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成和中國現代書法運動

管季超0712

劉正成和中國現代書法運動

李廷華

書法熱——文學運動向傳統文化的資源尋覓

中國社會在1949年之後的一大進步，是文化教育的大普及。以前專屬於士大夫知識階級的文學藝術，成爲普通老百姓也能夠參與的事業，與之因應，文學藝術青年數量之多，和社會人口的增長成正比。社會的長期穩定，使得普通老百姓的物質生活雖然提高不是很快，但是，從事學習的基本條件——時間條件和心理條件卻是具備的。這樣的條件，便造成了大批出身於平民階層的文化人群。在經歷了『十年動亂』以後，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生長起來的一代平民出身的文化人，又漸漸嶄露頭角，甚至成爲『新時期』中國文化藝術界的主角，試以在中國書法界、戲劇界和文學界各領風騷的劉正成和魏明倫、賈平凹三人的文化形成作比：三人均出身平民家庭，魏明倫因爲從小生活在劇團，具備就近就業條件，從小便乾脆不上學，完全憑仗自己讀書而成爲文學戲劇的全才；賈平凹雖然上了大學，但是真正成就他的是童年的鄉村生活記憶；劉正成的青少年時代因爲家庭貧困，不得不早早地承擔起家庭責任，出於喜愛文學藝術的浪漫天性，也因爲平民階層中文化追求的氛圍影響，劉正成終於走上文藝道路。劉正成在傳統文化方面的啟蒙老師是兩位當時在工廠裏胼手砥足的勞動者，一位叫孟淩雲，他教劉正成古代文化典籍和詩詞；還有一位李灝，則是劉正成在書法方面的導師。1993年秋天，孟淩雲老先生曾經對訪問者談起在『四人幫』時期教劉正成等青年學習的情況。孟老師那時年逾七十，說話語句已經不太清楚，使訪問者難以捉摸他的文化底蘊。據劉正成回憶，即使在『四人幫』時代，成都也還有詩社之雅，孟老師雖然不爲外界所知，卻是當年『長春詩社』的才俊之士，因爲和劉正成在錦江邊爲鄰居，使得劉正成在青年時期，失學復得學。在劉正成主編的《中國書法鑒賞大詞典》中，還可以看到李灝先生的書法，有章草的功底，也可以看出謝無量先生文章氣息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文化氛圍裏，確實是迥異群儔。可惜這樣的評價，是在今天相當寬泛通達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資訊下發出，當年的李灝先生，卻是在文化專制下戴着鐐銬跳舞，因爲散布了反對『四人幫』的言論而身陷囹圄，被折磨染屙致死，其年四十九歲。這應該是劉正成永遠的痛，而痛定思痛，在文化專制下的反抗和沖決,則是他那一代文化青年的精神底色。2001年夏天，劉正成和幾位四川籍書畫家在成都舉辦展覽，既有衣錦還鄉的味道，也帶着在文化高層沉浮中的感慨，他的展覽作品中有『錦江四吊』，分別憑吊自己的父親、母親和孟淩雲老師、李灝老師。這時期，劉正成在中國書法界的地位正如日中天，也難免在與權利的媾和中消解本色，一些當年老友已經對他提出批評。一方面是書法熱在社會上形成的影響和個人地位的騰達，一方面是精神追求的慘淡，在世態炎涼之中，劉正成對當年相濡以沫的患難之交表現出的感情，隱示着他最終不可能離棄自己的本來。如果讀過他的歷史小說集《地獄變相圖》就不難發現，劉正成作爲一個平民出身的文化人，他的心靈經常在世俗功利和感情真實之間沖突，他寫曠達瀟灑的蘇東坡是寫他自己，寫在名位面前犧牲了本我的元稹又何嘗不是在寫自己？即使是吳道子和皇甫軫這樣兩個處於文化權貴和文化壓制之中的對立面，難道也不都有他自己？劉正成少年時熟讀郭沫若的《鳳凰涅磐》，其中的句子：『我就是你，我就是我，我就是他，我就是火……』，如今再讀，應該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在劉正成向李灝先生等學習的青年時代，對文化專制的反抗是他們精神世界裏的主題。應該說，在『四人幫』文化壓制下成長的一代文化青年，是曾經最有文化激情，也最有對於專制文化的反抗精神的，思想性的激情闡發成爲他們最長久的文化特征；究其原因，是在他們的文化生成期間，中國社會受經濟因素支配的成分稀微，耽於思想的青年人長期處於被意識形態捉弄和對這種捉弄的反叛之中，文藝性的表述成爲唯一的宣泄通道。敢於象李灝那樣爲了精神追求而送了命的英雄畢竟難得一見，在不短的歷史時空裏，文藝不能成爲安身立命之所，卻往往是一些青年人躲避繁重體力勞動的唯一方便。中學畢業以後不久，劉正成便在一家大型的國營紡織印染廠當工人，那時的每一個大一點的國營企業都有專業和業餘相結合的宣傳隊伍，甚至連農村也不能沒有宣傳工作，很多涉足文化藝術事業的年輕人都被這樣一種體制利用也利用了體制。還是以魏明倫、賈平凹和劉正成三人爲例，魏明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發配到農村勞動，這時候他的戲劇本行不能發揮作用，他便學習畫毛主席像，比較而言，總是比在田間地頭累死累活要好過一點；賈平凹最初的文化鍛煉，是在農業學大寨的水利工地辦黑板報，他瘦弱的身體根本不能承受繁重的體力勞動。在嚴酷的生存環境裏，人們首先要活着，然後才可能生活。爲活着的藝術活動必然是被動的，最高狀態也不過是因爲熟練而達到的工藝性，只有出於心靈驅譴的藝術活動才有可能是真正創造性的。這三位藝術家都經歷了從活着到生活，從工藝性到藝術創造性的變化。劉正成在四川的一家紡織廠當工人的時候，業餘時間幾乎全部用在自己的文化積累上面。他搞文學，搞書法繪畫，也搞戲劇。如果『四人幫』不垮臺，他會和那時期的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不得不在完全被動的心理下面玩弄一點文藝技巧，以求比自己的大多數同時代人生活得輕松一點。他和那個時代的很多文學藝術青年不同的是，在搞創作的同時，他還注意到學術；在關心現實的同時，他特別衷情於歷史。他最初的讀物中間就有一本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四人幫』的完結，使得中國社會中蘊藏已久的文化批判的能量突然釋放，成就了一代的文學藝術家。劉正成也寫了不少批判『四人幫』的現實題材小說。原《四川文學》老編輯劉元工先生回憶：『劉正成的現實題材小說寄給編輯部不少，基本上都不成功。但是，他的一篇歷史題材小說《懷素自敘》表現出對歷史文化的熟悉和把握能力，我們很快就發表了，又請他再寫，他就又寫了《地獄變相圖》等，他的歷史題材小說倒能夠反映出相當深刻的現實意義。』可以說，歷史文化情結在劉正成的全部文化生活當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分量。從劉正成已經發表並且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和青島出版社兩次出版的《地獄變相圖》和《劉正成歷史小說集》所收八篇小說來看，他在青年時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是全方面的，從書法家懷素、畫家吳道子、音樂家萬寶常、戲劇家孔尚任到大文豪王安石、蘇東坡，以至中國道家文化的始祖莊周，他全寫到了。在八十年代初期風靡中國的小說熱裏，歷史小說也有其位置，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經選編過《短篇歷史小說選》，劉正成的《地獄變相圖》在其中。寫歷史小說的作者大多數是學者，和寫現實小說的作家相比，學養普遍高出一籌，但是，學者小說寫得生動入微的也並不多，有很多作品實際上只是在展覽作者的歷史知識，既不能從『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眼光發現古代和今天的『心緒悠同』，也就不能讓讀者感受作者的人間關懷。錢鍾書先生曾經說過：學士輩百千言，未如才士一言中的。錢先生爲自己選擇的道路就是有真學問有真性情的才士。所謂才士，就不是書窖子，而是在學問面前像老吏斷獄，直是要推勘到底。看劉正成的《地獄變相圖》，就是對文化人精神靈魂的『推勘』和拷問。如果說，『新時期』的文學作品在文化批判的激情下普遍表現出對歷史文化的幼稚和隔膜，在最初的大聲疾呼之後便顯得底氣不足，劉正成卻是一個異秉：因爲長期的文化積累和精神積澱，使得他的文學創作雖然沒有在大潮初起時沖浪在先，而對以後長期的文化頤養卻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也爲他以後在必須具備中國歷史文化的全方面修養的書法運作中提供了厚實基礎。所謂的中國書法運動，正是中國『新時期』在經歷了文學運動之後，全社會的文化發展要向歷史尋找資源這樣的大條件之下應運而生，這是其文化本性，另外一方面，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也造成書法活動具有了直接的經濟效益，因而對久困長貧的中國文化人群發生異乎尋常的吸引力。一個文化現象的發展，往往因其內外環境性質的影響產生悖論。現代中國書法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群之多，對中國現代社會的文化變衍乃至經濟生活發生的影響之深刻，爲中國書法歷史上從來未見，亦爲『新時期』以來文化復興中最突出的現象。劉正成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實在值得治中國書法史和中國文化史者研究，而劉正成自己的生活經歷以及他從文學到書法的變化和融會，也正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化從文學運動往書法運動轉移的線索。

『中青展』——從『名人書法』向競技性書法的轉移

劉正成在中國現代書法運動中的突出作用，首先表現在成功地組織了從第二屆到第八屆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家展覽。在此之前，中國書法的展覽活動一直是邀請和推派性質。參與展覽的書法家大多數是因爲社會地位的顯赫而以名流身份客串書壇，這樣的現狀，不適應文化復興中有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參加的客觀形勢的要求。從『四人幫』下臺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文學運動中，已經有一大批以前名不見經傳的平民子弟通過自己的文化述說進入社會話語中心，而書法界則還是老人名人貴族化的領地，是過氣官員排遣餘年的休閑場。自從劉正成主持第二屆『中青展』之後，使得中國的書法活動吸引了全國數以十萬記的參加人群，從而使得『活動』有了『運動』的規模和意義，正是在這『運動』的發展中，逐漸建立起一套比較嚴格的評選規則。從1986年開始到2001年，以競爭性爲標識的『中青展』和依然通過邀請和推派方式進行的其它展覽並行不悖，一大批中青年通過競賽漸漸成爲書法界的一代新名流。和因爲作品進入文壇的『新時期』作家終於成爲今天中國文壇的話語主流仿佛，『中青年』書法家也改變了今天中國書法界的基本結構。又因爲『中青年』書法家中的相當多數人本身就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青年，他們在從事書法活動的同時，沒有消釋文學青年原有的社會關懷，他們要求學術的民主，要求競爭規則的公正，要求藝術天地的開闊拓展。雖然『中青展』進行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本位』、『權錢交換』惡性發展的社會環境裏，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但是畢竟由於競爭性決定了它的基本品格，就像以前社會中的科舉制度，不論有多少科場舞弊案件發生，它還是給大多數寒窗士子提供了進身機會。

在長達十五年時間裏，劉正成爲『中青展』的進行投入了他一生中最充沛的精力。這裏面包括，在體制條件下組織起評選班子：這除了作爲主導者的劉正成必須在書法創作和學術上有領袖群倫的號召力，還必須有和書法界精英長期共事的親和力，在發生岐見和利益沖突時的協調能力。競賽規則的制訂：這必須具有一定的和社會發展同步的政治意識，具有對於希望通過競賽被社會接納的中青年書法人群心理態勢的了解；經費的籌措和公共關系的處理：現代書法運動和文學運動的很大不同，就是它發生之初，中國社會環境已經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書法人群的文化行爲本身就和經濟行爲有更加直接的聯系。劉正成早年生活中的經驗，也爲他從事書法運動必須面臨的經濟問題提供了幫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現代書法運動的弄潮人劉正成和當年書齋中一門心思做學問的劉正成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以劉正成爲評選委員會實際負責人的歷屆『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覽』，其參與人群和受到社會各界重視的程度，在很多年裏成爲中國文化藝術界的一道奇異的風景。以全國第六屆『中青展』爲例，開幕儀式在中國歷史博物舘舉行，參加這天開幕式的政界要人之多，大大超過了同時期文學界的規模，從全國各地前來的書法青年更是幾乎擠破了博物舘的大門。在這些書法青年之中，確實有一些出身寒門的成功者，最顯著者如山東的于明詮，他出身農家，大學畢業以後，長期在一個地區的黨校做理論教員，既遠離文化藝術中心，又沒有任何社會、經濟背景。于明詮在連獲兩屆『中青展』一等獎之時還不曾近距離接觸劉正成，當他連續三次在全國『中青展』獲得一等獎，一個平民青年終於成爲在中國書法歷史上不能忽略的人物，這不能不說是劉正成這個平民書法領袖在十多年間運作的一個結果。于明詮只是一個突出的個案，仿佛於他的中青年書法家在現今中國書法界可以說比比皆是。如果要說劉正成成功地因應了現代中國社會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完成了他理想的現代書法運動，同時，作爲一個文化人，他也爲這種因應付出了代價。這代價對於一個本來可以聚全力於書齋，在著述方面探幽索微的人來說，最不可替代處是它可能改變了一個人的心境，且不說在現實社會中要長期做成一件讓上下左右皆大歡喜的事情還得付出多少心理的和道德的代價。當書法熱造成的經濟效益終於被權力接收之際，當書法地位演變爲書法權力之際，當中國書壇重新恢復一種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權利分派格局之際，以劉正成爲領袖，以『中青展』爲表現的多少體現着藝術追求和文化民主的努力和掙紮也走到了盡頭，中國現代書法運動的群體性競爭表現也成強弩之末。當然，這種變化對於書法藝術本身的發展，甚至對於劉正成個人以後的文化創造，以及他的道德生活來說，也可能是塞翁失馬。如果劉正成一帆風順登上中國書壇的權力寶座，他是不是也將淪入『書法權力』的分派和爭奪？是不是也將陷入『呼喊大師』的鼓噪？是不是終於成爲一團粉飾太平的文化泡沫？很難斷定。這些年來以文化之名行文化背叛之實者太多了。而劉正成在世態沉浮之間，表現出對『孟老師』，對『李灝兄』以及往昔布衣之交的真實情感，實際上是他往文化本質和人性底蘊的皈依。作爲中國現代書法運動的領袖人物，這樣的一種皈依，其意義又不是完全屬於劉正成個人的。從書法藝術的本質來看，傑出書法家的產生既非團體行爲可以打造，也和『呼喚大師』之類急功近利的文化泡沫無緣，中國歷史上真正禁得起時間淘漉的書法家，從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一直到于右任、謝無量、林散之等等，都必須具備全方面的文化藝術修養，禁得起命運的沉浮，能夠撇清偶然機遇帶來的浮光掠影，真正沉潛在聽憑心靈驅譴的藝術創造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劉正成個人命運的沉浮，與其說是權力天地對他的蹂躪，不如說是文化山河對他的挽留。脈絡清晰又充滿變數的書法運動，爲中國書法在二十一世紀的可能復興，進行了蓄勢十足的準備。如果說，『中青展』是這種復興的人才準備的話，以劉正成爲總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的編撰出版爲象征，中國書法的復興也已經有了學術上的準備。

《中國書法全集》——表現學術遠見的艱難事功

劉正成具有成爲一個好作家和優秀書法家的條件，不同與一般書齋文人的是，他又有完成巨大事功的能力。劉正成爲總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準備出版一百零八卷，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界、出版界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也應該說是中國書法歷史上一件無與倫比的事情——無論是這部書的內容還是它的運作過程。劉正成在青年時期學習書法時，從四川省圖書舘看到過日本中田勇次郎先生編的《書道全集》，那時候他未必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來編輯一部比其規模更大的書。當這樣的機會和條件終於降臨在很多人面前的時候，是劉正成勇敢地迎接了它。劉正成在1986年擔任《中國書法》雜誌的實際負責人之後，便聯絡一批有學術志向的中青年，先行編輯出版了上下兩卷的《中國書法鑒賞大詞典》，由北京大地出版社出版。從1991年開始，《中國書法全集》陸續問世。由北京榮寶齋出版社出版的這套大書，從中國上古時期的商周金文書法開始，遍及歷代幾乎所有書法大家，直至現代于右任、謝無量、高二適等名家。《中國書法全集》比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皇家書法刻石類書年代晚，收羅完備遠遠勝之自不足奇，其真正勝過前人之處在於它的學術性。『全集』每卷均由當今對各該卷書法內容最有研究的書法學者擔任主編或者撰稿人，不惟對書法家和書法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具體內容有詳盡評論和考釋，使讀者可以在欣賞書法作品的同時，得到有關的學術知識，又對書法史上的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加以揭載，比如，在《中國書法全集——柳公權卷》中，便收錄了老一輩書法學者徐邦達先生和中年學者曹寶麟先生關於柳公權《蒙詔帖》真偽的爭論文章。讀者可以從中發現：中年一代書法理論家的學術修養在某些方面並不比老一代遜色，也可以窺測百年以來中國學術發展的很多幽微。

1995年底，在北京琉璃廠榮寶齋，五位當今中國學術界久負盛名的學者顧廷龍、季羨林、馮其庸、李學勤、金維諾聚談《中國書法全集》。老先生們首先肯定的是《中國書法全集》的學術價值。顧廷龍先生將《中國書法全集》和以前的《淳化閣帖》、《三希堂法帖》比較，認爲『全集』遠遠超過了前人刻帖，是中國有書法史以來最爲宏大的一項工程。季羨林先生認爲『全集』體現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特點與成就，並且提出在學術研究中不可輕易菲薄前人，沒有充分證據不要否定前人成說。馮其庸先生特別提到劉正成撰寫的蘇東坡書法評傳，認爲是文學和學術的美妙結合。馮其庸先生還說：『這是每個書法愛好者的必讀之書，如果認真讀完這一百卷的導讀、考釋文字，那麼他的書學水平自然也就可觀了。』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則評價『全集』在『史』與『美』方面結合得好是一個特點，他認爲日本的《書道全集》錯誤甚多，而《中國書法全集》在學術的精嚴方面遠勝（劉正成曾經多次談到，他編輯《全集》吸收了日本中田勇次郎先生的很多經驗和教益）。比較美學家金維諾先生說，通行的世界美術史，實際上是西方美術史，西方美術家可以從《中國書法全集》發現一個全新的世界。

長期以來，人們對書法類圖書的認識就是『字帖』，書法學術很少進入習書者的視野，這就造成了書法參與人群龐大而學術底蘊虛弱。《中國書法全集》，集中了中國當代在書法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劉正成自己擔任分卷主編的就有《張旭懷素孫過庭卷》、《蘇軾卷》、《徐渭卷》，《王鐸卷》、《黃道周卷》、是承擔任務最多的作者之一。中國過去的學術圈和大眾文化的睽離，一個原因便是自作高深，故作高深，並不一定是怎樣深奧的道理，非得拒讀者於千里之外，吳晗、朱東潤、謝國榛等著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都曾經在學術性和可讀性方面做過成功的嘗試，錢鍾書先生更是把學問和趣味結合得渾然無間的巨擘。馮其庸先生在榮寶齋評價《中國書法全集》時曾經拿《蘇軾卷》爲例說：『這是學術和文學的結合』。這種結合其實就是要使文章生動活潑，並非降低其學術性和理論性。《中國書法全集》在全方位表現中國書法的歷史發展面貌時，也對一些書法史上有過重大爭議的問題作出了結論，比如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蘭亭論辯』，在當時受到政治環境的制約，不可能有正確結論，以後事過境遷，論者往往莫衷一是，不敢作出結論。在莊希祖爲分卷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魏晉南朝名家卷》中，收錄了劉正成的《鐘繇與長沙吳簡說》，使用『二重證據』，證實在三國時期就已經有了楷書，在根本上否定了以書體發展源流爲依據否定《蘭亭序》爲東晉人王羲之所作的論點，果斷地爲『蘭亭論辯』畫上了句號。自從康有爲的『崇碑抑帖』說漫渙開來，在中國現代書壇造成巨大沖擊，康有爲有離經叛道思想而又遊移不定，在書法理論方面也往往漫漶大言，首鼠兩端。《中國書法全集》並沒有因爲他的名氣忒大，便給以特別地位。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在『全集』中，王羲之、獻之父子兩卷，顏真卿、蘇軾、黃庭堅、米芾、王鐸均是兩卷，在康有爲之後的於右任也是單獨一卷。爲此，有人曾經當面問過劉正成：以康有爲在書法史上的地位，爲什麼不和於右任一樣單列一卷？劉正成回答：『他的字並不好』。讀者現在看見的是康有爲和梁啟超、鄭孝胥、羅振玉的合卷。這和肯定《蘭亭序》爲王羲之所作一樣，表現出一種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尊重。這種編輯思想可能不爲一些讀者理解，但也正是這種特立獨行的定力，表現了《中國書法全集》的文化品位。

《中國書法全集》是在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的情況下白手起家進入編輯和出版的，如果求速成，求經濟效益，就只有降低或放棄學術追求，走以前書法書籍單純編印『字帖』的老路。讀者現在看到的《中國書法全集》，在紙張和印刷質量方面還有很多不盡人意處，但是，它的文字部分，卻代表了當代中國書法學術的水平，其中如叢文俊關於《商周金文卷》和《春秋戰國金文卷》的考證論述，在一部分讀者頗感神秘的上古世界縱橫馳騁，將乾嘉學派的細密工夫和現代社會學、人類學結合而驅譴，可見『文革』之後中國學術的全新面貌；曹寶麟主編的《蔡襄卷》、《米芾卷》不惟述論灰宏，連作品考釋文字也寫得美侖美奐，在精嚴之中脫透雅韻，使人讀之不忍釋手；擔任元明清三代多卷主編的楚默，多年在中學教書，卻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十多卷書畫論著，其成就引人注目。楚默曾經說，劉正成家中的私人藏書，爲他的寫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堪稱一座學術寶庫。《中國書法全集》的編纂水平日益引起文化界關注，其影響也越出國門。１９９６年，劉正成前往日本訪問時，專程拜訪他素所尊仰的中田勇次郎先生，中田先生打開平時不開的住宅大門迎接這位比他小四十歲的中國同道。從《書道全集》到《中國書法全集》，梯航往返，舊邦新命，誠錢鍾書先生所謂『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東海西海，心緒悠同』。《中國書法全集》從1991年出版第一卷開始，至今已經出到六十一卷，十幾年間，中國書壇波瀾起伏，如果說在運動的熱鬧之後，必然會有冷靜的學術建設，那麼，《中國書法全集》後面幾十卷的編纂將要伴隨劉正成從中年進入老年，想到這一點，既見輝煌，也見悲壯。

主持《中國書法》雜誌和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兼容並包的文化實踐

劉正成以其歷史小說進入文壇之後，從工廠被調進《四川文學》當小說編輯，以後又擔任在全國紀實文學界得風氣之先的《人世間》雜誌副主編。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學環境，使得他有機會往全國組稿，和文學界的新老人物進行廣泛接觸。他的進入北京，進入中國書法圈子的核心，與其說因爲他的書法，不如說更因爲他的文學。決定將劉正成調進北京的決策人物陸石，當時是中國文聯的秘書長。1993年秋天，在從重慶往武漢的輪船上，陸石先生對人談起調劉正成到北京時的考慮。他說：當時在書法方面表現得活躍，準備調進北京幫助謝冰岩先生編輯《中國書法》雜誌的人選，除了劉正成，還有別人。若論在書法創作和書法活動方面的影響，其他的候選人也不比劉正成小，但是考慮來去，劉在文學創作和編輯方面的經驗要突出一些，到北京來首先是要編好雜誌，就決定了調劉。

劉正成接手負責《中國書法》的實際工作之後，在逐漸增加對中青年書法家宣傳的同時，對中國書法歷史上被長期冷落的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老書法家，也情有獨鐘。這裏面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對謝無量先生的宣傳。劉正成一上任，就要用顯著篇幅發表吳丈蜀先生等人介紹謝無量的文章，當時中國書法圈子中心的很多專業人員不知道謝無量爲何許人，對劉正成此舉頗有微詞，甚至以爲他是以權謀私爲四川老鄉辦好事（這不禁使人想起有位學者最近在《書屋》雜誌發表文章，批評陳獨秀當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謝無量的舊體詩是因爲『老鄉關系』。謝先生是四川人，卻從小生長在安徽）。爭論紛紜之中，倒是曾經在中央文史舘活動中對謝無量先生有所了解的啟功先生說了公道話。從此事可以看出劉正成的文化見識和當時書法界閉塞空氣的羝牾。謝無量先生的書法集藝術性和實用性與一體，惟獨缺乏表演性，和當時正在盛行的技術主義頗見距離。謝書骨鯁而趣幽，似拙而實秀，是中國書法歷史發展到現代，『文人書法』的傑出代表，這種『文人書法』的內涵，就是強調學問、性情和筆墨趣味的融會，由於中國文人在志趣追求中往往孤芳自賞，也就經常有『佳書不入俗眼』的現象存在。謝無量先生自己，就從當年的紅極書壇變得鮮爲人知，這變化，也正顯示了中國書法界在一段歷史時期裏對於文化內涵的鄙薄和遊離。毋庸諱言，以『中青展』的競爭性爲代表，技術主義最初對中國書法的現代發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非如此，不能打破名人壟斷。但是，事物的另外一面又逐漸顯現，即中國書法藝術和其它藝術品類的本質區別，是它必須具有全面的文化內涵，而青年書法家們因一次得獎而入名場，也容易忽略全面文化修養的陶冶，書法運動越到後來，這樣的傾向越明顯。劉正成對這一現象是有相當體會和反思的，主持《中國書法》雜誌編政之後，強調學術性，強調書法的文化內涵，如連續召開各界知名人士座談會，請他們發表對書法發展的意見，在雜誌上用較大篇幅連續發表『學者談書』文章，使得像錢鍾書、汪曾祺、唐達成、周汝昌、霍松林這些文化名人關於書法的知見頻頻揭櫫刊物，如今回望，已成空穀足音。凡此種種，使得雜誌在很長時期保持了較高的文化質量，也影響了書法人群中的文化追求。除了編輯出版《中國書法全集》和主持《中國書法》雜誌之外，劉正成作爲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的實際負責人，組織多屆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書法學術研討會。如果說，以『中青展』爲主要園地的創作實踐,形成現代書法運動的廣大參與人群, 學術研究則囊括當代國內外學術精英，成爲書法運動的文化導向。以1995年年底在北京舉行的國際書法史學術研討會爲例，就有來自美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書法藝術開展得比較普遍而且深入的國家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參加。劉正成自己在舉辦國際性會議、出國訪問或者講學時，也拜訪了很多國際知名的書法學者，如日本的中田勇次郎，法國的熊秉明，美國的王方宇、傅申，香港的饒宗頤、黃君實，澳門的梁披雲，韓國的金膺顯等。在這樣的文化交往中，他傳播了中國書法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信息，也了解到中國書法這古老藝術在全球化文化藝術發展中的融和狀態。對中國文化藝術全方位的寢饋和對世界文化發展的了解，使得劉正成在他的書法創作、組織、學術和編輯活動中，既表現出個人的趣味和學術定見，又表現出『兼容並包』的風格，注重傳統是『中青展』的主流，『現代派』書法在這裏也有位置；《中國書法全集》的考據文章和《中國書法》雜誌的評論文章，即可以見到乾嘉學派的精嚴傳統，也不難發現揭櫫人物心曲和事物本質的性情文字。凡此，都可以看作劉正成和他的文化同道們對自己文化理想的實踐。

由於書法運動的特殊條件，也產生了和文學運動不同的人物影響。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運動中，雖然出現過不少因爲創作實績和組織活動風靡一時的人物，但是，在文學界似乎還找不出一個像劉正成這樣以平民身份奮鬥而出，在長時期裏發生長久影響的人；在中國書法家中間，比劉正成的頭銜地位高得多的人物大有人在，似乎也還找不到一個像他那樣對一代書法青年產生長久影響的人。所謂『政聲人去後』，在風雲變幻的官場成爲常理，而離開書法權力而依然發生長久影響，在中國書壇，則莫過劉正成。2005年，由諸多國際書法著名團體和著名人物在韓國協商成立的國際書法家協會，公推劉正成爲首席主席，就表達了對劉正成在中國書法文化現代傳播方面成績的肯定。

在『轉型期』的中國，藝術不可能完全遊離開權力，藝術和權力結合的高峰，在表面的轟轟烈烈下面，實際上必然是藝術本質的喪失。劉正成作爲一個洞悉人情世故的小說家，不可能不知道在藝術和權力的結合中會發生多少尷尬，但是，他也曾無法規避，他也曾以相當的熱情和精力投諸其中，作爲個體文化人的自由向往和作爲文化組織家的和光同塵一直使得劉正成長期生活在矛盾之中。如果說，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還得依靠無數個體生命的堅韌努力，劉正成在經歷了個體精神和體制運轉的結合與沖突之後，必然產生對於自己和時代的更加真切的認識，至於『中國書法運動』，則是對於特定時期一種文化現象的概括。聊可慶幸的是，劉正成對中國現代書法運動的貢獻，實際上早已經完成，離開書法權力，作爲一個文化人，實際上正可以回歸自我。可以說，在劉正成之前，中國書法界還從來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運動』；在劉正成之後，中國書法界也不可能再發生基於文化人群自覺追求的『運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劉正成是中國書法歷史上一個空前絕後的人物。

（本文寫於２００１年，本次發表，作者有所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