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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为什么重要?
许锡良
凡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那些打江山的领袖们总是十分注重民意的向背的。因为那时民心向背,会决定兵源的向背,而在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民心向背,就意味着武力的向背,那是至关重要的。那时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自古在战乱时期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个时候,民心向背是与天下得失密切相联的,所以当然重要。但是,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止的:江山到手,天下太平的时候,那些依靠民心得到天下之后的人们就开始按照功劳大小开始做官,并且心安理得地享受得到“天下”的好处了。于是当初帮助他们打到江山的民心已经逐渐不再重要,而且他们的享受正是建立在对民众的剥夺上,如果顺着民心,让民高兴了、满意了,那么他们享受的规格就要大受损害,而且享受的人也会逐渐变少。正所谓老百姓高兴,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只有老百姓痛苦。否则,这样一来打江山的意义又会失去。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得民心——得天下——得天下——图享受——逆民意——再失去天下。这是几千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跳出的一个历史怪圈。其实当一个民族动辄用打天下来表达民意的重要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宿命就已经命定了。毕竟,江山不打,它也会在那里,而且江山不会因为战乱从而变得江山如画,而是会因战乱而山河破碎,硝烟弥漫。那些动辄说打江山如何有功的人,如果不是统治者,就是脑袋瓜子里被灌满了浆糊。
为什么战争年代那些争夺江山的人特别容易注重民心的向背?最好的解释就是,战争年代的决定因素是武力,而武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兵源。而兵源讲到底要来自百姓,而民心向背又决定了兵源的数量与质量。如果用强力抓当然也是可以抓起一批壮丁,但是,由于民心非向而背,实际上抓来的人是为对方抓的。当初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里,可以说民心的向背是最关键的。中国的老百姓最实际,你暂时给他点土地作诱饵,再为他们种几棵玉米棒棒或者南瓜之类的东西,或者直接给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替你卖命,实际上这一点土地在得到江山之后,很快就会被收回的,不过作为芸芸众生的愚民是很难意识到这个变数其实是内定了,土地如果不收回,打江山岂不是替那些老百姓白打了?那样一来,坐江山还有什么意思?在战争年代,所谓成功就是收买民心的成功,没有对中国农民和传统农业文化的了解,就不可能在中国打下江山,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这个规则仍然适合中国,在美国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人,肯定打不过井冈山里混出来的土匪。国共胜败其实并不是偶然的。老蒋,回到台湾后,他也学老毛把土地分给百姓,而这个时候老毛又把土地用集体的办法收归为国家所有了。农民真正有土地不过三、五年时间而已。这土地就像是高明的魔术师手中的飞刀,表面上是飞出去了,实际上是飞而不脱,还在政治魔术师的手上。论政治艺术,确实老蒋要笨拙许多倍,这也是他吃败仗,失民心的重要原因。
到了和平年代,民心的向背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除非是草民们手中真的握有一张选票,否则的话民心的向背不可能会重要的。这个时候再用所谓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吓唬掌握实权的官员其实是徒劳的。因此民意在这时只能够是一种摆设了。过去在封建时代,用的是冷兵器,那个时候还可能因为一个社会太胡作非为了,或者干脆就活不下去了,就会有人站起来揭竿而起,大家都用冷兵器,其实兵与民之间并不那样专业,拿起武器大家差距并不大。因此,一治一乱的循环就这样开始了。也就是后来黄炎培面在窖洞里对伟人所谈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所以,封建时代即使在和平时期,民心的向背也仍然是一个重要议题。至少皇帝也还不敢太放肆。说不定自己就会因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从而使自己一不小心就坐到火山口上了。
但是现在进入高科技年代后,如果缺乏民主,人民手中没有那张选票了,那么民心民意只能够算个狗屁啊。民意只有通过选票来表达,并且这张选票能够决定政府的去留的时候,权力才不敢在民意面前胡作非为。但是,在没有选票的民意面前,民意可以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没有选票,其实真正的民意也无从表达。因为,民意只会被代表,真正表达的只能够是喉舌。民意即使意外被表达出来,也不能够有什么动静。因为,民意并不能够决定政府及官员的去留。一些手握实权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在乎民意,他们的眼睛只需要向上,并不需要往下看。下面的人怎么需要看呢?他们算个屁啊。所以,这些屁民们就是小数点后面的零,虽然可以是很长的一串,但是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其实很安全,既不用担心在这样的时代里有陈胜吴广们会“揭竿而起”,因为在核武年代,一切从内部用暴力革命来推翻残暴独裁统治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自然又更不用担心屁民们会有选票把他们选下去,他们只要把上面盯紧了,看好了,一切都会很安全。难怪美国的观察家在预测中国发展前景的时候,从来不考虑中国的民意如何,只需要盯着掌握实权的人的思想动向就够了。现实中实际上就是如此。在伊拉克,你不可想像萨达姆会有被他们人民推翻的可能性,尽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也不可想像这样的人会主动下台。张献忠当年把四川人几乎杀绝,似乎也没有屁民能够奈何他。为什么?自古批判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判,这确实是战争暴力年代的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也是权力的第一个规则,权力后面的暴力规则是元规则。非暴力规则,或者和平时代的权力规则只能够是一级一级往上看,眼睛向上,天天向上,日日进步,为什么?因为权力来源于上面,就向上负责,权力来源于下,就向下负责,这是非暴力状况下的权力规则。这个规则并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文化水平的高低而有什么变化。在权力面前良心是脆弱的,而且是靠不住的。这是和平时代的权力规则,也是和平时代的一个真理,被称为权力的第二规则。“有奶就是娘”这是和平年代里权力后面衍生出来的利益规则,可称为权力的第三个规则。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利益好处均来自上面,一切只需要为上面,所以也必然只需要忠于上面,这种情况并不会因为人的品德的不同而会有什么变化,与人的良心无关,也与人的素质无关,更与人的品德无关。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需要考虑一下百姓,他就是那个再没有“上面”的人,因为只有他不再需要向上负责,不需要看上面的脸色,所以,他的任务就是看下面的脸色。但是,下面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太监,下面什么都没有。当民意被当成喉舌被代表的时候,最上面的人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什么民意,因为民意很快就会被和谐掉。因为,那些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那些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看着上面的人他们会通力合作,很容易就把这个没有“上面”,只有“下面”的人“骗”住了,把一切都瞒与骗得好好的,他们齐声对他说:现在已经走进了新时代了,已经是千年难遇的盛世了。因此,被骗的人与骗人的人能力合作演出双簧。一个太平盛世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可见,民意是不是重要,屁民是不是能够成为公民,完全在于有没有一张能够决定官员去留的选票,这才是硬通货。屁民必然是愚民,因为他们的眼睛被喉舌蒙蔽,他们有目却看不清,他们有耳却听不清,他们极容易被喉舌所操纵,因此选票的后面其实还要保护选票的耳聪目明。如果屁民们有一张自己的选票,而且选票的数字就是决定权力去留的唯一因素,那么屁民们立即就会变成真正的公民,那些纷纷向上的眼睛就会改为向下。那么就很难说了,人民就会用选票来证明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是千年盛世还是危机四伏。那个选票的百分比立即就一清二楚,谁也无法强奸民意。
一切专制社会都不用真正重视民意,而且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原因很简单,因为民意无从表达,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在这里所谓的民意就是屁民们所放的屁,连个响声都不会有。
真正的民意,其实就是新闻自由报道,就是选票,而选票就是上台还是下台的唯一凭证。想占据政治舞台表演表演,就得给人民好脸色,好心情,给他们一个诚信与忠心,使他们对你有信心。所以凡是民主法治社会里的政府及其官员都是非常害怕选民的。经常要竭心尽力想办法去讨好选民,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在下次选举时落选。也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政府的官员才不敢在公民面前飞扬跋扈,作威作福。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的。说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却又不给人民以选举权的说辞,实际上说得再漂亮也是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只有怕他们了。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仅仅依靠思想教育是可笑的。这与在老虎、狮子面前教育他不要再侵害羊群是一样无力的。解决大规模侵害的办法就是依靠偶尔的“高层震怒”来解决“地霸秩序”。实际上这些都非常具有偶然性。积累下去总是以重新洗牌而结束。这样的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现在再问一句民意为什么重要?功利地来说,战争年代要民意出兵源,要民意充当炮灰,因为,兵源出武力,武力出天下。和平年代,民意就是选票,真正的民意表达就是因为选民手中有选票,这些选票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甚至一个政府的去留问题。带着宗教的情怀来说,民意实际上是天赋人权的一种表现。因为,一个个人权的保障,正是要依靠公民的声音来表现。而人权是天赋的,无需要领袖人物的恩赐或者施舍。而在我们这里还是恩赐的、预付的,而且是随时准备可以收回的。所以,没有选票的民意有什么重要呢?真的没有什么重要。
2007年7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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