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思想贫困的岂止是中小学教师

管季超0712

许锡良：思想贫困的岂止是中小学教师


     黄耀红先生的《名师崇拜与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思想贫困》一文精要地分析了目前中国基础教育界广泛存在的中小学教师对名师的崇拜现象，及其后面的思想贫乏根源。其实我不是十分赞同简单地用一个群体来概括他们的思想状态。我认识许多中小学教师，他们的思想丰富而深刻程度远在一些大学教授与专职研究员之上。但是，如果不是在一竿子扫一船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以为这个判断确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深入探究下去，当今中国社会思想贫困的岂止是中小教师群体，即使是大学教师群体与研究机构，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上有一些差别而已。造成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独立思考与自由言说的空间被过度挤压与掠夺的结果。思想贫困的后面无疑是思想禁区设置过多，人们自由言论的空间实在过于狭小的造成的。这应该是一个大气候与大环境的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只要存在着一天思想言论的严格控制，那么思想贫困就不可能在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个社会，本应该最具有思考能力的群体，却显得思想贫困，一个教授群体本应该是有高深思想，眼光深邃独到的一簇，却意外地思想贫困与目光短浅，这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总体的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共存的法则。就是哪里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那里必然思想贫困，目光短浅。但是，具体表现出来的方法与方式却是各有不同的。比如，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思想贫困与大学教师群体的思想贫困产生的方法与方式就不大相同。

   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思想贫困主要是“应试教育”与“集中营式”的管理造成的。“应试教育”主要表现在，像教师这样本来应该具备丰富的知识，有广泛的阅读面与阅读兴趣，需要深入思考，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职业，却被步步紧逼的统一的考试制度与升学率和各种频繁的检查、比赛与奖惩变成了只需要阅读教材与教参这两本书就足够应付的职业。而且集中营式的管理与专制思想的霸道，使得那些有阅读兴趣与思考习惯，能够有较深刻思想的少部分教师成了学校中的异类。他们常常成了管理制度修理的对象。也是专制者打压的对象。认为他们是异端，他们是不务正业，不走正道。致使他们常常在本来思想贫乏的学校里备受打压与孤立，甚至变得没有生存立足之地。我们的这种教育，我们的这个社会，本来就不容有思想见地的人。哪个人有点思想见地，哪个人必然容易在他的生存环境受到打压，变成另类与异端。我们的教育只需要不断产生高分的机器，就像养鸡场只需要不断产蛋的母鸡一样。在制度化的功利压迫之下，依托制度炮制出来的供中小学教师们学习与模仿的典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思想上表现出格外的驯服，决不胡思乱想，更不说不符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话。即使偶尔私下嘀咕几句，也只是小骂大帮忙的策略与技巧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太有思想，太有主见，太有个性的人是绝对没有成为钦定“名师”的可能的。这些被体制扶持起来的名师典型，他们名利俱收。给人的错觉是他们成功了，他们了不起，其实，这种“名师”与中国古时候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举人、进士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制造伪钞的高手，也仍然只是与“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是一个套路。皇帝的策略就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既然目的只是让天下英雄“尽入吾e”，那么，用什么做网就不是最重要的。制造一些垃圾让一些人去争抢，那些有限的垃圾，一时也就成为宝贝。然后再由皇帝老儿来收购这些垃圾。因而这些垃圾专家一时就成了“举人”与“进士”。名与利就是这样得以实现的。在争夺垃圾大战中，人们无暇他顾，绝对驯服，天下因此太平。这种利用“名师”榜样来统御中小学教师，剥夺他们的思想能力的技俩，其实自古如此，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在这里驯服是第一要务，而要使人驯服，剥夺其思想锐气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的中小教师终日被陷入考试、检查、评估、比赛、监视学生的无限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忙碌中，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活着的生命，他们为一点点蝇头小利日夜争夺不休，为一点点分数，为一点点竞赛的名次而沾沾自喜。一个最需要人格完满的群体，一个最需要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的群体，一个最需要用知识与智慧来武装的群体，就这样变成了只读两本书，然后靠权威与技术去驯服学生的职业。中小学教师群体的思想精神日益变得荒芜，其后面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也使我想起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的，专制者，总是先剥夺人们的思想能力，剥夺人们的知识，然后把一些貌似知识与思想的东西塞给人们。人们在拿到这样的伪思想与伪知识之后，还以为拿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为什么要让中小学教师变成这样？奴化与专制是密切相联的。有人就是喜欢这样，有人就是要追求这样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便以为自己治下的天下太平了，因为思想停止，也没有人再有能力批评自己的胡作非为，甚至是为所欲为。

  对待大学教师的办法也类似，只是少了一层升学考试的压迫。但是，技术化的官僚统御之术正日益在全国的高校里漫延开来，日益成为一个铁桶，窒息着人们的生命活力。创造力成了技术化的官僚统御之术的死敌。同样是频繁的检查、评估、末尾淘汰制度，外加一点点甜头，让你们有做不完的课题，争夺不完的科研任务，评职称、当教授，做博导，当院士，甚至封官许愿，加官进爵，当这个委员，做那个会长。让你们的舌根有一丝丝甜头，让你忘记自己还有一个脑袋，而只记住了自己的屁股。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们把屁股的重要性看得远在自己的大脑之上，甚至也在自己的唇舌之上。只要让你的屁股坐稳，大脑与唇舌甚至都可以完全不要。一个最需要大脑的地方，就这样变成了最没有大脑的地方。在这里，思想智慧，发明创造，都是不重要的，学生的健康成长，与人格健全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屁股坐的位置能否有机会再往前挪一挪，靠一靠。在这里，如果要发达，要晋升，最重要的素质就是驯服，就是要学会瞪着眼说瞎话，就是要学会在权贵的鞍前马后的殷勤与迎逢的技能。中国大学教师群体，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日益变成一个逆淘汰机制下的牺牲品。

  技术化的官僚统治之下，越是有思想见解的人，越是容易被边缘化，越是有创造力，越是有被淘汰的危险。在这种体制下，有人玩起魔术飞刀来法力无穷。貌似要给出一把飞刀，其实仍然在自己的手上。中国的大学其实仍然是没有自由的。能够意识到人的生命短暂，意识到人的真正价值在于思想与精神的人毕竟不多。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当人的生存甚至生命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过多地指责那些躲藏在所谓的大学里苟延残喘，展示自己犬儒精神的人。毕竟能够做思想烈士的人古今中外，都不多见。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思想与精神的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安乐之中走向灭亡。

200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