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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写作中的感官世界
——《文学写作的五大关系》之演讲节选
谢有顺
今天要和大家讲文学写作中的五大关系。与文学写作有关的问题很多,我主要从个人的理解出发,讲写作和地方、写作和物质、写作和感官、写作和时代、写作和“我”这五个方面的关系。……
如何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有着牢不可破的真实感,除了要解决好写作中的物质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写作和感官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写作和心灵的关系极其重要,但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写作和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即写作和感官世界之间也关系密切。尤其是小说,如果没有物质细节的建构,没有感官世界的解放,一个作家即便有再丰富、伟大的灵魂,他的小说也一定不会是生动的,他笔下的文学世界可能会因为缺少声音,色彩,味道,而显得枯燥,单调。
现在的小说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很大,很多作家都渴望写一部畅销小说。畅销的第一要义是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所以,你看现在的小说,作家一门心思就在那构造紧张的情节,快速度地推进情节的发展,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好看是好看,但读起来,你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缺少节奏感,缺少舒缓的东西。湍急的小溪喧闹,宽阔的大海平静。小说如果只有喧闹,格局就显得小了。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既有小溪般的热闹,也有大海般的平静,有急的地方,也有舒缓的地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才显得舒缓、优雅而大气。所以,中国传统小说中,常常有信手捻来的东西,你也可以说这是出于说书的需要,比如,写一桌酒菜的丰盛,写一个人穿着的贵气,写一个地方的风俗,看似和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在这些描写的背后,你会发现作家的心是大的,有耐心的,他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你,而是引导你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往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因此,中国传统的小说,不仅仅是故事,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文章来读——是文章,就有文章的风格,而不能只做故事和情节的奴隶。
小说的叙事如果只知道一直往前赶,不知道停下来,那就不是高明的写法,那表明作家缺少写作耐心。比如,中国当代的小说中,你几乎找不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就跟这种写作耐心的失去有很大的关系。二十世纪以来,写风景写得最好的作家,我以为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沈从文。在鲁迅的小说里,寥寥数笔,一幅苍凉的风景画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沈从文的小说也注重风景的刻画,他花的笔墨多,写得也详细,但那些景物,都是在别人笔下读不到的,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在发现。他们的写作都不仅是在讲故事,而是贯注着作家的写作情怀,所以,他们的小说具有一种少见的抒情风格,这跟他们不忽略风景描写是不无关系的。我非常喜欢鲁迅和沈从文小说中的抒情性,苍凉,优美而感伤。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在作品中,作家必须向我们呈现一个活跃的感官世界。好的作品,往往能使我们感受到,作家的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看到花的开放,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人心的呢喃,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现在的小说为何单调,我想,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
可问题是,现代社会正在使我们的感官变得日益麻木。尤其是在城市里,我们所看见、听见的,吃的、住的、玩的,几乎都千篇一律,那些精微的、地方性的、小视角的、生机勃勃的经验和记忆,正在被一种粗暴的消费文化所分割和抹平,没有人在乎你那点私人的感受,时代的喧嚣足以粉碎一切,甚至连你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这些最本质的东西,都可能是被时代的暴力作用过的,它早已不属于你个人:你到一个地方旅行,可能是置身于一种复制的人造景观的空间假象中;你接到很多短信,朋友们向你表示节日的问候,可这样的节日(时间的象征符号)和你的生活、历史、信仰毫无关系。我们正在成为失去记忆的一帮人,而在失去记忆之前,我们先失去的可能是感觉;正如我们的心麻木以前,我们的感官系统其实早已麻木了。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乡下之行,傍晚的时候,看到暮霭把万物一点点地吞噬,才猛然发现,自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真正原始的黄昏和凌晨了。城市的灯光工程消灭了黄昏的感觉,而夜生活的习惯又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凌晨失之交臂,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一种没有黄昏和凌晨的生活,一种不需要动用感觉也能知道怎样生活的公共生活。我相信你们都可能有过这种感受,只是,未必觉得这种感受背后存在着一种很深的危机。
因此,比起一种心灵的贫乏来说,感觉的枯竭同样值得警惕。中国小说跟着潮流、市场走了好多年了,到今天,可能又得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寻找出路。比如,感觉的活跃,感官的解放,对于恢复一个生动的小说世界来说,就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我记得余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一篇题为《内心之死》的随笔中说:“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我相信这是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有这样的场景,当拉斯科尔尼科夫举起斧头砍向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时,作者没有马上写斧头砍下去的惨状,而是细致地写到了老太婆头巾、头发、辫子、梳子,这是在提醒读者,一切都是“和往常一样”;你越觉得一切如常,就越会感到斧头的暴力是多么的不能容忍,这个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睁着眼睛写作的作家,因为他的感官全面参与了这一个暴力事件,所以他笔下的恐怖就被无限地放大和延长。
真正的恐怖,是在应该恐怖的时候他不觉得恐怖;正如真正的痛苦,是在本应痛苦的时候他不觉得痛苦。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他在被杀之前,立志把那个圆圈画得圆,但那可恶的笔不但沉重,而且不听话,偏是画成一个瓜子模样了,阿Q羞惭自己画得不圆,可“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这一段是读来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看起来幽默,其实是一种沉重的严肃。阿Q终归是一个人,他再没有知识,再不堪,也有一种不愿被人笑话的心理,他想把圆圈画圆,可是画不圆,而且周围的人根本不容许他有多余的时间把圆圈画圆,也根本不在乎他画得圆不圆;阿Q那惟一的、渺小的画圆的心思,也被忽略了,这才是大可悲哀之事。生活中,有多少渺小的愿望就这样被忽略和践踏了啊。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别人忽视阿Q这点愿望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他感受到了阿Q那点自尊和悲哀。这个时候,鲁迅的人生,是跑到阿Q的人生里了,所以,他的感受,真是成了阿Q的感受。
作家一旦睁眼看,侧耳听之后,他就会从个人的感官世界找到非常独特的感受,而一个作家的风格,常常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独特的个人感受建立起来的。川端康成写一个母亲看着自己死去的女儿,说女儿生平第一次化妆,就像是将要出嫁的新娘;他写男人的手掌第一次放在少女的乳房上时,感觉手都大起来了;卡夫卡笔下的乡村医生,觉得有时看病人的伤口像玫瑰花;鲁迅写冬日里的枯草,一根根像铁丝一样。——这些是奇崛的感受,非常独特,但合乎人物那个时候的异常心理。契诃夫写一个农民第一次面对大海,是说海是大的;汪曾祺写一个乡下孩子在大草原看到各种各样的花,觉得像“上了颜色一样”。——这些是过于平常的感受,可只有这种平常感受,才合乎人物的身份。你想,一个农民,面对大海,只能是觉得大,如果非要他觉得大海蔚蓝、浩瀚什么的,那就假了;一个乡下来的孩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花,他的记忆里不可能有姹紫嫣红之类的词,他感觉像是上了颜色一样,这既朴素,又真实。
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感受。它不是来自抽象的观念,不是去重复别人已经有的感受,而是学习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心去觉察。有老作家告诫年轻的作家说,写小说的时候,要贴着人物写。这个“贴”字,就表明要用人物自身的感觉来观察世界,用人物自己的心来感受世界。你不能让一个农民用知识分子的口吻说话,你也不能让一个孩子像大人那样说话,正如你不能让古代的人一日行千里路,也不能让现代人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美国和希腊。这是写作的美学纪律,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才能。所谓一滴水里可以看到一个大海,有时,一个细节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家底。
因此,我重提写作与感官的关系,其实是基于对当下写作界感觉普遍钝化、麻木这一现状的不满。不是说作家没有精神,而是他往往没能找到好的解析方法,把他的精神充分表达出来;更有些人,盲目崇尚写大部头的、史诗性的作品,在细节、情理、常识层面不愿下苦功夫,结果是以小失大,基础性的东西没有了,写作成了一种造假。不久前,有记者来问我当代文学最大的症结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一个字:假。细节的假,是一种表象;精神的造假,却是内在的病因。也正因为这种假,当代的作品失去了最基本的感动人的力量。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写了悲情,却不能感人,因为太多细节是假的了;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写了命运,也不能感人,因为导演专断的意志代替了人物的一切想法,这是另外一种的假。文学就更是如此了。让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说我们“情同手足”,在一个法律题材中看不到一个作家对法律知识的基本了解,甚至连情节都是抄社会新闻或好莱坞影碟来的,这样的文学如何会有希望?相反,我在一些简单的片断里,反而能读到感人至深的东西。我记得汪曾祺写过一篇怀念他的老师沈从文的文章,他写遗体告别仪式上,沈先生安然地躺在那里,像活着一样,从他身边走过,“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没有花哨的词汇,却饱含着作者深切的感情,令我震动。我还记得一个九岁的得白血病的小女孩张冰儿写的小诗,她说:“妈妈,你真不容易/我病了那么久,你仍然那么地爱我。”也很简单,但也能感动我。可见,真实的、感动过作者自己的文字,才能真正地感动读者。
有感而发本来是一切写作的精神起点,现在,却成了稀有的写作品质了。新的假大空的写作,脱离真实生活、忽视逻辑和情理的写作,正在消费文化的包装下大行其道,这是致命的。我强调写作和感官的关系,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强调写作的两点常识:一是要真实生动,一是要合情合理。我希望一些作家先别忙着谈精神、灵魂什么的,还是先把自己的感官活跃起来,先从细节、情理、常识开始,恢复一种写作的专业精神,从而恢复读者对文学最为基本的信任感;从最基础的地方出发,也许反而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
(这是作者2007年10月29日在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上的演讲节选,根据录音整理。原题为《文学写作的五大关系》,两万多字,这里所选是其中的第三部分。)
2008-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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