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dom中国传播小史

教师之友网

Condom中国传播小史

谢 泳

  人类原初的智慧，往往体现在与他们日常生活最紧密的器物中，比如锅碗瓢盆，桌椅床橙一类，后世再变化，变化的其实主要是材质，造型和实用意义，一般不出原始智慧，而且这种智慧的显现总是具有凝固和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中，有一种初始即成型的现象。因为简单的智慧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最切实用和最符合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佳选择。本文通过避孕套在中国的传播，说明人类智慧显现的某种特点。
    避孕套（Condom），现在一般称为安全套，它的实际意义其实早已超出了避孕作用，而成为人类性生活中的主要器物，特别是爱滋病发现以后，避孕套更成为人类性活动，特别是婚外性活动的主要器物。但关于避孕套起源的具体时间以及它的中国传播情况，目前的研究还极少。有时我们难以想象，在中国节育史上，一个极小的器物中映现出的社会文化内容其实相当丰富，它的由私密到公开再到普及的过程中，包含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同时也防止疾病传播的一般心理。本文撮拾零散史料，以引发更深入的研究，时间限于1949年前的中国文献。

一、Condom的普遍使用

    避孕套的普遍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回忆她上世纪20年代初在欧洲时的生活时，多次提到，对于避孕方面的事非常苦恼，当时主要的避孕方法还在女方，至少她在回忆录中，还没有提到当时普遍使用避孕套的事实。她回忆说，在柏林找了好多医生调查生产限制的方法，“他们多数是用铝做的套子，在小尺寸不同须经过医生的配比方可，医生告诉我们说好多人每次都医须生来给套上子宫口……再问他们还有没有其次的简单方法，他们说可以用海绵蘸了甘油（glycerine）放入膣内也可以，不过不能百分之百靠得住，并且不是药不灵，而是一班人不当心的缘故。”[1]
    现在一般认为，避孕套的说法，可能是由避孕药转化而来，避孕药这一名称，最早是1951年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夫人在纽约举办的一次晚宴上确定的。[2]
    1898年，“美国军医局局长办公室的图书目录总编”中，关于避孕的引文就列了满满两页。那些引文主要侧重于避孕套的使用、阴道清洗法、栓塞药济、止血棉塞及子宫帽等方面的内容。”[3]
    把性与怀孕分离的历史，可能是从避孕套的发明开始的。根据1709年英国的一家杂志《塔特勒》的报道，男性用的避孕套是威利斯咖啡屋的一名老主顾首先发明的：“这间房子的一位医生……受到外科医生的妒嫉；因为他为爱的历险发明了一种避孕装置，并不客气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种东西。’然而这家杂志泄露说：‘这名英联邦的客人……以其名字命名这种装置后，人们在谈起他时都觉得下流。”一个流行的故事称，这位查尔斯二世医生为避孕套先生。1708年，一名英国诗人称赞“避孕套”的命运，将像坎顿的名字一样持久。这首诗提到人们在圣詹姆斯公园、春天花园、普雷宫等地出售避套，但只是为了防病，而没有提及避孕用途。18世纪20年代，怀特·肯尼特彼得波拉夫大主教之子（他后来也成为一名教区长）赞扬避孕套使女人从“生儿育女和当小老婆”的地位中解放出来。[4]
    霍普金斯学院妇科专家和控制生育研究领域的先驱阿兰·格特马克博士于40年代后期也进行了一项调查，他调查的对象是2000名育龄妻子（职业妇女）和白领阶层的男性。调查中，格特马克博士发现，有41·7%的人使用隔膜和胶液，43·3%的人用避孕套。[5]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每年用于避孕药具的消费估计约为2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是避孕套。不过避孕套的使用量还不及冲洗器（洗涤水），尽管它比后者有效得多。在那10年以前，1940年左右，避孕套粗制滥造的很多，至少有一半是无效的。然而到1947年，5家大公司便生产7·2亿只避孕套，经检测，其质量效能大大提高。一只避孕套的生产成本约为0·8美分。
    避孕套进入人类日常生活中，基本是上世纪40年代后的事。安克强在研究当时上海妓院中性病的传播情况时，特别指出，直到1945年还完全缺乏关于使用避孕套的建议，在两份主要的医学杂志上确实没有外国或中国的医生发表文章，提到使用避孕套的可能性，即使作者是在讨论与性病传播的有关问题。而在那些并不怎么专业的刊物中，也没有一本《上海指南》甚至是《嫖界指南》建议使用避孕套，尽管他们一直在警告与那些最普通的妓女接触时要预防被感染的严重危险。只有在1945年以后，警方才明确要求妓院为妓女购买预防疾病的制剂和设备，并责成嫖客使用避孕套，但这条规定并没有被遵照执行。[6]

二、中国人对Comdon的关注

    李零在研究中国方术时，曾提到美国马克梦（Keith McMahon）告诉他，明代色情小说《一片情》中出现使用“角先生”的细节，李零由此认为“避孕套的设计恐怕正是从这类东西受到启发。” [7]李零的这个判断，很有洞见，它说明人类在许多事物上的感受和显现的灵感具有同一性。
    李零提到的这个细节是：当小说中人物余娘和索娘在一起时，余娘“一把搂住索娘向袖中乱摸出一个东西来。仔细一看，乃尿胞皮儿做的，长五六寸，有一把来大。余娘看了笑道：‘做得像！做得像！怎得把它来用？”[8]
这个细节同时也提示我们，早期避孕套的起源，可能多数与人类的色情活动相关。观察这个细节，发现它已出现了器物明确的使用目的，虽是同性间的性活动，但已有了防止疾病传染的“卫生”观念，并有了对器物材质、造型及使用的描述。小说中的描述，一般是真实社会生活的投射，真实生活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器物，很难在小说中被细致描述。
李零指出：“避孕套是本世纪对人类生活起了巨大革命作用的东西。它的发明，在科技史的研究上是个大问题，西方学者多说，现在欧洲人使用的避孕套是由16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法罗波斯（Fallopius，1523—1562年）发明。据说在1564年（即他死后两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用亚麻布制成，套在龟头上，用以防止梅毒的小套。这种小套就是现代避孕套的雏形。后来到18世纪，人们开始用羊肠或鱼皮代替它，并用以避孕，但使用不广，只限于妓院和少数特殊的商店。只是到19世纪，即1843—1844年，由于橡胶硫化技术的发明，才使人们有可能制造出性能与今日类似的避孕套，并在1870年前后得到普及，大量生产，廉价出售。另外，据说16世纪上半叶，日本也有类似发明。这两个时间，彼此相当接近，大体在我国明代正德（1506—1521年）、嘉靖（1522—1566）年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间范围正是明代色情小说和春宫版画广泛流行，日本对华贸易兴盛，并从中国进口各种色情制品，以及意大利等国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活动和梅毒传入中国的时间。”
     李零认为“这些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范围内的事件，它们之间是否曾有某种联系，避孕套的发明会不会与中国有关？当然，这一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9]
与一般日常生活品不同，作为一种随用随弃的私密器物，早期避孕套的实物，我们见到的可能性极低，所以一般还只能在文献的描述中发现它的存在。
中国较早注意到避孕套史料来源的，可能是钟叔河。他在介绍清代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游记》时，曾注意到这两本书中关于避孕套的知识。钟叔河说：“更有典型意义的是张德彝对避孕套的描写和议论。……这种《航海述奇》中所记的“英国衣”、“法国信”，都是中国关于西洋避孕工具最早的知识，在科技史上自有其价值。[10]
张德彝是清代道光年间出生的，他到欧洲的时间约在19世纪70年代初，他对避孕套知识的注意，很可能是中国文献中较为明确记载此物的记录。后来刘善龄编《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一书，其中介绍避孕套的史料，即来源于钟叔河的提示。[11]
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说：“又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为之设想，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此物法国名曰‘英国衣’，英国称为‘法国信’，彼此推诿，谁执其咎，趣甚。”[12]
张德彝在日记的另一处还提到：“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其法固妙矣，而孔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3]
张德彝日记中的记述，应当说是中国人关于这方面所见的较早知识，无论他当时判断如何，这个史料对研究避孕套起源有帮助，其实他已描述出避孕套的两个基本功能和使用场所：“卫生”和“避孕”，它在妓院中流行。
人类的许多发明，随时代变迁消失了，那些一发明即永不消失的东西，通常总是与人类生存本身相关，所以这种类型的发明中，不但包含人类的智慧，也包含人类的情感和想象。

三、中国部分文献中所见Condom史料

避孕套的起源，一般认为还是来源于西方，从称为“法国信”还是“英国衣”即可看出，它的成形和普遍使用，最终是依赖于现代化学手段才完成的，这方面西方有明显优势。
避孕套在中国传播初期，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自觉主动避孕的习惯，它的传播基本是在色情场所，是为防止感染疾病。初期有几个称呼如“阳具袋、如意袋、如意套、风流如意袋”等，由称谓即可判断其用途，稍后才成为明确的避孕工具，具体时间虽然不好判断，但大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才普遍用于避孕目的。
上世纪20年代中期，王云五等主编《日用百科全书补编》时，在避孕的“器械法”介绍中说：“两性接触时，男性生殖器，用树胶制之薄膜套起，俾精液不直接注入腔内，但用前必须将膜消毒。”[14]
此类普及日常生活常识的工具书中，虽然已介绍了避孕套的实际使用方法，但还没有给出正式的称谓。本书十年后的修订版在介绍“避妊新法”中，先后介绍了“别居法、洗涤法、器械法、中止法”等，其中介绍“器械法”时，依然用了十年前的旧说。“两性接触时，男性生殖器，用树胶制之薄膜套起，俾精液不直接注入腔内，但用前必须将膜消毒。”[15]可见关于避孕套名称的流行，当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称谓。金浩1936年编著的《秘术千种》一书中有“梅毒预防秘诀”，但此书中没有提使用“保险套”为防止方法。[16]，可见当时避孕套的普及程度还不高。
姚灵犀《思无邪小记》中曾专门提及此物，他说：
“今之洋货肆或药房中，尝售有二物，一曰风流如意意袋，系以柔薄之皮为之。宿娼时蒙于淫具，以免徽毒，侵入精管，因能防制花柳病也，故亦名保险套，更有一种附有肉刺者，可增女子之欢情，但于用之者终嫌隔靴搔痒耳。囊底有一小园球，中空，适当马眼，可泄精于内，间有用之避孕者，但往来冲突，破裂堪虞。此袋偶一戏用则可，阴阳不能互达，热度不能射激，殊非卫生之道也。”[17]
可见当时药店中已有此物出售，特别是他提到的第二点“更有一种附有肉刺者”，至今还是安全套制造中依然使用的基本方法，由此亦可知中国早期性用品的销售并不仅限于药店，流传并无严格限制，此中也反映社会文化对外来事物的态度。姚录犀本书中还有一首《调寄水龙吟·咏风流如意袋》词，其中有：“似水蚕带蛹，玉龙包口，蓬瀛客，居奇货。遮莫魂消真个，论欢情卿当胜我。休讥小器，堪藏夹袋，房中术妥。”一类的句子，虽属文人恶趣，但作为史料还不无意义，特别是指出了它由外邦传入，所以非常希奇，由此可判断当时避孕套的流传程度。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也专门叙述过早期避孕套的作用及来历。他说：“此真花柳中保身要物。妓家每多湿毒，兼之常服泻药，染之受罪非浅，悔之莫及。此衣系外洋机器制造，用之胜常，一切秽毒之气不能渗入。价亦颇廉，每副售洋一元五角，远处信力自给，贵客欲办，至英大马路新衙门西转北逢吉里一衙第三石库门内，至晚不售。”[18]此书1928年4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由此时间可判断当时情状，贺萧在《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中，专门引述了这则广告，同时也特别指出“花柳病被置于非常显著地位。[19]
周越然《言言斋性学札记》中曾记：“天下最不平之事，莫如生育。能孕者一触即成，不能者万冲无效；多孕者带佛国帽，以求根治，不孕者用救苦丸，希冀得胎。但每打‘佛帽’必有一漏气者，此制帽国家之法律也，用之等于不用。昔农夫某，每年得子，厌之，杜造鳝鱼皮为帽以为阻隔，不料次年其妻一胎两子，求少反而增多，夫妇二人弄得莫名其妙，后来细细一想，知鳝皮之上有眼孔二，用时未曾填补，生命元子迸出之路既分为二，胎儿之数量应成双也。此虽笑话之极无根据者，亦足以见帽类之不常有效也。”[20]
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文献中常出现避孕套史料的有几个方向，一是掌故笔记中，一是专门介绍避孕和节育知识的科普类小册中，还有一种是翻译西方节育知识的译著中。我估计药店的销售目录和进口物品统计目录一类史料中，也可能存在相关史料，可惜没有见到，特别是进口统计目录中，如果能有避孕套的年度进口具体数目，可以帮助判断中国人对性病流传和当时妓院梅毒出现的一般情况。这几类文献中的避孕套史料，虽然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归纳起来，大体可看出避孕套如何由一种陌生的色情场所专用品而普及成为一种日常知识。当时这些文献中凡提到避孕套，多数都有记述其来历的文字，可见还是一种陌生器物。但随着相关知识的普及，避孕套在当时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累积度很高，也反映当时社会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能力。
192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程浩编的《节制生育问题》。本书在“男性节育器”一节中，分别介绍了几种避孕套的制造方法。其中说：“男性节育器，即阴茎套和龟头帽，最初用的阴茎套，拿布片缝成阴茎形状的一个袋子，当阴茎中等强度的时候套入，套口缝上两条长带，系在腰部，以免脱落，可是这种布套用科学的眼光去审查一番，真正一点价值也没有，交媾时多了一层布片的隔碍，徒然惹起两对手方不快感觉，因为（1）布片质地过厚——就是中国绸也不行——交媾时夺去天然的摩擦乐趣，发生异物感觉。（2）布片上边经纬丝所织的小孔，精虫可以成千累万由此漏网，消遥到膣腔里边，结果仍是不能达到避孕的目的。”[21]本书中还介绍了十八世纪英国医生空洞氏（Condom）发明避孕套的情况，是用鱼类的膀胱，套在阴茎上面，实行交媾，射出精液的全体，完全存留在套子里边，因它组织细密，所以精虫无从漏网，因此阴茎套在医学上才被认为有价值，到十八世纪末，柳文达尔氏（L·Loewenthal）比较了当时所发明的各种避孕方法，只有Condom的阴茎套最为确切，后人即根据这个原理制造阴茎套。《节制生育问题》中还详细介绍了避孕套的类型和制造方法以及选择使用方法。同时对橡皮阴茎套和橡皮龟头帽的制造和使用做了详细说明，指出当时中国药店中出售的多是日本货和德国货，质量以德国造为好并标出了它们的价格，比如德国造的Fromms Akt，可以连续使用五次以上，价钱比盲肠套便宜。
1927年，桑格夫人著、宋学安编译《美乐之家》在上海出版，该书专设一节：“橡皮套的功用”。其中说：“因之男子方面，都用一种极薄的柔橡皮所制成的橡皮套，把阳具完全套没。交媾时用之，精英液即泄在套中；那么精虫便无侵入子宫的机会，如此即不可致成孕。这种方法，在美国最为通行。这橡皮套也倒处可得。（译者按：此种橡皮套，就是吾们中国俗称‘如意袋’这一类的东西，现在各西药房中，大概都有出售。有日本制及西洋制二种，以西洋制的为可靠。）[22] 还有更详细的记述：“橡皮套有薄胶质制的，要橡皮制的。其质薄而透明有伸缩力，无眼缝，可以耐磨擦而不破裂。所以精虫在套内，一无机会可以突出而入子宫。不过用时如不留心；或所用的过小，包住生殖器过于紧窄，难免有不破裂及裂孔的危险。如果破裂，则节育的目的完全失败了！因为用者并未擦破，而女子已不知不觉得胎了。所以用这种皮套，其容量必须适于生殖器膨胀的极度为要；决不能太小，太紧，以至用如未用。如果用时留心，则于免妊及防毒上，确有一种效验。用橡皮套须留意的一事：就是在抽出生殖器时，不能使皮套脱落；否则精虫仍有侵入阴道，游进子宫的可能。又用过之后，最好随及弃去。如果还要留为下次之用，那么必须于消毒杀虫药液中，浸洗干净，等干燥后方可再用。”
这些史料中，对避孕套的来历和制造质量也有说明，从中可见当时避孕套除了西洋进口外，还有日本这个渠道。在人类传播史上，私密物品传播程度越高，数量越大，越能说明交往的普及程度，越能说明文化融合的渗透程度。因为日常生活品，尤其私密用品有一个由高到低的传播过程，早期总是由外交人员或者身份较高的人员承担这个职能，慢慢流传到民间，当它可以成为公开的商品进口时，说明一种文化的融合和认同已基本完成了。
《科学生育法》一书中专门指出：“追迹‘阳具袋’底来源与其历史，颇饶兴趣。在中国与日本当妓女者常用油丝纸堵子宫口，此种方法极简陋。欧洲十六世纪中叶，意大利初用此法是用亚麻做的宫帽形，适合套在阳具上，Fallopius极赞成此法。工具进步，乃改用羊的盲肠来制，后又用鱼胶。至十七十八世纪时，其制造法乃更精良了。是时英国也已采用了。著称‘阳具袋’统名为Condom法。”[23]
这种介绍，可以说已是一个避孕套的小史，其中包含的知识量相当丰富，不但给出了器物起源的基本思路和方式，连名称和发明者也介绍出来，想到当时此类普及性的书流传较广，可以判断中国社会对避孕套接受的广泛程度，当这种知识成为日常知识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性生活方式。
中国健康学会编《现代节育法》第五章“男性的节育方法”中介绍，用一种的物质套在男性的生殖器上，现在这种东西全是用一种极薄的橡皮制成，叫做阴茎之衣，普通称为“保险套”，书中认为，这种方法在避孕的科学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有些医学家，时常认为‘保险套’这种东西，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妥当使人满意，橡皮微小的破裂，是失败的原因。不过经制造家的改良，这种情形已不常见，所以如果用一个最高等的，自然很少有破裂的危险。每一次使用以前，要一定试验一下。为使不致有微小的破裂起见，最好先用气把它吹起来，并且在未使用前，就这样的短时间内不必去管它。要知道精虫的形式是这样的微小，就是极小的破裂也能穿过去的。”
本书中还特别指出了避孕套流行初期，认们对它的基本认识。书中指出，关于节制生育，在劳动阶级的许多人们中，有一种极普通的谬说，认为使用保险套尚能惹起肺痨的可能性。这固然是错谬的比喻，然而作者对这种见解很表同情。书中同时还提到了避孕套的价格。书中提到，“保险套的价格，是往往令人可惊的，它是不应当这样的昂贵才对。民众们对于节制生育的需要性，有了相当的印象是对的；不过他们认为一种方法，如果它的价格是很可观，一定是可靠，这种理想是错误的。这种奇异的比喻是由于医院商店内一个卖零售药品的人，他对于节制生育运动是很抱着热心，仁慈，告诉我的。他时常择出一种极贱而且物质极佳的保险套，每个价值不过几个便士；但是事实上，一个月的功夫很少有人来买这种价廉物美的东西。后来他们把这一种的完全不卖，另把一个价值每个二先令的放在目录上求售，不到两星期的功夫完全售尽，并且还接到各方对这种物质有夸赞的信笺，所以他感觉人民对于物品的优劣，是以价格来做标准的，这种思想很难有使他们更改的可能。同时我在已经很早使用过的人们中得到证实，就是他们耗费很可观的价值来买极优品的保险套，结果十二个之中有十二个是破裂的，失败的。现在经专家的改良，橡皮的原质和可靠性已经增高了；并且可以用一先令的代价，得到三个很好的了。不过应当直接到几家可靠的医学化学师那里去买，万不可到普通卖橡皮的商店里去，因为那里时常以这种东西，作为淫猥招揽顾客的物品：结果，不但使人不满意，而且他的的伤害性也很大，价格也可观的不公道。”[24]
从翻译介绍外国避孕套知识和人们对它的认识理解开始，这是中国避孕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社会的接受渠道是先介绍节育知识，同时伴随介绍避孕套的历史和使用方法。
潘公展翻译的司托泼著《儿童爱》一书中认为：“阻止精虫游进子宫，如果不用前面说过的橡皮帽遮没子宫口，那么可以用方法遮弊男生殖器，也能完全达到目的，这个方法也许是流行的方法中间最著名的一种，而各种名目不同的‘阴茎套’（Sheaths），即‘如意袋’之类），用橡皮、胶皮、或丝绸做成的，市上也尽有发售，不过质料和形式自然不止一种，但是在主要点，它们都是相同的，它们都有包裹男性生殖器，阻止精虫漏入阴道。这些阴茎套自然是许多人所认为最是无害的方法，如果一对夫妻使用的很满意，那就不一定要去指责它们，但是，据我的意见，确有许多反对理由，足以说明除了特别情形以外使用阴茎套实在是不适宜的。[25]
据说此书1918年出版后到1923年销售了近30万册，当时影响极大。人类对各种知识的接受过程中，依赖流行读物接受的程度，常常要高于专门的知识传授，日常知识和生活经验结合，沉淀为生活习惯后，一种知识的传播事实上就完成了，私密用品的传播有一种非公开提倡和个人自觉认同的过程，因为私密生活的非交流性导致相关知识的接受呈封闭状态，这其中普及读物的作用相当重要。
叶群、黄嘉音译、史东医师夫妇著《婚姻生活指导》，也是一本当时流行较广的书，书中对避孕套的介绍是这样的：“再有一种防止精虫进入阴道的男用的方法，就是在性交的时候，用一种套子，把男子的生殖器套住。这套子通常称作男用避孕套，亦称卫生套，据说这是距今约四百年前，费洛毕斯（Fallopoius）设计制造的。实际上这种避孕套具有双重功用，它兜住了精液，可以避孕，同时它遮没阴茎，又可以防止花柳病的传染。避孕套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所谓‘鱼皮’套，是特别选用某种动物的皮膜制成功的；一种就是橡皮套，是用天然橡胶，或是人造橡胶所制成功的。鱼皮套用前，必须先将它浸湿，这当然不大方便，不大适用。这种鱼皮套虽然售价比较昂贵，但实在并不比橡皮套好多少。”[26]
这些介绍中多次提到早期避孕套使用“鱼皮”制造的事例，可能对中国手工业史的研究有启示，比如它的制造应当是相当精密的手艺，而这种手艺的流传可能有私密性，它可能在南方较盛，因为是昂贵的消费品，必有特殊的销售渠道等等。
当翻译介绍性作品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相关著作也开始大量出现，而且慢慢会取代翻译作品，这种取代，其实也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和为社会认同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融合现象。
严与宽编著《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已不再以介绍的姿态传播一种新知识，而是直接说明，虽然知识的来源是外国的，但已化为了自己的一种认识。严与宽认为：“避妊袋——俗名如意袋，亦系橡皮制成。大小药房均有出售，价目每打七八角。在性交之前，将避妊袋套在阳具上，待丢精时，精液则完全留存袋内，不致流入阴户。此法本最安全，不过这东西容易使夫妇间发生一种隔膜，减少性交时的乐趣。并且这薄橡皮膜容易破裂，用时应各外注意。常用避妊袋来性交，不但减少兴趣，并且有时夫妇间会发生神经病。不过偶而试用，则固避妊之妙法，而完全无损于人体之健康。”[27]
郭泉清在《实用避孕法》中认为：“男用长橡皮套——这是用膜制的囊袋，于交媾时套在男子的阴茎上，将阴茎封闭于此袋内，则精泄于袋内，而不汇入阴道。最初所用的是动物的膀胱或肠管所制，也有丝制的，现在则多用橡皮，形如园筒，分大中小三种。套太小则将勃起的阴茎紧压，发生痛感，过大则可能在交媾抽动时脱落。选择时应以半勃起的阴茎为准，则可免太小或太大的缺点。其尖端每附一小池，以盛泄出的精液。此套不用时可以卷叠，面积甚小。宜置于通风的暗处，又须保持干燥，则可耐久。用时宜先吹气，使之膨胀，以试其是否漏气。漏气者则可能漏精，不且使用。又须用两手拉它，以试其弹性，失去弹性的也不可。试后再将此套卷叠如故。涂一点水在阴茎上，使橡皮可紧附于阴茎上而不致脱落。然后置套于阴茎头上，将小池内的空气逐出，向上卷套，以至其全长，这样使阴茎密闭于套内，而套亦不易脱落。此法的优点在它的简易，表能防止花柳病的传染，因此一般人称之为‘卫生袋’或‘保险套’。这种方法无需医师的指导，携带方便，购买又易，因此用的人相当多。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一、不甚保险——据海尔氏调查所得的结论，其保险度仅有百分之五十一，与其它化学药品合用时，其保险度大为增加，所以不宜单独使用。二、大小难以合适——过小则紧压阴茎而有疼痛，过大则于交媾抽动时容易脱落而不觉得，过小可能破裂。三、橡皮套内常有小孔，用时未检查出来，或失去弹性而有小裂孔精虫乃由此小孔流入阴道内。四、减少男女的快感——因两性器官隔以橡皮，不能直接磨擦，以至减少其快感，尤其是男子方面，不过在易泄的男子，有时可以利用此套而延长时间。五、性行为不能连续——用时须阴茎勃起而有性冲动时，因此用此套须将连续的性行为截成两段。有时性行为被截断后，阴茎变软而不再举，致性交不可能。六、女方不能吸收精液——精泄于袋内，女子不能吸收男性的精液，男子精液的内分泌素及其它成份，据说对于女子颇有益处，而用此套时则女子得不到这种享受。”[28]
书中还认为“男用短橡皮套，此类短橡皮套亦称美式橡皮套，甚短，只能将茎头包套，故在交媾时，茎干仍与阴道直接磨擦。较用长套者有快感。但较易套落，而且不能防止花柳病的传染。它的利弊也与长套相似。”这个介绍显示了人类在避孕和性快感之间的困境与想象力，是关于早期避孕套形制方面的史料。
许晚成《男女避孕法》中介绍“避孕袋避孕法”时，说明避孕套“俗名如意袋，亦系橡皮制成，大小药房均有出售，价目每打七八角。在性交之前，将避孕袋套在阳具上，待丢精时，精液则完全留存袋内，不至流入阴户，此法本最安全。不过这东西容易使用夫妇间发生一种隔膜，减少性交时的乐趣，并且这薄橡皮膜容易破裂，用时应格外注意。用避孕袋来性交不但减少兴趣，并且有时夫妇间会发生神经病，不过偶而试用，则固避孕之妙法，而完全无损于人体之康健。”[29]“以前有如意袋一种，套在阳具之外，射精时可以隔绝精虫，可是大都嫌太厚，而且易裂，交接时候不能畅尽鱼水，次晨往往引起头晕目眩诸患。要是破裂，也许适以成孕。现在有许多新出品，质薄坚韧，交接时如将袋的外层，再敷上K·Y·Jelly或妙特灵油膏，可使两性器官增加近密，此两种油膏发生一种幽香，可以增进性欲的强盛。”
汪企张著《避孕法》“男子的精虫，不入女子的子宫时，便不能成胎。寻常药房里，有风流如意袋出卖，他的目的原为预防染毒起见，但是也可避孕，因为男子所出的精，仍留袋中，未接女子生殖器的缘故。不过这种皮袋，厚了，好似隔鞋搔痒，减退快感，薄了，极易破裂，仍旧无效，所以也是一种消极的方法，聊胜于无的意思。”[30]
林俊千编著《新家庭》“男子的节育方法，普通所谓忍耐，不使精射入女性生殖器，但这是不可靠的方法。只有用保险套，一只极薄橡皮做成的袋，套在男性生殖器上，这样，使精液不会射入女性生殖器。不过，得留心这橡皮套有微小的破裂，要是有一线的破裂，那就等于不用。而且价格相当的贵，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购用的。”[31]
孙严予《今日避法与性心理》一书中提到：“男用如意袋系精薄橡皮所制，成一袋形，恰可套上阴茎，袋之顶端有一小袋，为储精所用。该项如意袋，胜利后，在我国各大城市已极普遍，街边小摊均可买到。因为精虫极小，数多，而活泼，故极小之漏洞亦可引起精虫通过之可能，故使用前必需检验是否有小洞。该法避孕之目的颇可靠，但是因为双方之生殖器隔了一层橡皮膜，性交快感大为减少，如隔鞋抓痒。再男女双方之生殖器相互浸润在双方之分泌物内，不论其是否为双方生理上利益，却是性交当时莫大之快感。该方法剥夺了双方这一个重要的享受。有些人在性交中不带上如意袋，而在男人快射精时，再带上去。这方法固然可以，免这一缺点，但是性交中无防卫方法，性交中滴出精液少许时，即可受孕。所以这方法在性交之满足是极大之防碍，现在除预防花柳病者所采用外，健康夫妇正常性交时不采用之。”[32]
孙严予提到“胜利后，在我国各大城市已极普遍，街边小摊均可买到”一语，大体可以说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后，避孕套的普及程度已相当之高，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制造避孕套的工厂，说明它主要还是依赖进口。

避孕套在中国传播中，我还没有见到过有阻力的例子，这说明中国人的性观念相当开放，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极强，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对人口压力的意识也相当自觉，而且避孕知识的普及程度非常迅速。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杨步伟，在上世纪20年代在欧洲还为避孕所苦，但到了抗战后的40年代中期。避孕套在中国的用途和容易得到，已成为日常生活知识，这个时间非常短暂。而避孕套的名称，从初期的“如意袋”经历“避孕套”到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套”，它的功用经历“卫生”和“避孕”后，一般又回归到了“如意袋”的原初意义上，这个变迁体现了人类在节育和性活动中的丰富感情和心理，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在原初生命活动中的智慧和想象力。

2009年3月8日于厦门大学

（原载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杂志，2009年春季号）


--------------------------------------------------------------------------------

[1] 杨步伟《杂记赵家》第21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北京。

[2] 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雪、晓明译《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第6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3]《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第30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4]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雪、晓明译《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第73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5]伯纳德·阿斯贝尔著、何雪、晓明译《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第8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6] 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第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上海。

[7]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456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北京。

[8]侯忠义主编《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第760页，巴蜀书社，1993年，成都。

[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456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北京。

[10] 钟叔河《走向世界》第103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11]刘善龄编《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第2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北京。
[12]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航海述奇》第498页，岳麓书社，1985年，长沙。

[13]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欧美环游记》第744页，岳麓书社，1985年，长沙。

[14] 王云五等主编《日用百科全书补编》第35编第1页，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上海。


[15] 《重编编日用百科全书》中册第3948页，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上海。

[16] 金浩《秘术千种》第317页，民国二十五年，出版地不详。

[17] 姚灵犀《思无邪小记》第71页，民国三十六年，天津书局出版，天津。
[18]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25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上海。
[19]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2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南京。
[20] 周越然《言言斋性学札记》第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桂林。

[21] 程浩编《节制生育问题》第9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中华民国十四年，上海。
[22]山格夫人著、宋学安编译《美乐之家》第23、24页，出版协社印行，1927年上海。
[23] Havelock  Eliss原著、彭兆良译《科学生育法》第28、29页，民新书局，中华民国十八年，上海。
[24]中国健康学会编《现代节育法》（科学博士玛丽斯托泼著）第86、87、88页，健康生活社出版，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上海。

[25]司托泼著、潘公展《儿童爱》第62页，光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十五年，上海。
[26]史东医师夫妇著、叶群、黄嘉音译《婚姻生活指导》第102页，家杂志社，民国三十七年，上海。
[27]严与宽编著《节育的理论与方法》第116页，大东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上海。

[28]郭泉清《实用避孕法》第47页，家杂志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上海。）

[29]许晚成《男女避孕法》第38、39页，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出版地不详。
[30] 汪企张著《避孕法》第28页，上海大东书局，民国十三年，上海。

[31]林俊千编著《新家庭》第47页，中国图书编译馆，民国二十八年，上海。

[32] 孙严予《今日避法与性心理》第26页，中国优生节育促进会，1949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