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地震反思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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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地震反思人道主义
副标题：
作者：东辛 文章来源：热风论坛






对我而言，日本地震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单单就地震而言，我似乎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日本民众的不幸有着本能的同情，但我又无法“人道”到为日本祈愿、向日本捐款的程度，更不可能因为日本的苦难，就“大爱”到不计前嫌的地步。因为只要是谈论日本，势必会被许多历史现实问题纠缠到一起。

但对许多人道主义者而言，这似乎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基于人道主义，他们可以拒绝政治，可以要求国人淡化中日历史所带来的民族苦难记忆，可以要求地震救援期间停播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乍一看这似乎有些道理，但细究下来，就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论述中，人道主义被用在了其自身鞭长莫及的领域。

人道是具体的主义。日本地震激起了很多国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智利地震却不见有什么人进行人道主义呼吁，这就充分说明人道主义是选择性的。基于情感的、有远近亲疏的人道主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准则。这就决定了人道主义只能就事论事地处理此时此地的问题，而不能从具体的事件中超越出来。因此，谈日本地震就是谈日本地震，地震中的人道主义也只能是地震中的人道主义。日本地震和国家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产生的情感也完全不一，我们不能用地震这一刻对日本的人道主义“大爱”去推演出中日历史现实等问题上也要对日本有“大爱”。

人道主义的有效性局限于直接联系的领域。一旦两件事情之间增加几个中间环节，变成间接联系，人道主义就不给力。在影片《战争之王》中，军火商Yuri明知把枪卖给军阀，眼前整个村子的人就会马上死去，可他却能很容易地化解这一难题，“那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商人，别人怎样用枪我管不了”。如果让Yuri去枪杀村民，他势必遭遇道德困境，但在军火交易中，他和村民是间接联系，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良心的惩罚。这也可以从反面看出，人道主义只能作用于直接联系。面对日本地震，如果“大爱者”就本本分分地谈谈同情、救助，本也无可厚非，可他们偏偏想要人道主义超越自己的领地。

相比而言，在地震中人道主义好歹还能发挥一些积极功用，但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人道主义往往扮演着加固既有权力关系的角色。我们都知道，现实社会中，最讲人道主义的往往是那些大企业家，他们热衷慈善，全球各地捐款捐物，苦难者的境遇确实也会得到改善。可恰恰就是这样的人道主义遮蔽了背后结构性的压迫关系。我们必须清楚，一边是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大资本家，另一边是黑暗深处最不人道的黑心工厂和苦难工人。从人道主义出发，这两者构不成任何联系。第三世界一个代加工苹果零部件的工人跳楼，恐怕不会给乔布斯带来任何压力，因为这和他没关系！可这之间就真的没有关系了吗？

人道主义更大的缺陷在于，只要不把客体当“人”，就不会出现任何“人”道主义难题。海湾战争中，美国大兵通过各种复杂的电子仪器攻击伊拉克，没有了面对面的兵戎相见，没有了血肉横飞的残酷恐怖，在控制室中美国大兵杀一个人就跟打一场电子游戏一样，岂会有任何不安？

或许“大爱者”会说这些反面例子都不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可杯具的是，最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恰恰是最无力的抗争者。他们往往无法解决美好的人道主义情怀和残酷的现实世界之间那道难以填补的鸿沟，最终很可能像电影《南京！南京！》中讲人道的日本士兵角川，以自我毁灭而告终。“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伤痕文学最适合他们，哭总是人性的，哭哭更健康。可如果不理清人道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出现的只会是“人道啊！人道！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的局面。美国常常打着人道的旗号行霸权的勾当，诸如此类，我们见得还不够多吗？正因为这些缺陷，人道主义不光成了被压迫者自我麻痹的迷幻药，更成了压迫者义正词严的挡箭牌。结构性的压迫如何改变？恐怕最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也很难想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最光明的道路就是——也只能是——独善其身。

基于情感的人道主义只能处理一些小问题，无法应对大是大非大问题。对日本地震而言，人道主义能谈同情、悲悯、祈愿、救助，但如果要谈中日之间的历史记忆、民族情感，甚至于国家政治，我们则需要在人道主义之外，寻找一个新的视野。

201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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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和日本“握手”时——写在2011日本大地震后
作者：心每思之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九级地震，继而是海啸，是核泄露，是更大范围的危机。一时间中国媒体上各路言论烽烟四起，争执于挺日本、学日本还是谴日本。在历史的血仇与现实的灾难乃至更复杂的国际背景之间，这个位置的确不好站。由此我想起两年前的一个场景，那是中日青年学生的一次非正式座谈，席间有人问，大家觉得东亚共同体可能实现吗？举手赞同的学生寥寥无几。这里无须追问东亚共同体究竟是什么，可以直白的把它理解为东亚各国的互不侵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那么绝大多数认为“不可能”的同学当时心里会想起什么呢？恐怕有过去的侵略和反侵略，有今天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较力，有中国崛起给邻国带来的不安，也许还有那个小小的钓鱼岛及其背后的中美日关系……座谈结束之后，大家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闲聊，谈起宫崎骏的动画片，一下子眼中都焕发出同样的光彩，磕磕绊绊的用中文加英文交流着哪一部最好看。对宫崎骏的一致喜爱不仅仅是流行文化意义上的，这背后应有青年人能够相通的一种理想：对简朴的爱与善良的追求，对侵略和战争的反对，以及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义的反思和抗拒。然而，这样的理想放在现实的语境里，可能突破国家主义的藩篱吗？至少从东亚共同体到宫崎骏，并没有直接相通的路。


灾难发生之后媒体上的精英说“一码归一码，历史是历史，地震是地震。你不能因为人家历史上侵略过你，就在这种时候发出幸灾乐祸的言论”，其实“归”得并不恰当，面对地震的态度就像面对祸福相关的东亚共同体，本来就纠缠着历史的记忆，企是说归就归？然而日本地震的确给中国上下来了一次全面检测，对于检测的结果似乎也能“归一归”，比如国家的归国家，百姓的归百姓，文化的归文化。

归类后，我们可以看看都测出了什么？国家层面上，日本灾后井井有条的秩序无疑又反衬出中国一百多年里没得到解决的国民性问题；日本的救援力度，也不能不让人去联想今天的腐败、政府的不作为和极低的公信力。人民的层面上，日本灾民也是百姓，大家都是百姓，不管你属于哪一国，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下，激起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的效果着实容易，不祈福、不祝愿，说得过去吗？这个时候，谁把发着善心的中国百姓往国民性的圈里放了？或者有人一边流着人道主义的眼泪，一边认为自己是低素质的现代中国公民吗？可见国家的归国家去，人民可以跟人民抱团。然而国家和人民是什么关系？归类党大约不爱思考关联性问题。日本一心想做亚洲的老大时，人民难道没支持吗？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和军国主义不聚集起足够的民众热情恐怕很难成型，而后卷入战争机器成为屠杀者的是一个个普通百姓，承担战乱离散之苦的同样还是一个个普通的家庭。针对这次的天灾网络上不是还有传言说，完全是日本在海下秘密核试验造成的人祸吗？那么中国呢？中国的GDP已然超过日本，被网民嘲讽为“二”了。中国若做亚洲的老大或世界的老大，中国人没支持吗？让GDP朝“二”挺进的过程中，官员腐败了、公正丧失了、贫富分化了、百姓倒霉了，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年青一代集体找不到出路。就算做了老大，中国的未来何在？中国百姓，未来何在？说到这里，就不得不问，国家的真能归国家，人民的真能归人民吗？

也许能归的只有“文化”。是鱼龙混杂的文化。震后有网民直白的说：既然我们用着日本电器、看着日本的动漫和A片，就不能如此忘恩负义！的确，中日乃至整个亚洲都在共享着同样的流行文化，从年轻人穿的衣服、听的歌曲、吃的点心、看的电影、喜欢的品牌已经完全无法做出有关国籍的判断了。然而流行文化盛行所带来的国籍隐身，恰恰遮蔽了另外一种能够挣脱国籍的文化，那里有文学和文学所勾连的历史，有电影和电影所代表的美学，有思想上突破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努力，有鲁迅和近代的超克，有六十年代的革命中国和赤军的儿女，有去帝国和亚细亚的主义……当然也有突破所带来的思想风险和现实危险。当国家迷失在“做老大”的梦想中也迷惑了人民时，当人民为国家“做老大”付出苦难的代价时，也许只有突破“老大模式”是中日可以共享的未来的道路，也许只有那些为了突破“老大模式”而进行的思想和文化上的努力才是中日可以归为一处的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日本的每次碰撞，都无可回避的从对方身内看见自己。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想引用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著作《在上海》中的两段话，我从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当中读到这些文字，深受触动。

堀田善卫写道：
“日本与中国的、在历史或未来，它的相交相关的方式，远不单是若国际问题那么冷淡的、外在的东西。与其说它是国内问题，莫若说它是我们一人一人的、内心和内在的问题。是我们文化自体的历史，不，甚至它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自身。这样，内在的问题其物，也就在它被称为问题的百色万端里，在最终，成了有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

“若是能相互忘却，或者能学会这么做的话，我是想学的。于我而言，不快的事不愿说也不愿写，毋宁想，真地深深沉入缄默。但即便如此，还有叫做不可忘却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国交往的根本。我们互相握手时，在手掌和手掌之间，渗出的是血。”

或许将要成为历史典故的是，2011年震后的这次中日“握手”，在手掌和手掌之间，渗出的却是，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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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无关，与人权无关，与素质更无关

作者：单车上的骑士




树欲静而风不止。北非、西亚，地中海周边薄弱地区烽烟不断，日本地震海啸核漏此起彼伏，不甘寂寞的中国人民们口水铺天盖地。我虽然不想在口水里混，可是看到还有一腔热血的人淹死在口水里总是太浪费。还是忍不住说几句。
　　在这里真不想讨论日本、利比亚、盐荒的是是非非。只想指出有太多伪问题横行江湖。这次不仅普通网民的话题，就是一些网络门户的专题也都和高校辩论赛一样充满非此即彼的伪问题。看看高校辩论赛的论题就知道，什么竞争重要还是合作重要，什么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什么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是扯淡，专门用来练习狡辩的。神马人权与主权谁高，神马中国人日本人素质谁好，都是同样的扯淡问题。这种问题根本没答案，但是，背后却有真实的问题和情感基础。善良的网民们当真了，激情满怀地去讨论去争吵，却忽视背后的情感基础和焦虑所在。
　　海地地震不会牵动我们这么多感情，只有日本地震会。
　　素质问题是一个真问题吗？素质党急不可耐要去称赞日本国民素质，以至于有大批记者日语都不懂就涌向日本想去报道赞美素质，结果自己在日本疯抢机票，丢尽素质。中国人有别样的优良素质，人们已经谈到汶川地震后成都的哥立刻义务开车冲往灾区救人，乱是乱一点，但这与日本人冷静或冷漠比，各有千秋，没必要厚此薄彼。可有人就是看不见，就喜欢借日本来踩国人，他们就只理解那一种素质。在汶川灾区，我亲眼看到复员的军人、破庙的和尚、街头的打工仔甚至混混赶去救人，他们往往抢着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和灾民关系良好。他们为人比较粗犷，有些白领志愿者懂得理解团结他们，但我也亲耳听见不少中产阶级的志愿者包括心理专家悄悄骂他们没素质还用各种手段排挤他们。但是，亲爱的，请你告诉我，比起那些文雅的、满灾区寻找目标、看见一个娃就说你有应激创伤的自以为优越的心理“专家”相比，你喜欢谁的素质？不懂得发扬转化已有的素质，光会提着嗓子喊素质，这就是他们的素质。（我写过这些志愿者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1870f0100d1mt.html）
　　豆瓣上的热贴《我该恨的日本究竟在哪里》，就是那种假装很讲经验很讲道理却又很露点的文章。就这种文章才会火。但是它预设问题就是错的。因为了解历史本来就不是叫人仇恨，而是叫人不会忘记政治关系。不会忘记国家利益还没有过时。卡尔·施密特告诉我们划分敌我关系本来就是不带道德感和仇恨的——尊重你的敌人，但不要留情。而恰恰是人道主义者会做出最大的仇恨，因为当他要宣布敌人时只能宣布对方是非人，这样才能摆脱人道，同时做出最狠的屠杀（美国人对于印第安人）。你以为豆瓣那文章作者真地那么纯情那么博爱吗？根据经验，那些最懂得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人也最会对另一个恩怨国家表现最飘渺的痴爱。就像最爱指责什么国民素质的某报记者到了日本丑闻最多。
　　所以，关于素质的争论其实无关日本。很多网民厌恶那些素质党并不一定就是不承认日本人的某些素质，而是讨厌素质党高高在上的腔调。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最爱谈素质最爱骂别人没素质的人往往自己没素质却自以为有素质，而那些不拘小节甚至拿日本开幸灾乐祸玩笑的人，真地面对受难者时却可能伸出援手。
　　这是精英优越感与草根朴素感觉的对立。我想起几年前香港某明星（《锵锵人三行》的主持人）在电视上嘲笑中国农村厕所怎么脏农民怎么傻。农村厕所没他们香港厕所干净。当然，他们发现日本厕所更干净，也许就恨不得做日本人。但是这种比较有意思吗？不说哈日，上海这地方很多白领就优越感很强，遇到什么事都是一副“你懂不懂”神态，其实无知得很。我承认中国人日常行为有改进地方，但是空谈素质就是扯淡甚至无耻。我认为恰恰是既得利益者最爱讲素质，他们锦衣玉食，当然就彬彬有礼了。法国大革命前，贵族最有风度和品质，但还是被他们眼中没素质的第三等级革了命（这不是我说的，是自由派教父托克维尔说的）。当时的第三等级做了资产阶级统治者，今天就开始嘲笑草民没素质了。素质党就是这么回事。这次最痛恨国内媒体的就是那帮80后留学日本或者定居日本的中国年轻人，生怕他们的东京生活被毁了，甚至不愿看到任何负面消息。
　　即便出国了，也不见得拥有丰富经验。全球化往往是一张平面的网，并不保证有深度。论坛上有童鞋说他可以逃出这些人云亦云的争论空间，拥有自己的对话空间，结果举出来的例子就是《源氏物语》、《入殓师》、波多野结衣……这不也还是人云亦云的空间？主流的不能再主流的“小众”或者小资文化空间？它们正好处在年轻一代应该反思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能跳出来。
　　我以为这是经验问题，又不是全是经验问题，也是个情感结构问题，而且是普世存在的问题。李奇微将军在朝鲜战争回忆录里非常愤怒又不解地驳斥美国国内的人道主义者，他对他们说：这是战争！《布热津斯基回忆录》我没通读，但好像这位美国政治家没有一个字去讲什么人性、大爱的。《读者》式的情感既是珍贵的，也是必须克服的。
　　在利比亚问题上也一样。那些什么微博意见领袖以为自己懂英文能看半岛台就是有自由独立之思想了，连个利比亚和基地组织的对立都不知道。思维方式非此即彼，比如网易专题一本正经讨论主权和人权问题，说什么全球化世界没有绝对主权，说什么主权让渡。听起来很有道理，却不能解释为何美国一边支持巴林王室屠杀群众、践踏人权但同时以人权名义打击利比亚？回避这些问题空谈主权或人权，不愧是媒体中的大忽悠。记住这句话：你在哪里遇见二元对立，你就在哪里遇见了陷进。把主权和人权截然对立就是一种思维陷阱。说主权高于人权，那么卢梭的人民主权究竟是人权还是主权？我们只知道法国人民利用人民主权推翻了君主主权。说人权高于主权，那么今天的人权再高能否高过美国这个超级主权？问题不在于什么主权让渡或者人权主权谁高，而在于如何具体运作主权和人权，主权在何种时候会调用人权？人权运动又在何种时候可以利用主权？谁都会说卡扎菲专制，这个没错，可是怎么解释卡扎菲与美国政府长期表面上斗争，私底下时而斗争时而默契合作的事实？这能用人权、主权、专制、民主来解释吗？当年中美建交前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谈时说：以后我们在报纸上还是要互相骂一骂，但是底下要合作反苏。尼克松深表赞同。这说明了什么？自己想。我只想说这并不说明中美任何一方虚伪，而只说明政治家如何根据形势做出务实的抉择。韦伯在《以政治为业》里谈到价值伦理与结果伦理的区别，为了某种价值不计后果造成灾难，那就是不负责任。思考政治现实以获取务实认识与闲扯人权主权，你选择哪一个？从沃伦斯坦“世界体系论”来看，亚非拉的不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不公正的世界体系造成的，即使发达国家人民有美好的意愿，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实质上剥夺了第三世界。卡扎菲不值得同情，但怒火全都冲着卡扎菲去，治标不治本，一时痛快而已。
　　有同学提出创造新的知识。我以为这是必须的，但全从坐而论道的知识化角度无法解决。我支持上山下乡，只是不能像毛时代那样时间过长，不超过一年为好。当然，这个也很难，素质党们一听农村的厕所脏就要害怕了。
　　有人提及，在中日思想史上，保留着一批真正力图突破区隔、创造连带的文化资源，比如鲁迅和近代的超克、1960年代的革命中国和赤军的儿女、去帝国和亚细亚主义……关于张承志的“亚细亚主义”，我需要借机多说几句。虽然我一直钦佩他，但是我对他只谈精神和主义而不涉及政治经济关系的方法有所质疑。张承志盛赞的具有亚细亚主义的宫崎滔天、川岛浪速以致北一辉等人，他们实际源自破落的武士阶级。破落武士与近代化的强番主一起推翻幕府，促成明治维新，但是破落武士自己没得到好处，因为毕竟是落后阶级。他们不甘失败，于是顶着西乡隆盛那种儒学的意识形态发动反叛，被明治政府镇压。为了找生路，一部分有文化的破落武士把精神转移到亚洲，在这过程中高端方向产生了亚洲主义，低端方向产生了日本浪人。不讲政治经济关系只讲精神的北一辉最终变成悲剧。而浪人在中国乱转更不是什么好事。（有个小说叫《小白龙》好像，讲日本浪人在中国乱世的传奇生活）。我不是要把亚洲主义斥为幻影，而是要搞清楚这东西具体怎么来的，向死而生，然后才知道怎么加以积极利用。放到中国，日本浪人可以对应中国的复员军人。他们是一股有实力但不安的势力。处理好就是积极的，比如在汶川救灾，处理不好就是消极的，比如加入黑社会。我希望祖国安定和平，但是假如乱世到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就必须做出抉择——是和中国的浪人结合呢还是躲进地下室或者还有别的？
　　总之，目前还是纯情者的天下，而在乱世，纯情的人是会死的。抢盐不要紧，何妨看远一点，如果抢米的话大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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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化了的核安全问题

作者：菊花夜行军









技术化了的核安全问题





  

三月下旬以来，关于日本核危机，中国媒体报道的重心，是告诉我们，空气中检测出的放射性物质不会危害到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这一类的报道，充斥着数据，企图说明，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安全的。



各种检测的数据，自有其科学依据，至少仪器不会说谎。不过，在这样的时刻，希望人们相信科学提供的安全指标，进而相信这一类“技术性的安全”对人们生活的保障，成为中国媒体在面对这一次核危机时唯一“可讲的话”。单是这一点，就让人忧心。



如果是在日本核危机发生之前，这样的态度未尝不可取。普及人们对于生活中各类辐射的基本知识，了解今天的生存环境，增加对当前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及其造成的可能危害的理解，这本来就是公共媒体应尽之义务。尽管这样的事情，中国媒体过去总是不屑于去做。除了作秀一般的“关灯一小时”，很少能在媒体上读到和商业销售无关的科普类知识。只在核危机发生的当下，我们的媒体摆出了就事论事的态度，为大家义务普及起科学数据来。在精确计算了微量辐射物相当于多少的手机辐射和X光照之后，它宣布，这又是安全的一天。



可惜，近在眼前的日本核危机正在说明的，恰是相反的事。那就是，这样一种“技术性的安全”，从来就不可靠。或者说，历史上人类的各种灾难，总是反复说明同一个道理：技术上的安全，永远只是技术上的可能性，而真正掌握着技术，操纵它们的却是人类自身，是人类社会中交叉延伸着的关系和制度。日本的核危机，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在地震海啸之前，无论是对核电站抗震能力的设计还是之后的监测，所有的数据都属于“技术性的安全”的范围，甚至于“东京电力为庆祝福岛核电站运行40周年，宣称‘核电站周期可以延长为60年’，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也予以认可。”可地震一来，这些技术性的安全都成了纸上谈兵。时至今日，不仅是日本的国民，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必须共同承担由此而来的险情及其后果。此时此刻，曾经的“技术性安全”，没有任何的意义。相反，针对日本既有的政治体制、官僚和资本深度勾结的商业运作制度的各式批评，开始浮上水面。



看来，任何“技术性的安全”，总是被一组社会关系所掌握和支撑。当这组社会关系失去了它的健康，或者患上了某种疾病的时候，“技术性的安全”也就往往成为既得利益群体拿来粉饰太平的现成手段，延迟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诊断，乃至延误人们对危机的判断。直到灾难降临，全社会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一类的技术性安全才能被证伪。尽管，这一类证伪的代价，委实太大了。



至此，在一场如此严重的核危机面前，首先需要检讨的便是这一类“技术性的安全”在非危机时刻的粉饰作用；进而讨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否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相应改变？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是让人更有能力去控制和管理他自身所创造出来的科技本身，还是让人变得对自己的创造物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力？当年，在勾勒后工业社会的蓝图时，贝尔就已经指出，较之于在工业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后工业社会中真正的问题是人和人的关系，是社会组织的难题。而雷蒙·威廉斯也早已指出，与其相信悲观的技术决定论或相对乐观的社会决定论，不如更仔细地研究技术正在被一套怎样的人和人的关系所掌握和实践。可惜，这一类的警告和提醒，人们总是置若罔闻。



而这一次的日本核危机的警告，却是如此鲜明。它既不是贝尔泛泛而谈的后工业文明，也不是威廉斯拿来做例子的貌似无伤大雅的电视技术，而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状况的关键的技术和能源问题。一个想要安全使用核能的国家，它应该发展一种怎样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或者说，究竟创建出一种怎样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做出安全使用核能的承诺？如果在反复考虑之后，核能的安全使用仍然无法保证，那么继续使用核能，并承担有可能而来的各种严酷的后果，人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是否是人们充分思考之后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如果无法对此做一个准备或者承诺，或者根本无法压上性命做如此的赌博，那么我们对于能源的需求，是否应该彻底转换思路？



然而，这一类问题，在中国媒体的讨论中很少见到。绝大部分媒体的表现，要么是核能专家的口吻，一味强调中国对核能发展的需要和前景，要么是一组又一组的数据，空洞地坚持“技术性的安全”，不懈地制造出某种技术性安全的迷信。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普通人对核的莫名恐慌。自中国老百姓抢购碘盐以来，这已经成了国民素质低劣、缺乏理性的又一经典案例。相信多食碘盐可以防辐射，固然可笑。不过，在这样的一次核危机之中仍然播报技术数据，强迫人们享受这一类技术性的安慰，而不愿意触及危机中的实质性问题和警示意义，这背后所蕴藏的非理性，不也同样可笑吗？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核危机爆发的第一时间，中国政府宣称，这一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对于核能的使用，中国的核能使用是安全的。



也许这只是意味着，这样的安全，需要中国社会乃至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付出更大的社会乃至生命的代价，方能证伪。



2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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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地震想到的

作者：上古的埙








3月11日，日本地震了，新闻里听到熟悉的地名，仙台。孤陋如我，只是联想到那曾是鲁迅求学的城市，此外也就一无所知了。这次地震唤起了中国人许多相同的记忆和经验。面对生命的逝去，大家从心底里产生出相同的敬畏与悲悯，对日本人民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勇敢和冷静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一时间，网络上有关日本地震的言论铺天盖地。这几年来全球范围内地震和海啸不断，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唯有日本地震，才能引起网络社会如此巨大的反响。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复杂纠葛的历史渊源及敏感的现实关系。这些网络言论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路：一，祈福祝愿的。二，学习日本的。三，幸灾乐祸的，以及请求不要幸灾乐祸的。

这不，地震不到两天，《新周刊》就迫不及待地宣称：“日本地震是对中国人性的体检”。南方某报的评论员也在微博上说：“动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连署在日本大地震救援黄金期暂停抗战类题材电视剧、电影播放，并立即启动中国国家救援队奔赴日本，以此支援日本国民抗震救灾。”一衣带水的邻邦发生了天灾，中国伸出援手，是义之所至，理所应当。可是让人看不明白的是前半句，为何连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也要暂停播放？在指责网民素质低下、人性沦丧时，媒体精英的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一码归一码，历史是历史，地震是地震。你不能因为人家历史上侵略过你，就在这种时候发出幸灾乐祸的言论。”可眼下，又有人出来建议“暂停播放”抗战电影，好像历史跟地震又有些关系了。

本来，在这种时候倘有人幸灾乐祸，也不过是过过嘴瘾，只能算“孱头”作为。但我奇怪的是，网络上真正幸灾乐祸的人，数量远不如叫嚣着要谴责的人多。我更奇怪的是，借此机会对中国的一切冷嘲热讽，妄图抹杀历史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以此表明他有多么博爱、不计前嫌么？然而，历史又岂是能够随手抹掉的，不过是有些人自欺欺人罢了。

倒是豆瓣上青年人的心声听上去更为恳切，姑且摘录一段：“……去了（日本）之后，我感到最困惑的是，我所设想的那个全是变态侵略者的集中营，其实只是一群像我们一样的人安居乐业的地方而已。他们也一样，有父母，有子女，会相爱，会失恋，会高兴，会难过。都是人而已啊。”于是，作者困惑了，“我该去恨的日本究竟在哪？”按理说，接受过中学历史和政治教育的中国学生，本不该发出如此疑问。因为历史课本对此提供过一套完整的叙述，可是遗憾得很，从这篇文章来看，这种僵化而空洞的教育是失败了。作者被中学教育和主流媒体所赋予的历史记忆是如此模糊，面目不清，以致于她的“民族仇恨”徒有抽象的形式，穿过时光的隧道，便丧失了鹄的。虽然我以为，说中国人有多么记仇并不公正，你看，在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里，仇人们不就“不分敌我只有你我”了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仅以“仇恨”来概括战后中国对于日本的态度，确实过于简单机械，不负责任。那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常识”，年轻人已不屑于相信，然而这头脑里空出一块来，只好以另外一套所谓“普世价值”的“常识”来填补了。还是那位作者，说道，“我信的就一条，将心比心，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她的识见竟完全抽空了时间和政治感觉。

这些话听上去都不陌生。每当大灾大难降临，或者要面对中日关系之际，这样的论调就会沉渣泛起。当然，我并不怀疑作者的善良初衷。战争，太复杂。政治，她不想懂。而民族和国籍，在全球化时代也不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恨或者不恨，而是作者那套简单化的知识和感觉从何而来？为何在地震之后，有这么多人不约而同地预设了“中国人的人性”，他们又是凭借怎样的名义去“审判”和“检验”的？事实上，那位作者所写的很能代表一般年轻人的状态。他们和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渐行渐远，已不能真切感知昔日侵略战争的残酷。想象一下，让看着日本动漫、吃着生鱼片寿司、追着新宿街头流行风的青年一代硬要去直面看上去不那么美的中国近代史，确乎有点强人所难了。这一代，被流行文化的糖衣包裹着长大，他们的身体早已植入了许多和日本青年共享的文化符码。两个同样酷爱《灌篮高手》的中日青年能够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沟通无碍，并且享有类似的心理情感。所以，那些“一方面喜欢日本文化，一方面又时刻提醒自己他们是日本”的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是真实的。同时，我们也借此看到了某些急于发表意见的人内里的虚弱：为了摆脱强加于自身的陈旧说教，他们摆出了看似独立的姿态，可浸泡在大众文化里日渐发白的身心却丧失了真正的反抗能力，脑袋变成了另外一套流行的意识形态的跑马场。

其实，我同情那些只会说“大爱无疆”的人，一如同情我自己。当我此刻要给日本朋友写信问候时，我发现自己除了干巴巴的几句套话，也说不出更多。当然，渺小如稊米的人类在面对自然的翻云覆雨手时，言语总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时代供给我们的话语又如此匮乏，好像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就只能不咸不淡地说出大爱、人道、人性和感动。不错，它们是永远正确的，可是它们却很难帮助我们解释历史并辨析当下。

我想，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应该试图寻找一些坐标，为我们头脑里混乱的价值观念排排座位。当日剧、动漫和日韩时尚已经成为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生活方式，而空洞的主流历史叙述又无法给予我们思想上的支持时，我们该如何清理知识、修正习惯的思考方式，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当然，这很难。但是，与其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人云亦云地表达“意见”，不如努力尝试寻找一种新的话语，以此来更好地言说中日关系和亚细亚图景吧。



                                                                                               201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