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犁《野味读书》读后札记
转载
孙犁(1913—2002),现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的创立者。汪曾祺曾说,中国只有三个人会写小说:鲁迅、沈从文、孙犁。这话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但也从某种程度说明了孙犁的影响和地位。
最近,读了孙犁的《野味读书》(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第1版),方知孙犁不仅小说写得好,而且一生嗜书如命,藏书甚丰。
孙犁将自己的读书生活划分成四个阶段。中学六年为第一期,那时学业负担并不重,孙犁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课外书上,学校阅览室、图书馆成了他最常去的地方。中学毕业后在北平流浪、教书的三年为第二期,通常利用晚上时间,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第三期,这合起来是十一个年头,由于是战争年代,“读书,也只能是游击式的,逮住什么就看点什么”。这也正是他将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称为“野味读书”的原因所在。解放后进城生活的四十多年为第四期,这期间大量购书,无论在读书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
孙犁对读书是很虔诚的。自称“我之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司马光)惜书,不过如斯。”文人,在很多方面显得心胸开阔,不拘小节,但在对待书籍方面往往小鸡肚肠。正如有些人在书架上贴上标语“书与老婆概不外借”一般,孙犁对喜爱的那些书,也格外吝惜,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乱动。
孙犁读书,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潜入书中,作深层思考,经常写出精妙深邃的读后札记(自谓“耕堂曰”)。如在读了《刘半农研究》后,不由感叹道:“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固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于此,不过随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于世而已。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后,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滥于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真可谓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文人的痼疾。
又如,在读了《义门读书记》之后,写道:“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此番话,对文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善意的忠告。
孙犁读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择善而从”的。在谈到今人之书时,他奉行“三不读”政策:一、言不实者不读。例如昨天还在为了某种目的,极力在历史垃圾中,去搜求、探索、描述、研讨、渲染、暴露“民族弱点”的人,今天又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弘扬”民族文化了。这样人的文集、文章,不读。二、常有理者不读。(常有理为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这种人,“文革”时造反有理;动乱时,动乱有理;安定团结时,还是有理。常有理的人,最可怕,文章也最不可读,因其随时随地在变化也。三、文学托姐们的文章,不可读。她们把不正确的,说成是正确的;把不对头的,说成是对头的;把没有个性的,说成是有个性的;把没有影响的,说成影响很大;把赔钱的,说成销路很广,或是已经脱销,或是已行销国外……这种人的文章,尤其不可读,最没有价值。
孙犁立志做一名“藏书家”,凡经史子集、农桑畜牧、金石图画等各类书籍,无不收入囊中,其中不乏珍本、善本。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文人是属于书斋的,那种坐拥书城的幸福感,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孙犁虽只有中学的学历,但凭着对书籍的热爱,矻矻以求,终成大家。看看现在的社会,又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长年累月地坐冷板凳的呢?我们总是一味地抱怨当代文坛出不了大师,比照孙犁,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远方/2010年8月17日于广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