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

管季超0712

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



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
陈众议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7月27日   13 版）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单位的邀请，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上月偕同妻儿帕特里西娅和阿尔瓦罗访问上海和北京。巴尔加斯·略萨于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并在马德里继续深造（最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西亚·巴尔克斯）。1959年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作品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3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又译《青楼》）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

    巴尔加斯·略萨随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声浪走向了世界，并于上世纪70年代末登陆我国，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主将及博尔赫斯等老一辈作家一并影响了中国文坛，尤其是80年代的先锋写作。去年10月，瑞典学院因其“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个人的抵制、反抗与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成为西班牙语美洲继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帕斯之后第六位、西班牙语世界的第十一位诺贝尔家族成员。其他重要奖项有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塞万提斯文学奖等。本文作者系拉美文学研究专家，特撰此文，以飨读者。

    巴尔加斯·略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毫不吝啬地道出了文坛老将的心经，它或可被概括为两种关系，即童心与乡情、文学与政治。

    一、童心与乡情

    巴尔加斯·略萨的现身说法中有一点还不为当今中国老于世故的父母所重视：童年阅读的重要性。我国的孩子正为变相的仕途文化和形形色色的功利文化所累。家长们拼命揠苗助长，强迫孩子学这学那，却忽略了为幼小的心灵留一片想象的空间。巴尔加斯·略萨歪打正着，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从童年说起，谓时至今日儿时的阅读依然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创作。他说：“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五岁时学会了阅读。我总是这样说，学会阅读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我至今记得，阅读和破解那些冒险故事中的词语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当时的儿童读物是一些冒险故事，它们不是漫画，而是文字，通过破解书中的文字，让文字变成形象，形成一幅幅冒险场景，让我这样的小读者得以经历故事中非凡的情节，得以实现跨越时空的旅行。阅读让我得以经历常规以外的生活，经历超越生活的非凡体验。我想，那个时候阅读带给我的激情正是我创作激情的源泉。对于我最初的习作，我已经淡忘，但母亲总是对我说，我最初的书写，那些让作家使命得以显露的习作，都是我阅读的延续，因为故事的结束不能令我满足，甚至让我感到难过，于是我就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它们……时至今日，我可以说，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这也是他在诺贝尔奖领奖仪式上的演讲重要内容。同样，外祖父的《一千零一夜》连同外祖母的故事占据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幼小心灵的一多半。此后，他又幸运地遇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启蒙老师罗莎·海伦娜·弗格森小姐。她用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的启发式教育法把孩子们带进了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于是，塞万提斯、安徒生、格林兄弟、凡尔纳、大小仲马、莎士比亚、贡戈拉、达里奥等纷纷进入了他幼小的精神世界。

    童心以及童年的经历、童年的阅读一直为西方文艺家所关注。雨果称艺术创造是“在这世界的儿童中”，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则明确地把艺术归结为“保持童年的情感”并“把它带进成人的世界”。然而，受儒家功利文化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我们却长期忽视对童心的呵护。恕笔者孤陋寡闻，除却曹雪芹，我国经典文艺家少有如此重视童心、褒扬童心的。李贽的“童心说”固然有名，但强调的恰是童心的一面：真诚。然童心还有另外一面，却是与前者相对的不真，即幻想。也就是说，李贽藉童心说以诘世俗谬见，自己终究也难逃世俗的羁绊，陷入了功利的泥潭。

    且说儒家文化不论它对于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的延续有过怎样的贡献，其压制想象力的事实却是无法否定的。它关于等级秩序、伦理道德的那一套牢不可破的学说像宗教，甚至比宗教更吓唬人。被它挟制的中国文化人，本该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思想先锋的中国文化人，历朝历代大都自觉不自觉地放逐了想象的权利。而普通百姓囿于礼数、墨守成规的故事更是所在皆是。

    于是，除了关起门来做“饮食文化”，我们几乎只剩诗等极少数想象的载体了，却常常还要受到狭隘道统的束缚。到了现代，小说虽然得到了“平反”，但小说又总体上紧缩功能而成了纯粹的政治工具。这时，中国文学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未来的兴趣和想象。上世纪70年代以降，想象的各种禁区被逐渐打破，中华民族迎来了空前的机遇。信息时代，穷国和富国即便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至少也能够站在同一想象的空间。但是，想象不可能一蹴而就。普希金说过，“真正的想象需要天才的认知”。著名教育家鲁道夫·史丹勒博士则把想象分为记忆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而应试教育给孩子的只能是前者。同样，他创立的沃道夫教育法一直否认电视对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想象有任何积极意义，认为做游戏、听故事和读书才能提供给孩子以创造性想象的空间。就说书吧，它在现代孩子眼中的重要性正在可悲地减弱。但事实上它仍将是人类获取创造性想象的主要渠道。这是由文字的特殊性所规定的。非文盲和文盲在音像制品面前几乎没有区别。沉溺于影视图像制品而不注重文字训练、不注重抽象艺术尤其是文学等高品位艺术作品的阅读与观赏，将无法提高人们的思维和想象能力。拿文字而言，其接受（想象）空间远远大于影视之类的具象艺术。打个比方，“漂亮”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用于某个文学人物，就可以产生无限的张力，根据时代、民族、个人审美标准之异而易；而表现于具象艺术，却只能是费雯丽或梦露或别的什么影星，这也就等于把本质抽象的概念限制在具体的、直观的和一成不变的形象上，不给受者以想象的余地。

    总之，应试教育和现代文明催生的电视垃圾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急功近利的快餐要求，另一方面则以其求同伐异、压抑想象的“标准答案”、“同一形象”把人们的想象空间缩小到了最低限度。它们不知断送了多少少年天才。这就是说，我们除了历史的包袱，还有现实的制约。因此，废黜应试教育、重新唤回阅读，非但必要，并且紧迫。

    诚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轮的增长，童年的记忆、童年的感觉总要逐渐远去，直至消失。于是，我们无可奈何，更确切地说是无知无觉地实现了拉康曾经启示的那种悲剧：任由语言、文化、社会的秩序抹去人（其实是孩子）的本色，阻断人（其实是孩子）的自由发展，并最终使自己成为“非人”。但反过来看，假如没有语言、文化、社会的秩序，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显然是一对矛盾，一个怪圈。一方面，人需要在这一个环境中长大，但长大成人后他（她）又会失去很多东西，其中就有对故事的热衷；另一方面，人需要语言、文化、社会的规范，但这些规范及规范所派生的为父为子、为夫为妻以及公私君臣、道德伦理和形形色色的难违之约、难却之情又往往使人丧失自由发展的可能。

    因此，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住自己、留住童年。这的确是一种遗憾。但庆幸的是人创造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可以留住童心，用艺术的天真、艺术的幻想。

    与此关联的是一份宝贵的乡情。巴尔加斯·略萨的故乡既在玻利维亚，更在秘鲁。“秘鲁存在于我的五脏六腑，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在那里接受教育，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形成了我的个性，锻造了我的热忱；因为在那里，我爱过，恨过，开心过，痛苦过，梦想过。比起其他地方，那里发生的一切对我影响最深，令我感动最甚，自然也最让我难以释怀。这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自然而然。”。但是，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是在文学世界里度过的。阅读使他从小确立了写作的夙愿。这使他与博尔赫斯多了一份相似和相近。我们知道，由于天生羸弱和遗传性眼疾，博尔赫斯的童年几乎是在家庭图书馆度过的。因此，在他的心目中，童心、故乡和书是可以混为一谈的。但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故乡更具体，也更为刻骨铭心。它乃是外公外婆的大屋，是他生于斯长与斯的阿拉卡塔卡。他的天才巨制《百年孤独》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来自这个地方。

    故乡作为童年的摇篮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播下奇妙的情感种子。孩子的情商，他（她）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将与这个摇篮密切相关。故乡感的缺失不仅会影响情商的发育，而且会严重阻断想象力的延展。如今，随着“全球化”浪潮（实际上是跨国资本主义化）的蔓延，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盖因众声喧哗的结果是莫衷一是，而“多元文化”的本质上是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的合谋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或谓地雷村）。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影视和图像文化缩小了孩子的想象空间，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这就不仅危及新新人类的情感世界，而且将直接导致文学资源的匮乏、乡土文学的枯萎。总之，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然而，文学首先是情感的艺术。但凡有文学在，亲情、友情、爱情、乡情以及理想、信念等等将依然是其美好的诉求。而所谓的自然伦理也不外乎天伦之乐的延伸。

    童心的缺失、乡情的淡化必然使我们的文学萎化褪色。而“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使我们过早冷却的童心雪上加霜的同时，正在无情地剥夺我们的千古乡情。正所谓“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问题是：抽去了乡情乡思，中华民族赖以依存的情感世界还剩下什么？

    二、文学与政治

    童心与故乡的关系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政治无疑是时代现实的突出体现。虽然这里所谓的现实当然既指向加洛蒂的无边（即既包括相对客观的社会现实，也含括了人们的主观现实，乃至潜意识、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但它无疑也是政治等更为显形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然而，巴尔加斯·略萨所谓的现实主要指社会政治等宏大题材，而这些题材无疑构成了其文学主题的第一层面。当人们问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政治批判的任务应有政论文承担。“政治或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只能作为文学的背景和观照对象，而文学贯穿始终的主题却必须是相对永恒的，如信仰与虚妄、宗教与异端、爱情与背叛、生存与死亡，等等。惟有这些相对永恒的主题才能使文学既穿透现实，又超越现实，进而获得相对永恒的价值。”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

    我国素有“文以载道”之说。“道可道，非常道”，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它与器相对，是精神之谓、意识形态之谓、上层建筑之谓，因此气节、操守是道，政治也是道。如此，自古以来，我国文人对道的界定大有不同。但是，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看，人们所谓的道大都指向政治或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反意识形态”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于是，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是载道，徐志摩、周作人、张爱玲、林语堂、穆时英、钱锺书的文学同样是载道。只不过所载之道不同而已。

    由此推论，后现代语境下的意识形态“淡化”是相对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观的真理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全球化”浪潮绝对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马克思对此早有预见。简单概括其思想，也即资本在完成了地区和国家垄断之后所推行的国际垄断，它并且正在将世界染成它的色彩。于是，大众文学乃至一般狭义文化的消费属性和资本色彩愈来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目下中国文学的多元纷杂、以致文学市场的混乱无序乃是情理中事。而所谓“多元化”实则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被淡化的也只是不同于资本逻辑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前面说过，众生狂欢和多元并存只不过是其假象或表象而已。跨国资本也只有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氛围里才如鱼得水。总之，意识形态被“淡化”了，民族主义被消解了，传统的真理观、价值观被模糊了，跨国资本（及其主要占有者、占有国）就横扫世界、东西方不败了。当然，我国文坛从政治挂帅到唯利是图具有某种必然性。物极必反，矫枉过正，是谓钟摆效应。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学常道适当“回摆”的可能性。只不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复，也不应该完全重复。有守有进、进退中度，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已经进入了资本之外别无其他的可怕时代。年轻一代（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往往会与传统或官方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正因为如此，持守美好传统就更非易事。

    综观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不难看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对宏大叙事的热衷。虽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之类的歌吟是文学源头之一，但几千年来中外阶级社会时期的文学主流显然是宏大主题、宏大叙事。其间偶有玄而又玄的幻想或采菊南山的逃避，但史诗式的宏大叙事一直是文学的主要追求。20世纪，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蜂拥之时，连素以现实主义作家自诩的巴尔加斯·略萨也有过短暂的游离，他由衷地感念起博尔赫斯来，还创作了充满小布尔乔亚情调的《胡莉娅与作家》，甚至充满弗洛伊德主义倾向的《继母颂》和《情爱笔记》。但从总体看，他在《城市与狗》至《凯尔特人之梦》中所拥抱的主要是宏大主题、宏大叙事。它们不仅含括秘鲁社会政治的重要层面，而且关涉国际思潮的重大变迁。

    二、强调内容决定形式。众所周知，在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观念和方法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但古典文学作品的产生方式始终是形式取决于内容、方法取决于观念。因而，传统的说法是形式美的关键在于适应内容，为内容服务，与内容浑然一致。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形式主义美学的兴起，传统美学遭到消解。形式主义强调审美活动和艺术形式的独立性，不仅颠覆了“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甚至一味地淡化或排斥内容，进行所谓的“非对象化”、“纯形式”表现。这显然是文学审美历程中的一种极端表征。而形式主义无疑是西方现代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曾使“形式即内容”之类的观点大行其道。然而，作为“结构”创新的先锋，巴尔加斯·略萨却一再强调先有题材和主题，后有形式和结构，而不是相反。

    三、信奉自由主义。尽管巴尔加斯·略萨骨子里一直涌动着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潜流，但年轻时期的他不仅短暂地加入过共产党，而且狂热地信奉社会主义。上世纪70年代，他的思想发生明显转变，以至于80年加入自由运动组织，并为时代和秘鲁社会开出了他的“处方”：全面私有制加法制。而所谓法制，在他看来也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为此，他拥护新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自由主义思想，猛烈抨击左翼阵线，并援引热昂-法苏亚·赫维的话说，左派是伪善的，而伪善是道德上的半身不遂。这一转向使他的创作方法明显改变，致使其宏大叙事的推手不再是那个无辜的阿尔贝托（《城市与狗》）、纯粹的小萨特（《酒吧长谈》），却取而代之以自私自利的坏女孩（《坏女孩的恶作剧》）和追寻自由天堂的高更（《天堂在另一街角》）。在不是最后的最后，他又用《凯尔特人之梦》张扬了凯斯门特的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殊途同归。

    巴尔加斯·略萨说：“自由即个人选择生活的神圣权利和既无外来压力，亦无附加条件，完全尊重个人的聪敏与智慧……也即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否定的自由’，即不受干扰的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寓居于这种自由思想的灵魂具有怀疑权威和否定一切滥权的深刻性。”这是他2004年在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和全球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纪念版《堂吉诃德》的“序言：面21世纪的小说”中对塞万提斯式自由的界定。这种自由当然是理想主义式的绝对自由，迄今为止也许只有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才能得到实现，尽管事实上任何虚拟又终究离不开现实利益、现实欲望的驱使。

    在巴尔加斯·略萨的躯体里流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血液。换言之，他骨子里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不同时期或因环境变化，其自由意志、自由思想的色彩有所不同。巴尔加斯·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在传承批判现实主义衣钵、追随萨特“造反”的同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虽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无不契合自由和率性。这自由颇似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力度更强，涉意更广，盖因它在一定程度上于巴尔加斯·略萨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或思想，而且还是一种行为方式。他如是说，也如是做。首先，他与表姨（舅妈的妹妹）胡利娅和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的婚恋令人费解，其次是与挚友马尔克斯的恩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次是刚刚还在竞选秘鲁总统却转眼加入了西班牙国籍。凡此种种，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结构他的人生（反之亦然）。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思潮以其极端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迅速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一趋势更是有增无已。巴尔加斯·略萨以特殊的方式追踪并且诠释了时代。而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计有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激战世界之末》（1982）、《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继母颂》（1988）、《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情爱笔记》（1997）。也是无巧不成事，他同时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同加西亚·马尔克斯闹翻（一说是因为后者与巴尔加斯·略萨的前妻有染，另说是他们在如何对待古巴等敏感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大打出手。政治上则日益表现出相对右倾的自由知识分子姿态。创作上则“小我”比重陡增。

    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是一种自由选择，尽管客观上显得有些匪夷所思。明证之一是他的从政企图，而且为此参与组建右派政党，并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藤森等人周旋了整整两年，结果却以败北告终。更难令常人理解的是，1989年他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不顾舆论压力铤而选择了定居西班牙并最终于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尽管同时保留秘鲁国籍）。作为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回报，西班牙把1995年的塞万提斯奖授予了他。

    同时，他的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力度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巴尔加斯·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愤然抛出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1983），揭露他在婚期间即红杏出墙，与表妹媾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巴尔加斯·略萨这种完全交出自己和前妻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简而言之，巴尔加斯·略萨在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淡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色彩，与年轻时代所信奉的介入理论渐行渐远。

    进入新世纪后，他明显回归现实，又推出了几部现实主义力作——《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2000）、《天堂的另一个街角》（2003）和《坏女孩的恶作剧》（2006）等。前者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天堂的另一街角》书写了画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丝坦的故事，高更寻找人间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现实，而他的那位来自秘鲁的外祖母则以入世（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探询“天堂”的不同路径。之后的《坏女孩的恶作剧》则以一个无心伤人却又害之的“坏女孩”的“造反”经历为线，虽然保持了作者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元素，但通过女主人公所关涉的一系列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彰显了某些宏大主题。而她所谓的“智利女孩”身份也颇使人联想到作者的早期创作，如《小崽子》等。新作《凯尔特人的梦》（2010）是写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罗杰·凯斯门特的，其追求自由之心益发鲜明。这才是他，锋芒毕露，并写两面——略萨式自由主义的两个向度：一个是较为纯粹的个性阐发，其中彰显的是他的情爱观、性爱观，乃至个人隐私等；另一个是瑞典学院所说的个人对权力的反抗，这最终证明他仍是从“小我”出发指点江山、宣达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