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人的交往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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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文人的交往与品质

                                     韩石山

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只能选几个人，几件事谈谈，以见当时的风气，以见交往中显示的品格。

我有个看法，不一定恰当，就是，右派文人的品质好些，交往正常些，左派文人的品质差些，交往不太正常，当右派文人与左派文人交往时，这种特征更明显。

民国时期，主要指二三十年代，有三个大的文学团体，也可说是文人团体。一是文学研究会，一是创造社，一是新月社或叫新月派。文学研究会以本土作家和老留日学生为主，创造社以年轻留日学生为主，新月派以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文学研究会人员庞杂，又多有分化，不说了。只说创造社和新月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一九二六年，郁达夫在广州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上海，写了篇文章叫《广州事情》，批评当时的革命政权，“每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工农阶级，全被一些小政客所运动。文章发表后，郭沫若、成仿吾都写文章批评，甚至绝交。没过几个月，“四一二”政变发生，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也反起了这个“革命政权”。说翻脸就翻脸，可说是左派文人间交往的一个特点。

再看新月派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九三一年初，《新月》刊出罗隆基的文章《什么是法治》，犯了忌讳被查，寄出的四百本被扣，传言还要抄店，经徐志摩、邵洵美多方奔走，斡旋，方化解。大家对罗文有看法，但都是朋友，从未闹翻。这是公事，再看私事。此前不久，罗与夫人打闹，“竟至半夜三更头破血流，但经胡圣潘仙以及下走周旋，仍复同桌而食，同榻而眠，一场风波，已告平息。”这是徐志摩给梁实秋的信里说的。胡圣潘仙指胡适和潘光旦，下走是徐的自称。过了不久，徐给胡适的信中又说：“老罗家又闹翻了，昨晚我与光旦看戏，半夜我做侠客将罗太太救出家来，昨夜住我家。”徐志摩去世一周年这天早上，罗对朋友说，昨天晚上他梦见徐在一洋房里，起火了，他冲进去救，有吴文藻、梁实秋等，一起将徐抬出来，徐醒过来，大叫：“打老罗，打老罗！”罗吓的跑到一边，徐喊：“他对女子不忠实，我非打他不可！”罗愧然言道：“我现在的生活，或者的确是志摩所鄙薄的。”

右派文人与左派文人之间交往的例子，可举林语堂与鲁迅。过去看书，知林初回国，与鲁迅、周作人交往不浅，后来在上海，鲁迅左倾之后，似乎关系僵了。据鲁迅说，是他劝林多译几部世界名著，林觉得自己才能在写作上，因此不满，就疏远了。后来看过一篇文章，说林抽烟，将鲁的蚊帐烧了个小洞，鲁就火了。还见过有的文章说，是在上海南云楼吃饭时吵了起来。后来看到林写的悼念文章，说他俩之间不管怎样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他一直对鲁迅还是尊敬的。现在林语堂的一本日记的内容让人知晓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南云楼风波的真相也清楚了。（2009年10月31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云楼，上海一酒楼。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李小峰请客，到客有鲁迅、达夫、川岛、杨骚、语堂及夫人、章衣萍、吴曙天。《鲁迅日记》里是这么说的：“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毕露。”郁达夫的《鲁迅》里说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说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林也起身争辩，气氛十分紧张。他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夫妇走下酒楼。林语堂在事发四十年后写的《忆鲁迅》里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赊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意。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而实际上，林语堂对鲁迅的看法极坏，此后两人绝交，林在日记里对鲁迅甚为鄙弃，说：“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此事各方陈述不同，我还是相信郁达夫的话：是鲁迅疑心起了误解。按说过后该道谦的，而这位左派头目则是“一个也不饶恕”。

贾植芳有评价：“我们的左翼文艺，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一直好斗。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没有纠纷，譬如新月派就没有个人之间的矛盾。李大钊的墓是胡适、刘半农他们帮忙修的……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斗，像钱杏村，郭沫若、成仿吾，还有周杨。大家斗来斗去，几乎都是左派文人。”

于此可知，文人（学人）之间的交往应有胸怀，有气量，与人为善。可以这么说，若不是为一种主义所惑，为某种利益所驱，家境好的，学历高的，工作安定的，个人品质（教养）要好些，与人交往也宽厚些，反之亦然。

2009年11月7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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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学者的情怀

韩石山

尹世明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学者。不是现在才敬重的，早就敬重上了。

什么都有“潜规则”，我敬重人也有“潜规则”。老了，没什么顾忌了，不妨说出来。一是家世要好，二是正经学校出来，三嘛，看是什么地方的人。第二条最好理解，比如上过北大的，肯定比我这样只上过山大的要强。第一条也不难理解，你不能说你今天还是“穷光蛋”，明天就研究出了“原子蛋”。看看这些年才开始披露身世的“两弹元勋”，哪个不是书香门第。邓稼先的父亲，似乎不像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那么有名，那是普通人的常识不足，我一看就惊了一跳，邓以蛰，那可是有名的学者，邓石如的后人。当年与胡适、徐志摩、金岳霖诸人，时相过从。

最难理解的怕是第三条。人家都说英雄不问出处，你怎么连是什么地方的人也看重了？没办法，我就是这么看的。想想吧，曾国藩本事是不小，若统率的不是湘勇，而是晋勇，能建立那样的盖世之功吗？各省都有这样的地方，具体到山西，就我所知，晋南的万荣，晋中的霍州，北边的宁武，都有点国之有湘的味道。这些地方，不是多么穷，也不是多么富，而是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一种“剽悍顽强”的民风。这是旧的说法，按新的说法，就是奋斗精神了。

尹世明先生，恰恰三者全占了。家世之好，不必多说，乃晋南乡间典型的耕读之家。学校嘛，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哪儿人，万荣县。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初出道时，便知晋南学人中有尹世明其人者。及至见面，除了那一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实在不敢佩服之外，无论言谈举止，还是风度学识，没有一样不让我佩服的。他当时似乎还在临汾，是师院学报主编吧，报刊上常见文学理论与美学的文章。会上发言，每每鞭辟入里而文采斐然。

后来调到省城，从了政，离得近了，见面反倒少了。只是每次见了面，更加亲热。我不是个多么有才情的人，不知为什么，他对我这个晋南同乡，似乎格外的青睐，每次见了，常给以切实的指点。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尹先生退休了，我也退休了。我是真正的休矣，尹先生不是，单位的事不管了，社会上的事仍不少，比如还担任着省参事室的参事。这样那样的会议，费心不少，但他最为倾心的，仍是他的学术，仍是他的著述。近年来，已先后出版了两本《尹世明文选》，据说第三本正在编辑中。

这些，都只能说是一个老学者的本分，而我要说的情怀，指的是另外的事。

前不久，去府上拜访，尹先生的老伴和女儿都在。闲谈中说起他这个大家庭的状况，尹先生兴奋地站起，指着对面墙上的一帧大幅彩色照片，一一介绍说，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是做什么的，各自取得怎样的成就与荣誉。又说，他的弟弟一家如何优秀，弟弟尹世玉，早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物理系，如今两个侄儿都在北京工作，如何的出类拔萃。我的感觉，他们这一大家人，大都在科技文化部门工作且卓有建树。说起孙子与外孙，更是赞不绝口。

“尹先生不愧是老学者，你们这个家庭，可说是书香门第了！”

“石山老弟，”尹先生郑重地说，“我不光要把我们的家庭建成书香门第，那太容易了，我这一辈就是了。我的想法，是要把我们这个大家庭，建成山西乃至全国的名门望族！”

大概是看出我心里的一丝疑虑，尹先生转身进到旁边的书房，再出来时，手里托着一叠书刊，书是他的书，刊却不是普通的刊，而是一份家刊，不全，有五六期。我接过来细细端详。名为《新家风》，标明系2003年5月创办。顾问为世明、世玉。社长为敬芳、淑玉。双月刊，每期的主编略有不同。旁边，世明先生的女儿晓红女士给我解释这些人的身份。世玉是他的叔叔，敬芳是她的母亲，淑玉是婶娘。主编诸人，均系孙辈。我还注意到，世玉家的孩子，称世明为大爸，不像通常家庭称伯伯。这也是我们晋南的一样习俗，只有对家庭中受敬重的叔伯长辈，才会有这样的尊称。

实在说，一个大家庭里，三两个硕士，一两个博士，有在外国名牌大学读书的，任教的，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大家庭中，不是什么稀罕事。想到书香门第，世代相传，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眼下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却是立志要将自己的大家庭，打造成山西乃至全国的名门望族，其心志何其雄壮，又何其远大。

“石山老弟，你不信吗？”

“别人说这，我不一定信，你是万荣人，我绝对相信！”

天色向晚，珍重道别，我没有说别的，恳切祝他保重身体，同时祝他的雄心壮志早日实现。

                                                        

                                            2011年4月1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