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不应埋没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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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不应埋没的精神遗产  
——读柳红《八０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 丁东   

    去年１２月，阳光卫视约我和柳红女士，围绕她的新书《八０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做谈话节目，使我有机会从头到尾阅读了她这本新书。我知道，此书的内容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就引起了许多读者热烈的反响，在网上也读过其中若干篇章。和柳红当面沟通，进一步了解了她写作的初衷和内心的追求。
     
    让记忆复原历史
     
    本书最早的一篇写于１９９８年。那一年朝野都举办过不少有关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纪念活动。主流舆论把重点放在了对政治领袖事功的赞颂之上，剩余的笔墨，也大多投给了当今经济舞台上的明星和红人。３０多年前，中国之所以能够启动一场自我革新，执政者的因素当然极为重要。如果执政者固步自封，刻意维持现状，学界有再好的革新意见，也不能影响国策；民众有再强烈的革新渴望，也难以付诸实施。执政者的开明心态，使改革有了启动的可能。然而，政治家也是人，不是神。他们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落差，想奋起直追，但改什么，怎么改，心中并没有清晰的蓝图，周密的规划，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好在他们求贤若渴，这就给中国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施展的舞台。政治家海纳百川，学者超越教条，方能正视来自外国的好经验，尊重来自民间的创造性，让古老民族的扬帆启航。这是历史的本来面貌。然而，颂圣文化一旦成为惯性，结果只能是鲜花堆满了政治家的墓地，镜头过多地向少数明星聚光。一些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参与者，或在无意间被遗忘，或在有意中被遮蔽。柳红的书，意在打捞遗忘，穿越遮蔽，努力复原历史真实的全息图景。好在这段历史还不太遥远，许多当事人还活着，还能够清楚地回忆当年的事情。这些记忆合在一起，和文献互相参证，就展开了一幅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画面。
    柳红的工作始于对莫干山会议的追寻。１９８４年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因为价格双轨制的建言影响过高层决策，在２００８年引出了几位当事人的不同说法。当红学者的历史作用，有意无意中被媒体放大，而另一些当事人，则发出质疑，从而引起了一场对某些意见发明权的争论。柳红女士不是当事人，她的丈夫朱嘉明却是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于是，她对莫干山会议四位发起人中的三位深入采访，（另一位联系不上）并请他们相互对话、补正，从而写成《莫干山会议真相》一文，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她不恪守某一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而是力求全方位地呈现历史，特别是再现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其实，政策建言引起高层重视只是会议的结果之一。而莫干山会议的初衷，是刚刚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几位北京青年学者，迫不及待地向全国呼朋唤友，寻求同道。他们通过报纸，公开征稿，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以文取人，寻找各路无名英雄。过去，伯乐相马，都是长辈发现晚辈，而这次会议，伯乐和千里马是同一代人。在会上，不宣读论文，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面对的有挑战性的问题，挂牌讨论，自由组合，争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会议开得热火朝天，夜以继日，开启了一代学术新风。青年经济学家从此风云际会，成批地走上了社会的前台。
    柳红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于是，她继续追踪，陆续采访了近百位历史当事人，在《经济观察报》开辟了专栏“那些人与事”。本书就是两年间４０多篇专栏文章的结集。通过４０多个断面，展示了中国三代经济学人八０年代的群像。
    老一代经济学家是当时的中坚。其中有不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尝冤屈，比如马洪是“高饶案”的受害者，徐雪寒是“潘扬案”的受害者，蒋一苇是反右的受害者，孙冶方在文革前就挨批，文革中又坐了七年大牢。他们或因思想而受难，更因受难而思想。当他们终于获得了发言和行动的机会时，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既是共产党员，又充满了仁慈博爱之心。”尽管有时也不能完全挣脱旧思维的束缚，但他们毕竟以老迈之躯，打开了新思维的闸门。
    中年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幸运者，成为国门重开最早迈进西方经济学殿堂的人。中国已经封闭得太久了，别说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就是东欧的学术思想，当时都相当隔膜。然而他们一旦有机会吸收，就拼命恶补，半百之年重新起步，那种求学的热情，令人感动。
    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曾经被冲刷到社会底层，当过工农兵或基层干部，对底层中国有着铭心刻骨的体验。他们发愤读书，探讨中国向何处去，在贫乏单调的信息空间里，拼命地寻找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动荡的时代造就了质疑、挑战和反叛的性格，他们更加不拘一格，勇于创新。
    中国农村问题发展研究组，最初就是一批以老知青为主的青年人自发结集的小沙龙，他们得到了体制内学者的支持，开展农村调查，写出研究报告，又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和资助，最后拨出专门编制，整体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创造了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草根团体登堂入室，体制内外良性贯通的奇迹。
    柳红笔下的改革历程，不是简单的左右两分。在某个问题上开明的人，在另一个问题上可能趋于保守。在某一种时段守旧的人，在另一个时段可能很前卫。历史本身是丰富的，复杂的。她的笔下也是丰富的，复杂的。记录历史就要避免简单化，一是一，二是二。这是一种史德，也是一种史识。
     
    让历史启示未来
     
    追寻八０年代的意义不只是复原历史，更是观照现实，启示未来。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８０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这正是八０年代的魅力所在，是八０年代的精神遗产的当代意义所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物质的匮乏固然可悲，精神的匮乏更加可怕。高楼大厦崛起，却失去了对光荣与梦想的追求，未必是一件好事。钱袋子鼓起来了，容易志得意满，得意忘形，拒绝批评，盲目自大。经济学成为显学，学者也可能放弃真理的探索，正义的追求，变成权力的附庸，名利的蠹虫。学术钻进学院的象牙塔，也可以化桔为枳，成为盛世点缀。曾几何时，经济学界的整体形象已经从舍生取义的盜火者，变成了精于算计的新贵？官、产、学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道义形象却下降到最低点。财富迅速增长而社会公正缺乏的局面，已经远离八０年代那些先驱者的理想初衷。
    作者说，“１个世纪有１０个１０年，但是，在１个世纪中，不是每个１０年都同等重要。人们在经历１９９０年代，２１世纪的第一个１０年之后，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１９８０年代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和深远，其遗产是如此沉重和丰厚。１９８０年代承上启下，其重要性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甚至两三代人才会得以全面评估。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但是确实作用着的１９８０年代能量。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聚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这个观点我很赞成。其实，在整个２０世纪，还有另一个１０年，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能量，这就是１９１０年代，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影响直抵今天。１９８０年代是中华民族中兴的年代，其影响必然延伸到今后。
    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柳红讲述的故事距今不远，却仍然激动人心，仿佛听到了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呼唤，呼唤国人重新点燃理想的火把，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