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的大学比美国大学差在哪里？

管季超0712

薛涌：中国的大学比美国大学差在哪里？


答《河北青年报》记者问





记者：不久前北大90名推荐生已经产生，从推荐名单的推荐语上来看，“成绩优秀，年级第一”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种情况是否是你所担心的，也是你不支持推荐制的最重要的原因？

薛涌：倒未必是我担心的，第一年出现这种情况是可预料的。这种实名推荐制实际上是从应试教育的成品中选拔学生，他们都是经过层层考试、掏过择校费等等，通过这些人来打破应试教育，北大是在瞎折腾。



记者：以后情况会不会变得更好些？

薛涌：以后的情况可能会更坏。第一年的推荐生虽然继承了应试教育的种种缺点，但至少还是“成品”，程序上的监督很严，也能做到廉洁，以后时间长了、制度松弛了，走后门的，搞腐败的，甚至性交易的都可能会出现，更坏的情况是在以后。中国历朝历代的事不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北大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



记者：美国的大学教育也有推荐制，和北大这个有何不同？

薛涌：北大的这种做法其实在美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先例。上世纪90年代，哈佛、耶鲁等很多美国大学都流行“提前录取”，高中生要经过特别的程序申请大学，假如你被哈佛录取了，必须保证入学，不能再挑其他学校。而正常的情况下，美国的学生可以向很多学校提出申请，收到很多通知单之后，选择自己更想去的学校。

现在这种做法被北大捡了起来，但美国的推荐制没有限制，所有的老师都可以推荐，不像中国，还指定校长，而且都是一些发达城市、省会城市的学校。本来他们就占用了更多的资源，现在更加剧了教育不公。

提前录取给那些经济优厚，教育背景好，消息灵通，门道多的学生提供了便利，这恰恰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后来有些统计数据出来，显示提前录取的学生里富裕阶层的比例很大。这种政策意在保护学校利益，而不是从学生本身的利益考虑，遭到了整个教育界的口诛笔伐。2006年，哈佛、普林斯顿等相继退出“提前录取”，耶鲁大学现在还没有退出，但是耶鲁的校长说当年搞这个也是因为其他学校都搞没有办法，大家最好都不搞，现在压力也很大。也许不用多久，耶鲁也会退出。





记者：已经被推荐的这些学生如果参加高考，很有可能凭分数考入北大，这样的推荐对他们的意义反而不大，北大承认此举是应对清华五校联招而抢夺优生资源。在你看来，以北大自身的名气，需要这样做吗？

薛涌：完全不需要这么做，他这么做大概是出于不自信吧，这些年香港的大学对北大挑战很大，还有国内其他学校，清华掐尖，北大也掐尖。北大现在只剩名气和录取的学生了，进了北大的学生，圈起来学几年，出来之后还是很多人选择再出国学习。



记者：你是从北大出来的，那时候给你印象较深的是什么？

薛涌：我是1979年上北大，学生的构成是多元的，我们宿舍6个人，大致有三个是农村来的，很穷地区的学生也能考进来他们有很稳定的助学金，每个月22.5块，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每个月25块，相差才几块钱，是很公平的。



记者：你提倡把北大办成最“穷”的大学，除了出于教育公平的目的，着重招收边远贫穷地区学生的必要性在哪儿？

薛涌：可以提高北大的质量。第一，从智商角度讲，大学是要挑智商最高的——而不是成绩最好的。打个比方说，两个17岁的小孩，一个城里的1米6，从小上体校打篮球，另一个农村来的1米9，身体素质非常好，但篮球摸都没摸过。俩人比赛，1米6的小孩运球、上篮肯定都比另一个好，会赢。但如果给1米9的小孩训练两个月，再跟训练了10年的那个小个子打一场，“1米9”肯定能打败“1米6”。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智商理论的文章。经过研究，高智商人群在人口中的分布是平均的，不以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因素而转移，现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分布不均，好多“1米6”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也进了篮球队了，反而“1米9”进不了，就算是姚明，也没有机会显身手，把弱势学生给排除了。这就缩小了北大的选材面，也降低了北大的智商。

第二，北大的精英教育是为了为将来的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领袖的，领袖人物应该对于整个社会有所了解，大学必须提供这个场所，所以应该是多元的，涉及各个角度、各个阶层的。而现在，北大进去的都是一类人，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事情，他们太趣味儿相投了，没有差异性，对其他社会底层的问题缺乏认知，视野大大地缩小，将来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基本功能。

现在的孩子都是在“宫”里长大的，而不是在社会里长大的。以后要是成了“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还怎么领导社会？

第三，穷学生自有其发展潜力。比如说开发产品，我们就只会模仿，现在中国富裕阶层所模仿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所有制造业也都是模仿美国的。中国社会是有自己需求的，农村人的很多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但其实美国就是靠满足穷人的需要才赚钱的，美国的农民需要什么工具，就大量生产，而中国的大学生是温室里的花朵，开发不出这类产品。因为他们背景单一，从底层来的太少，不了解那里的人的需求。



记者：你认为这个建议有多少现实可行性？

薛涌：可行性是有的，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完全可能。北大可以到各个穷县深入选拔学生，哈佛都是这样做的，因为穷学生不敢报哈佛，认为那里是富豪俱乐部。以往都是学生找学校，现在北大已经开始找学生了，只不过是找错人了。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是不是说明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教育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薛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那代人。在大学生中，那代人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届。这些人的社会背景驳杂，下过乡，从底层蹲过好多年，这三届出人才的概率是很高的。





记者：从根本上说，中国和美国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薛涌：这个问题不如说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有什么区别，因为许多中国的学生在美国也很优秀，中国人在美国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的学校非常推崇让各个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有着非常高的大学普及率，主张以学生为中心，而中国的大学以课程为中心。



记者：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是从哪个环节开始被抹杀的？

薛涌：从考试开始，死记硬背把孩子都学傻了。



记者：这种创造力的缺失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对中国社会十几年几十年之后的走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薛涌：为什么有的皇帝很无能？因为没有见过世面，所以才会问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对社会越来越封闭，学生从小竞争重点，然后竞争大学，活象体校模式，与世隔绝，将来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带动社会发展。



记者：经过几年的扩招，中国的大学从“精英教育”走向“平民教育”，在这种大背景下，精英怎么产生？西方的教育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薛涌：精英教育本身就有排他性，大学普及的情况下，名牌大学应该担负起培养精英的任务。但是我所说的不是狭隘的阶层精英，而是精神精英，这有赖于大学公平化才能完成。



记者：上次采访你谈到“中国文化的失败”，这次是“中国高等教育有病”，直接批判了众多学子心目中的殿堂北大，好像你总是抛出一些很“刺激”的言论。在你看来，中国人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一类的“刺激”？

薛涌：我说的都是很正常的话，如果在中国听起来很刺激，觉得不可以批判北大的话，恰恰说明他是有病的。骂哈佛的书有一大堆，摆在书店里，都是哈佛的学生和教授们写的，有本书叫《没有灵魂的教育》，就是写哈佛，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中国这么多大学生失业，我说中国的教育有病都是事实。



记者：没有完美的教育体系，美国的教育体系也有自己的问题吧，他们的教育学家争论的焦点在哪儿？

记者：美国的义务教育就很失败，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花钱很多，但是在发达国家的各种测试结果来看，美国学生的成绩在中下等。



记者：你说过“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高投入低产出，那还需不需要上大学？

薛涌：我看就不需要。不上大学可以干别的，一个木匠月薪还能5000呢。以前上大学是大事，农村户口可以变城市户口，现在无所谓了。在中国，跨国公司也有月薪百万的中层职位，虽然很少，结果却填不满，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合适的人才，不上也罢。



记者：美国的学生对上大学怎么看？

薛涌：美国的制造业外包，都流到中国了，那些不需要上大学就能做的工作都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大学热”还是存在的，不上大学确实出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