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当中找寻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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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当中找寻精神支撑



——浅谈书法与书法人的现实生存

傅德锋



　　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说：“中国人都应该学习书法。须知中国的民族精神，寄托在这支毛笔里头。”（丰子恺著《略谈书法》）现代学者、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说：“诗、书、画造诣愈深，变化愈大，愈觉无止境。无止境，其乐乃无穷，故可以终生向往而不厌。……人生有一艺之擅，精神始有寄。否则愈老，生也愈觉无味矣。长寿为何耶？”（见《书法》1986年第6期）他们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书法可以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通过学习书法，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进而可以找寻到自己的精神支撑。

　　就我个人而言，爱上书法、学习书法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二十多年当中，有太多的遭遇和感悟。是书法使自己踏上了研究艺术的道路，通过学习书法，了解认识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学习书法，面对了许许多多的人事纷扰和事故人情，使自己变得充实而坚强，同时也是自己的人生之路不断拓宽……书法，有时候能够使爱她的人彻夜难眠，激动不已；有时候也会使爱她的人陷入苦恼，欲罢不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线条造型艺术，在黑白交替的奇妙世界里，一组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完全能够给我们以种种启迪，快与慢、疾与涩、浓与淡、湿与枯、粗与细、宽与窄、欹与正、疏与密、方与圆、提与按、转与折，凡此种种，我们利用这些手段，制造矛盾、化解矛盾，尽情展现着自己的审美感知和艺术理想。

　　学习书法，需要摒弃过强的功利思想，要能够心如止水，以平常心态待之。我这里之所以没有说需要完完全全抛弃一切功利思想，乃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从事书法研究者的人群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书法早已从过去文人士大夫的书斋雅玩发展变化为一门群众性文化活动。很多人之于书法，已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有时候会把书法当作一种事业来对待。既然作为事业，就不可能没有功利意识在里头。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完全不要功利，而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功利。

　　学习书法的原动力是兴趣的引导。通常说，兴趣是人们搞好一切艺术的出发点所在，一个对书法根本不感兴趣的人，又如何能够学好书法呢？兴趣的萌发，需要一种启发。比如家人的培养和身边的师友的影响，他们潇洒挥毫的动人情景常常会使我们蠢蠢欲动，产生学习书法的欲望。一个字写得特别好的学生，往往会得到老师和家长的赞扬以及招来同学的羡慕，这个学生就会产生相应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这种自豪感和荣誉感就会促使他在书法方面不断进取，从而获取更大的成就，这就是人的本性所在。

　　要从写字进入书法，就需要有关人士的正确引导，要搞好书法，就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就要多读书、多思考、多练习。书法和文学、绘画、历史、音乐、哲学、宗教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习书法，绝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修养，需要了解和掌握各个方面的知识。有效的途径就是读书，读书可以明理，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和古人思接千载，在浩如烟海的知识天地里可以“精鹜八极，神游万仞”。
一个初学者，就像是一张白纸，人生的第一笔该怎么写，往往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因此，什么样的教育，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现在有很多书法培训班，为了招徕人们参加，大多以入某某展、获某某奖、成为某某协会的会员为幌子。其吸引力之大，自不待言，因为现实社会，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成名要赶早。”成名成家的愿望固然无可非议，问题是书法上的成功绝不是仅指那些表面上的荣誉和头衔。时下社会，是一个“造星时代”，借助优越的便利条件和强大的宣传媒体，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书法爱好者就可以尝受如坐火箭般的成名快感，“一夜成名”似乎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传说。书法家的成功在于是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鲜明的艺术风格，能否得到业内人士的真正认可。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数十年乃至毕生精力的付出，通观古往今来的众多书法家的奋斗历程，无不如此。但古人通常将书法作为“余事”，而今人往往视书法为生命，常常作为一门专业技能来对待。古人成名不惟以书法作为唯一支撑，他们将政绩、学问和书画造诣融为一体，今人与之相较，则显得比较单一一些。

　　知识爆炸的特殊时代，竞争异常激烈。作为一个书法人，特别是一个欲将书法作为生活支撑的艺术工作者，其所面对的社会压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先不要说现实当中的种种诱惑对书法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单就是生存的困惑，已足以使很多没有其它正常收入的人苦恼不堪。书法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实用领域，艺术审美功能的加强和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的加盟，使得依靠书法养家糊口变得愈加困难。特别对于弱势书法人群而言，一边要面对不可或缺的日常家庭开支，一边还要尽可能节省出一部分资金，来满足自己的书斋之用，其经济压力自是可想而知。购买书籍、订阅报刊、置办电脑、接通宽带、参加展览、举办个展、入书上报、参加培训、拜师访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下来，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面对如今如火如荼、紧锣密鼓的各种展览赛事，你是左右为难，欲罢不能。中国书法经过新时期30年以来的展览文化的推动，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方式，拜师临帖、创作投展、入选获奖、入书上报、加入协会、著书立说、成名成家、进入市场，似乎已经是一条不可回避的必经之路。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削弱自己的社会竞争力。人们尽管说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但对于已经迷恋上书法的人来说，除了书法，他们还拥有什么呢？他们除了按部就班地在这条“成名成家的漫长道路上左冲右突、艰苦拼搏之外，又有何计可施呢？！

　　在书法这条道路上能够打拼出来，然后据此在社会上安身立命者毕竟属于少数，其实更多的人只能将书法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只能是工作生活当中的一种调剂，只能作为一种历练自己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的方式和手段。世间之事，往往都是难以逆料的，对于书法，既不可不痴迷，又不可太过痴迷。不痴迷者，大多很难有所建树，而过于痴迷，也可能由此带来很多烦恼和痛苦。书法之于书法人显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一个现代社会的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如果因对任何艺术都不感兴趣从而毫无涉足，其人生也将是不完美的。“一个人要有嗜好。古人云不要友无癖者，因有癖，才有真性情，真心得。一个人一生要有一好，如书、画、琴、棋、诗、文等等，人生多苦难，有点艺术，是安慰。”（林散之语，见《林散之研究》）林散之先生这一段话讲得十分得体中肯，我想，凡是热爱书画艺术的人应该都有一定的感悟和体会。

　　书法在当今社会造就了一批人，但同时也耽误了很大一批人。仔细分析其内在原因，问题其实并不在书法本身，关键还是在于具体的学习者。有的人自身天分高、各方面条件好，成功的把握性就很大；有的人尽管经济条件差，但艺术天分较高，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一旦机遇来临，亦可脱颖而出；有的人天分差，自身条件又不太好，尽管付出很多，也大多无济于事。所以，同样从事书法，结果却是千差万别、迥然不同。所以对待书法的态度和所持的心态往往要因人而异。能够把业余爱好发展成为自己的事业固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如果因为业余爱好而使自己陷入深深的烦恼和痛苦，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因此，能否正确估价自身，能否保持好的心态就显得极其重要。一个普通的书法爱好者，似乎不能盲目地以一个书协领导的目标为目标，这里的目标绝不是仅指实质上的书艺成就，而是指因为书法而导致的一系列名利。一个书协主席或者是一个书协理事，他的艺术成就不一定很高，但书法给他带来的一切实惠却是那些尽管艺术水平相对较高，但社会地位相对低下者所无法比拟的。现实社会并不是单方面认可一个人和他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在官本位思想较为严重的中国社会，艺术成就和社会回报是很难对等的。

　　试举一例，我有一个在博物馆工作的书法朋友，其书法在国展上入展获奖达数十余次，他所在的单位尽管也是文化单位，但由于馆内弊端甚多，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市、区领导的子女及亲属，基本上都是“混工资”的角色，虽说这些人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但他们都有靠山。馆里的很多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重要工作，大多交由我这位朋友去干，成绩倒是不少，但既不给涨工资、奖金，又不予以提拔。人家们看他书法不错，今日你要三幅，明日他要五幅，他们让你写，好像还是看得起你，你要不写，那可不就是不识抬举？都是不能得罪的主儿啊！我朋友无奈，只好当“三陪”（赔纸、陪墨、陪时间）了。其所在的市书协，主席、副主席和众多理事，都是“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主儿，很多不要说参加国展，连省展都入不了，入个省书协还得拉关系走后门，但在地方上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每年书协开总结会，会上讲的全都是他们的“光辉业绩”，我这位朋友，都中国书协的老会员了，还是个市书协会员，连个理事都当不了。想想真是没什么意思啊！呵呵……

　　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正常、不平等现象，但面对这些，往往也是无可奈何。作为更多的处于弱势群体的书法人来说，能否客观而理智地对待名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己的健康成长。

　　书法是艺术，是一种文化修养。从书法的矛盾构成可以感悟人生。学习书法、创作作品，是急不得慢不得；轻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疏了不行，密了也不行。其实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志向目标、策略方法、经验态度，哪样都不宜出现偏差，否则就很难做好事情。最为关键的就是要能够“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些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会出奇制胜，收到奇效；有些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则事与愿违，得不偿失。条件有别，人各不同，具体事情需要具体对待，不可盲目仿效。一言以蔽之，或许书法不一定绝对会给我们带来幸运，也未必会因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书法却可以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撑，让它伴随我们克服生活的种种困难，勇敢地面对人生。（本文原载2010年5月26日《书法导报》关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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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薛元明的理论与创作



傅德锋






在近些年的书法专业报刊上，有一个读者非常熟悉的名字，他就是薛元明。他显然是一位多产的理论作者，他写文章出手快，发表量大，且能保持一定水准，非常不易。我虽素未与元明谋面，但他的文章 ，我几乎每篇必读，而且读得很仔细，时间久了，便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

我也时常写点文字发表在专业报刊上。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将报社寄来的样报全部搬出，认真清理了一番，竟发现与元明同期刊发的文章竟有数十篇之多。当时想，我与元明尽管素昧平生，但从文字渊缘而言，应该也是神交已久的笔友吧？后来与元明的几次手机短信往来完全验证了我的这一想法，从元明的短信可以读出他的感觉和我颇为相同。

我生性鲁纯，在文章方面，出手远没有元明这般“阔绰”，每月都能有十数篇文章见诸报刊，令人在叹羡之余也深为元明作学的睿智与勤勉折服。

刚开始，我一直以为元明只长于理论研究，虽然偶尔也能在报刊上一睹元明书印作品的风采，但因所见不多（也或许是我对元明发表的作品关注不够），故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后来蒙元明看重，给我寄来一些他的作品资料，认真品读之后，心中竟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原来元明的书法篆刻创作比我想象的要好上许多。元明在短信中表示要我针对他的作品多提些诚恳的批评意见，而我也正有这样的想法，一来为加强同道之间的交流，一来为了却心中一直想写元明的宿愿，故不揣浅陋，借这篇小文就元明的创作谈一点看法和感想。

我个人认为，在评价元明的书法篆刻作品之前，很有必要谈谈他的理论著述。我觉得一位1973年出生的青年人，在并不很长的生活时段里竟能撰写发表数百万字的理论文章，这在全国理论界委实是屈指可数的。元明的文章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文风正，语言平实，通俗易懂，论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可读性强，既没有“掉书袋”式的学究风气，也没有“假洋鬼子”式的不良作派，与读者始终保持着一种亲近感。

我一向比较反感人云亦云和故弄玄虚的文章，尤其对那些以把文章作到读者读不懂为荣的论者，更是敬而远之，我辈见识浅陋，费不得那般艰深苦读的功夫。而对短小精悍有所创见的文字则喜读再三，从中获益不少。元明亦有长文，但能保持和短文类似的品格，因而也能一气读将下来。

从元明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下苦功作学问的人，远非那些时不时整点“官样文章”的作手可比。他显然对书法篆刻史有着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书法篆刻美学方面亦造诣颇深。无论是对古今书家的个案研究还是对当代书坛的整体观照，都具有很好的把握能力，见解独到，言之有物，措词中肯，论述周详，让读者能从中有所获益。元明的一些书坛时评文章，最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敢于抨击时弊，揭露书坛的阴暗面，从中显示出一位理论工作者应有的品格，殊为难得。书坛上敢于直言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但薛元明、天生书呆子、一鸟等却让我们时时能感觉到“直谏”的存在……书坛需要肯定，但更需要客观务实的批评。

元明于书法，各体皆有涉猎，无论何种书体，似乎多以“平正”示人，并不刻意作夸张变形状，用笔沉实厚重，富有学者气。虽尚未形成明显的个人风格，但从他书作的用笔和结体来看倒也不乏个人的一些想法。我有一种感觉，元明书作用笔基础扎实，但古意似嫌不够，以元明的学养见识，日后若能集中一点突破，然后举一反三，必有进境。作为一位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撰文著述的人来说，已属不易。

相对于其书作而言，元明的篆刻显然更耐品读。其作古意盎然，金石味强。里面既有秦汉印的风骨，又有吴昌硕、来楚生的韵致，当中最为明显的显然是对齐白石刀味的心仪。但细细品赏，却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在里面，众多印作，在气息上很统一，但每方印给人的感受却又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元明的印作，在字法、章法、刀法方面都有一定的特色，字法上随形就势能出之自然；章法上疏密相间能统一和谐；用刀上生辣猛厉而不失之浅露，甚为难得。其作个人风格已露端倪，但今后仍需在精深方面多方努力。然而，元明的篆刻较之时下那些为在展览上入选获奖而热衷于追风逐潮者来讲，品格上要高出许多，假以时日，应非等闲。

元明对自己的学习状况有这样的描述：“我的积习是白天写字刻印，晚上读书写稿，尤其是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拥一缕书香在手，此时不必正襟危坐，可以坐着，可以躺着，可以趴着，每到精彩处，心领神会，如沐甘露，如坐春风。”又说：“交往和独处是人生存的方式，目前来说，交流太多，独处太少，信息闭塞之时渴望交流，交流是一种能力，其实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忍受不了孤独，希望和更多人无时无刻都在一起，反倒没有一种心灵空间”。

元明的言行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对那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书法人何尝不是一种提示？

此时，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我在斗室之中一气写下这些文字，既有对元明的肯定，也有对元明的期待。最后遥祝元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08年6月5日于古风堂西窗

（本文原载2008年《青少年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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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魂归何所？









傅德锋









当代书法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文化含量的欠缺和人文关怀的不足，对此，批评界一度有“当代书法缺钙、少碘”、和“当代书法灵魂出窍”的指斥与追问。从中反映出人对当代书法的价值衡量与文化反思。




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书法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法能够承载过人的思想精神，是人们灵魂的某种依托甚至是归宿。中国书法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从它一开始就和政治、文学、文字学、美术、宗教、历史等等发生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学习书法也就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不仅包括书法的本体，还包括书法本体之外的一切和书法有关的方方面面。




对于一个书法人来说，书内功夫的研练是基础，不可或缺。但书外功夫的积累也同样重要。就像飞机的两翼，少了哪一方面都将无法展开。当书内功夫对一个书法人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要继续朝前和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书外功夫就成了重中之重。而事实上，书外功夫的积累应该是和书内功夫的磨砺是同步进行的，只不过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侧重点有所差异罢了。如果说，书内功夫属于技术层面，那么书外功夫就属于精神层面。我们常说的“由技进道”，其实就是技术层面向“道”的层面的一种转化和提升。“道”恰恰就是精神层面的一种概括，是一切人类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然而，这并不等于是说，先完成了书内功（即技术），再进入书外功（即“道”），或者说，只要完成了技术研练，就可以进入精神层面。实质上根本不是这么简单。我的理解是，“由技进道”，一开始由于要首先进入“书写”，对“技术”的东西应该关注得更多一些。假如“技术”不过关，或者说是连一个基本的程度也达不到，那么，书法也就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知识也将与你的“书法意味上”的“书写无关。而只关注书法本体甚至仅仅局限到“笔法”等等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而对书法的其它支撑视而不见，那么，你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书匠”，类似于“经生、胥吏”之类，却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书法家。




当一个书法人在基本达到“技术”过关之后，一方面需要继续锤炼自己的书内功，进一步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则更需要加大对书外功的关注重视和磨砺力度。书外功夫之于一个书法人的实际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有时候或许感觉不甚明显，但却是不容忽略的。所谓“勤学如春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它很微妙。书外功夫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自然体现。


尤其是哲学和文学，这应该属于书法的最强有力的支撑所在。书法里面所要体现的精神实质，其实更多地就是指书作者的哲学和文学思想，也就是文化精神。这在古代的书论里面早已有所反应。尽管说，书法的精神也可以在书法本身里面去感知，但最终还是要回到书作者的个人综合修养上来。元王恽《＜颜鲁公书谱＞序》：“东坡云：评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元黄溍 《跋荆公帖》：“今观此帖，风神闲逸，韵度清美，临学之家，宜有取焉，评书者未可以彼而废此也。”因此说，书法作品再好，只是一个方面，假如少了综合性的修养和建树，对于书家作品的传世和后世的评价势必是会大打折扣的。




当代书法由于学科的变化，其社会地位和古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且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之下，面对种种生活压力和诸多诱惑，书法人对技术的研练已是应接不暇，疲于奔命，而对于文化精神的历练则要么无暇顾及，要么勉为其难。对传统国学的日渐陌生，势必导致人文精神的弱化。物质生活的刺激，使得人们无暇或不愿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书外功。有人说，当代书法抛开文化精神，在技术方面已经超过了古人。我认为，这种说法尽管有一些道理，但也不免有些过于乐观。当代那些特别注重传统技法的书家，在继承古法方面固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要说“超过”，我看未必尽然。至少是对于当代庞大的书法人群来说，真正能够深入继承古法者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当悬殊。而在深入古法的基础之上，卓然成家者更是凤毛麟角。




要说突破，当代人在章法和表现形式方面的确有所突破和创新，这些固然值得肯定。但当形式美感凌驾于思想内涵之上时，就似乎得不偿失了。




人们说当代书法“缺钙、少碘”，我更多地是理解为当代很多人的书法作品首先缺乏“技术含量”，临帖似是而非，缺乏深入准确；创作随心所欲，无所依傍。说当代书法是“灵魂出窍”，我的理解是，基础不扎实，支撑不丰厚，空无依傍，虚有其表。精神无所依托，灵魂不得归宿。这倒不是全面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而是说此类现象普遍存在。功力精湛，学养深厚者固然有之，只可惜少之又少，屈指可数。




那么，当代书法魂归何所？我的看法是，当代书法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游离于作者和作品之外。书法人已经被权势、地位、名利、金钱和种种奖项、荣誉牢牢控制。书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获得这一切的一种技术和手段。那种出之自然，怡然自得的书写状态悄然离去了，功力性则越来越明显和强化了。




功利并非洪水猛兽，适度的功利思想可以使人奋进。但名缰利锁，利欲熏心，则会灼伤自己，危及他人……




当下书坛大力倡导读书、临帖，目的就是一面强化书内功夫，一面修炼文化涵养，为自己加强“营养”，回归本心。古人书法或结前人诗词，寄托情感，或书自作内容，浇铸心中块垒。心境自然，态度严谨。今人书法并非不可书写唐诗宋词之类，但问题在于治学不严，错漏百出。而自作内容，则大多无病呻吟，不合规矩法度。从中反映出文化修为的严重缺陷。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定论。追究社会？可社会是由千千万万的人组成的；追究个人？可普遍的社会风气影响着每个个体。社会风气如何改良？一是社会体制的保证，二是文化思想的引导，三是每个人的努力。总之一句话，这不是一踿而就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每一个书法人能够准确看待当代书法的现状，并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不足的时候，不断地进行反思和纠正。不断地加强学习，假以时日，我想，书坛现状会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书法的未来也就会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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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未得，书功又乏，何言境界格调？

傅德锋





写字与书法在古人那里一般没有太大的歧义，只有书写水平和艺术境界的高低雅俗之别。古人日常书写即用毛笔，且对文章诗词侵淫较深，因此基础功夫深厚，虽不似今人动辄言“创作、出新”，然笔下常有出人意料处。今人日常书写，多用硬笔、键盘，且对文章诗词日渐疏远，对于国学更是不胜了然，偶尔操翰，每言“创作、出新”，根基未稳，复胸乏丘壑，一下笔来，不过是一厢情愿，勉为其难。因此说，一定程度上，今人大多连字也未能写好，何谈书法？更何谈出新哉！古人之于书法，在于熟练耳！然熟极则俗，故又须熟中求生，生则秀，是为自出机杼也。孙过庭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此言堪称的论，不为欺世也！



吾人尝谓，好的书法作品须有一定的艺术含金量，那么何为艺术含金量呢？其实，所谓艺术含金量就是指作品在笔法、气韵、章法、墨色变化等等方面所达到的综合高度和难度，最后可以归结为书法作品的意境。好的作品，必然有很高的艺术境界，而境界的体现需要笔法、气韵、章法、墨法等等的综合作用作为支撑，有“意外之象”、“法外之象”，能够“字外有字”，使人耐久玩索，回味悠长。像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等等，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即是其具备很高之艺术含金量。要真正学好这些帖子，又谈何容易！即便是赵孟頫的书法，人们每每以“熟俗”视之，像傅山一开始因鄙视赵的人品气节，说赵字“不数过而可乱真”，但到晚年却说“方知吴兴之不可及也”。由此可见，对于古人岂可轻视？率尔轻视者，实为未识古人故也！



或言“平正”一关被今人目为“写字”（前提是使用毛笔书写），古人需十数年之功方能得之，至“通会”之境，则大多垂垂老矣！今人则“朝学执笔，暮诩己能”，未立大体，即言出新，新从何而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人不欺今人，今人则自欺之！


当下之书，或则稍得古人皮毛，即大胆求变，花样翻新，人人尽而变之，趋之若鹜，则又不免千篇一律。谓古人之书俗者，反不知自身早已俗不可耐也！当下书人或有紧追古人之法者，用笔虽能得其六七，惜乎积淀有限，底蕴不足，欲得古人十之八九，又何其难也！



书法与写字，盖有有心与无心之别，留心翰墨，是为“有心”，不近砚池，是为“无心”；古人以自然之心态，下笔为文，吐诸心中块垒，无心于出新，书法反佳；今人斤斤于笔墨，汲汲于名利，急于出新，反致低俗。至若古人应试之书，台阁体、馆阁体是也，可取者无几。而问候、来往之书信，则天机自现，奇趣每见也。故有心无心之别，大有玄机。孟会祥先生谓：“古人创作意识甚淡，只在书写过程中引动天才，妙手偶得，乃为楷模。正是写字之功也！”

今人每有自我作古者，学书未几，便借助综合运作，偶得声名，踌躇满志，引动时流。然风光未几，则又多昙花一现，销声匿迹，难以寻觅。其因在于入古不深，变法不慎。犹如以三尺之索，汲七尺之水，岂可得之！诚如孟会祥先生所言：“当年叱咤风云者，不三五载间声望难继，期期言艺术，甚或欲与古人分庭抗礼之士，转眼之间，或成后昆笑柄。所以然者，休说艺术境界，正恐横平竖直写字入门之功尚未具备耳！”


是故，愚认为，如若诡辩，则纠缠于写字与书法之间亦无不可。从称谓、概念等方面切入，终是泛泛之谈。今人且休急于与古人争高低，追元逾宋，胜唐迈晋之论，虽则不乏自信，然终究浮泛，难以使人信服。或有一法可医今人之弊，则为老老实实（使用毛笔）写字，认认真真读书，淡于名利，深入古法，入古出新，以古为新，年深日久，或去古人不远矣！惜乎时代喧嚣，人心浮躁，看淡名利，追摹传统而专心古法者又几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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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这块“蛋糕”到底有多大？



傅德锋


　　当代书坛可谓群雄并起，名家林立，染指书法之爱好者更不知凡几。伴随着书法热的进一步升温，各路“诸侯”逐鹿中原，话语权之争、名利之争愈演愈烈，书法界的各种话题鱼贯而出，层出不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起云涌，扑朔迷离。各路诸侯之中，实力和影响最大者似乎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此外，中国书法院、中国国家画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等学院、机构各具优势，但上述各机构团体之间又互有交叉，在互相竞争中求生存，在共同合作中谋发展。

　　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每个机构团体的一些带头人基本上都是当代书坛的顶级人物或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艺术成就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在其培养和带动下，出现了大批的追随者，围绕他们形成了多家鼎立之势。

　　但近两年以来，“官商并入书道”之说很是热议了一阵子，甚至至今还是一个敏感话题。有人认为，书法这块蛋糕本来就不大，懂或不懂书法的人，无论行家票友大家都来从中“分一杯羹”，大有将这块“蛋糕”瓜分之势。关于此事，人们是见仁见智各说不一。有反对的，有赞成的，还有莫棱于两可之间的。我个人认为，该来的一定会来，该走的必然会走，不必大惊小怪，惊慌失措！人家要学习书法，任何人阻拦不了，甚至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角度来讲，不仅不应反对，还要给与鼓励。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矛盾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至少官员爱好书法对书法的宣传普及是有好处的。至于说到官员票友书法对书坛的误导这一点，也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不一定所有官员的书法都是差的，毕竟还有一些是比较优秀的。因此我们也要给于相应的理解和支持。

　　官员从事书法，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有的官员思想觉悟不高，骨子里想利用书法大捞名利。原本书法水平并不高，但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影响兼任书法协会的高级职务，进而达到推销作品以牟取暴利的目的。这个问题只能从行政体制上去约束、规范乃至解决，否则，谁也左右不了，因此另当别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领导干部热衷于学习书法，写字的水平自然会有所加强，但其所暴露出的“爱好”，往往也就成为了一个“软肋”——钻营者就会投其所好，会怀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灰暗目的，披上这一雅好的外衣，利用“糖衣炮弹”，在不知不觉中会攻下官员的思想堡垒，使得一些官员被蒙蔽和利用，有的甚至最终身败名裂，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一则 “悬鱼太守”的故事，说的是：太守羊续爱好吃鱼，被管家有意无意之间透露后，有人送鱼给他，他拒收，那人坚持留下，最后他把鱼挂在门口，直到烂臭成鱼刺。以后再也无人送鱼给他。据说，为了此事，羊续还辞掉了管家，认为这是“家丑外扬，惹是生非”。按照“君子疾所欲”的原则，爱好一旦成为别人打击的软肋，称为 “丑闻”，似乎也不为过。

　　由此可见，官员利用书法索贿受贿也好，投机分子主动以书法的名义行贿也罢，并非书法之错，关键还是在于具体的人。一个官员如果置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于不顾，即使不搞书法，他也一样敢铤而走险，沦为贪污腐败分子，成为社会的罪人。只不过借助书法似乎更具有隐蔽性罢了。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了坏事，早晚要遭到上天报应，受到社会惩罚。

　　对当代官员从事书法一事，还是要从多方面来看，不宜武断地下结论。我国的古代书法史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就是一部官员书法史，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书法作为其中之一，在特殊时代，只有官员更具有从事书法研究的优势。现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书法走下神坛流入民间，日益平民化、市场化，随之从过去的文人士大夫之余事、书斋雅玩转化为专门的职业，这就出现了新的利益分配问题。

　　从纯艺术和精神文化享受的角度而言，任何人从事书法都是无可非议的，其中之缘由不言自明；但从物质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把书法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将其留给那些不在体制之内、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的人似乎更为合适一些。这也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方式，同时不在体制之外的人似乎更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好书法。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倒不见得体制之外的书法家因为思想等等方面的相对自由，其艺术水准就一定会高过体制之内思想相对有约束的人。艺术成就高的人，往往是那些有隐逸思想的人，“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关键在于思想境界的高低。古人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思想境界达到了，处于何处都关系不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就不展开论述了。

　　如果从经济创收的特殊角度而言，把书法称之为一块艺术界炙手可热的“蛋糕”也未尝不可。但书法这块“蛋糕”究竟有多大呢？从展览文化盛行三十年以来书法界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书画市场的逐渐升温，经过多年的普及、提高、宣传、推动，书法在艺术市场当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大，前景看好。一大批书法家已经成功将自己推向市场，成为了艺术品收藏家们青睐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水准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正是他们的榜样作用，吸引大家纷纷往这条道上挤。

　　去除急功近利因素，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只有那些真正功力深厚，艺术水平高的作品才更具有收藏价值。因此说，要吃书法“这碗饭”，必须下实实在在的功夫才行，干好了手里的活，就不愁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问题是社会毕竟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字以人贵”，以书家社会身份的高低来衡量作品价格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时之间很难完全改变，因此，大批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书法官员之后，就势必抢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一些非书法领域的社会名人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来势迅猛，更加加剧了这种矛盾。这就导致好的作品往往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一些劣质作品反而大行其道，炙手可热。价格和价值严重失调，很多人搞得没有饭吃。无论是从身份地位还是社会影响、名气上来讲，一般人士是根本无法和官员、社会名人相提并论的，艺术水平高而郁郁不得志便成了司空见惯之事。

　　事实上，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社会衡量一个书法家，绝不完全在于作品的市场价格高低，价格不等于价值。艺术成就和经济实力不是一回事。能够二者兼具，那当然再好不过。可从历史上大量的艺术家的整个人生来看，起起落落，飘忽不定者大有人在。甚至一生穷困潦倒而艺术成就卓越者也并非绝无仅有。好多世所公认的艺术大师，观其一生，经历何其坎坷，生活何其困顿！但他们都无一例外给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精品。

　　时至今日，艺术家们在强劲的市场经济狂潮冲击之下，忙于炒作，跑市场，赚银子，很多人生活水平固然上去了，但艺术水平却不幸下来了。

　　书法这块“蛋糕”是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断做大的，大到什么程度？从参与的人数来讲，大到至少全国各地任何有汉族人居住生活的地方都有一部分人在这个圈子里奋斗、拼搏。书画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至于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而言，无疑是因人而异。豪富者有之，丰裕者有之，小康者亦有之，入不敷出者更是不计其数。

　　因此在利益分配不均的现实情况下，在电脑网络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书法界基层群众对书法官员、社会名人的普遍质疑和责难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要想发家致富，毕竟依靠书法这么一个爱好或者说技能，力量实在显得有些单薄。看到那些毫无艺术功力的外行、票友一个个都依靠各种手段成为了当代书坛的大佬，一跃而成为社会新贵，鸣不平、发牢骚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也许，真正的艺术家从来就是寂寞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和金钱财富的多寡与艺术境界原本没有太大的关系。一心只想着“孔方兄”，可能艺术家已经不是纯粹意义的艺术家，他可能已经在进行着艺术家向政客和商人的转化，我不敢说政客、商人就一定是俗人，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当一个人的灵魂或者说内心一旦离权势和金钱越近，可能也就会离艺术的真谛越远……只不过，人要生存，艺术家也要起码的衣食住行。因此我还是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处在弱势群体的书法人给于尽可能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希望他们生活得稍微好一些。

　　我不知道那些官员和社会名人，自己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名利地位，还为什么非得要凭借自身优势以自己极其业余的书技来和书法家们“争夺”其实并不很大的书法“蛋糕”，我只记得一个西方名人的一句话，说：“一个人在死之前还腰缠万贯可耻的。”我觉得，财富的最大意义在于回馈和奉献 ，能够无私地给他人留一次机会不啻也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本文原载《青少年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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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当代书法批评




傅德锋--------------------------------------------------------------------------------
      


      古人有“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之说，此言可谓不无道理，但又并非绝对，因为既善书，又善鉴的古代优秀书家并不鲜见，像米芾即为最典型之一例。但即使是他这样的书法大家和鉴评大家，有时在他口中也不乏偏激之论，这当然与他的个性、艺术观点等大有关联。而后世人对他的评价亦见仁见智，各说不一，由此可见，作书难而赏鉴尤难!至于此种细节，因不是本文讨论之重点，故不一一举例。

      而提及当代书法批评(包括创作批评、理论批评、书坛现象批评和书法批评之批评)，就不免引出很多话题。

      由于当代社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外加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书人功利思想的泛滥，使得当代书法批评步履维艰，不尽人意。具体表现为两个“杀”字，即“捧杀”与“棒杀”。可能目前“捧杀”更甚于“棒杀”，因为“捧杀”尽管也是“杀”，但“杀人不见血”，而被“杀”者大多只知其“捧”，不知其“杀”，大多乐于接受，因此，虽然“捧杀”之风愈演愈烈，甚至“人仰马翻，血流成河”，但众多“被杀”者并不见有明显的觉醒，反倒在各种“过誉之词”面前，欣然接受那些骇人的封号与头衔，仿佛“大腕名家”，俨然“一代宗师”。

      而“棒杀”则不然，哪里有“棒杀”，哪里就有“反抗”。且因“棒杀”之角度、力度不同而“反抗”程度及方法亦各有不同。依笔者之分析，凡“棒杀”，大抵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因人废书”型，一种为“因书废人”型。“因人废书”型体现为，或被“棒杀”对象不是自己“流派”或“主义”内者，即使人品不成问题，但因主张不同，风格有别，为争夺书坛“权威”计，故“杀”之；或因被“棒杀”者因人品操守多有缺失，即使书艺可观，亦不得不“杀”之。这就与书史“封杀”蔡京、秦桧等奸臣之书相类。但无论如何，“棒杀”是要担风险的，尤其是同时代人互相之间，此情尤甚，一不留神，就“官司”缠身，口诛笔伐，你来我往，纠缠不休，“火药味”十足，有的甚至会演化为互相之间的人身攻击，像上世纪90年代《青少年书法》上因“王镛、郭子绪”的所谓“童体书法”而进行的那场周(俊杰)李(尚才)论辩，就令人至今记忆犹新。而事实上，那种人身攻击式的“争论”不论以哪一方“败阵”而告终，本质上都丝毫无助于良好批评作风的树立。虽况“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搞得太过离谱，也就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个笑柄。

      其实，在书法方面，提出批评与对待批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本质上来讲，批评是对书法创作(也应包括书法理论)的呵护，是一种更深更高层次上的补充与延伸。真正的书法批评绝不是那种不顾客观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对某一书家和某一作品的全面而客观、理性而正确的评价，是一种欣赏信息的良好反馈。对从事批评者而言，要具备较高的审美眼光和艺术修养以及职业良知。而对被批评对象来说，更需要一种豁达，一种胸襟和气度。如何批评以及怎样正确对待批评，则能够反映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艺术品位与综合素质。

      而当代书法批评就恰恰暴露出这方面的诸多严重问题。

      从人际关系上来讲，其中相当一批从事书法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大多避重就轻，净说些不着边际的套话，用到谁的身上都合适，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对网罗书坛人际关系来讲，倒的确不失为一条“上策”，但却不是真正的书法批评，真正的书法批评因人因书而异，讲求个性风格，能够切中要害，有的放矢，从而让批评对象在此后的创作方面有所感悟与收益。

      从批评的水准上来讲，一些从事书法批评者，因自身素质及修养所限，目光所及，难免偏激，多从个人好恶出发，以偏概全，以点代面，造成随意性批评，这同样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书法批评。

      还有一部分从事批评者，完全出于“谋食”之需，其批评态度与视角完全受功利思想操控，说话往往指东打西，言不由衷，充其量只是一种廉价的附和与鼓吹罢了，与真正的书法批评毫不相干。就书坛目前状况而言，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这也就是时下书坛“名家”、“大师”铺天盖地的根源所在!在这些“好好先生”口中产生的所谓书法名人，都含有较大的“水分”，人们应慎重对待之。

      另有一种不良现象，即批评者在选取批评对象时，有意制造“轰动效应”，或大挖噱头，故意选取某些书家的平常之作进行评论，进而对该书家下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结论。如某人撰写的《书法门诊室》一书，就系此种类型。如果照此评法，恐怕能耐住推敲，经住考验的书家就所剩无几了。

      笔者以为，书法批评，有比无好，此其一：书法批评，宁缺毋滥，此其二。如此说法似有矛盾，而实不矛盾。一个书家，一件作品，面世之后，无论文野雅俗，总得有个说法。毫无争议的作品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是像《兰亭序》和《祭侄文稿》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概莫能外。如果没有正常的批评，也就等于没有真正的欣赏者。但批评又是遵循一定原则和规律的。面对书家也好，作品也罢，书艺人品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尽管我们不提倡那种因人废书的作法，但国人“因人论书，书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很难动摇，只观其书，不问其人的批评方法，恐怕也不易为人们所首肯。因此“德艺双馨”还是人们普遍而一致的愿望。至于那种“因书废人”，牵强附会，随意安插“罪名”，对作者人身肆意攻击之作法，尤其令人厌恶!

      再就是批评对象选取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书法人都可以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只有具备代表意义的书家才可能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因此，从批评对象的选取也可以窥见一位批评家的学术品位。那种为“谋食”之需，逢人就“批评”（只说好话）的如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式的作法颇有点生意场上薄利多销以招揽顾客的味道，因太过随便，故缺乏批评的典型性，这种批评也就显得意义不大。

      如果一篇批评文章缺乏学理性、针对性、客观公允性以及批评个性，这样的文章就是十分平庸的，因为只是套话连篇，泛泛而谈，读过之后，不能给人以启发和警示。

      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书法批评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或“捧”或“棒”，都不是批评家应有的态度。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但除此之外也与批评者的主观因素有关。物质生活再怎么丰富，如果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净化，则这种恶性循环仍将延续。虽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但在当代商品经济社会背景下，这一褒一贬之间，却又包含着多少人情世故，是是非非……

（本文原载《书法导报》，并被《美术报》《羲之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甘肃书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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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批评的两个极端和五种误区



傅德锋




书法批评一直是当今书法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其实，自新时期展览文化盛行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早已就书法批评的方方面面多有探讨和论述。笔者为此也曾撰有《直面当代书法批评》《论书法批评的障碍》《批评不是把人搞倒，而应是成人之美》等文章发表在专业报刊和各大书法论坛，引起了普遍的讨论和争议。




相对于美术批评和文学批评而言，很显然，书法批评更加难以开展，可谓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颇具胆识和品艺修养的人，在书法批评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可喜成绩。
我认为，书法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出现以下两个极端并陷入五个误区：




极端之一：处处叫好，吹捧无度。因为面对大家、名家，或者是自己的领导，或者是自己的老师，或者是自己的长辈，或者是自己的朋友同学，这种情况就很难避免。要么是慑于大家、名家与导师和领导的声望或权势，不敢或不便直言，唯恐开罪于他人，影响到自己。所以，不如叫好捧场，皆大欢喜。但这么做的后果是，当事人听不到真正好的意见和建议，往往蒙在鼓里，“自得其乐”，不利于自己的提高和发展。况且，吹捧过誉之词一旦泛滥，艺术审美与评判精神必将被慢慢消解，创作者从此紫雾绕身，飘飘欲仙，心生怠慢，忘乎所以，不知今夕何夕……就会像“温水煮蛤蟆”那样，最终被“倾情”捧杀。




极端之二：处处贬损，全盘否定。此种情况如果除去某种变态心理，一般出现在或者和自己有怨恨过节，或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的人之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批评总有相应的动机和目的。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自古至今亦多有文人相重的情况存在。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在一生当中一边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一边在文学和书法（尤其是书法理论）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经常为别人撰文作序，竭力为当时社会推举人才、选拔贤能，其德艺人品，广为后世所称颂。由于苏轼过人的才华，欧阳修作为主考，面对苏轼的文章，也不竟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见，欧阳文忠知人识才的眼力极其敏锐，其选拨贤能的胸襟也是十分开阔的。然而，当下书坛，却存在有一种恶俗现象，那就是，一旦遇到与自己观点见解不一致或者有恩怨过节和直接间接的利益冲突者，就乱打棍子，或者冷嘲热讽，旁敲侧击；或者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或者无论好坏优劣，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打击，全盘否定。有的甚至演变为严重的人身攻击，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棒杀！



这种绝对极端化的吹捧抬高和无情棒杀，都不是批评的应有之意，鉴于此问题我已在文首所提到的几篇文章中详细加以分析和讨论，因此，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批评的极端化（即捧杀和棒杀）有其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心理根源，但细究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外乎经常陷入以下五个误区的结果：




误区A：主观臆测，信口开河。这种情况表现为，面对他人的作品或是文章，仅凭自己有限的见识和眼力，想哪说哪，只顾图自己的痛快，却无视他人的感受。你是雄强的，就说你一味霸悍，不够柔婉；你是细腻的，就说你缺乏豪气，不够放达。你的文章有持肯定态度的，就说你溜须拍马，恭维奉承；你的文章有持反对意见的，就说你有意拆台，滋事找茬。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出现这种情况，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批评者本身缺乏全面的艺术修养，自身见识和鉴赏能力有限，勉为其难，自以为是。何况书法作品和文章本身风格多样，观点各异，见仁见智，实属正常。总之，此类现象尚在情有可原之列，无知者无畏，不知者不怪，一看了之，一笑了事，并无大碍。因此，建议那些涉及批评行业不深者，在评论他人时，一定要慎言谨行。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误区B：断章取义，偷梁换柱。这种情况表现为，某些人对他人的文章开展所谓的批评时，有意歪曲事实，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偷梁换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打个比方，其实，一幅作品当中的某几个字或者一篇文章当中的某几句话，单独挑出来来看，或许很扎眼，形似败笔，不够稳妥。但将其放到整幅作品和全篇之中，却甚为和谐，甚至有可能会是点睛之笔。如果批评者是出于艺术修养、见识和眼力等等的局限，勉强为之，倒在情有可原之列，建议此类人要加强学习，提高鉴赏阅读能力，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朝一日方有可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若是，明知故犯，有意为之，可能就是做人方面有欠厚道了！此属于道德范畴，故在此不再展开。




误区C:任情使性，颐指气使。这种情况表现为，有的人出于嫉贤妒能心理作祟，对他人抱有极端的不服心理，为了很快引起世人对自己的注意，托艺术批评之名，行损人利己之事。其实，老子有言：“祸福相依”，“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损人者，往往自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咎由自取，惹火烧身，自食其果，得不偿失！不过，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见。我们还是希望这种情况越少越好，最好烟消云散，销声匿迹……因为这和真正的艺术批评毫不相干。




误区D：小肚鸡肠，缺乏胸襟。这种情况在批评的双方都有相应程度的存在。这也是书法批评的提出和能否被接受的一个关键所在。对于批评者，要祛除私心，本着艺术批评的根本规律客观公允地展开批评。批评者自身首相不能小肚鸡肠，缺乏胸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之亦然。我这里还要继续强调我的一个批评观点，那就是，无论怎么批评，首先要给批评对象以起码的尊重。既要尊重对方的人格，更要尊重他人为艺术所付出的种种艰辛。




人性当中，本来就有喜欢赞美而不易接受批评的弱点，如果不讲究批评的态度、策略和方式方法，就往往适得其反。话说回来，人要学会换位思考，当你在批评他人时，也要适当考虑对方的处境和感受，批评也要掌握好分寸和尺度。作为被批评者，如果你事先尊重了人家的人格和劳动成果，你又以比较坦诚的态度展开批评，即使话说的有点过，对方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人家不一定接受，至少也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一通指斥，把人家贬得一无是处，并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高明，那这种批评方式估计很少有人会愿意接受。试想，如果有人也采取这种方式来批评自己，那你将会如何呢？！



作为被批评者，除去那种有意的贬损式的所谓批评之外，对坦诚的批评要有一种勇于接受的胸襟和气量，不能丝毫受不了他人的任何批评。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人为镜，可以照己，以史为镜，可以明心。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十分有助于自身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思考和看待问题，更会有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只要他人不对你进行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在艺术的范畴内，完全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意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你任何批评意见都不愿接受，估计，这种人也不是什么正常人。我想，其实批评的不尽人意，更多地时候来自于批评者批评方式的缺乏艺术性。



误区F：随意批评，缺乏典型。艺术批评要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要有普遍的影响力和社会意义。不是任何批评都可以构成真正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批评。批评对象缺乏代表性，太过于普通（主要指艺术成就），那这种批评，即使讲得再怎么“妙语连珠，精彩绝伦”，也很少会具有指导意义，最终会演变为一种说教式的空洞之谈。也会为他人所不屑。因此，从批评对象和批评事件的选取，也完全可以体现出一个批评者的眼光和品位。




综上所述，我认为，书法批评能否尽快进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除了社会体制、官本位思想等等因素的制约之外，与从事批评者未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有关系。只有自我批评与批评的充分结合，往往才可以弱化和消解这种矛盾。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具有较深的体会，工作生活中的批评的开展都需要讲求艺术性，而社会也正是在人们互相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来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的，那么，艺术批评岂不是更需要讲究艺术性？！作为批评者本人，如果能够谦虚低调，正确地估价自身，在批评他人时，尊重对方，讲究方法，注重批评的艺术性，被批评者一般都是可以不同程度地接受的，如此，则书法批评的某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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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不是把人搞倒，而应是成人之美


傅德锋



关于书法批评，我已经撰有多篇文章在报刊发表，本不想过多论及，但鉴于近来上网，发现某些人在批评别人时，心态不正，颐指气使，故特撰此文，谈一下批评者如何把握自身心态的问题，也算是对前面几篇文章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但在此也诚请朋友们不要对号入座，笔者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如有对号入座者，本人恕不回应。



我始终坚持认为，从事书法批评，不是把批评对象“搞倒”，而应当是成人之美。 “批评总是根于爱”， 真正的艺术批评者，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是医生和工程监理师，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治病救人和监督工程质量，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使工程项目正常有序进行。批评家必须严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不能因为和某某人关系密切，就将其吹捧上天；你更不能因为不认识某某人或是对其抱有成见，就将其贬斥入地，说得一无是处。



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要么把小病诊断为大病，原本两三次就能看好的病，非要人家数十次地往医院里面跑，医院的创收显然增加了，但医生的良心却大大地坏了。如果把大病诊断为小病，随便应付了事，耽误了人家的及时治疗，这种医生要么是医术有问题，要么是做人有问题。作为一个工程监理师，无论是从原则上还是职业道德方面来讲，你都必须尽职尽责，避免和杜绝豆腐渣工程的出现。假如人家施工单位原本没有什么纰漏，你出于其他目的，对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过是说明你在有意刁难。假如你收取了人家的好处，对偷工减料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那你就不仅仅无视职业道德，更加会进一步触犯法律。艺术批评家也是同理，对于你的批评对象，你也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你不仅要看到人家的缺点，更要看到人家的优点。一个书法家或是一个理论批评家，他再怎么优秀，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百无一失，他必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既然社会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比较认可的书法家和理论批评家，他再怎么有缺点，也绝不可能百无一用，一无是处，他必然有一些值得人们肯定的可取之处。



有一些从事批评的人，在对他人的作品和观点进行所谓的批评时，常常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凭着一己之私见，乱打棍子。总以为普天之下唯有自己是最高明的。言语之间，甚至会因为一些自身的阴暗心理，随意对被批评者表现出一种极端的不屑。这种人，我认为他不仅很狂妄，而且简直就是极端无知，试问，当一个人既然能够进入你的批评视野，你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撰文批评人家，其实说明你是很在乎人家的。既然如此，你就必须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人起码的尊重总是不能少的。否则，你连人带作品一通指责，甚至骨子里就带着一种贬损他人以抬高自己的心理，这不仅体现不出你的批评水准，甚至会自取其辱。


我们欢迎在首先尊重他人人格的前提之下进行公允客观的批评，坚决反对恶意的、庸俗无聊的诋毁和攻击。艺术批评不是阶级斗争，它是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为主要目的，而不是蓄意要把批评对象贬损一通或是彻底搞倒。常言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理不辨不明，观点见解不一致，可以坦诚相见，善意確赏，但不宜蛮不讲理，横加指责。要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尊重对方，以理服人。


真正的批评，即使言辞再怎么激烈、尖锐，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本着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根本原则，一般大家都是乐于接受的。艺术家之间的论辩，仅限于学术本身，通过论辩可以达到求同存异，优势互补。每个人之于艺术，无论持何见解，都不过是一家之言，没有一个人的言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试图以居高临下甚至蛮横的态度，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的做法是极不明智的，结果不外乎两种情况，那就是要么招来对方或其他人猛烈的反批评，要么人家因为厌烦这种庸俗无聊的批评态度和文字，丝毫不予理睬。你一方面全盘否定他人的观点，一方面又企图让别人全盘接受你的观点，岂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事，越少越好，最好不要出现。艺术批评毕竟不同于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往往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通常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但艺术观念之争，绝不是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不然，又何来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赞美他人是一门艺术，批评他人也同样是一门艺术。赞美不能毫无节制，不能毫无来由地处处叫好，那样，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过誉之词也会给赞美对象造成负面影响，同样会引起人家的反感。而批评他人就更需要慎重，不可随意乱言。批评家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学问修养和艺术鉴赏眼光，更需要坦荡的胸怀和成人之美的善良之心、君子风度。不宜将人性当中一些卑鄙龌龊的东西夹带进来，那样，不仅不会为他人所看重，反而会流露出自身修养的缺乏，那样的批评也必然会显得惨白无力。


老是认为自己很高明而他人都很低能的人，时时处处乱挑他人的毛病，结果是自己的灵魂深处有太多的毛病。老觉得自己是真正的高手，别人都应该向自己看齐，目无他人，妄自尊大，最终只能遭到大家的一致唾弃。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谦虚低调，淡泊自守，才是真正高人的作为。试问当今书坛，谁是真正的书法家？谁是真正的批评家？这个绝不是自己说了算！他需要社会公众的一致认可和历史的不断检验。



阿谀奉承形似赞美，实质上是一种捧杀；人、事混淆，滥评无度看似是讨论事理，其实是打着艺术批评的旗号损人利己，是不折不扣的棒杀。“对事不对人”，即便语言过激，尚且可以理解。损人者往往自损，受伤的绝不仅仅是对方。一言以蔽之，当一个从事批评者只有在抱有成人之美的正确态度之下，才可能开展相对公允客观的批评。批评有了理性的约束，才可能更加接近真实，也才更有可能使人心悦诚服，为人们所真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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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彩纷呈  争奇斗艳

——我看当代楷书创作

傅德锋






小楷的极盛时期是魏晋，代表书家是钟繇、二王父子；大楷的极盛时期是唐朝，代表书家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魏楷的极盛时期是南北朝，代表作是《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等。而当代又无疑是一个楷书复兴的时代，上世纪唐楷风行一时，小楷、魏楷也是紧随其上。从近三十年以来的国字号展览当中出现的楷书作品来看，当代的楷书创作尽管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总体上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

在展览文化盛行的初期，由于审美观念等等的制约，写小楷和魏楷的人还不是很多，大多以写唐楷为主。由于当时的中国书法还处在复苏阶段，“楷书是书法的基础”的理念根深蒂固，而唐楷作为极其端严庄重的书体，自然会成为书法家们的首选。但伴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写小楷和魏楷的人越来越多。一般而言，唐楷因为自身具有碑帖众多、整齐端庄等特点，比较容易入手。但由于“唐书尚法”，过于森严的法度和规矩，也限制了书家自我个性的充分发挥。无论怎么写，甚至是一辈子青灯残卷、皓首穷经，到头来也只是“临欧似欧，临褚似褚，写颜像颜，写柳像柳”，很难有所突破。稍后的国展，唐楷就很难登台亮相一展风采了。九届全国书展，河北李国胜以一件唐楷作品一举胜出，获得一等奖，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书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似乎已经完全退出国展舞台的唐楷又回来了！为此众人惊呼，媒体热议，“激活唐楷”和“今楷”之说，遂成焦点话题。其实，在我看来，李国胜的以颜楷为基础的那件获奖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魏楷的创作理念，想法还是不错的。尽管人们对这件作品的评价各说不一，但作为一种新的探索，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至于唐楷究竟需不需要“激活”，“今楷”的提法准确与否，本文不做重点讨论。其实，“今楷”到底是什么样的？不管你从文字理论上说得再怎么神乎其神，关键还是要看有没有相应的出色的作品与之对应。是李国胜的九届国展获奖一类的作品就是所谓“今楷”呢还是经过夸张变形处理的“新魏楷”（姑且言之）就是所谓“今楷”呢？我们恐怕还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今楷”作为一个书法概念未必科学合理，不一定能站得住脚。但从鼓励、主张和探索楷书创新的特殊角度而言，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深入思考，不断在深入学习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光说是没用的，有空洞的口号而无实际的内容，那么口号只能永远是个口号，缺乏实际意义，历史最终看重的还是具体的优秀作品。

小楷一直是国展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面貌都是以学习魏晋时期的小楷为主，作品比较注重形式美感，萧散，精致，洋洋洒洒，逮人眼球。应该说，能够写小楷的书家，其笔底功夫相对而言是比较过硬的，能够从中反映出较强的基本素质。因为，小楷对于相应时代的古人而言是必修课，日常书写必不可少。对于当代的书法家来说，能够写一手隽秀端庄的小楷，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实上，不仅唐楷不易出新，魏晋小楷也是不太容易出新的。从时代的角度而言，要求所有的书家都有明显的与众不同的所谓创新之作，也未免有些强人所难，太过于苛刻，至少是时间上要有保证。你不可能让一个书法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出一个“新”来。能够深入到古碑古帖里面，尽可能吃透消化其中之精华已经诚属难能可贵了。一些研究小楷的书家已经具备相当功力，作品初具规模。能够在技法技巧和气息上较好地把握魏晋小楷的精神气质，值得肯定。

事实上，当代书坛在碑帖兼容的创作理念影响之下，所有的书体都在进行着一种不同程度的杂交和嫁接。十分纯正的某某书体的作品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在泛碑学观念的冲击下，书法家们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竭力容纳尽可能多的艺术信息和含量，精神固然可嘉，但结果如何，其实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精彩的作品鲜能一见，而七拼八凑、不伦不类的东西层出不穷。

再就是魏楷的创作。自包世臣、康有为倡导碑学以来，魏楷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当代展览文化背景下的魏楷创作更是新奇不断，异彩纷呈。不仅在用笔、结体上殚精竭虑花样翻新，更在章法和形式上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但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一些书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们既有扎实的临摹功底，又具有很好的创作理念，师古而不泥古，一改过去那种刻意模仿魏碑刀客斧凿之迹的浅薄做法，尽量体现碑刻的精神实质，注重毛笔书写性的体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般而言，碑与帖的区别就在于承载书迹的材质有所不同，写在纸上的一次性就完成，而需要刻碑的，却首先必须书丹上石，然后在二次刻制。但碑刻毕竟因为年代的久远，经过风吹日晒，雨淋雷劈和兵火战乱等等外力的作用，出现许多以外的效果，即所谓金石气。当代书家在尽可能“还原”碑刻的最初书写性的时候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这些斑驳陆离的特殊效果当中获得相应启发，并在创作当中自觉地有所体现。

事实上，当代的魏楷创作是各种书体杂交嫁接的一个最为集中的体现。五体互为融合，内容形式并重。由于魏碑属于楷书尚未完全走向成熟时期的产物，很多碑刻具有一种混沌的状态，在笔法尤其是结体方面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合通变性，这就为出新提供了可能。再加之魏碑书迹众多，选择性极为广泛，新面目不断，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书坛的一个热门书体，其在竭力提倡创新的国展上能够频频入展获奖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平心而论，当代魏楷创作，成绩有目共睹，但弊端也时有可见。一些涉奇猎怪之作也每每打着创新的旗号竞先出炉，混淆人们的视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书坛，在魏碑行书的创作方面诞生了很多畸形怪胎，这类作品的主要特征就是用笔粗野，结构松散，线条蛮横，章法凌乱，形式刺眼，猛一看气势骇人，再一看索然无味。这种东西如果作为一种探索，固然无可厚非，但假如使这种作品有意无意形成一种学习创作的榜样和展览入选获奖的导向，就大错特错了。

目前书坛上有一种怪异现象，那就是，当有人站出来反对或者批评这种类似于“皇帝的新装”式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有人挑出来劈头盖脸地讽刺指斥你一通，说你根本不具备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和资格。呵呵，东西不行，还不容分说，这不正说明有一种不正常的观念正在渗透到一些人的骨髓血液吗？不也意味着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吗？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大家所说的“丑书”，事实上任笔为体面目可憎的“丑书”在当代书坛时大量存在的，但丑书的作者们往往以“孩儿体”为自己辩护和开脱。其实二者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笔者为此曾撰有《众说纷纭“孩儿体”——兼论“孩儿体”和“丑书”的区别》一文发表在2010年第5期《青少年书法》（青年版）杂志上，具体内容可参阅拙文，我在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话转正题。当代的楷书创作，尽管步履维艰，但在许多热爱楷书的作者们的各自不同的努力下，出现了不少精彩之作。他们的种种探索尽管还存在诸多不足，还需要今后不断调整和改进，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探索理念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虽说，在不可避免的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当代书法尤其是楷书创作存在大量的跟风和克隆复制现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好的东西一定会逐渐沉淀下来，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也必将被人们所慢慢遗忘……
（本文原载《书法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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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书法创作的四大不良倾向


傅德锋




书法创作是在深入系统地继承古人优秀碑帖的基础之上的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就创作这一概念本身也是新时期书法复兴三十年以来才产生的，并逐渐被人们所广泛认同。而在古人那里是决然没有“创作”一说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书法是古人自然而然的选择，使用毛笔进行日常书写，一方面决定了古人对毛笔的驾驭能力要普遍地远远超过今人，另一方面，这种自然状态的书写行为也就决定了古人书法“无意于佳乃佳”的基本特点，尤其是像古人的手稿、手札一类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矫情虚饰的功利意识在里面，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天真、率意、自然。而在当今，是否擅长书法已经不再是社会对读书人的普遍要求，再加上硬笔、电脑这种新的书写工具对毛笔书写的彻底颠覆，无疑是对书法社会基础的釜底抽薪，书法便“无奈”地成为了一种需要专门进行系统修炼的“功课”（或曰“专业技能”）了。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书法创作概念便由此应运而生。由于书法热在新时期的一度兴起，在展览文化的强有力推动下，书法的群众基础不但没有在书法退出实用舞台之后逐渐衰落，反而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普及，从事书法的人员之多，可谓前所未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书法队伍的空前庞大和当代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准尤其是书法人综合素养的普遍低下却和历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代书家代表作的普遍匮乏使得我们和古代书家相比起来依然感到无比汗颜。



时下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尤其是书法界，更是高呼“创新”，“苟日新，日日新”，实质上使得“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奢谈。平心而论，讲求创造性是任何艺术形式继续朝前发展的根本保证，但违背书法创作的基本规律，盲目地不切合实际地进行所谓“创作”，不仅不利于自身创造性的开拓，反而会对自身的艺术追求形成阻碍，不进反退。笔者经过分析思考认为，当代书法创作存在有以下四大不良倾向：



一、根基未稳，急于创作。正常的书法创作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
没有长期的笔墨功底的艰苦锤炼，就缺乏从事艺术创作的根本前提，所谓“厚积”方能“薄发”。时下很多书法人，朝学执笔，暮诩己能，一本碑帖还未能吃透，有的尚还处在临摹的初级阶段，就急于要搞创作，这是一种学风不扎实的极为盲目的做法。有的人面对一本碑帖，实临还未基本过关，就要奢谈意临，对于摹帖，根本不屑一顾，认为太过于“小儿科”。事实上这种想法是完全有悖于学习书法的根本原理的。试问古人学习书法是这样的吗？汉末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三国时，魏国钟繇为从韦诞手中求得一篇蔡邕专论笔法的文章，捶胸呕血，腑膺尽青，晕倒于地被魏太祖用“五灵丹”救醒。但韦诞仍不肯给他，直到韦诞死后，钟繇偷掘其墓，才得到这篇文章。从此“昼夜不辍，卧则以手划被，被为之穿”经过刻苦学习，书艺大进；晋代王羲之，“用心十五年，始工一‘永’字”；隋僧智永，醉心翰墨，精研书法，“登楼不下四十年”，退笔成冢；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于万机之暇抽空练字，往往半夜起来秉烛学《兰亭序》，即使是在戎马生涯中亦有“简板马上字”；怀素年轻时因家贫无钱买纸，就在“故里种芭蕉数万株，以供挥洒”……上述这些古人学书的经历无一不在表明，学习书法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任何成功的书家都必然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磨练过程。



前人虽有“字无百日工”之说，但并非是指学好正书只需百日的工夫，而是说坚持百日之后方可将字写得较为“工整”一些而已。项穆《书法雅言》说，一个人学习书法，从把笔始，先立大体，然后定其筋骨，次又尊其威仪，最后审其神情，乃能引申而触类旁通，“计其始终，非四十载不能成也。”通观书史，许多大书法家从初学到成熟，其经历年限实与项穆所言如出一辙。像“王右军，书家之圣者也，当以天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称成书”；米芾从七八岁开始学书，“至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言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米芾自谓：“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片刻未尝废书也。”于此可知，米芾在这四十余年当中用功之勤；隋僧智永“登楼不下四十年”致力学书；王铎“四十年前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何绍基自谓学书四十余年，“外间人见子贞书，不以为高奇，却以为怪诞，岂知无一不从平平实实，匝匝周周学去，其难于不知者道也。”上述这些书家都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磨练过程，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书法大家。他们的很多精品力作经受住了历史的长期检验，至今都作为我们取法学习的榜样，这种成功正是他们“积学累功”、“厚积薄发”的结果。



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书法人，却很少有这样的耐心，临摹碑帖，大多朝秦暮楚，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动辄大谈创作，一下笔来，似是而非。远观尚可，不可近睹。或者初观气势骇人，再看索然无味。笔法、结体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不具备创作的“本钱”，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章法和形式也构不成一件真正的书法作品。



二、涉奇猎怪，盲目创新。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主要表现为缺乏传统经典作品的支援意识，要么过度的采用夸张变形手法，将汉字结构搞得支离破碎，不易识别。随意挪动偏旁，不顾汉字结构原理，涉奇猎怪，炫技斗巧，名为“创新”，实则胡搞；要么字形忽大忽小、用笔忽粗忽细、墨色忽浓忽淡，没有过渡，非字非画，花里胡哨，缺乏统一的基调，格调不高；要么诸体随意杂交，乍一看很古拙，实际上是七拼八凑，矫揉造作，缺乏协调自然。从历代优秀作品来看，好的作品都是平中见奇，自然协调的，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大音希声，大味至淡，大象无形，任何表面的刻意的矫情的东西都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郑板桥“六分半书”，虽如“乱石铺街”，但实则井然有序，绝非胡乱拼凑。也正因为“板桥体”风格过于强烈，故可观却不易学，学之不当，则会堕入魔道，终生不得门径矣！



三、追风逐潮，克隆复制。这种情况在各种展览上比较常见，实际上是书法人“急功近利”思想驱使下的结果。在紧锣密鼓的展览催动下，一方面是高呼创新，另一方面却是类似于“团体操”式的集体表演。由于现代传媒的高度发达，一个书家的艺术风格（或曰创作成果）刚一面世，就会被大批的追随者模仿甚至克隆复制，借尸还魂，改头换面，在各种展览当中鱼目混珠。一般而言，同时代的书家之间互相借鉴取法原本无可厚非，这种情况古已有之，似乎不必大惊小怪。但现实问题是，书法人为了在全国性权威大展当中入选获奖，进而获得一纸中国书协的会员证，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直接将他人的创作成果窃为己有，这既是对原创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权威大展的亵渎。而事实上采取此类手段混迹于书法圈内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书坛的匆匆过客，很快就会被时间淘汰得无影无踪……



四、形式至上，制作成风。这种情况表现为，一些书法人不在书法本体上下实际的功夫，而是热衷于搞一些形式上的花样，从纸的选择到颜色的搭配，利用裁剪拼贴手法，可谓挖空心思，穷工极巧，在印章的钤盖方面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作品搞得像一件“假古董”，看上去富丽堂皇，像模像样，只是经不起推敲。笔者坚持认为，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书法内容（包括点画线条、结体章法、格调意境等）才是第一位的，形式应居第二位。虽说当代书法创作必须注重展厅效果，竭力突出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但如果作品本身艺术功力不够，缺乏思想内涵，仅仅在形式上具备再强的“视觉冲击力”，那么，这种“冲击”也将会是苍白无力的！形式至上，制作成风，无疑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与中国书法“由技进道”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因此，我认为，如何正确看待创新，怎样真正从临摹进入创作，多从我们的前人那里找找经验，依然显得十分必要。
（原载《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