对这些复杂错位的社会文化元素,当事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围观者也面对着文化价值判断的博弈。而这些价值阐述与文化博弈,本身何尝又不是一种财富?

  当然,汪峰给予过旭日阳刚最大的帮扶。当旭日阳刚以大量商演冲击特定版权秩序,客观形成对汪峰及其团队利益冲击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汪峰选择拒绝赐予,并不承担道德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理性。他在这起事件中展示的文化包容与秩序守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甚至是激赏。

  这并不意味着汪峰能够摆脱诸如酸葡萄心理、心胸狭隘之类的指斥。他还专门写下一篇五千余字的被他称为“有生以来最长的一篇文章”、“包含了真相和尊重”的博文。尽管这些都得到旭日阳刚及其经济人的回应,证明汪峰的真实与正当,但是,汪峰还是无法从这种文化风暴轻松抽身。

  比如,有央视主持人也将汪峰维护版权行为称做是“危机公关”,认为应该以“开阔的心胸”这样的道德境界面对问题,从中也不难发现法律意识的淡薄。诚然,对弱者自然宽容与同情是应有的品质,但弱者从来也不应该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更不能因为是弱者就可免于担当法律责任。

  如果不尊重这些文化常识,恐怕会远比这事件本身更悲哀。而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价值溃散的年代,不同人群之间也呈现出严重的文化分层。文化分层又远比社会分层更为复杂,很多时候,它并能不简单地以经济指标与身份地位来进行衡量。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文化对话,真正形成对文明与秩序的普遍坚守,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到精神与权利的剥夺。就像现在汪峰被裹挟于“春天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

  摇滚音乐《春天里》还将被继续歌唱,也只有在文明与制度的底线上,《春天里》才能先属于汪峰,再属于所有人,成为一种文化力量介入社会生活。这里说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旭日阳刚。

  也就是说,通过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与梳理,让人们形成更多的文化认同,懂得去遵守秩序底线,那样才能避免更多人被裹挟在文化风暴中,而不至于产生太多的盲从与迷失。



农民工版《春天里》是真正“有态度”的文化

单士兵

    一首《春天里》,击穿许多人。歌者身份,是流浪歌手刘刚与农民工王旭;歌唱地点,在凌乱局促的出租屋。他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手夹香烟,酒瓶空置,仰头高歌,青筋毕现。沙哑的声音与苍凉的姿态,濡湿太多人的双眼。

    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这哥俩儿在炎热出租屋里的随性而歌,被人用手机录下来放到网上,随即走红网络。随着这首农民工版摇滚的爆红,刘刚与王旭也被称为“旭日阳刚”。11月13日晚,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怒放摇滚”火爆上演。摇滚歌星汪峰特地邀请“旭日阳刚”同台激情演绎了《春天里》。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我一遍一遍地听,沉浸在他们的春天故事里。这世界上,总会有人不停诉说春天的故事。这对被称为“旭日阳刚”的农民工音乐组合能够带来群体感动,其中到底包裹着怎样的价值来处?

    最近文化圈里流行的一个热词,叫“有态度”。文化当然是应该“有态度”的。不过,在我看来,不论是哪一种文化人,如果只是在刻意标榜自己“有态度”,以显示其孤高与特立独行的个性,其实未必是最值得激赏的。毕竟,真正赋含价值的有态度,并不是一个人摆拍的表情与姿态,而应该是一种群体性的记忆唤醒与价值认同。文化的最大价值,应该是由孤立的个体情感转向整个社会的情感共鸣。

    农民工版《春天里》传递的情感与价值,完全是来自于一种自觉的意识,它是完全尊重社会现实自发的本真表达,彻底摆脱了一切约定俗成的文化框架与艺术惯习。恰恰就是这种完全自发与自然的态度,不但让人不会嫌弃他们的粗陋,反而产生超越原唱者汪峰的力量感,引起普遍的艺术共鸣。

    众所周知,摇滚乐多是以反叛的姿态进行文化对抗。人们也总是用“反抗”与“愤怒”这样语词来诠释摇滚的艺术价值。无疑,这首《春天里》就展现了社会底层沦陷的无奈挣扎,体现了一种为突破阶层固化的反抗。它像社会传感器一样,让人在心灵深处清晰碰触到社会苦痛与不安的敏感神经,然后产生一种静水流深的愤怒。

摇滚从来也并不只是属于白领精英与小资群体的。身出披头士的摇滚大师约翰·列侬,把摇滚乐视为表达信仰与挑战主流的方式,他被视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从中不难发现,摇滚乐与英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深刻关系。这些年,我们从罗大佑、崔健、周云蓬、左小祖咒以及汪峰的很多音乐作品中,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种反抗与愤怒,很多都属于底层声音,只是有些人不明白那就是摇滚。当然,很多反映底层价值诉求的摇滚音乐,在现实中要么无法得到充足的传播空间,要么被一些所谓的主流观点异解扭曲。

    音乐是一种文化载体,很多时候都自然承载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这回农民工版《春天里》不仅唱哭了千万网友,还打动了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让他也听得热泪盈眶,甚至两次推荐这首摇滚。由此,很多人也期待能有更多的权力去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权利。文艺介入政治的姿态,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建设。而这二者有时在目的性方面,又会有其统一性。现在看来,农民工版《春天里》就是真正“有态度”的文化,如果能够在倒逼权力赋还底层权利,或者唤醒权力关注社会公平方面,起到哪怕是极其微薄的作用,当然就是这首摇滚的最大价值。

    在这个过度崇拜文化英雄、迷信文化权威的年代,农民工版《春天里》能够带来强烈情感共鸣,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说明那种刻意强调“态度”的文化表达,容易脱离公共基础而显得太过虚弱与伪饰。这实际就要求,当前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平台,让那些真正反映人们普遍与真实的文化声音得到充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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