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秦汉：市场经济的失败、计划经济的成功！

管季超0712

春秋秦汉：市场经济的失败、计划经济的成功！　　

                   杨连旭　　

西周晚期，铁器开始使用，产生了春秋时代的生产力革命，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生产关系革命。由此，古中国形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从而瓦解了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引发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字通，西汉朝第6位皇帝，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文学家)时期，这长达6百多年的历史时期，除去秦始皇统一天下至秦朝灭亡的15年之外，是我国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发展、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　　

正是在这个期间，我国生产力发展之快、社会文明进步之大，完全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居于人类领先地位。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反复实践和总结了国有制计划经济和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效应，确立了成熟的社会体制。　　

                     　　

（一）　　

《六韬·文韬·六守》记载了：“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太公说，大农、大工、大商是三件大事）。农一其乡，则谷投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助合作，粮食自然会充足；把工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相协作，用具自然会充足；把商人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通有无，财货自然会充足）。”　　

《逸周书·文酌解》在总结文王的文治武功时称国有“五大：一、大知率谋，二、大武剑勇，三、大工赋事，“四、大商行贿，五、大农假贷。”　　

《国语·晋语四·文公修内政纳襄王》：“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王公依靠贡物生活,大夫依靠封地生活,士依靠田地生活,庶人依靠劳力生活,工商依靠官府生活，衙门的差役依靠财政收入生活，家臣依靠奖金生活）。”　　

这表明，西周时期至春秋前期，实行的是国有制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即便如此，商品经济也在其中发展着。《国语·齐语·管仲教桓公足甲兵》记载了管子对曰：“小罪谪以金分（犯普通小罪过的，罚他金钱）”和“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欘，试诸壤土（好的金属用来铸造剑戟，然后用狗马来试验是否锋利；差的金属用来铸造农具，然后用土壤来试验是否合用）。”　　

这说明，春秋齐桓公 (?—前643年，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姜姓，吕氏，名小白)即位初期：金属货币已经在民间普遍流通，铁器普遍用于农具。　　

早在西周初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就大张旗鼓地发展了社会分工，只不过“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史记·货殖列传》）　　

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铁器和牛耕的普及，导致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分工日趋专业化和精细化，商品交换空前发达，引发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私有制获得了充分地发展。　　

冶铁技术带来了冶铸业划时代的发展。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　　

铁器用于手工业，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青铜器造型轻巧灵便、雕镂纹饰细致工整、出现了错金铭文，煮盐、漆器、纺织、酿酒业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由此，部分工匠成为了私有制的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各行各业的工匠住在作坊里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撑握道)。”　　

铁器用于农业，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既出现了耕犁的，引发了农用动力革命，逐渐普及了牛耕技术，又开垦了大量良田，还兴修了农田水利设施，促使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由此，农业产量大增，并导致人口的剧增。　　

新田的增加迫使诸侯各国“相地而衰征”、“初税亩”，以实物取代劳役，“作丘赋”、“用田赋”，直接向农奴征赋，农奴变成编户齐民的农民，土地从国有的封建领主制转变为国有的地主租佃制。由此，导致井田制崩溃、世卿世禄制瓦解，“废封建、行县制”的集权制取代了分封制，形成了官僚制、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　　

生产的专业化和私有制的普及，带来社会产品的丰富，刺激了商品交换的日趋活跃，带来大量的商业性货币税收，充盈了公室。由此，中原诸侯各国纷纷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商人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商品经济成为主导，形成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年）》就记载了“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献牛智退秦师”的故事。　　

当是之时，《史记·货殖列传》云：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使有千乘兵车的王，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百姓呢）！”　　

由此，追利逐富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商业文化弥漫社会，自然是天下大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二）　　

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的竞争性必然导致了商业经营活动的特点，除了周游列国的流动性之外：　　

一是、自私自利的谋略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又记载了，“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并自诩：“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 商鞅行法是也（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　　

二是、假冒伪劣的欺诈性。《韩非子·说林下》记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宋国有个很富的商人叫监止子，和别人抢着买售价百金的玉石，假装失手把它摔坏了，就赔偿给卖主百金，而他修整好那跌坏的瑕疵，便赚到了千金）。”　　

三是、乘人之危的投机性。《管子·治国》：“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趁民众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　　

四是、以权谋利的暴利性。《史记·货殖列传》云：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楚国的大司马、柱国，青铜铸的鄂君启节上有铭文曰：“得其金节则勿征”，“不得金节则征”。　　

五是、官商勾结的垄断性。《国语·晋语八·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禄》记载：“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绛城的富商，只能乘坐用皮革遮蔽木制的车子，来往于闹市，只因为他们没什么功劳，然而凭他们的财富足以用黄金宝玉来装饰车子，穿上刺绣花纹的衣服，用丰厚的礼物与诸侯交往，但这些人并不能得到半点的俸禄，就是因为他们对人民没什么大的功劳）。”　　

第六、市场的无限扩大性。商品经济之所以演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就在于没有市场就没有商品经济。《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商人到四方去做买卖，只要市利数倍，即使有通过关卡的困难，有碰到盗贼的危险，也一定会去做的）。”《管子·小匡》曰：“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商品经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冲动，产生了市场无限扩大化的要求和冲动。　　

正因如此，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繁荣了经济、变革了社会、瓦解了等级制度，可也刺激起了私欲、淋漓尽致地激发了人性的恶：　　

第一、投机取巧、不择手段。　　

《吕氏春秋·孟冬纪·节丧》声称：“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民众对干利，宁肯冒着飞箭，踩着利刃，流血残杀去追求它）。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不知礼义的野蛮之人宁可残忍地对待父母、兄弟、朋友而去追求利）。”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谋生的正路，但致富的人必须出奇制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　　

第二、伪诈浮夸、不计后果。　　

《韩非子·难一》记载了“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之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勿能应也。”　　

第三、急功近利、为所欲为。　　

《史记·货殖列传》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　　

第四、贪赃枉法、胆大妄为。　　

《史记·货殖列传》言：“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于是，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此非空言也（《史记·货殖列传》）。　　

第五、示民以利、为利而战。　　

私有制市场经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要求市场最大化，形成了继大禹治水后统一天下的第二个动力，导致诸侯争霸、列强兼并。　　

据统计，仅春秋时期二百九十多年间，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所以，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　　

至于战国时期，那更是如《孟子·离娄上》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据学者统计，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　　

于是，原有的礼坏乐崩，社会秩序大乱，其中既有合理性和进步性，更有颓废性和破坏性。由此，人们痛心疾首，仁人志士苦思冥想，以挽救社会。于是，形成了百家争鸣和变法图强。　　

　 　

                       （三）　　

私有制市场经济发展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一说前403年或前453年—前221年），商业文化已经将中原诸侯各国浸透得身软体酥，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歌舞升平的奢侈之风大行其道，社会腐朽不堪，以至到了“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位可以用钱财买到，能够灭亡”（《韩非子·亡征》）的地步。　　

第一、篡权夺位、时有发生、习以为常。　　

春秋中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各诸侯国卿大夫的经济实力逐渐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　　

《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史记·晋世家》又载，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由此，名正言顺实现了三家分晋， 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随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齐康公被田和迁于“东海上”。 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获得周天子批准，“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第二、君民贪财好利、骄奢淫逸、玩物丧志、毫无斗志。　　

以经济最为富裕强盛的齐国为例：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齐宣王（?—公元前301年）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和“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生动地描绘了齐宣王时的临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非常富庶而且财物粮食充足，平常人都会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赛狗、赌博、踢球）；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临淄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车轴相接、摩肩接踵，把衣襟连起来可成帷帐，把衣袖举起来可成幔幕，擦一把汗可以形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家家厚道且富裕，意愿高且夸耀）。”　　

正因如此，在秦国发起地统一战争中，齐国近乎于坐以待毙、不战而降，秦灭齐是兵不血刃、没费吹灰之力。　　

第三、社会“以市道交”、将官经商、文官弄权、腐败卖国。　　

以军事最为强悍善战的赵国为例：　　

长平之战，“赵王信秦之间”、“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赵括其母曰：“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现在赵括一下子做了将军，就面向东接受朝见，军吏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金帛，都带回家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便宜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买的就买下来）。”　　

赵括也因此成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如此将领为大军统帅，长平一战占有绝对优势的40万大军全军覆没，不足为奇。　　

无独有偶。近代，丁汝昌身为提督，不仅在刘公岛大搞房地产开发，而且以军舰跑运输。由此，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将如此，文官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贪赃卖国不在话下。　　

“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又记载了： “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于是，“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了：“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　　

正因如此，赵国变得不堪一击。“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打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社会不良现象，那时早就产生了！　　

与中原各诸侯国相反，从《吕氏春秋》记载的 “物勒工名”制度，到《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的公布《田令》、每年进行四次评比耕牛和老百姓可向官府借用铁农具，且因破旧而使用损坏后，只报告损耗而不赔偿等史料表明：唯独从秦国到秦朝，以商鞅变法建立起了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正因如此，从秦国到秦朝，统一意志、消除腐败、集中精力、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因势利导，秋风扫落叶般实现了“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一统天下，而且“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尤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疏浚鸿沟、开灵渠、建驰道、修直道、筑长城，将我中华文明推上了人类发展的时代顶峰。　　

　 　

                   （四）　　

随着秦始皇的突然病逝，在封建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攻中，秦朝及其国有制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体制覆灭，西汉建立起了半封建半集权的体制。　　

虽然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可为时不长，惠帝、吕后当政后即下诏“复弛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　　

于是，《史记·货殖列传》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私有制市场经济又进入了自由发展、高度发达阶段。结果，1百多年间，既形成了所谓“文景之治”盛世，也导致了：　　

1. 贫富严重两极分化。《汉书·货殖列传》说：“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　　

2. 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封建诸侯财大气粗，横行乡里、对抗中央，先后发生了代国陈稀叛乱和吴楚七国之乱。　　

3. 官商勾结、奸商干政。《盐铁论·复古》云:“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　　

4. 权贵恶霸大行其道，民众苦不堪言。《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5. 破坏生产力高级化。《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是说经应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　　

6. 动摇社会稳定。《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7. 败坏社会道德。《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春秋繁露·度制》：“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　　

8.“和亲誓盟”政策的韬光养晦，并未消除外敌，武帝即位前匈奴入侵汉境不下10次。　　

总之，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的一切，同那时别无二致。　　

正因如此，汉武帝执政后，改革开放：　　

一是、灭族郭解打黑除恶，族诛灌夫剪除豪强，弃市窦婴抑制亲贵，强迁十万富户到洛阳；　　

二是、颁布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削弱封建诸侯；　　

三是、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官吏及豪强；　　

四是、重农轻商，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任用赵过总结推广“用力少而得谷多”的代田法；颁布算缗令和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奸商；　　

五是、取桑弘羊建议，实行盐铁、酒类官营专卖，禁止郡国铸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货币； 实施均输法、平准法，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六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八击匈奴、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西南，既消除了外患，又开拓了疆域。　　

如此等等，不仅恢复，而且完善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和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重振了秦朝雄风，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直到“昭宣中兴”，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前49年在位）]辞世，从而巩固了中华民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代。　　

由此，中央集权制和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我中华文明，不仅没有中断，而且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直到近代。　　

　 　

                   （五）　　

回顾春秋秦汉时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社会制度的兴衰，不难发现：　　

第一、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然而人们却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自觉选择其一。　　

第二、市场经济能在短期内繁荣经济、聚敛货币、实现一时的强国富民，可却同时对社会产生强大的破坏性。其实，就是吸毒经济。长此以往，必然国将不国。比如齐国、楚国等，都曾分别称霸一时。然而由于其立竿见影的短期效应和管理工作相对的简单便宜，对管理者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易于为治国者推行和社会普遍接受。　　

第三、计划经济需要相对长的时期才能实现强国富民，然而却能增加发展后劲，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持续发展，是强筋壮骨经济。比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可是，由于计划经济社会效益的长期性和管理工作相对的高难性，不仅对治国者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而且也不易为社会普遍接受。尤其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化和经济活动的复杂化，非秦皇汉武之类的天才伟人不能为也！　　

第四、事实上，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的市场经济。齐桓公时期，“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当今号称最市场经济的美国，为数不多的政府机构中赫然就有两个直接管理经济的部门：农业部、能源部。　　

第五、历史上，草创之初、百废待兴，往往选择计划经济；一旦社会稳定、人心思动，市场经济便居上风。而市场经济破坏性一经显露，变法的呼声便不绝于耳。此时，诸如汉武帝的变法一经成功，社会即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而如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一旦失败，社会就即将进入动乱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