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五四”回忆的实与虚

教师之友网

陶希圣“五四”回忆的实与虚

[日期:2009-10-18]

　◎　尤小立　苏州大学教授
　陶希圣回忆文集《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在大陆出版前，已经有大陆作者据此书台北传记文学版所记撰文介绍陶希圣之“五四观”了。其实，陶希圣有关“五四”的点滴回忆，也并非全是记实，其中的虚实夹杂，非有参照、辨析是不宜全信的。
　陶希圣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回忆是从1918年5月北京大专以上学生的“民七请愿”说起。谈到这个“五四”的“前奏曲”，陶希圣虽不动声色，却提供了新资料。他说，学生在见到大总统冯国璋后，又前往国务院向总理段祺瑞请愿，学生在国务院门口站了几个小时，可后者全然没有拨冗接见之意。这与罗家伦对“民七请愿”意气风发式的描述，仿佛大获全胜的结果，显然不同。不过后面的这个小挫折，对学生情绪的影响的确也不大。学生通过请愿找到了直接影响现实政治的方式，也获得了自信。这也成就了后来的“五四”。
　参加“民七请愿”时，陶希圣还是北大预科三年级学生，一年后，即1919年，他已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成为法科大一新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渐次传到北大后，学生们纷纷集会，发表演讲，而陶希圣则在同学的邀请之下，四处旁听演讲。他写道：“那些演讲的人们，没有北大的教职员，也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我听见的演讲，以湖南口音居多数。”
　这对于陶希圣当然算是记实，因为新文化运动老师辈的成员，如胡适、李大钊等的确都没有参与“五四”，而陈独秀也直到6月11日才开始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支持学生。但“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一句却也有“虚”的成分。
　陶希圣“五四”回忆最想突出的地方，是强调“五四”的自发性，这一点倒与国民党官方曾经的说法，如“五四”与民族意识、政党政治的关联性大有区别，但也与上世纪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争夺“五四”话语权时极力撇清“五四”与中共的关系非常一致。也可能是对国民党官方有所顾忌，或另有隐情，陶希圣同时对自由主义或曾经倾向自由主义的学生领袖也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就不再是记实了。如“五四”当天游行请愿的总指挥是傅斯年，陶不会不知道，他却只字不提，反而对傅斯年辞职后接任的另一学生领袖段锡朋大加表彰。而对于游行当天手中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只是引用了其中的两个著名长句，即“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至于宣言作者罗家伦———这位陶本人在台北主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副手———的大名则根本就不予理会。而傅、罗两位恰也是陶上面所说“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中学生辈的代表。
　陶希圣记错了5月4日当天学生天安门集合的时间，北京大专以上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合的时间不应该是他所忆的上午九时，而是下午二时。因为上午十时，罗家伦还到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协调，而《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完成是在开完会回北大之后，宣言的印刷则持续到了差不多中午一时。
　跟随学生队伍到赵家楼，有学生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进后，陶希圣看到，“有一位白色学生装的高师学生，满手是血，因为他进了曹宅之后，用手打破客厅的玻璃门，受了伤。”这一句中，前半句是实，后半句是虚。因为陶自己说，他挤不进去，仍留在赵家楼大门之外。在外面又如何看到这位学生打“客厅的玻璃门”呢？后半句自然是推测了。而按照陶的描述和当时的情景看，此君最可能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不过，匡当时不是“打破客厅的玻璃门”，而是用拳头砸赵家楼院墙上的窗玻璃，将手划伤的。
　一般都以为，学生因火烧赵家楼被捕后，当晚开会决定第二天全市大专以上学校总罢课，但陶希圣提供了一个新的细节，即北大法科学生5日上午仍在上课。讲刑法的先生，也是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的张孝簃对学生行为的评价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而讲宪法的钟赓言先生，干脆“声随泪下”，引得“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这自然是记实。但他随后所写“司法总长朱琛(应为朱深———引者)听说张先生说了那八个字，大不以为然，且加申斥”，显然不属亲见亲闻。
　不过，陶希圣叙述的“五四”期间天津学生代表刘家麟为学生运动奔走而不幸病逝一事，给他简约冷峻的回忆增添了一丝苦涩的幽默。当湖北同乡学生去慰问刘家麟父亲刘成禺时，这位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的老革命党人流着眼泪说：“他为爱国而死。我要继承他的遗志。他不是我的儿子，他简直是我的父亲了。”
　这段文字后，陶希圣的回忆就很难说是记实，但他的议论也值得关注。他说：“《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这与周作人的说法并无二致。随后他又说：
　“当时的学生青年们对于学派或者政派之类不甚敏感，尤其社会上未曾发生什么分派系、谈内幕的风气。至于北京大学，那是一个各种学派兼容并包的大学。学生们喜欢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
　“在当时，没有哪一种思想压倒另一种思想。一个青年可以读几种思想的书刊，也可以接受几种思想作为谈论的资料”。
　这个轻描淡写的议论，可能不仅是想阐明“五四”学生及其运动本身的单纯性，而多少也是想把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前后的思想多元的一面呈现出来。
　陶希圣并不是一个“五四”学生运动热情的参与者，他是属于被学生运动裹挟的“大多数”学生中的一员。他一边听学生激情澎湃的爱国演讲，一边潜心研读《罗马法》的“奇特”经历自然也不应属于“特例”，因为它反映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学生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