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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华教授第七课:教育该同孩子一道成长
傅雷为什么反对傅敏学音乐──傅聪的音乐种子是傅雷播下的吗──傅雷是如何迈出让傅聪学琴这一步的──傅雷为什么把傅聪从学校撤回──功夫在琴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傅聪同样经历过否认──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支花──家教的艺术便是筝线的艺术,即使远在天边,那筝线还紧紧地握在母亲的手里
但是,母亲对孩子仅仅进行早期教育,在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后,又仅仅配合学校教
育往往还不能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孩子是活的,教育也应该是活的,它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教育的主动权不应该拱手让给别人,孩子成长的筝线应该牢牢地捏在母亲的手里!
相信读过《傅雷家书》的人,不少都会有过同我一样的想法,那就是为什么傅聪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钢琴家,而作为其弟的傅敏却只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决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偏见,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家教现象来看待,因为在人们想象中,对于傅雷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来说,其幼子应该更胜于长子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种事实与反差呢?
傅敏比傅聪小三岁,受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傅敏从小也酷爱音乐,并曾立志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他的小提琴启蒙老师与他哥哥的钢琴启蒙老师同为雷垣,雷垣虽是数学教授,但他早年曾读过音乐学院,且小提琴比钢琴更加擅长,照说傅敏比傅聪还要幸运。雷垣之后,傅敏又师从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小提琴家陈又新,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为什么最后傅敏没有成为音乐家呢?
原来,在1953年暑假,傅敏为了报考音乐学院曾同傅雷大吵一顿。傅雷坚决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还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傅雷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顺此思路,傅雷又是怎样知道傅聪是“搞音乐的料子”呢?
当我仔细追问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傅雷开始并不曾想让傅聪学音乐,而是想让他习画。因为傅雷精通美术理论,他青年时在法国学习的专科就是艺术理论,回国后在上海美专教过《美术史》,编过《艺术旬刊》,写过《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他的朋友中,黄宾虹、刘海粟都为一代艺术大师,让孩子习画比习琴更有条件。遗憾的是傅聪无意于画,虽然在父亲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学习,但却十二分的不情愿,傅雷尽管精通美术理论,但自己却不会画画,面对傅聪的反感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与此相反,傅聪却极喜欢音乐,傅雷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傅聪3 岁至4 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
为什么傅雷想让傅聪学画,但傅聪却无意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呢?目前关于傅雷、傅聪的所有传记,在记述傅聪的音乐起点时无不引用傅雷的上述这段话,至于傅聪为何在三、四岁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却没有一人追及,仿佛傅聪天生就是块搞音乐的料子,这不能不说是傅聪传记中的一大缺憾。我猜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傅聪的音乐种子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播下,三、四岁时已经发芽长叶到可以让傅雷注意到了的程度。不仅如此,在傅聪心里种下音乐这颗灵苗的也许还不是象一些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其父亲傅雷,恰恰相反是人们普遍忽视了的傅聪的母亲朱梅馥。
为什么会做此猜测呢?因为傅雷的音乐爱好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傅雷的中学好友雷垣在回忆他们的中学时代时,只说“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是对文学的爱好及相同的家境让他们结为好友的,而不是对音乐的爱好。起码在中学时傅雷还谈不上喜欢音乐,否则雷垣一定会对他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再如,傅雷的另一好友周煦良在解放后曾硬拉他去看过一场京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的兴趣。要知道他们那辈中国人的音乐启蒙不在别处,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戏曲,这可以从许多音乐家如聂耳、贺渌汀等的成长上看出这点。还有从后来傅雷好友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他在傅聪学琴方面有共同的回忆外,对他的音乐爱好回忆甚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傅聪学琴过程中的那种紧张乃至慌张,如在决定让傅聪学琴时问的“这孩子学琴究竟有没有前途”;又如当傅聪在波兰获奖后他在家书中写的“想不到你有这么些才华”等,而这“有没有”“想不到”等都说明傅雷对音乐的某种为难。
但是,与傅雷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梅馥。朱梅馥初中读的是裨文女校,高中读的是晏摩氏女校,这两所女校都是教会学校,而众所周知教会学校对音乐是极重视的。事实上朱梅馥不仅整个中学时代都在西洋音乐的伴奏下渡过的,而且她还学会了钢琴,仅此一点,起码在中学时代傅雷是远远不及朱梅馥对音乐的爱好的。即使是从现在能看到的几篇不多的友人的回忆中,爱好音乐也成为她留给人们的一个极鲜明的印象,如同他们一家有过长期交往的周朝祯就是这样回忆的:“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很起劲……”等等,就是《傅雷家书》中也能时常找到印证。
因此,我以为最先在傅聪心灵中播下音乐种子的,极可能不是如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其父傅雷,而是其母朱梅馥。傅雷夫妇闲暇时爱听音乐的习惯也极可能是由朱梅馥帮助傅雷养成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母亲重要又添了一个好例子!
至于傅聪为什么无意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其实也并不难解释,这是因为对于幼时的傅聪来说,其音乐环境远胜于美术环境的结果。傅雷尽管是个美术理论家,但他却从来不会画画。尽管家里有许多美术作品、书籍,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地变成傅聪的乐趣,还缺少一个将这些翻译成乐趣的过程。如果傅雷是个画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孩子每天都能看到父亲笔下的神奇变化,耳濡目染,美术的种子就播下了。
与美术相反,尽管傅雷夫妇不是音乐家,但对音乐的爱好,通过听唱片、听收音机等活动吸引了傅聪的注意力,长期不懈的音乐欣赏无意中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最好的音乐环境,到三、四岁时孩子自然而然地对那些熟悉的曲子凝神贯注了。傅聪之所以更加喜爱音乐,就在于他的音乐环境比美术环境中多了一个翻译机制,他能参与到音乐中去,但美术却不能,他不能在美术中获得乐趣。这里之所以要对傅聪的音乐兴趣加以说明,其目的就在于破除人们长期形成的所谓“天赋”等观念。
不过话又说回来,播下种子与护理成才还是两回事。发现孩子的兴趣存了这种心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从三、四岁发现傅聪对音乐的爱好,到七岁半让他正式学琴,傅雷的这种心就存了几年。那么是什么促使傅雷迈开让傅聪学琴这第二步的呢?
傅雷的老友周煦良是这样回忆的:“傅雷本人并不搞音乐,也不唱歌,也不唱戏,连像我会哼两句京戏也不行,怎么想到要儿子学钢琴呢?原来是这样:他和林俊卿等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即在钢琴上随便挑一只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亦即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试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而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
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雷垣是这样回忆的:“起初,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觉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在这种情况下,傅雷才让傅聪学钢琴。每星期由保姆送到雷垣家一次,但傅雷仍没有下定让傅聪学琴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傅雷问我,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我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7 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直到这时,应该说傅雷才坚定了把傅聪培养成一个钢琴家的决心。
但是,既然是从事艺术,就必须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一个二流艺术家的命运是可悲的,尤其对于音乐更是如此,对于这一点傅雷可以说是极为在意。他在给刘海粟的学生周宗琦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不若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特与集体无益,个人亦致书空咄咄,苦恼终身。”
为了把傅聪培养成第一流的钢琴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傅雷的这一步对傅聪今后的成才极为关键。因为要成为一个一流的钢琴家,绝不是仅仅练好钢琴就能达到的。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去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他就不可能去赋予那一个个音符以生命。这也就是《傅雷家书》中所说的不能“化”,而“青年人不会触类旁通,研究哪一门学问都难有成就。”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蕴,因此他才如此不惜代价地为傅聪奠定“琴外”的功夫。傅聪日后的发展正是凭借了这样的根基才很快地进入化境的。现在学音乐的人之所以达到一定的高度后便难再有新的突破,其关键就在于理解力跟不上,而理解力跟不上的原因又正在于对人类已有文明吸收得太少!
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傅雷将傅聪从学校“撤”回来,并不是表明傅雷已经决心让傅聪发展音乐而只是觉得小学的课程和学琴在家里可能结合得更好些。殊不知,傅雷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这种做法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傅聪的一位家庭老师回忆,在40年代初,“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三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林俊卿也曾说道:“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臆测,在于没有理解傅雷的艺术人才观:即搞艺术要么做第一流的艺术家,要么则纯粹去爱好。
尽管傅雷是按一个一流钢琴家的目标来培养傅聪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应该说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傅聪学琴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题,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难题……
傅聪跟雷垣学习了2 年后,在9 岁半时又拜19世纪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直至梅·百器去世,前后共历3 个春秋。梅·百器之后又随钢琴家杨嘉仁先生学习近两年,只到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雷一家迁到昆明时才停止了练琴。
由于昆明难找老师教琴,而傅雷又认为一个二流艺术家是最可悲的,还不如老实学一门学科对社会、人生的益处更大,于是傅聪重进校门,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1950年秋,傅聪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
这一步也许是傅聪学琴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变故,这一步非常现实,从某些方面说,傅雷已经放弃了让傅聪成为钢琴家的幻想,而重新为他选择一条更加稳妥的翻译家的道路。
但是,毕竟十年过去了,傅聪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对音乐感兴趣的小孩子了,他已经接受近七年极严格正规的钢琴训练了,过去的种芽已经抽长成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树了!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变故,才让傅聪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他与音乐的情缘是那样的深厚,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继续钢琴学习。正是在傅聪跟随苏联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的这一年中,才最终让傅雷肯定了他今后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息;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示出有独到之处。”而这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极熟悉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是傅聪在国外的最初十年里,傅雷对他的影响并不因为关山远隔而减小了,相反却随着傅聪的成熟而更大了。这种影响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傅雷家书》。如果没有傅雷的叮咛复叮咛,许许多多的人生沟坎傅聪未必能够迈过,而一着不慎,难免全盘皆输。傅聪之所以能有今日之傅聪,家书的力量决不可低估。
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的良苦用心了,一来学艺术要费金钱,而且要费很多的金钱,从给傅聪买钢琴,聘老师中可以看出这绝非是一笔可以轻松负担的经济;二来要学就要成为一流艺术家,“半吊子”最不可取。而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父母所要付出的心血又何足经济一项所能道出的。至于说傅敏“不是搞音乐的料子,”我以为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但无论如何,傅雷的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那就是“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同父亲大吵时,傅敏已经16岁了,应该说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学琴的年纪了,这个年龄甚至是出成绩的年纪了。
至于傅敏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在叶永烈写的《傅敏坎途》中找到了答案。
傅敏高中毕业后,原打算考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将来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但组织看中了他,把他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想让他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外交家,可是还没有毕业,父亲变成了“右派”,哥哥出走了英国,傅敏成了重点“批判对象”,从北京外交学院被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被赶到了中学!不亲身体验那场运动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支花,不然傅敏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面对傅雷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相信!但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傅雷“做人第一”的教育信念,同样是一个有着人格力量的中华赤子,在这一点上正如楼适夷先生所言:“他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
从傅聪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作为一个进行了成功家教的父亲所显示出来的智慧与匠心。如果一味地坚持让傅聪学画,便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舍不得气力让傅聪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也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仅仅是强调练琴、强调艺术,而不强调做人,更没有今天的傅聪!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傅聪远在天边,但那筝线还紧紧地握在傅雷的手里,家教的艺术正是这种从母子同体到最后母子分开变成筝线的艺术。
但是,这种活的教育对我们母亲来说似乎实在太少见了,我们看到太多的死的教育在戕害我们的孩子了。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母亲对教育了解得太少了。事实上,好的母亲,她应该成为孩子的军师,正如张良辅佐刘邦,诸葛亮辅佐刘备,刘伯温辅佐朱元璋一样,也正如傅雷说的“我是你的舵工”一样。但是,那些不懂得教育的家庭,孩子却成了母亲手中的人质,硬是被绑架着去实现父母那份虚荣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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