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陆农村的现状 文/大海纳百川[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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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陆农村的现状



目前，农村形势非常令人担忧。
一、劳动力不足。绝大数村庄中只有55岁以上的老人和15岁以下的小孩。中青年都在外工作或打工。
二、农业基础非常脆弱，水利废弛，抗自然灾害能力差。
三、农村基础建设投入不足，人们生活环境差，污染严重。
四、基层组织形同虚设，没有真正发挥领头作用。现在不收“提留”，村委会好像没事可做。
五、村庄荒芜。有人觉得是好事，人口集中，小城镇化。我认为，这并不是好的办法。
六、许多人对农民有歧视，看不起种田的人。现在的年轻人有谁愿意扎根农村，他们宁愿在外“扫厕所”，也不愿在农村。
现在农村田地抛荒严重，工业占地也多。本人感觉要不了几年，我国会出现粮食危机。大家别相信新闻上说：我国粮食每年都在
大丰收，每年都在增长。种粮的地在减少，亩产几乎不变，天灾还会减产，何来增产？
不知各位是否有同感？望各级政府多为农民办实事，则我国更和谐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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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困境：不回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

2010年12月31日  广西新闻网　 　




从年龄来看，张全正是官方所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

核心提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长期受城市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倾向于长期留在城市，并希望举家在城市定居，但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面临重重障碍。近日，记者随社会学家走近这一人群，了解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现状

近日，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开展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与城市融入现状调查”专项课题研究，并委托广西民族大学组建专业课题组开展调查。在社会学专家眼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举步维艰，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成果公平分享和社会进行良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生根发芽？记者近日也展开相关调查。

企业周边缺少娱乐设施

新生代农民工严重流失

课题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方式已多元化，且与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基本一致。在众多的休闲方式中，选择上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44%，看电影、K歌分列二、三位。没有娱乐配套设施，已成为地理位置偏僻的生产企业留住“新生代农民工”的障碍。

张全，23岁，钦州浦北县人，刚结束了近4年的打工生涯，自己创业。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称呼，他更愿意接受“草根”这一身份。

据了解，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第一次被官方正式提出，指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户籍仍在农村，但已进城务工的人员。在目前全国1.5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里面，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到60%，随着城市（镇）化的快速推进，其人数正以每年800~900万激增。

2006年9月，刚从中专毕业，张全便与70余名同学来到东莞一家工厂从事机械生产。一个月后，他对新工作的新奇感一扫而光。工厂远离市中心，周围没有配套齐全的娱乐设施，他开始坐不住了。虽然，工厂开出了“工作10年，可得一套房”的条件，但3个月后，他选择了辞职。同去的同学中，最长的干了两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没有娱乐配套设施，已给企业带来招工障碍。位于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的南宁麦斯鞋业有限公司（简称“麦斯”），员工平均年龄28岁。从年初到现在，6000余人的用工缺口一直没能补上。据该公司人资部经理张元亨介绍，目前公司每个月工人的流失率在8%~10%之间，在用工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留住员工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在张元亨看来，企业周边“荒凉”，是招不到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网吧、KTV，前来找工作的年轻人扭头就走。

“不再像老一辈赚钱为养家糊口，他们赚钱是为了消费”。为了留住工人，该公司在厂区内建起了气排球场、篮球场、高清电影放映室，甚至有医务室、幼儿园。但已安装好的16条“成型生产线”，仍有13条半目前被荒废。张元亨说，按规定工人每天零时前必须回到宿舍。一次，一名年轻员工到较远的地方喝酒，凌晨两时多才回，他的理由是“晚上就是要喝酒娱乐的”。

记者在采访中，不少用人单位反映，薪水待遇不再是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的唯一标准，周边配套的娱乐设施，也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不仅如此，课题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品牌意识开始增强，对于电脑、高档手机等也有消费欲望。他们的工资收入有一半以上在城市中被消费掉，这些都是他们融入城市现代生活强烈愿望的表现。

追求发展空间

频频更换工作

课题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较老一辈高，他们更希望从事体面的工作，在考虑工资的同时，更为重视雇主的人格、人品，及自身受尊重与否。

今年24岁的田为兴换工作很频繁。从2007年高中毕业到2009年，维修、售卖电动车，奶茶店的工作他都只干了一个月；流水线工人、推销保险则“体验”了几天便放弃了；他最长的一份工作——汽车维修也只维持了8个月。现在，他正帮父母“打工”。

不喜欢工作的氛围，是田为兴频频换工作的原因。“不太能接受老板或领班的指责。”他说，他不会采取过激行为，但会辞职。没找到工作时，他就回到父母租的房子里，一起生活。工作对于他来说，并不为了赚钱，而是一种“体验”。他不愿意进工厂，因为不自由，不能忍受每天在流水线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对自己没有提升，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

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局的工作人员韦仕泓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该部门刚帮助一个企业招了几千名工人，填补了用工需求。下半年，该企业又要招4000余名工人。“每天招进工厂的人数与辞职的比例高达1：1，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韦仕泓说，待遇、工作环境都会造成流动性大的情况，但工人年龄年轻化也是因素之一。“年轻人不喜欢稳定，他们更喜欢去闯”。

在不少企业眼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大，则是这个群体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他们有些好高骛远。”“麦斯”试做科科长陈春梅说，他们希望得到上升的机会，却不知道要踏实工作，努力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陈春梅到广东打工，属于中国较早的一批农民工。1999年她进入“麦斯”，经过5年的工作、学习，才完全掌握了制鞋流水线上的每一道工序。她认为，比起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差远了”。

陈春梅说，老一辈农民工被骂甚至被打，都会咬着牙挺过去。大多数老一辈农民工对加班很珍惜，只想多赚钱，养家糊口，回老家建房。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不再担任家庭“顶梁柱”的角色，对加班没有热情，甚至想休息时直接旷工，宁愿被扣钱，也不请假，“对制度并不尊重。他们抗压力弱，对管理层的批评很难接受。现在我们转换管理方式，学着站在他们的立场想问题”。

在广西嘉路人力资源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招聘部负责人龙丹看来，频繁地更换工作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一份工作的适应期可以达到两年，五年内应对自身有明确定位，十年工作应呈发展趋势。若只是因为初期的待遇或工作环境与理想有偏差，便立即跳槽，对自身的经验积累是不利的。龙丹说，新生代的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都相对较高，他们需要的是对理想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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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创业梦想

期望扎根城市

课题组报告：20%受访者希望有关部门和组织能够提供创业平台。调查问卷中提出的7项服务内容中，选择此项服务内容的人数仅次于选择“提供就业信息”的人数。

2007年，因为“不想从事一辈子的工作，只是按下机器按钮”，何珅选择了另一家“上升空间大”的工厂。3个月后，他当上了领班。但不久，他再次选择了辞职，回到南宁，开始在汽车美容店、餐饮店、电气公司进行不同的尝试，他甚至不辞辛苦去当搬运工。“这样可以了解市场。”何珅如此表述他不断换工作的理由，他要创业。

2010年5月，何珅与人合伙的“草根吉他店”开张了。他把父母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希望通过创业，在这座城市安定下来。到目前，吉他店还没能赢利，“淡季还要倒贴房租”。现在，何珅每天清早6时去帮人卖衣服，赚生活费；下午看店，常常忙到半夜回家。“收入不高，精神绷得很紧，无法在这座以悠闲著称的城市悠闲地生活”。希望像市民一样，在这座城市生活，成了何珅现在的愿望。

与何珅一样，王涛的目标也是自己创业。王涛说，他很好动，现在最想去学跳舞，开一家健身馆，“器材像社区里街道旁的健身器材那样简单就行。”他说，因为没资金，买不起昂贵的设备。但他现在仍没想好如何淘到“第一桶金”，开始他的创业之路。

1983年出生的黄金宝也曾有创业的念头，但最终放弃了。在广西德洲医药有限公司工作了5年，深思熟虑后黄金宝发现创业不适合自己。现在，他安心地工作，希望通过努力得到上升的机会，留在这座城市。黄金宝说，公司里“90后”的务工人员，常轻易辞职，他们说要去创业。“没有资金、能力不够、社会阅历浅，怎么创业？”

该公司行政部部长肖玉莲也有同感，新生代农民工个性张扬，对未来充满好奇，但也很迷茫。肖玉莲说，离开公司的，大都说去创业，他们总想着改变，但具体做什么生意，基本没有人有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走了之。而老一代农民工则谨慎许多，离职前，他们会想好手上的资金够用多久，自己的退路在哪里。但这并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不上进，“他们学东西比老一辈更快”。

不打算回到农村

也无法融入城市

课题组报告：来南宁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很强烈的外来人感，他们觉得并没有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和排外压力。这与南宁市的包容性有很大关系，这些为其市民身份认同打下良好基础。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社交圈基本还是亲友、同乡，其中表示愿意与城市交往但觉得有困难的受访者占56%，这让他们与城市的主流文化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80%的受访者希望能在城市定居，56%选择了“住房问题”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障碍。同时，子女教育问题也让他们焦虑不已。

陈思上世纪90年代初跟着进城务工的父母离开了老家。没有长期从事农活的经历，他对土地、乡村没有太多感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交流。”陈思说，城市的便利显而易见，满街的人不会让人觉得寂寞。南宁的大街小巷他都很熟悉，他的朋友圈也都在这里，他们与陈思一样，都是进入南宁的务工人员。“我不打算回老家。”陈思说得毫不犹豫。

“我们回不去农村了。”进入卫校读书后，黄云完全放弃了农活。黄云说，即便回到农村，也不会种地。

目前，黄云带着妻子和3岁的女儿，一直住在公司提供的单间配套宿舍里。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张沙发、一张餐桌、一张电脑桌，约20平方米的房间被摆得满满当当。就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工人家庭那样，黄云说，女儿出生时，母亲来照顾，一间房摆两张床，中间拉个帘子，一家四口就这样过日子。

横亘在黄云面前的鸿沟是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他希望能举家在南宁定居。随着女儿长大，一张床容纳三个人慢慢变得不现实，但没有南宁市户口，无法申请经适房，高昂的房价让他不敢奢望。但他宁愿租房，也不选择回到老家，虽然这对于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三年后，黄云即将面临的两难选择让他更忧心，或者交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把女儿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现在他常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留在这座城市。为此，他时常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经适房、廉租房、收入调整、税费改革……他俨然成为了老乡们的顾问。

黄云说，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与城市居民交流，圈子里的都是老乡，信息不那么畅通。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机构，把外来务工人员联系在一起，为农民工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能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帮助。

新生代农民工引关注

各方帮他们融入城市

课题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参与了以乡缘、趣缘等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如老乡聚会、朋友聚会等。这些活动，除了可丰富业余生活，对于他们城市融入的权利争取或市民化合理进程都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秦红增教授，曾长期在珠三角地区进行农民工问题调研。秦红增说，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三项指标：工作、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增加，各种问题会逐渐凸显。

秦红增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不断增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让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增加。这股推力将这个群体推向城市，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另外，城市里强大的信息流、物流、人流也吸引着年轻人。在南宁，这个年轻的群体大多从事服务行业。若他们无法融入城市，会造成城市、乡村人口的隔阂，这个群体会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城市的服务机制将很难有效运转，城市系统将处于无序状态。“近年来的用工荒就是他们不能很好融入城市的表现”。目前，在国家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需要社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

共青团广西区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孟幻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生产、生活方面的条件，如经济、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还需要国家政策和制度给予保障，比如户籍、教育制度等。这个庞大的群体，若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去年我们做调研时发现，少管所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超过一半”。

孟幻说，目前，共青团正努力帮助这个群体融入城市。据了解，共青团南宁市江南区委员会的“新居民青年之家”建设，就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培训，帮助他们在城市“站住脚”；联合城区开展“百姓小舞台”等活动，从心理上，让这个群体找到家的感觉，使他们融入城市。但孟幻说，这些只是形式上帮助农民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希望组织开展这些活动，在形式上表达这座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关心，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促使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利的政策出台”。

作者：雷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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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报/2010 年/1 月/13 日/第003 版
纵深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年龄在20-30 岁之间
的青年农民工。他们目前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 亿人左右。他们
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
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国家和社会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
这些困境予以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
长子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难以走进“围城”的婚姻困境
2008 年2 月21 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 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
岁以下占16.1%；21-30 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 岁。显然，这个年龄的农民工正
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职业和收入的限制，他们往往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
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口占80%。尤其是建筑业和加工制造
业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
获得女孩的青睐，同时也很难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
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工厂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成群结队，“恋爱无人”。这些单位的新生代女
性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
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可见，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
工走向婚姻。
与职业相对应的还有工作时太长的局限。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力型、服务型工作，
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 年的调查显示，
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 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 小时。其中，每周工作7 天，没有休息日
的农民工占46.9%0 这客观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并造成男女关系的疏离，对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
职业搭起的围墙和工作时间太长最终都会使农民工的交际面越来越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期
间交往圈子狭小，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多局限于老乡或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上，交往
的圈子亦多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工，其交往圈同质性较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群，而认识
异性的渠道相对狭窄，能接触的异性很少。
另外，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 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
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2000 元之间的占16.9%，1001-1500 元的占21.6%,701-1000 元的
占26.6%，501-700 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
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以经济条
件为基础，低收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困境
婚姻的困境与职业有很大的关系，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其父辈，他们的就业期待甚高。而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甚高的就业期待面临诸多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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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 次，而20 世纪50 年代出生
的老一代农民工人仅为0.08 次，新一代跳槽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 倍。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
“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
换个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
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
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
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经济和精神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
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国务院研究室2006 年发布的报
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
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尽管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
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
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
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但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所以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
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
报酬工作。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进行蜻蜒点水式的了解，每一
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他们没有过硬
的职业技能，从而很难融入城市体面地生存。
非城非乡的身份困境
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
我国工人总数的2/3 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全国总工会2007 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
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
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
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 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
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
属于工人群体，把自己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
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没有把他们当做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
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
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不仅如此，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
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也是市民。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
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如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
服装，对消费支出并不十分在意。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
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对亲人的感
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企盼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
能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 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
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
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 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
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
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一项“您想在城市定居吗?”的调查显示，50 岁以上的农
民工只有15%的人想在城市定居，40-50 岁的为21%，30-40 岁的为37%，20-30 岁的为45%，20
岁以下的高达61%。但城市显然还没有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对他们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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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虽然从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了，但不幸的是，受户籍限制，他们的
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他们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
工，没种过地，也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
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
面地活着”，但目前至少有三大“壁垒”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三大“壁垒”
经济壁垒。2006 年3 月27 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许多省会
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多少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如，山西太原规定购买单套新建商品
住房建筑面积80 平方米以上(含80 平方米)、并已取得房屋合法所有权证的可以办理太原户口；
江苏南京要求购买成套商品住宅房(含二手房)面积60 平方米以上；天津规定购买80 平方米楼房
可落户，或者是市内6 区、滨海新区购房额要达到80 万元，环城4 区、汉沽区、大港区要达到
60 万元，外县区则要达到40 万元。这种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
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
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比如重庆市2006 年8 月1 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
的意见》，但有人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
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即使国家放开小城镇户
口，农民进镇落户的政策绩效仍不大，因为撤乡并镇后只实现了行政管理的简单合并而非人口与
产业的集中，建制镇和农村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而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
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
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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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困境”與困境中的農民工

——以北京市為例
尹德挺　陳　可　常國珍
2008年10月13日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按戶口性質，流動人口可以分成兩類：農業流動人口和非農業流動人口，前者簡稱農民工，是北京流動人口的主體，幾乎佔到北京流動人口的70%左右。（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本文將以農民工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以下兩個問題：一是農民工的流遷給北京市宏觀城市管理帶來了哪些難題？政府部門目前面對著怎樣的“農民工困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該如何引導“困境中的農民工”進行合理流動，從而實現城市發展與人口流遷的和諧統一？

　　一、聚焦“農民工困境”

　　隨著農民工大規模的流入，農民工的管理問題成為北京市政府部門面臨的新課題。我們可以把因為農民工的流動而給城市管理部門帶來的一系列難題，統稱為“農民工困境”。我們不禁要問：目前，北京農民工的區域分布對北京城市建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農民工的職業分布與北京勞動力市場需求有著怎樣的聯系？農民工的移民傾向是否會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以及人口規劃目標產生重大威脅？在改善民生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門應該如何改善農民工基本的生存環境？

　　1.農民工區域分布隨城中村的改造而此消彼長

　　近些年來的統計資料和調查數據提醒人們重視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農民工的區域分布隨著城中村的改造而在北京各區的街鄉之間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農民工並沒有因為城市改造而離開北京。對於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流動行為受到城市規劃與布局的影響，但終因北京強大的城市吸引力而沉澱下來。

　　以調查區縣為統計單位，農民工主要集中在朝陽、海澱和豐台等城市功能拓展區，以此圍成一個環狀，呈放射狀向外擴散﹔以調查樣本街鄉為統計單位，農民工區域分布隨著城中村的改造而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例如，宣武廣外街道、朝陽來廣營鄉等地的城中村改造導致了當地農民工人數的急劇下降，而五環以外近郊區和環城帶五區的街鄉卻因吸納了城中村改造地區轉移出來的農民工，而使得當地農民工數量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侯亞非：《2006年北京市流動人口家庭戶調查報告》，載於《北京人口發展研究報告2007》，同心出版社，2007年）就農民工目前的區域分布來看，農民工主要聚集於中心城的邊緣地區，尤其是交通比較便利的五環路、城鐵以及機場、京通快速路附近，而遠離中心城的新城很少有農民工流入，農民工僅僅隨著城中村的改造而呈現出一定范圍內的向外搬遷態勢。

　　之所以形成外來農民工這樣的居住現狀，主要是農民工聚居區管理體制落后、城中村居住成本低廉等原因所致。農民工聚集區大多以鄉鎮村委會建制為主，沒有根據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相應地調整管理模式，大部分聚集區已無第一產業或比例很小，但仍保留著土地集體所有的鄉鎮管理模式，農業戶仍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搭建大量簡陋平房，這給農民工在城鄉結合部的集聚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條件。（尹志剛：《北京市常住流動人口的遷移因素和移民傾向研究》研究報告，2007年）例如，朝陽平房、來廣營、十八裡店出租10平方米平房的租金約為172元/月，海澱東升鄉的租金僅為133元/月。

　　2.旺盛的低端勞動力市場需求引發農民工底部聚集

　　近些年，北京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對於低端非技術型勞動力的需求逐步增加。2006年，以財會、秘書為代表的技術型職業已經表現出明顯的供大於求趨勢，而非技術型職業的市場需求日益旺盛，推銷展銷人員、營業人員、餐飲服務人員、環境衛生人員、治安保安人員等工種幾乎佔據了供小於求職業排行榜前10的全部位置。

　　2005年，餐飲業、居民服務業、建筑裝飾業和零售業的平均月工資分別為1317元、1324元、1438元和1704元。像這種社會地位、收入水平都較低的行業，需要引進外來的勞動力來填補空缺。2005年北京市新增就業崗位中面向農村招收的32萬個，佔總新增就業崗位的30%，而且幾年來一直保持這種發展態勢。從年齡角度來看，25—34歲年齡段的供求缺口最大﹔從文化程度來看，初中及初中以下人員的供求缺口最大﹔從職業類別來看，商業和服務業人員供求缺口最大。在這樣強大的市場需求拉動下，農民工迅速地在北京勞動力市場中形成低端聚集。從2006年的調查數據來看，北京絕大多數農民工從事的職業是商業、服務業以及生產、運輸設備操作業，從業人員比例分別為61.25%和23.05%，兩者合計超過農民工總數的84%，而北京戶籍人口這兩項的比例合計不足45%。從職業小類來看，有42%的農民工從事推銷購銷工作，有18%的農民工為餐飲服務人員，有13%的農民工從事裝修及簡單勞動工作。

　　3.農民工移民傾向明顯，北京人口規劃目標的實現面臨巨大壓力

　　目前，北京農民工呈現出長期居住的內在趨勢，一定規模“不流動”的農民工群體已形成事實上的“城市新移民”或“勞動力移民”。在問及留京意願時，有47.07%的農民工回答“打算在北京長期居住”，回答視情況而定的佔29.64%，而回答不會在北京長期居住的僅佔23.28%﹔從留京時間看，農民工來京時間較長，平均年限為6.38年，有超過半數的人已經在北京居住了5年以上，這明顯長於非農業流動人口4.80年的水平﹔從流動經歷來看，有39%的農民工第一次外出打工就選擇來到北京，並且有77%的人從未更換過工作，67%的農民工來京后從未更換過住址﹔從家庭結構來看，夫婦攜子女來京的農民工比例已經達到了36.6%，夫婦兩人來京的農民工比例達到31.9%，而已婚人口中，單身來京的僅佔11.7%，農民工舉家遷移的態勢日益明顯。

　　調查數據還顯示，在京困難對農民工的移民傾向和行為構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其中生活類困難（生活費用高、居住條件差和住所不穩定）是降低農民工移民傾向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工作類困難（競爭激烈，工作難找），再次是精神類困難（親朋好友少，常感到寂寞）和制度類困難（各種針對外地人的限制，子女上學困難）。然而，北京對農民工的吸引力似乎表現得更為強烈。吸引農民工在京長期居住的最主要因素是經濟因素，即在北京掙錢多﹔其次是有利於個人發展的因素，包括發展機會多，能學技術、長本領，可以開眼界、見世面等﹔再次是子女教育因素，即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北京獨有的行政地緣優勢是吸引人口流入和定居的根本磁力。從調查數據來看，部分農民工即將成為北京的事實移民，他們渴望成為北京的制度性移民，已經不想離開北京。

　　4.農民工后續發展面臨困境，生存環境有待改善

　　第一，北京市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明顯偏低，職業技能十分缺乏。從2006年的調查數據來看，北京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66年，不及初中水平﹔企業很少注重農民工的培訓和提升，僅有33%的農民工當過學徒或接受過正式的培訓。由於受到自身教育水平的約束和戶籍身份的限制，農民工通常與促進地位上升的城市社會關系網絡完全或部分隔絕，他們缺乏地位積累、地位繼承和社會資源，從而導致其職業地位變化不大。

　　第二，農民工生活條件簡陋，居住環境惡劣，“高積累、低消費”的生存方式充分體現了“經濟型勞動力”的特點。2006年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居住條件明顯比非農業流動人口要差。有約76%的農民工居住在平房中，而非農業流動人口該比例僅為43%﹔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不到9m2，明顯低於非農業流動人口人均居住面積15m2的水平，同時低於北京戶籍人口居住面積19.5m2的水平﹔有超過半數的農民工居住在缺乏衛生間、廚房等生活設施的房屋內﹔分別有15.48%、14.72%、12.51%、11.85%的農民工居住環境存在嚴重的垃圾、路面破損、污水及噪音問題，而非農業流動人口的相應比例僅為6.21%、8.37%、4.85%、6.02%，兩者差距明顯。正是相對簡陋的住房條件、相對惡劣的居住環境使得農民工的生活成本得以降低，並能長期在北京滯留下來。

　　從收入角度看，2006年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較低，僅為1235.05元，而非農業流動人口為2106.35元，戶籍城鎮人口為1471.08元﹔從支出角度看，農民工的恩格爾系數為37.7%，明顯高於非農業流動人口26.9%的水平，同時也高於戶籍人口30.8%的水平。從結余角度看，農民工每月仍有超過35%的收入作為結余，這個比例反而高於非農業流動人口。農民工人均每月結余為493.71元，甚至高於北京戶籍城鎮人口367.42元的水平。可以看出，雖然農民工收入低、家庭負擔重，但他們一直通過勤儉節約，“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維持在京較穩定的工作和生活，充分顯示了農民工“經濟型勞動力”的特點。

　　第三，農民工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社會保障程度低，基本從事“生存型”的工作。2006年調查數據顯示，從工作性質來看，48.51%的農民工以雇員的身份為個體工商戶或企業工作，有44.48%的農民工為自營勞動者﹔從工作時間來看，農民工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長達66.16個小時，而非農業流動人口為59.06個小時﹔從勞動保障情況來看，農民工雇員中，未簽訂任何勞動合同的比例達到72.7%，明顯高於非農業流動人口51.88%的水平﹔被拖欠工資的現象比較嚴重，達到了11.10%﹔甚至有10.26%的農民工在加班后從來沒有或偶爾能夠拿到加班工資﹔從社會保險來看，90.83%的農民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險，高於非農業流動人口69.32%的水平，遠不及北京城鎮人口30%的無保水平。

　　二、引導“困境中的農民工”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工困境”具有相當的復雜性、緊迫性和長期性。解決北京“農民工困境”問題必須依托一個高效的組織結構，綜合利用全局性的政府規劃、和諧的家庭戰略以及農民工的勤奮努力，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對“困境中的農民工”加以適當的引導，統籌尋求政策思路與辦法。

　　1.依據國家主體功能區劃，利用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分類政策，引導農民工在城市之間合理轉移

　　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劃，京津冀地區被劃定為優化開發地區，主要發展方向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因此，迫於目前北京城市人口膨脹的巨大壓力，在政策導向上，要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周邊的重點開發區域轉移，明確對高新技術產業、外地轉移型產業提供多種優惠政策，從而引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促進產業合理分工。例如，為引導北京一部分農民工向外轉移，政府部門可以將京津冀地區拓展成為多中心的網絡化結構，加強北京東南地區與天津西北地區的城市融合，提高京津周邊城鎮的規模和經濟實力，從而分解北京中心城區人口快速增長的壓力。

　　2.結合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把部分功能及相關組織外遷，促進農民工在北京各功能分區之間疏散分流

　　北京城市功能過載是人口膨脹失控的根本原因。北京政府部門應積極構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城市空間結構，實施多中心與新城發展戰略。減少北京中心城區的功能超載，把一些功能及機構，如制造業、大學、研究院所、黨政軍機關等由北京中心城區外遷到其他功能分區中，才能從根本上疏解人口壓力。此外，在經濟方面，政府還可以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去改變城市的就業結構，利用對城市產業、項目門檻的管理來遏止低端產業聚集引起的人口集聚，從而阻止農民工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的過度堆積。

　　3.鑒別“事實移民”和“非事實移民”，實施適度控制的移民政策

　　農民工如在京有投資或有穩定工作及收入，購買了住房（或有穩定的租房），依法納稅，配偶和子女在京工作上學，在京工作生活超過一定年限（如5年）等，事實上已經不可能離開北京，因此，政府部門不僅應該有條件、分步驟地對其提供市民化待遇，提高其基本的生存條件，加速社會融合，而且還要對其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適度控制移民行為﹔對於不具備上述條件的“非事實移民”型農民工，政府部門應該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進行疏導，將供大於求職業中的剩余勞動力有計劃、分步驟地在城市之間、區域之間分流和轉移，最終在轉移中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改善農民工在遷入地的生存環境。（作者：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講師﹔湖南出版集團編輯﹔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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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驻村的日子

文/[安陆]蓝色情迷


“三万”活动开展后，我有幸参与并成为其中一员。一个多月了，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有一些感触。我不想“一泄千里”，只写10片文章，算作心路历程吧！欢迎朋友批评。

一、第一位把“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说完整的人

4月8日，我走访李店村大李村10组。这个湾叫河边岳，因为湾旁边有一条河，湾里人大部分姓岳。我是骑着摩托车进村的，一到村口，看见一位农民准备出门，看样子是到田里做事，我很礼貌地介绍自己的来历，请这位朋友稍微留步。我开始跟他聊家常，家里种了多少田？家里几个人？孩子在哪里读书？有什么困难啊？这位中年人很热心向我讲解。一会儿，我的旁边聚满了七八个人，还有一位农民拿来一张椅子让我坐。

我正重复着自己的一些话。突然，我听到这样一句话：“这是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我一惊，从3月9日进村以来，我还没有听到哪个人说这个话，除了现任村干部外。像这么完整说出这个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我不觉对他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在我沉浸在惊讶之中时，也有热心农民向我说，他是村老书记，叫岳仕涛。今年78岁，去年中风留下后遗症，他还拿着木棍着拐杖走路。老书记说，我每天听收音机，知道这个活动，他还向我讲有个地方队员驻队解决了当地的通村公路。他向我继续讲述村里的情况，并把自己受到党组织的照顾也说出来。他说，去年，市领导还专门看望他，送了800元慰问金。

一个上午，我在感动中忙完了调查。我想，是什么人离我们最近？是农民！是这些曾经为党付出过的党员！我没有讲更多的大道理，但是，农民们都细心聆听，我不能也不敢再语言上怠慢她们一分。我想，农民是相信我们这些人的，是依靠我们党组织的，他们在交谈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党，现在的政策太好了！”“想多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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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养殖大户  今日建筑老板
   清明节前一天，我在大李5组走访，坐在稻场上与农民聊天。一会儿，一个打扮得十分时尚的中年妇女朝我走来，还跟我打招呼“你嘛到我们这来了？”

   我一惊，我心里在想，这里一没有我的同学，二没有同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她再走近，我仔细回忆。哦，原来她是本组以前养银狐的老板的爱人。

   说来话长啊！这位中年妇女今年只有42岁，10年前，我还在李店政府上班，喜爱搞新闻宣传。那一年，我了解到该村有一个养银狐的农户，我觉得这是个好新闻。安陆当时没有第二家。那时安陆报没有撤销。我立即把安陆报和安陆宣传部的朋友请来，对这家农户进行采访。几日后，她的事迹在孝感、安陆两级媒体上见报。过了几天，市里领导也到她家来。

   “我记得，市长还到我家来看的，是你领来的！”她又说。

   这个我早已忘记了。她用手指了指前面的一栋楼房说，“这就是我的家！”以前，她家是个瓦房，有个大院子，院子里养了许多银狐。她养的银狐不愁销，送到武汉、广州。

   “你的老板现在在干什么？”我问她。

   旁边群众不约而同地对我说：“他的屋里的个伙计成了工头。在搞建筑。”

   我在走访中，了解到该村有一些农民确是跟着她的丈夫从事建筑。

   如今她的家庭变富了，这正是安陆农村致富中的一个典型啊！

   没有党好政策，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这要感谢国家政策好！”这位姓田的老板娘高兴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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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也有“蹦擦擦”

     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见街道两旁高楼林立，主要街道车水马龙，一派繁华风貌。

     安陆最美在夜晚。你看，河滨公园里，扯起嗓门练歌的，一群群一簇簇跳起健美舞的。尤其在一些大超市门口，社区的中老年人跳得最欢，看着他们，就是一个幸福！变幻闪烁的霓虹灯、香喷喷的夜市，一切令人回味。

     如今，在安陆农村，一些大胆的青年妇女也开始尝试跳舞，也有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成为当今新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4月8日，我在李店吃罢晚饭。明天就是星期六，我准备家休息。决定从李店镇政府走回安陆。虽然路上公汽还有一班，但我执意要走。只有12里路，我是不怕的。走了一段，一些农民朋友看见我，说带我回城。我谢了！

    到杨棚村也是下午6点多钟，在一家超市旁，20多位穿着各异的农民妇女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舞，虽说不算翩翩起舞，但也是有滋有味！那胖胖的身材在激越的节拍下有节奏地晃动着！一会儿街上的路灯亮起来了，他们舞得更起劲了。

    这可是在马路边！她们完全不顾忌有没有人看！也不怕别人评价，总是一个劲地跳，一段乐曲完了，休息一下，大家开始互相讨论谁跳得好，哪个地方没有跳好？下一段音乐响起，大家又全身心投入！还有几个年纪稍大的妇女坐在旁边凳子上，露出羡慕的目光！

    “我们这里跳了几年了！”领头的是一位干部家属。她接着介绍，音响是村里给的，舞蹈是乐队的人回来交的。大家一个带一个，喜欢跳舞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虽然跳得不很专业，但她们很满足！“自从跳舞后，麻将打少了，身体也好多了！”一位穿红毛衣的中年妇女兴高采烈地说。

    我走了一些农村地方，发现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过去发生很大变化！丰富多了。这得益于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村级经济，开展文化活动。应该说，农民的生活与城市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个距离会缩小的。时间就在10年内。农村确实需要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十分重要迫切的现实问题。

    欢乐舒心的夜晚、浪漫的生活，也不再是城市人的专利。农村的生活也是五彩的！过去，农民白天忙到黑，一到天黑就睡觉。现在农村也有夜生活了。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你，或者我，都会愿意把家迁到农村住了！不信，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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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们对我存有戒心

驻村工作，就是要经常下户。如果请村干部跟着，或许农民朋友有些话，你听不到！因为有村干部，他们不想说；但是，自己一个人下村，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4月7日，我到大李9组走访。下午走访了几个农户。向下一个农户走去时，看见屋旁边有一口大池塘，有一个年轻人在钓鱼。我好意地问他：“搞了几多？好不好搞？”

    “日好搞！”年轻人头也不抬，答了一句。

    我走进他的水桶一看，只有3条小西头。我觉得他不好说。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对老年人在做事，男的在挖地，准备种菜，女的在持鱼。他们年龄有60多岁的样子。我走到那位男的旁边，关切地问：“你罗门在忙啊！打搅一下！我是在你们村驻队的，我姓黄！”

    那位农民放下锄头，警觉打量我一阵，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你是搞么事的？”那位正在持鱼的老年妇女急切问。

    “我是在你们村驻队的。住在你们村李主任家里!没有别的事！主要是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困难！”我说。

    “那你说，李主任家里有什么人？有几个孩子？”那位老年妇女接着说。

    “有两个孩子。女孩出嫁了。男孩当兵去了！”我立即回答。

    “是的是的•••••••”没等女的说完，那位男的就说：“人家是搞工作的，又不是骗子！问那么多！”

    突然从屋里又走出一个年轻女孩。“是不是骗子，他身上又没有写字！”最后得知，这位青年人是他家已经出嫁的姑娘，过清明回来玩的。

    经过一阵交流，老年人开始与我攀谈起来，又是拿凳，又是倒茶。交谈中，我得知，老人家的隔壁有过被骗的事。那是2009年冬天一天上午，一位中年人到他湾里推销一些家用品，吹得日好。没有人买。第二天大白天，老人家的隔壁家里被4个年轻人翻窗子到屋偷走了1万多元。这件事对他们几家有很深烙印。因此，凡是有年轻人到他们湾，他们都有点警觉，再怕事情重演。我一个和他不熟悉的人来到他家，自然引起他的戒心。

    临走时，我送给老人一本手册，又讲解了一些政策。老人满意的笑了。

    回来后，我反复思考当天的经过。我想，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善良农民来说，他们有戒心是应该的。我遭到这样的“待遇”，在一个多月的走访中，比较少见，但我没有埋怨。应该说，它是一支让我们正确认识农村、了解农民的清醒剂。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万”活动是十分有必要的。农民有怨气，如果不及时疏导，就会出问题，这对维护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有很大影响。因此，活动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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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她跟我说了不到3句话，就哭了
  4月10日下午，我一个人骑车来到大李村10组。一进村口，湾里没有几个人。远远望去，湾门前的地里有农民在做农活。我来到到一家有人的地方，主动与农户攀谈起来。渐渐地，身边来的人多起来了，有的问今年的粮价是多少，有的直接问我，能不能为他弄个低保！有的说，今年的春旱这么严重，不好搞啊！

     我说：“今年的旱情的确少见！大家不要慌！天老爷不管，共产党来管！这些年，几咋让你们干死了谷！”

    “那是的！”一些农户随声附和。

    我一边说，一边记录着。看见我在发手册，一位中年妇女从家里走出来，来到我身边问：“我有没有（手册）？”

    “都有都有！我是专门为你们送手册来的。”我说。

    当我问她家里有什么人、生活怎样时，这位妇女说了不到三句话，就哭了••••••

     人啦，不到难处不落泪。我心头一紧。

    旁边周围的群众对我说：“她可以说是我们村最穷的一个！”

    那位妇女停顿一会，对我讲起她家的境况。她的爱人姓岳，患哮喘多年，每年用药几千元。唯一给她安慰的是，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襄樊一家医院上班。今年，儿子还考上了研究生，离公费差2分，需要自费读研，得7000多元，这让她又喜又愁。喜的是，孩子考上了研究生。愁的是，学费哪里筹？

    我说：“孩子读研的事，让孩子操心。现在已经上班，有能力了。他可以找同事借点，找同学、找单位化点缘。老人有能力就帮点。爱人的事，我联系一下，看没有政策扶持！”

    我现场拨通了李店卫生院王院长的电话，向他咨询。王院长说，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她！我把她家的电话记录在本子上。

    4月15日，市里召开三万活动阶段会。会一散，我就到了李店卫生院。在医院里，我打了3次才拨通了那位农户家的电话，知道农户在家后，上午11点的，李店卫生院几位院长、大李村党支部书记和我共6人一行驱车来到她家。

    她的家位于湾南头。一个普通平房。看样子，房子做了五年以上。一进家门，女主人热情让座。我到家里一看，只有堂屋是水泥地，其他房间没有打水泥地面。一个房间床边有一个脸盆，盆里盛满草木灰。

    这位妇女的脚上穿着雨鞋，显然刚刚从田里做事回来。一番交谈后，李店卫生院王院长送上500元慰问金，晏院长还为她的爱人特意带来治疗哮喘的新药。并说，“你把治疗的手续以及条据清好，我们争取向上反映，看没有有列入慢性病范围的政策！”
村党支部书记岳国敏说：“自从她的爱人病了，她就把这个家撑起来。白天到安陆擦皮鞋，晚上还下鳝鱼、下龙虾，弄几个零用钱。家里的确困难，我们已经把她申请了低保。”

    接过钱后，这位妇女说：“我又说不倒话。感谢你们！”说完，她笑起来了。

    临走时，我看见她家大门口水桶里有几代种子。那位妇女笑着说：“这是今年的中稻种，马上下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