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的锋芒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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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的锋芒与视野

雷 达
　　新疆年轻的女批评家何英，其尖锐鲜明的批评姿态、冷静出色的判断力、幽默泼辣的话语方式，连同支撑着她的扎实的理论根底，以及善于学习、默默耕耘的勤奋品质，使她的出现被看成批评界的一簇闪光。

　　的确，除了偶尔进京到鲁院学习过一回，何英很少抛头露面，一直坚守在新疆。熟悉她的人觉得，作为一个出生在新疆的异乡人，一个由兵团子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她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以相夫教子为乐，安静、踏实，没有怎么显出“学者相”和争辩欲。她的样子更像是一位劳动妇女。可是，你真要把她当做一个北疆的农妇，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早就在磨“自己的剑”，貌似质朴，内藏刀锋。她一旦写起文章来，能熟练地运用整套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新语，她可以对全国一些重大文学问题和重要现象作出令人惊讶的评判，她尤善于感受和渲染文坛变幻莫测的气象，对一些风头正健，踌躇满志的作家，她发出的质疑往往是直指根本的，且绝非扮酷。她的声音是内行的，富于学理的，打中要害的，却又布满了芒刺。人们会奇怪，她是在什么时候掌握了那么丰富的信息，暗藏了那么多绝妙的、尖利的、有趣的想法。

　　何英并不是以一种即兴式的、印象式的写法崭露头角，也不是以一种小聪慧偶露峥嵘。她从事文学批评，理论准备相对充分，充分得出人意外。在《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当代新疆小说的叙事困境》等综合论述当代文学发展的批评文章中，她能站在学术的前沿，以一个处于文化研究中心位置者的自信和从容谈问题。其实，这些文章都写于新疆。她的另一篇论文《王安忆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得到了苛刻的上海批评家们的称赏。

　　批评家之间在深度与广度上，差异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并不缺少就事论事的评判者，缺的是能发人之所未发，能打通现当代或中与外，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视野比较广阔的人。对于何英，我最欣赏的，首先还是她对时代与文学之关系的某些深度思考。她能清晰地提出一些比较新颖的看法，有些看得还相当准。比如，她剖析了所谓“理论过剩”现象。她说，我们的理论果真到了过剩的境地了吗，事实是，现代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过剩只不过是引进、运用西方理论的过剩。当代文学在理论的引进和运用上的过剩实际上反映出自身理论的饥渴与贫乏。引进的理论正在脱离本土经验而显现出意义踏空的理论游戏化。这是当代中国理论的特征之一。

　　在她看来，当理论与作品不能相互融会、相互激发时，理论往往呈现出意义的虚无。她发现，现在理论本身已成为某些理论家的象征资本，这个象征包含着一些确定的头衔，某所著名的大学、某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等等，这些资本如期货一样在市场里以货币的形式流通，某种程度上说，现今最活跃的某些理论家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象征资本，貌似科学严谨地制造出一批批理论商品，而这些商品也正显出过剩、浮躁甚至狂躁的症状来。

　　这些话比较尖刻，却并非无理。她看到了某些庄严事象背后的可笑之处，有如戳穿皇帝的新衣。

　　再比如，她对以“后”的集体称谓方式来划分作家代际的命名方式的批评，也是尖锐的。在她看来，这种代际划分法一下子深入人心且大有正式演变成文学史言说方式的架势，仔细想想十分滑稽。文学毕竟还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领域，这种集体化的分期也不会是作家所愿，没有哪个作家愿意跟别人放在一个集团里来讨论评价，抹杀忽视创作个性不说，谁又会和谁的写作真的那么类似？因而她判断，这种称谓法必将是速朽的。她不无调侃地说，自“80后”新闻化、娱乐化之后，这一称谓移用漫延到各个领域，成为可以任意使用的媒体符号之一。“70后”作家在这样影响的焦虑之下，还要面对“80后”市场媒体双受宠的新局面，他们要在哪里找到自己？不由人不替他们叹惋：前面的辉煌让先锋占尽，后面的风头让“80后”出光，两大光团之间的黯淡却属于他们。然而，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她问得好！当我看到今天的文坛上，人们仍然以“后”为言说的重要依据，讨论得十分庄严，甚至已经溢出了代际划分所本有的那么一点点认识价值时，我并不认为何英显得多么孤单无助，相反，我觉得她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清醒者。

　　何英对万花筒般急遽变化的当代文坛现状的描绘，是富有幽默感的，读来常使人忍俊不禁。也许她有一种天生的善于捕捉、描述和概括的才能。她自创的“十个词组”，什么“空虚时代”、“突然沉默”、“道德正确”、“追新至死”等等，俏皮尖刻，嬉笑怒骂，往往能说到点子上。谈到文坛风景，她的出语总是清新的。

　　作为批评家，何英有自己坚守的衡文尺度，而这尺度是变动不居的，具有现实感，具有活力。例如，她很强调如何确立小说叙述的“信”，一个“信”字是她最看重的，但也并非事实的真实之谓。她说，那些学来的现代、后现代叙事，学得再好，短期内也不可能转化成为纯粹中国的叙事。它们没有根基，即使生出一些根须，也不牢实不壮大，这也是为什么先锋文学演变成了一场小说的语言革命，而实质上的革命内容却被忘记或丢弃了，因为没有自然附着上精神与灵魂的语言游戏难以真正打动人心。所以她认为，有的作家不论怎么动用中国元素玩地道的中国故事，实际上还是一种西方小说框架里的叙事结构和形态。此外，她对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苏童、阎连科、残雪等人的批评，各个不同，却也不无参考价值。

　　密切关注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及时给予总体性评价与总结，并能客观解析几个典型作家，是何英近年来批评写作成绩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对赵光鸣的抒情性的辨析，对董立勃的悲情叙述和简约风格，对刘亮程的新疆时空观，对新秀李娟的散文，都有切实的解析，但对他们各自的问题却毫不容情，态度是冷静而客观的，没有发生对外酷评、对内谀评的自我分裂。

　　边地新疆出现了何英这样有生气、锐气、才气的青年女批评家是令人高兴的。任何人都只能是自己塑造自己，谁都难以越俎代疱，要求她以后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何英的评论实践涉及面较广，既有宏观批评，也有个案细读；既有建构性的解读，也有解构型的批评；对当代女作家研究和新疆文学研究似乎占去了更多的篇幅，但她又一度沉迷于《红楼梦》人物论的写作。我看，不管今后她的兴趣放在哪里，只要她能坚持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应该是有胆识的，批判精神应该是他的第一性。这是一个理论家本应持有的最基本的专业道德。倘能一直坚持下去，可以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