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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之六:领导关怀
文/子虚
2007-10-13
说中国人笨,中国人肯定不乐意。作为中国人之一说中国人笨,在有些人看来,简直无异于卖国。这点上,我并没有危言耸听。好了,我不说中国人笨了,只说我自己笨,外加自己的几个狐朋狗友,都笨!对自己,和自己为数不多的一干朋友,我历来特有信心。这信心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我说自己笨,他们并不会因之小瞧我。我说他们笨,他们也不会因之自卑,更不会说我不够朋友。
很多人分不清楚幽默与挖苦的界限。比如,一些人,学问少,同时又喜好D瑟,像我。便极有可能被说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即便这话是从清朝借来的,我还是觉得刻薄,还是觉得,绝对与幽默无干。我对幽默的定义是,“基于洞悉人类局限性之上的善意的自嘲。”赵本山的农民小品,很不农民,很不厚道,更绝非自嘲,于是,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幽默。尽管,观摩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笑一笑。可我明白,属于那种,被谁挠脚心的笑,绝非会心而笑。
刚才,我自以为是地辨析了一下幽默与刻薄。本来,是要说领导及其关怀的,不知怎地,就给拐到那里去了。在表象上,领导都是很幽默的,比如,领导说的笑话,那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一些群众,往往,会笑得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在我看来,领导幽默不幽默倒不一定,但,领导制造幽默的才能往往一流不止。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的舅舅是文革时的省委副书记。同学转述,一次,舅舅赴京开大会,会后,各省领导人都涌往主席台,找最大的领导索取纪念物。最大领导的工作人员早就削好一捆铅笔,备着。最大领导拿起铅笔,在纸上划拉一下,这铅笔便成了“XXX用过的铅笔”,拿到者无不欢欣鼓舞。等到我同学的舅舅排到跟前时,铅笔没了。同学的舅舅非常机灵,见最大领导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便提出想要。最大领导平易近人,给了他。他蹭灭,装进包里。回来,在省革委会开会的时候,重新点燃,常委们轮流吸了一口。自然,比铅笔有味道多了。文革后,同学的舅舅下台了,但,还是时常回忆起自己和最高领导的那次亲密接触。口之于味,有同尝焉。那是什么待遇!
我这人,打小,注意力就不够集中,写文章的时候,也往往会忘记中心思想。后来,自个儿找借口,没小心,还真找了若干似乎还通顺的借口出来。其一,思想应该是一个通俗的动词,就是想事嘛;其二,思想如水,流驻无常,哪里有什么中心;其三,道法自然,流到哪算哪,不必预设流向;其四,有一搭没一搭,算是自由,否则,只能叫做处心积虑。呵呵!我有同事歌唱得不错,走调走到跑调,最后,总能回归主旋律。我和朋友一样,还是回到了“领导关怀”不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品咂最高领导吸过的香烟,想想,那种关怀,非仅穿喉绕肺,简直刻骨铭心啊!
文革过去了,个人崇拜似乎俱往矣。但,“领导关怀”之类说辞,还远远没进化为文物。改革开放初期,大众对改革的拥戴与憧憬,中国社会的开化,即在话语方面,就有很多亮点。在我的经验中,最舒心的话语之一,就是那句“小平同志”。小平其人,当然也非完人,但,还真给个人崇拜点了刹车。名字中那个“小”字,就很亲切。想想,一个身居高位的领导,任谁都可以喊叫“小”平。喊的人,潜意识中,没准,就感到自己“大”了些许,甚至很多。小平此生,从没被谁喊过“伟大领袖”,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小平居功至伟,却是不能否认的。再说,小平对个人崇拜相对清醒的警惕,可算作留给执政党的一笔经得起推敲的精神遗产。
回到“领导关怀”。说起来,这是我很不待见的概念之一。在中国,直至现在,宏观政治方面,我发现,使用的次数已经寥寥。而在基层,在微观政治层面,还是有很多人“惯性地”使用着,出现的频率并不很低。比如,单位举办一个什么活动,上级领导出席了,该单位便得向领导表示感谢,所用的感谢语,首推“领导关怀”。要涨工资了,单位领导在会上往往会作如是说,“此举,充分体现了上级领导对广大职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云云。说起来,能摊上一个热心掺乎基层工作、卖力争取为员工提薪的领导,总比那些只顾自个儿腐败不管下属死活的主儿“好五倍”啊!但,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惟一之感,惟有悲哀――为宪政,为大众,亦为“所谓领导”自己。
就说提薪吧。本来,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仅只一种雇佣契约关系。略去其他因素,工资的基本身份,在于,它完全是员工的劳动所得。结果,在中国,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却便成了谁谁的“关怀”。领导可不可以关怀别人,当然可以。教我看来,除非他自己掏腰包拿钱发给大家,否则,谈不上任何感不感谢。但,就是这种毫无来由的感谢,既有人踊跃表达,也有人敢于接受。我当然知道,表达者中,不乏刻意奉承之士;接受者中,更有肆意愚民之徒。但,根据我的经验,相关知识与逻辑的匮乏,也是此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工资,本来就是你挣来的――最原初的知识居然少人明了,最基本的概念公然有意混淆。于是,蒙昧大众无法理直气壮,愚民领导个个面有德色。
当下的中国人,依然,需要对“领导”和“公务员”两个概念作一基本辨析。公务员即社会公职人员,他们的使命,就在于尽职尽责地做好“服务大众”的工作,而非“领导大众”。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自大众出于更好地维护自己权益考量的“自愿让度”。服务得不好的时候,大众自可通过法定程序撤换他们。而在专制时代,只有“官”,而没有公务员的。“官”的权力,源于“自上而下”的任命,而非自下而上的选举。这点,和民主社会截然不同。直到现在,以“官”自居的公务员,以及,视公务员为“领导”的公民,在我看来,均属于“新愚民”之列,大有扫盲的必要。同时,我想,哪天,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领导”两个字彻底消失了,将意味着,中国的宪政之路基本通畅了。那时,社会公权方可真正还其应有之义,即,成为实现“社会关怀”的人性的力量。注意,并非“领导关怀”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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