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无名时代：问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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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无名时代：问题与机遇


   蒋登科

　　经常在报刊和网络上读到关于当下诗歌的文章，很多人对当前的诗歌局面持乐观态度。但是，当我认认真真地找到一些作品集中阅读的时候，多数时候却又是失望的。那些作品并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完美，所抒写的感情、所采用的艺术手法有时很难在不同年龄的读者那里都产生共鸣。我感觉到，尽管作品的产量不少，但现在不是诗歌的高峰时期，甚至可以说是诗歌的无名时代。

　　这里所谓高峰时期，主要是指广为人知的名诗人、名作品大量出现的时期，而且，即使过了比较长的时间，这些诗人、作品仍然会被人们提起，不但支撑着诗歌艺术的殿堂，也丰富着诗歌的历史。而这里所谓的“无名”，是当下诗歌发展的一种状态，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者的无名，二是作品的无名，最终导致了诗歌在一个特殊时代的暂时退场和沉寂。这种现象不一定代表优秀诗人、诗歌的缺乏，但它暗示的是作品与读者、与社会之间缺乏共鸣。

　　先说作品的无名，这主要说的是诗歌当前的地位和影响。

　　回顾新诗的历史，我们发现，在任何时期都会有一些诗人因为某一篇作品而受到广泛关注，那些作品最终成为诗人的成名作甚至代表作，那些诗人也因为这些作品而获得名声并被人们铭记。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卞之琳的《断章》、何其芳的《送葬》《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冯至的《十四行集》、郑敏的《寂寞》、杜运燮的《滇缅公路》等等，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可以举出闻捷的《苹果树下》、贺敬之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白雪的赞歌》、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叶维廉的《赋格》、郑愁予的《错误》等等。尤其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差不多十年时间里，由于历史造成的文化空白，人们对于诗歌几乎充满了虔敬的感情，出现了许多受到关注的诗人和作品，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顾城的《一代人》《远与近》、韩翰的《重量》、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流沙河的《故园六咏》、叶延滨的《干妈》、杨牧的《我是青年》、杨炼的《诺日朗》、李钢的《蓝水兵》、翟永明的《女人》、杨然的《中秋月》等等。在新诗发展历程上，这些诗人和作品已经成为合二为一的存在，谈到某个诗人，我们就会想起对应的代表作。反过来也是这样。很多作品都与当时的时代语境和艺术水准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这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艺术的发展，也不断体现出自身的局限，但在其出现的时候，确实代表了诗歌在某一方面的艺术进展，成为诗歌探索的某种标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诗的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一个复杂群体的“第三代”诗人标新立异，提出了不少新的艺术主张，但是他们的作品也主要是在各自的圈子里和少数读者那里流传。就作品而言，除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伊沙的《车过黄河》、于坚的《零档案》、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品外，我们很难看到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以及具有影响的诗人。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面临的情形更加突出，除了一些对诗歌的“恶搞”行为之外，真正在艺术探索上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很少。换句话说，在新世纪之后，新诗的发展面临着很多困惑，名作不多，名诗人很少，大诗人缺乏。我一直有一个看法，优秀的诗人都是有代表作的，代表作不仅是诗人才气、创造力的直接体现，而且影响广泛，是可以让人反复阅读的作品。有些诗人的代表作还可能是新诗艺术探索的一种导向，成为一定时段内诗歌风气的开创者。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代表作，否则他就可能被时间所淘汰。代表作越多的诗人，往往就能成为名诗人甚至大诗人，最终成为新诗发展的见证者、引路人，也成为诗歌史研究者不得不关注的对象。

　　而在网络时代，这种情况似乎不多见了。要说现在的诗人没有才气，这是误解，很多诗人的诗美感悟能力、对人生思考的深度都是过去的不少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要说现在的诗不好，这也是偏见，很多作品在语言的采用、表达角度的选择、想象力的丰富性等方面，都是过去的诗所难以达到的。要说没有读者，也显得武断，那么多诗歌刊物还在出版，甚至还有很多人自掏腰包创办“民间刊物”；尤其是在网络上，我们在几乎每个有关诗歌的网站、论坛、博客上，都可以读到许多很有见地的阅读感想，那些都是读者的声音。

　　再说作者的无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在的网络写作非常流行，很多诗人的名字首先是在网络上出现的，之后才逐渐走向纸质媒体。网络传播具有典型的无名特征，很多写作者在初期都喜欢使用笔名(网名)，有些名字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名字差异很大，很难被人记住。网络的功能主要是传播信息，和诗歌的内在化特征有很大差异，而且网络上的作品总是很快就被覆盖，即使是好作品，也很难受到读者的广泛传诵。不过，从写作动因上看，这些作者之所以使用网名，是因为他们在写作之初基本上没有什么功利之心，只是为了自我表达、自我娱乐的需要，根本没有考虑名声之类的问题，这种取向切合诗歌的自在特征；二是诗人太多。在过去，诗人的称谓很神圣，成为诗人是很难的，首先要在报刊上发表大量作品，而且要有比较有影响的作品。现在的网络时代，诗歌的“发表”省略了许多程序，只要写出了分行的文字，无论优劣，在网上一挂，就可能有人阅读，甚至很快就可能被封以“诗人”的称号。因此，在网络世界里，诗人的称号可以说是满天飞的，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写上几首称为诗的作品，都可以拥有“诗人”的称号，于是，在看起来并不活跃的诗坛上，诗人的数量并不少，但是能够因为作品的优秀而被更多人记住的名字并却不是很多。

　　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及其作者都处于一种无名的状态，毫无疑问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诗歌的无名时代这种现实呢？我想，大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

　　社会关注度低。随着社会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净化功能逐渐减弱。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全社会的关注重心转向了物质建设，实用性逐渐成为人们价值观念的中心，关注诗歌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其产生的影响也往往只是在诗歌圈子内；再加上诗歌圈子本身也是多元的，认同与不认同的人同时存在，这就必然导致诗人和诗歌的社会地位和过去相比大不如前。

　　诗歌的多元发展。现在，人们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任何一首好诗的接受者可能都只是读者中的一部分；读者往往也只关注大量诗歌作品中适合自己口味的部分，诗歌的关注度必然降低。诗歌的多元发展也必然出现诗人、读者的分流，使任何一种诗歌在拥有一些读者的同时也会失去另一些读者。即使是在当下的“诗歌热潮”中，任何一类诗歌的读者都不一定很多，何况读者群体本身也在萎缩。

　　诗人的构成越来越复杂。现在，诗人发表作品的途径越来越多，有些人在报刊发表作品，有些人主要在网络发表作品，还有些人主要在自己创办的民间报刊上发表作品，他们的影响多是在自己参与其中的圈子里，而圈子之外的人则关注不多。这些圈子虽然是无意中形成的，但对诗的影响不能说不大。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诗对社会性强调甚多，而现在，诗歌的自我表达、自我娱乐功能似乎显得更突出。诗人之间因为观念认同而出现的相互欣赏似乎多于读者、评论家对诗人作品的关注和评价。

　　诗歌自身的原因。新时期之后，诗歌在技术上的进步是明显的，在视野上的拓展是广泛的，在个人体验的深度上是值得关注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诗的社会精神、文化关怀在萎缩。我们不能说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都完全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但是，它们提供的精神营养越来越淡薄，以至出现了诗歌精神的矮化、淡化、琐屑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很多诗歌带给读者的不是精神的启迪与心灵的净化，而是在精神层面上与诗歌作品的隔膜。而有些追求大气、张扬精神建设的作品，在语言上、形式上又没有多少创新，尤其是缺乏内在的机智，读起来缺乏诗味。这种矛盾情形的大量存在使诗的影响越来越小，甚至导致了诗人自我感觉良好而读者却骂声不断的情况。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个时期可能导致精神的矮化，或者说是传统文化暂时淡出人们的视野、心灵，出现诗歌的无名时代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呢？是不是诗歌就会从此走上下坡路，失去其价值了？当然不是。可以说，当下的诗歌逐渐回到了它本应属于的位置。诗歌是重要的，但只是在部分人那里体现出自己的重要性。事实上，诗歌本来就只是部分人的事情，全社会都看重诗歌，对于文化、社会的发展不一定是好事。在这样一种自在自足的状态下，诗人不需要在任何指令下创作作品，而是按照自己的真实体验来写作，使诗歌在艺术、思想的质地上回到了本真的状态。诗歌很难带来物质上的收益，不少人失去了利用诗歌去获得诗歌之外的回报的机会，那些非诗人、伪诗人、假诗人在这个圈子里肯定难以混下去，很快就会放弃这种功利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净化诗人队伍，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人才的准备。

　　多年前，我曾在一首散文诗中写过这样的话：“不被人提起就不会被人忘记；不被人爱抚，就不会被人抛弃。”对于诗歌，无名时代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正是诗歌的自我调节时代。在当下，诗坛上的争鸣甚至争吵比过去明显减少了，真正爱诗的人们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诗歌奉献着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诗坛的嘈杂不一定是诗歌繁荣的标志，诗坛的沉静却可以为孕育大诗提供良好的语境。无名时代的诗歌对去功利性特征的追求、对浮躁社会风气的躲避，带给我们的可能将是扎得深、留得下、传得远的优秀作品，而那些作品也需要我们摆脱浮躁心态，调整既有观念，回过头去重新甄别，反复琢磨。(蒋登科)

　　■主持人的话

　　　　记得在本专栏第二期发表陈超的文章《“泛诗歌”时代：写作的困境和可能性》时，我曾经在“主持人的话”中说过，对于我们诗歌时代总体性的认知、评价和可能性的探讨，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很希望能有更多的见解。本期发表的蒋登科的文章，便在新诗史的历史脉络中，通过对新世纪诗歌的多方面考察，将我们的时代明确定位为“诗歌的无名时代”。诚如蒋登科所说的，“无名时代”，一是指作者的无名，二是指作品的无名，它们最终导致了诗歌在一个特殊时代的暂时退场和沉寂。这种现象不一定代表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的缺乏，它所暗示的，其实是作品与读者、与社会之间的缺乏共鸣。很显然，蒋登科是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考察诗歌的状况，如果这样的概括属实的话，那我们的诗歌或我们的社会都可能已经出了问题。希姆斯·希尼曾经在他的文章《诗歌的纠正》中指出，诗歌对社会、文化和对“诗歌自身”都有着双重性的“纠正”功能，这样的功能，也许正是我们目前的诗歌最应该自觉和最应该发挥的。

　　——特约主持人何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