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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十个诗歌评论家
2011-02-22
作者:赵思运
开头的话:
既然是写“诗歌评论家”,我就抛弃按照“身份政治”选择“新诗专家”的做法,不再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去选择那些“学者”,而是更加民主一些,对我所了解的十个诗歌评论家的印象速写下来。是印象“速写”,不是学术评判;是“十个”,不是“十大”。
徐敬亚。
徐敬亚与谢冕、孙绍振并称为朦胧诗理论代言人三巨头,都曾经对我产生极大影响。但我觉得徐敬亚的命运轨迹更能折射当代文化内在的秘密。我知道徐敬亚是由于他的那篇在文艺思潮史上具有标本意义的检讨书《时刻牢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那时我刚刚读大学,发现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发表了这篇检讨文章。于是我才知道了他的被称为“三个崛起理论”之一的《崛起的诗群》。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诗歌爱好者,但仍然感受到了时代的荒谬。后来我想方设法弄到了发表《崛起的诗群》的杂志《当代文艺思潮》,立刻被他的异端的先锋声音深深唤醒。当我1991年在山东僻远的小城地摊上拣到徐敬亚论文集《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时,兴奋极了!书的漆黑封面震撼了我(后来我出版诗集《我的墓志铭》也是使用的漆黑封面)。徐敬亚诗史留名的另外一个依据是他策划的划时代的“1986现代诗歌大展”,并且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986-1988中国现代诗群大展》。我199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硕士时,特地去同济大学出版社寻访此书,竟然无人知晓。2005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结束时一直没有等到书的重版机会,于是复印了一册,作为研究资料。在那个荒谬的年代里,徐敬亚为了中国新诗潮的推进,曾经付出了很多,但是,历史会补偿他,我们应该感激他。现在他被海南大学聘为教授,但是他依然以他反学院的风格,直接介入诗歌史的进程。他所主持的《特区文学》诗歌联席批评,也广受好评。
周伦佑。
在诗歌创作和理论表述两个方面具有均衡的结合能力的人,非常少见。而周伦佑即是一位。我们在记住他的《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变形蛋》、《象形虎》等诗歌巨作同时,一定不要忽视他的理论建构。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10年诗歌论文集《反价值时代——对当代文学观念的价值解构》,记录了他伴随“非非”诗群发展历程的深深的思考辙痕,可谓是“十年甘苦一部书”。他以诗人哲学家的激情,从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入手,对当代文学及文化观念进行了彻底解构。新世纪以来他又抛出了“体制外写作”的概念,勾画了新时期诗歌史的“白色写作”——“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这一条深度写作的路向,在日益堕落的文坛上,一直发出异端的声音,这群“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在“悬空”的时代构建了诗歌与人文精神的“圣殿”。而周伦佑为了诗歌与人的尊严而付诸于行动的一意孤行,更让我们领略到了现代诗人的精神困境。
陈超。
陈超是诗人、解诗家、诗歌评论家。当下诗坛上解诗最精辟的,当属陈超。而且他在彰显诗歌的精微之处的同时,又把古今中外的诗歌理论融会贯通进去。他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初版,后修订为《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出版)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极其鲜明地流溢出他的特色。他的诗歌创作实践是自觉的,《陈超诗选1980—2002》、《热爱,是的》里的作品都是审慎地选编的。诗歌技艺的锤炼、鲜活的生命意识、锐敏的问题意识、深厚的学理素养、东西方诗歌谱系的深谙,使陈超的诗歌研究在诗、思、史的结合上臻于完美。他既深入诗歌文本内部,又能够超拔出具体的现象,从而发掘出既具有针对性又具有普适性的诗学理论话题,《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即是其诗学理论的结晶。
陈仲义。
在高校新诗研究队伍中,大都以20世纪文学和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而把新诗作为一个分支而已,而陈仲义心无旁骛,专司现代诗研究。目前他出版专著6部:《现代诗创作探微》(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诗的哗变——大陆第三代诗面面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社1996年版)、《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社2000年版))、《现代诗技艺透析》(台湾文史哲2004年)。他的前4本书,我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邮购得到的。他的诗歌理论和评论,具有扎实的学理素养但又绝无晦涩之处,让专家和诗人都乐意赏读。他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一直活跃在诗歌现场,他从朦胧诗群到第三代诗歌,乃至当下网络诗歌,都一直以学理的目光加以烛照。
张清华。
我买过的张清华的书只有两本:《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内心的迷津:当代诗歌与诗学求问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这似乎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他的诗歌研究往往带有思潮研究的路向和思想厚度,是清理个人内心与呈现个人思想的一个界面。有一次,和张清华通电话时,他告诫我:诗歌这块地盘其实很小。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诗歌并不足以充分打开一个学者的内在精神空间。几乎所有的高校学者,都会把诗歌与其他的文学体裁乃至文化形态、思想形态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但是,张清华一直敏锐地在诗歌现场之中。他的最大特点是,在诗歌的文学本位与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或者说思想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就是说,诗歌是诗的东西,更是思的东西。他选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每年的长序绝对不是学者喋喋不休的习惯,我更愿意把他的长序当作这个选本的文本无法承载的思想含量溢出的部分,而且序言呈现出来的非诗的因素一年比一年浓厚,正文无法收录的文本,放在序言里加以论述,更能够显示张清华的立场。他的这套选本,博得各方好评,因为他的选本的诗学立场非常鲜明:民间的视角与思想视野交融。
林贤治。
林贤治首先是个学者,新启蒙思想家,然后才是诗歌选家和诗歌评论家。这种定位也决定了他的诗歌研究和诗歌选本保持着诗歌的尊严与力量。他主编的《自由诗篇》以及年度选本《文学中国》,都可以看作他解剖现时代的思想文化的活体与标本。这是他的眼光的偏颇,更是他的长处与亮点,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尤其需要这种立场。
王珂。
王珂自幼酷爱自由体诗,却用20年的生命专事研究“现代汉诗的诗体重建”,在20世纪中国新诗研究历史上估计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被称为“开启本体建构之门”(何奎),而《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新诗诗体生成史论》(九州出版社,2007)、《诗体学散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则使他的诗体学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20世纪的中国一直充满了意识形态性质的言说,对于新诗的研究与评论,也更多地倾向于对言说对象的关注,社会文化领域里深层的历史进化论使诗歌界忙于颠覆与革命,而无暇顾及诗体自身的建设,因此,王珂专注于诗体重建,这确实是耐得住寂寞的事业,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定力和对诗歌、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他坚信:“诗是最讲究形式的语言艺术,也是最具有文体独立意识及诗体自我意识的艺术。”
姜耕玉。
如果说王珂专注于新诗的诗体重建,那么,姜耕玉则专注于新诗的汉语性研究。他的研究同样是寂寞的,远离喧嚣的。如果说,王珂继承的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等诗学前辈的传统并加以光大,那么姜耕玉则继承了东南大学新诗前驱李思纯、陆志伟、宗白华等的诗学命脉。他的《汉语智慧:新诗形式批评》(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在扉页上标识的“谨以此书纪念诗坛先驱陆志伟、宗白华、李思纯先生”,足以表明他的志向与抱负。由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和诗歌界过于崇尚“革命”、“进步”等关键词,致使诗歌史凸显的是革命与反叛,强调思想内容而忽略艺术形式,因此,诗歌自身建设的声音被历史屏蔽掉了。这种现状在当下诗坛仍然余绪不绝。东南大学早期新诗产生的文化底色主要是由文化理想主义者吴宓描绘的,而吴宓却被“革命”的力量涂抹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充满先锋与激进的喧哗声中,姜耕玉、王珂,还有张桃洲的汉语诗性研究是不是也显得“保守”了呢?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姜耕玉提出的“汉语诗性智慧”说,既是民族文化根基的触摸,也是诗歌本体重建的起点。
王光明。
王光明先生的小书《怎样写新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成为我的诗歌创作走向自觉的入门读物。虽然只有十二三万字,但以耳目一新的言说方式和诗例,给初学者一种启蒙。《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面向新诗的问题》(学苑出版社,2002)、《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等著作则奠定了王光明在新诗研究史上的重要位置。尤其是《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现代汉诗”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将“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整合、互动起来,体现了中国诗歌在寻求现代性过程中建构自己的言说方式的努力。他的研究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整个20世纪的诗史。
杨四平。
杨四平出生于1968年,属于“中间代”诗歌评论家。属于“中间代”的诗歌评论家有很多富有成绩和特色者,如臧棣、周瓒、向卫国、谭五昌、罗振亚、敬文东等。我在这里提及杨四平,是看重他的诗歌研究转型的意义,因为其他的几位一直处于诗歌场的内部。我印象里,他一直善于书写诗歌主流历史,善于彰显诗歌英雄们的业绩,而对其深在的症候剖析尚嫌不充分。最近一二年,他以积累多年的学养将目光转向更加丰富驳杂的当下诗坛,无疑会使他的诗歌研究视野更加阔厚,由于学院视野与民间现场的碰撞,他的诗歌触角会更加灵活生动。
2008年1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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