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新一代》杂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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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新一代》杂志问
按：《新一代》由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是一本大学生自己办的杂志，我在看到了这本杂志后，非常震惊也非常欣慰——这本杂志校正了我一贯以来的偏见——我一直以为，当代大学生乏善可陈，难堪期待，然而，当这本杂志呈现在面前，我意识到，和任何时代一样，当今时代，除了一味玩乐、懵懂混世的大学生，仍然有着严肃思考认真做人的大学生，他们或许会是中国未来的脊梁。感谢熊忻同学的辗转采访，他强烈的问题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采访算是对他们微不足道的致敬与安慰。他们同时采访了三个人，合成为一个采访稿：关于土壤——大学与人的心灵成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采访稿自然会与原生态有些差别，由于不会模式转换，我帖在这里的，不是整体的采访稿，只是我个人接受采访的部分。



答《新一代》杂志问

《新一代》/梁卫星

1、大学时代给您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人、事、书籍、思潮、讨论组等，希望您能具体谈谈，比如喜欢讨论什么，讨论过什么。）比如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突破了哪些固有的观念？具体是怎样的？

大学时代对我刺激最大的是每星期四下午雷打不动的半天的政治学习，总是相同的学习文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总是一样的说辞——反自由化思想，反和平演变。不许迟到、不许旷课，必须发言交心。不可思议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不容置疑，不容喘息的狂轰乱炸，这使我身心俱疲，常常有置身囚牢之感。我因此得以从反面意识到了自由的可贵，发自内心地体验到政治应当是自我的选择而非权力的包办。当然，这种意识在当时还只是我的一种不可言说的生命体验，并没有知识论上的依据。这样，为了寻求知识论上的支持，我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而正是藉由阅读，我的生命开始走在正确的方向。而给我最大影响，至今仍让我受益无穷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鲁迅先生的所有文字。陀氏让我意识到人类心灵的复杂与丰富，不容简化也不应驯养。鲁迅先生的文字则让我对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有了整体的认识与把握。他们两人培养催生了我的自我意识和基本人格。这种自我意识持守个人尊严高于一切，拒绝任何未经我生命渴求检验的道德观念；这种人格结构坚信个人独立即是至高幸福，怀疑任何未经我生命理性测量的伦理价值。由此出发，我突破了从小所受的党化教育，意识到了不经理性透视的爱国主义是对生命的背叛，不容个体置疑的类群主义即是罪恶，不为基于生命体验的怀疑所论证的确信即是下贱。

大学时代的生活是孤独的，除了沉浸于书本之中，不曾有过与他人的思想价值交流，不是我不想，而是没有这样的人与活动可供我于交流中成长，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正可作此解，但这也从反面告诉我，每个人都孤立的，他得对自己负责。大学时代的孤独生活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论证了个人主义，这种生命体验与广泛的阅读与思考合流，形成了我至今仍坚持并践行的生命伦理。





2.基础教育塑造出的学子进入大学，即便是有叛逆意识的，也未免受限于基础教育所预设的世界图景。您觉得一个人如果确实希望在大学里进行某种自救，他应该优先突破的是思维的哪些死角？莫非闷起头来广泛阅读就可以了？

基础教育给予绝大多数青年学子的世界图景是极其狭隘虚幻的。对于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这一代人来说，基础教育甚至包括他们正在进行的大学教育，给予他们的只是一个朝贡时代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里只有中国，其他国家要么作为中国的假想敌存在，比如日本、美国，要么作为中国的陪衬存在，比如印度等国，此外便无任何其他意义。这一世界图景培养了这代人的敌我意识与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也抟捏了这代人只知有我绝无他人的伪个人主义，其对人的毒害无论怎么说都不算过分。要想自救，是很难的，闷起头来广泛阅读是绝对不够的，阅读若不结合生命体验，若不与生命体验交互印证，若不能渗入生命体验成为个体生命的血脉心跳，正如水面浮油，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当然，很多生命体验可能是虚假的，只是形形色色的消费时尚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合力驯化的结果，唯有持守“以身为度，以身为限”的法则，发自内心地认可自我生命需要即是幸福的内涵，他人的生命需要即是自我追求的界限，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方可突破人格深处建基于敌我意识之上的狭隘政治理性与建基于伪个人主义之上的交往伦理，从而形成合乎天理人道的交往理性与生命伦理。





3.2009年您在写给自己学生的信（《给刚上大学的你们》）中说，中国人最富贵最威严最安全的生活就是某种组织生活，而包括大学社团和学生会在内的所有其他组织生活都是这种富而且贵的组织生活的预演。我们注意到90年代以来政府力量对高等教育的强力干预，可能加剧了社团生活的“组织化”。所以我们想知道的是，您上大学时所经历和见闻的学生社团活动是怎样的？以及您怎样评价？

我大学时代没有参加过任何学生社团，不过，我还是在过一种倍感屈辱的组织生活，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以党组织为基本模型而亦步亦趋的组织体。至于学校社团，其实也不过是仿党组织的组织体，而且具体而微，党组织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基本上都在过组织生活，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事实上，真正的组织生活并不是坏事，相反，是好事，而且符合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性。欧美国家的各种民间组织和个人社团只比中国多不比中国少，正是他们构成了一个国家介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层面，并有效地把个人组织起来抵抗着政府与国家的操控，捍卫并经营着个人的合目的性的生活。也就是说，较之真正的组织生活，我们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是“被组织生活”。因为我们并没有个人选择，我们的组织与社团不会考虑个体生命丰富多彩的欲望与兴趣，亦拒绝或发现或催生以至发展个人的各种生命潜能，他们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把人追求自我完善与个体价值实现的政治理性简化为狭隘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把人的无限丰富的兴趣与爱好删刈为纯粹的社交能力，把人的追求超越的精神趋向锁定为升官发财的物质主义人生。因此，我们看到的组织生活其实只有两种图景，一种是为官僚主义权威主义所支配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种是游离于组织边缘却又不可摆脱从而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方向的虚无主义与混世主义人生，苦闷、无聊、玩世不恭，什么都无所谓，过一天算两个半天。这样的组织生活从我年青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对此充满了愤怒与无奈。





4.您教过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多有跟您保持联系者。他们的焦虑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您怎样看待这些焦虑？

我教过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相当一部分非常焦虑。他们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大学不是他们期待的那样，很多大学其实不过就是一个放大的高中，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大学的新同学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无知、麻木、脑残，却又自以为是。大学的生活更非他们曾经展望的，那里没有大师，只有大楼，没有精神生活，只有欲望培训，没有思想交往，只有利益争夺。这使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入了死气沉沉青蛙鼓噪的荒原，他们四顾无人，苦闷忧伤，但他们的焦虑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说明他们有着年轻人正常的情感与心智，有着人之为人的正常的精神渴求与思想萌动，这是我给他们的大学礼物，我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住，我愿意送给他们一句话，人的痛苦比猪的快乐远为高贵！





5.八十年代的大学中弥漫着读书、讨论的氛围，对社会政治议题关注甚多；新世纪的大学生活则被网络所占据，关注的问题越发去政治化、多元化。这其间的九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变迁的过程和机制又是怎样的？

八十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还有一定的思想自由，人们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还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那时的大学弥漫着读书、讨论的氛围是很正常的，人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言“政治的动物”，关注社会政治议题，也正是正常本能的释放与表达。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关心政治，就只能称之为非人，或者充其量只能叫余世存先生所言的“类人孩”。关健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并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他们一向认为政治就是管理，是权力的禁脔，是大人先生、王公贵族的事。上层这么想，他们理直气壮地把管理作为奴役，下层也这么想，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奴役。可是真正的政治无所不在，政治的每一微小言行无不关乎到每个人在生存与生活中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权力与利益，你不关注政治，政治也会找你，那时，你就只能“被政治”。只有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人们才不会关注社会政治议题，因为在彻底原子化的社会里，其实已经没有了社会，也就没有了正常人，因此也就没有了政治，余下的只是一个庞大组织对一群乌合之众的任意役使，犹如一个蜂王役使一群工蜂。所以，在坏时代与更坏时代之间，我别无选择地缅怀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南巡讲话与随后的文化教育政策，彻底埋葬了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与政治激情，一个空前物质化的时代几乎是一夜之间空降于九十年代。由高度集权牢牢掌控的市场经济把人们的所有物质欲望刺激出来，却绝不容许有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于是，思想退隐，学术横行；理想匿迹，欲望纵横；启蒙夭折，国学驰骋；革命成鼠，难以过街，改良至上，人人服膺。九十年代于政治权力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以物质欲望驯化覆盖人的丰富多彩多元深刻的本性的时代，一个以活着就是幸福的实然存在图景僭越无穷存在可能性的时代。对知识分子而言，则是一个以理性宽容掩饰胆怯自私的时代。如果说，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人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规训，成为整全的意识形态奴隶，那么，九十年代之后，中国人是在意识形态与畸形市场经济的合力之下，成为了彻底的物质化动物，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维度。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这样一个巨变，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嬗变，而是完全出于政治权力的一己操控，而知识分子以自己的集体沉默与失节谄媚投靠权力晋升为精英阶层尤其令人愤怒沮丧。

所以，九十年代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时代的精神状况并没有本质的变化，网络的出现也不过是提前把人们的物质饕餮推进到了娱乐至上的生态层面。因为除了拿肉麻当有趣，拿无聊当开心，拿匮乏当丰满的娱乐疯狂，“被政治”的人们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生活与创造了。所以，我认为新世纪的这十年绝大部分大学生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去政治化与多元化，而是更加单一化——为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方式的多元化掩盖的实质上的单一化。他们关注的其实除了物质欲望的满足还是物质欲望的物质，房子、车子、票子、儿子是他们理想生活的全部。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九十年代人相比并不是什么新人类，他们仍然走在“类人孩”的诅咒之中。



6.看到一本80年代出的书，里面的大学生写自己的情况时，还是拘泥于那种受政治宣传话语影响很大的腔调。翻到本世纪初出的校园刊物，里面也还是有一些“接班人”式的口吻。这一方面，您自己的经验是怎样的？

八十年代虽然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但由于建国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洗澡，那时候的大学生的话语腔调意识形态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给予启蒙以从容的时间，相信这种腔调会得到正当的清洗，可惜，启蒙被人为掐断，而且为了打击抹黑启蒙，九十年代大学里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渗透远超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校园刊物里，“接班人”腔调其实比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由于严酷的政治气候，多出了一些嬉皮士混世腔调而已。到了这个世纪，党化教育真是滴水不漏，我记得我读高中时，党组织还没有在高中生里招收预备党员，而现在的高中，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学生申报预备党员，可以想像这些申报者的“接班人”口吻是多么字正腔圆了。当然现在的大学生刊物我相信还会有其他口吻，比如小清新口吻，娱乐无极限口吻，网络追酷求新口吻，这是媒体升级换代，科技促进玩耍的结果，而非基于思想挣扎后的理性选择。这些口吻一点也不与“接班人”口吻矛盾，他们既不是主动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的自我经营，亦不是刻意的意识形态反讽，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有政治，正是“被政治”的最为可悲的证明，他们的那些看似自由主义的口吻，其实一点也不自由，不过是“接班人”口吻操控下的新媒体时代的虚幻面具而已。所以，当奉旨爱国或受令游行的时候，他们总是其间最活跃的一群。当然，我还经验过另一种口吻，那种完完全全的玩世不恭，只能说是典型的犬儒口吻，不消说，这种口吻在否定接班人意识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体独立的意识，这是长期的“被政治化”所形成的心灵伤痕，是没有热度与活力的人生。



7.今天大学生似乎更多地受大众媒介影响，他们心目中的知识权威几乎超越不了畅销书这一层。与此相比，九十年代是怎样的情形呢，那时候的大学生所信任的权威是什么？

我是九十年代初毕业的，我们那一代人信任的知识权威相对来说还是承载着八十年代的余绪，主要是一些经典作家和世界一流的文化思想大师，比如对我影响深远的就是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还有萨特、叔本华等思想大师，但是由于已经没有了交流的场域，这种信任很快就开始为时代刻意炮制出的偶像所取代，比如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钱钟书这样的学术大家，余秋雨这样的明星作家，汪国真这样的口水诗人。越往后走，大学生所信任的权威越偶像化、明星化、娱乐化，越来越远离思想与现实。



8.学潮过后的大学氛围有哪些变化？

被联篇累牍的政治学习弄得疲惫不堪的倦怠麻木，完全没有思想交锋的枯燥无聊，找不到理想无处挥洒激情的苦闷，迅速忘记八十年代跑步进入愚味而不以为憾，一个连娱乐玩耍都没有任何新意的时段，其气氛差可用“荒漠”二字来形容。



9.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曾经历过人生观的大讨论（“潘晓争论”），踌躇于“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您怎么看这次讨论？九十年代这方面是什么情况呢？那时候大学生的主要焦虑有哪些？

八十年代的这场有关人生观的大讨论，是启蒙思潮推动下的一缕小小浪花。那是一个刚刚摆脱长达三十年恶梦的短暂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里，人活着只能是为了国家民族党和领袖，个人得随时准备为这些抽象的东西献身，而且还得心甘情愿，充满自豪感和荣耀感，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也是不容置疑的，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当人们睁开眼睛，才痛苦地发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那些抽象的东西残忍地吞噬了几代人的青春与生活，践踏了几代人的生命与理想，扭曲了几代人的激情与追求，他们不能不反思，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反思导致了大讨论，这一方面说明了三十年意识形态洗脑余威犹存，控制仍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当时在挣脱这种精神控制时的痛苦与艰难。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看这一讨论，可能觉得很可笑也很幼稚，但如果稍有一些历史的同情，我们不能不为当时人的认真而肃然起敬。其实，我现在还是认为，这场讨论并没有结束，我们仍然需要重拾八十年代人的话题，只有这样，才能活得严肃而得体。

九十年代这个话题似乎少有人谈起，这是因为学潮之后，当局极大地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加强了思想与精神控制，人们也许内心有抵触，但表面上得表示对当局教化的认同，否则，是很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里放出来，人们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在言语上表示对当局意识形态的服膺，一方面在个人行为上极力追求个人私利。人们的焦虑不再是理想的不得实现，而是如何压抑乃至彻底遗忘理想，如何做一个生活成功的人。这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时至今日，他造就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主体人格：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自身的伪个人主义。这使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私利时从不考虑他人的存在，人们无法把握群已界限，被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只能被轻而易举地为不受限制的权力掌控，闷声发财，发不了财或则怪自己，或则怪周围的人，从不反思根本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败坏，伦理崩溃，贪腐横行，公权私用，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的……末世图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二十一世纪十年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恶性延续。

所以，我们需要再来一次人生观的大讨论，因为这其间蕴藏着人如何才能真正活得高贵而尊严的秘密——为自己为他人里面包容着一个对群己界限的讨论，而这个讨论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每个人对权力的认识，一旦个人、社会、政府、国家的关系被全民讨论，我们体制的僵化蛮横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专断可笑将成为每个人内心最大的羞辱，那时候，也许能迎来一个真正变革的时代。



10.您觉着一个大学老师的价值可以体现在何处？

我前不久看到了两则有关大学教授的新闻，一位教授说，他的学生毕业后如果不赚够4千万别来见他，另一位教授说，大学教师应该专心搞科研，上课是很可耻的事。这两位教授名头虽然吓人，其实不过是名利之徒，他们无非认为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物质的巨量占有。这样的大学教授，实话说，大便不如，但他们却人数众多，把持着大学教育。我始终认为，一个教师，无论你是中小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其价值只能体现在课堂之上，所谓科研，当然要搞，但真正的科研其实是在课堂上搞出来的，而非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那一代人，他们至今仍然深具影响的科研成果是从哪里做出来的？他们当然是安于书斋的人，但如果离开了与学生的生命交融，他们的成果能如此杰出吗？如今，我们的教授们不上课专职科研久矣，但除了时时暴出抄袭论文的丑闻，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发现或发明了哪怕一点点于人类文明有益的知识。

一个大学教师居然把远离课堂作为一种荣耀，把赚钱多少作为成功的标志，这是什么样的无耻理念？难道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应该以人的精神成长为根本目的吗？

我也在大学给研究生们上过课，我觉得能够和大学生们讨论人生，讨论社会，讨论知识，实在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我想大学老师的价值就应该在这之中吧。